很多读者看到我的文章写得还算好，就以为我的讲话肯定也精彩，其实不然。我的口才很差，偏偏你们学校是专门培养口才好的人的，所以今晚我是用我的弱项碰你们的强项，肯定会被碰得头破血流。
我今晚讲座的主题是人生意义的问题。对于有些人来说，人生的意义始终是值得怀疑的，哲学家尤其如此，他们总是不断地追问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有没有根据。当然，许多人会觉得这样去追问没有必要，这种人活得很快活，我特别羡慕，可惜我自己是属于情不自禁要追问的那种人。我从事的职业是哲学研究，虽然我研究哲学已经有许多年，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也已经有许多年，但至今仍想不明白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今天我就把这个我想了多年仍想不明白的问题和大家讨论讨论。这个问题老实说我们也许永远也想不明白，但我的体会是，想不明白而仍然去想对一个人还是有好处的。
人生意义的问题是人生哲学的核心，它涉及对人生的总体评价，即人活着到底有没有根据，有没有意义，这就是哈姆雷特常问的问题：“活还是不活，这是个问题。”事实上，许多人内心深处都有这个疑问。我有一个经商的朋友，生意做得很大，有一天他打电话来要找我聊聊，他跟我说，他整天忙忙碌碌的，闲下来时突然觉得人活着没有什么意思，他问我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就跟他说，人活着可能本来就没有什么意义，意义都是自己找的，准确地说，都是自己造的。追问人生有没有意义，是因为人生有两个疑点。第一点就是人的生命过程是一个自然过程，人和别的动物一样经历着出生、生长、衰老、死亡的过程，从这个过程中似乎看不出任何更高的意义来。但是人好像又不甘心自己像别的动物一样，他总希望人生有超出动物性生存以上的价值。第二个疑点是，生命是短暂的，人终有一死，从死后的眼光来看，这短暂的一生等于没有活过，这时就会对人生意义产生怀疑，人生到底有没有一种超越死亡的不朽的价值，所谓终极的价值。关于这两个疑点，有三种不同的回答。第一种回答是，人生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应该解脱出来。这方面的代表是佛家思想，佛家认为，人生只不过是一个幻象，因此要从生命欲望的支配下解脱出来，其最高境界是涅槃。第二种回答是，人生有终极根据、终极价值，代表是基督教，认为灵魂是不死的，因此生命是永恒的。第三种回答大约是多数人的回答，也是我的回答，那就是对人生的终极意义不能肯定，但也不能接受人生根本无意义的观点，宁可相信人生还是有意义的，我们应该去寻找或创造，哲学就是为此而存在的。
关于人生意义的两个疑点，实际上分别是信仰问题和死亡问题，今天我着重讲信仰问题，然后简要地讲一讲死亡问题。
我认为所有的哲学问题都是无解的，没有标准答案的。比如信仰问题，也就是人生目的问题，人为什么活着，生命有没有一种超越生命的神圣价值，这个问题放在宗教里是有标准答案的，放在哲学里就没有，哲学只是让我们自己去思考，去探索可能的答案。
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人生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具体的目的即理想。比如你们未考上大学之前拼命奋斗是为了考上大学，大学毕业后要找一份好工作，又比如我现在研究哲学，准备出一本书，这些都可以说是目的，但都不是人生的最终目的。从整个一生来说，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这才是哲学要问的问题。有人可能说我活着是为了赚大钱，当个大富翁，有人可能说要搞政治，当总统，有的人可能在文学上很有雄心，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然而，这些都还不是最终的答案。事实上，人生目的的问题要问的恰恰是一个为什么，你为什么要当大富翁，你为什么要当总统，你为什么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如果你当大富翁只是为了满足你的物质欲，当总统只是为了满足权力欲，得诺贝尔奖只是为了满足名誉欲，那么，只能说明你的个人欲望很强烈而已，你还是没有弄清楚人生目的这个问题。
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故事。亚历山大大帝在征服了欧亚大陆以后，到各个城邦去视察，有一次来到一个城邦，遇见哲学家第欧根尼，第欧根尼是那时候最著名的哲学家，他提倡过简朴的生活，当时正躺在一个木桶里晒太阳。亚历山大大帝对他慕名已久，见了他就问：请问我能为你效什么劳？第欧根尼回答：只有一件事，就是请你不要挡住我的阳光。亚历山大后来感慨地说，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就要做第欧根尼。作为欧亚大陆的征服者，亚历山大大帝权力大如天，但他仍然这样敬佩第欧根尼，他觉得第欧根尼正是在最重要的一点上比他高明，就是第欧根尼弄明白人为什么活着了，而他还没有弄明白。
其实，获得诺贝尔奖不算什么，好几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比如海明威、川端康成，都是获奖后自杀的，可知他们绝对不会认为获得诺贝尔奖是他们的人生目标，否则他们就应该很满足，决不会自杀。这说明他们认为人生应该有一种更高的目的，但那个目的他们永远无法达到，所以在绝望中自杀了。
所以，谈论人生目的就不能停留在世俗欲望的水平上，它应该是对高于世俗生活、高于生命过程的一种价值的追求。现在要问，人追求这样一种价值的冲动是从哪里来的呢？生命过程本身只是一个自然过程，自然本身并没有给人提供一种高于生命过程的目标。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回答是，人是有理性的动物，有抽象思维的能力，能对自己的生活状态进行分析和评价。但是，理性是为生存服务的，而实际上人的精神追求与理性的这个功能是相悖的，它并不利于生存，我们只要看看，在现实生活中执著追求精神价值的人总是倒霉蛋，就可以知道了。由此可见，人有精神追求并不是因为人有理性，只能说是因为人有灵魂。理性与灵魂是两回事，理性是为了对付生存环境，实现的是一种工具价值，而灵魂是人的一种内在渴望，追求的是目的价值，真、善、美之类的精神价值。这些价值之为价值不是因为它们能为生存服务，而是因为它们本身是值得追求的。因此，人和动物的不同不仅仅是头脑发达，最根本的是人有精神追求这个意义上的灵魂，而动物没有。
那么，人的灵魂是从哪儿来的呢？人的灵魂在宇宙中到底有没有根据？我们也许可以说人的大脑是进化来的，是人在不断的生存斗争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是为了更好地适应和改造环境，更好地生存，这些可以用科学来解释。但是，人的内在渴望、精神追求却不能用科学来解释，不能用进化论来解释。我们只能假定，人的大脑和灵魂有不同的来源，大脑来自自然界，灵魂则来自某种神圣的力量，来自一个更高的本质世界，柏拉图称之为理念世界，基督教称之为上帝。
可是，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基督教信仰体系逐渐崩溃，用尼采的话说，上帝死了。在这之后，上面这个假定就成问题了。按照近代自然科学的描绘，人类只是宇宙过程中一个偶然的产物，与别的动物的区别只是进化程度更高，头脑更发达而已，宇宙过程中根本没有灵魂的位置。这样一来，人的灵魂生活就失去了根据，对于人的灵魂生活就只能有两种解释，一是根本没有灵魂生活，所谓的灵魂生活只是人的自欺和幻觉，二是人虽然是有灵魂生活的，但这个灵魂生活没有来源，在自然界里找不到根据，只是一种孤立的现象，所以人的一切精神追求必然是绝望的。我们看到，现代人确实处于这样一种状态之中，在世俗潮流的冲击下，一些人确实把灵魂生活当作虚幻的东西抛弃了，不再有精神上的追求，而那些仍然重视灵魂生活的人则陷入了空前的苦闷之中。这就是所谓的信仰危机，其实质是灵魂生活失去了根据。
其实，到底有没有一个作为灵魂生活的根据的更高的本质世界，科学虽然不能证明，但也不能证伪。因为科学只是研究经验范围之内的现象，而灵魂所追求的东西超出了经验的范围，对于形而上的东西、超验的东西，科学既不能说有，也不能说没有，那不是科学的事儿。按照柏拉图的说法，我们相信灵魂来自理念世界，相信有一个理念世界存在，但我们无法证实，因此这是一个冒险，信仰本身是一个冒险。我们宁可冒这个险，因为相信它存在比不相信它存在要好得多。对于这一点，说得更清楚的是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他说这就好像赌博一样，上帝到底存在不存在，我们无法证实，但我们把赌注押在上帝存在这一边，赢了就赢得了一切，输了却什么也没有失去，因为结果无非就跟押在上帝不存在那一边一样。我相信，信仰总是带有这种赌博和冒险的性质的。我认为，关键在于，把赌注押在上帝或最高本质存在这一边，相信我们的精神生活有某种终极价值，这样来安排我们的人生，与那种否认精神具有最高价值的人生，两者的品位是完全不同的，这本身已经是信仰冒险的巨大收获了。
那么，在现代条件下，人到底怎样才算有信仰呢？在现代社会中，无信仰的确是一种普遍的状态。表现之一是冷漠，许多人对于有没有信仰好像完全无所谓，只要物质生活过得好就行了。尤其是一些以后现代自我标榜的人，他们公开拒绝和嘲笑信仰，认为信仰是一种过时的、可笑的东西。其实，真正的后现代是指在原有统一信仰解体的情况下提倡信仰的个人化和多元化，并非全盘否定信仰。另一种表现是没有信仰而装作有信仰，例如很多人信教或假装信仰某种主义，完全是出于功利目的，并不是出于精神渴求。现在寺庙里的香火很旺盛，我相信如果去问那些烧香拜佛的人许的什么愿，肯定多半是一些很具体的事。真正的佛教信仰当然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按照本义来讲，佛不是神而是觉悟的意思，而现在人们却把佛当作法力无边的神，向他下拜、烧香，求他保佑，赐给自己一些很实际的福分，这就把佛教功利化了，失去了佛教的本义了。比较起来，现在有些人信基督教可能要真诚一些，真实信仰的成分可能要稍微多一些。
总的来说，我认为真正的信仰不在于你是否信教，信什么教，做一个教徒并不等于有信仰。衡量一个人有没有信仰，主要是看他在精神追求上是否真诚和执著。有信仰的表现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你可以是一个无神论者，像苏格拉底就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说未经思考的人生不值得一过，他自己是这样做的，并且教导当时年轻人要这样活着，因此遭到指控，说他扰乱民心，被处死了，可以说他是为信仰而死的。你也可以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像尼采那样，他对欧洲的传统形而上学和基督教进行了全面批判，自称是欧洲第一个虚无主义者，但我认为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一直在真诚地思考人生意义问题，最后发现人生根本没有意义，但他决心把这个没有意义的人生承担下来，不逃避，也不撒谎。你也可以是一个宗教徒，比如奥地利神学家、社会活动家史怀泽，三十岁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名的神学家、音乐家，研究巴赫的权威，德国斯特拉斯堡神学院院长，这时他却改行去做医生，学了六年医，然后到非洲一个小地方行医，一直到死。他后来还创立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认为生命的来源是神秘的，人对一切生命都应怀有敬畏之心。所以，一个人到底有没有信仰，并不在于外在的身份和外表的信仰，最重要的是相信人生有一种超越世俗利益的精神目标，这个目标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因而执著地去追求，为之而献身。在我看来，上面这几位只有外在的、次要的区别，他们都是精神上的圣徒，都在寻找和守护人世间高尚、伟大、神圣的东西，正是这些人的寻找和守护证明了这种东西是存在的，上帝就存在于圣徒们的寻找和守护之中。
关于现代人的信仰问题，美国哲学家蒂利希有一个很好的说法。他说，以前都是用信仰来证明勇气，其实应该用勇气来证明信仰。他的意思是说，一个人有了某种信仰还不能证明他有精神追求的勇气，但是如果他有精神追求的勇气，就证明他是有信仰的。信仰不是一种观念，比如说上帝的观念，信仰实际上是灵魂的一种状态，是被一种最高的力量支配着的状态，蒂利希把这种最高力量称作存在本身。当你的灵魂被这种最高力量支配着的时候，你就进入了信仰状态，不管你有没有意识到这种力量，你都被它支配了，你就是有信仰的。比如说，一个人寻找生命的神圣意义，他总也找不到，于是他绝望、焦虑，但他不顾寻求的徒劳仍然坚持寻求，他的灵魂渴望并没有因为失去宗教信仰的支持而平息，反而更加强烈了，这就说明有一种力量比关于上帝的神学观念更强大，这种力量不会因为上帝神学观念的解体而动摇，是这种力量支配了这个人，所以他才会坚持不懈地寻求。也就是说，不管现有的宗教怎样衰落，人的灵魂里的渴望仍是根深蒂固的，它必定是有一个来源的。人的渴望证明了人是有一种重视精神价值超过重视物质价值的存在，一个人不管是否找到了这种精神价值，只要他始终有内在的渴望，就可以说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我很赞同这个思路，它确实触及了信仰的实质。
经常有大学生问我，说他们在大学里有很多理想抱负，但一到了社会上总要碰壁，那么理想究竟有什么用？我认为，如果理想只是对现实的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它已经背离了理想的本义，在现实面前碰壁是必然的事情。所谓理想应该是指对精神价值的追求，比如说追求正义，追求真、善、美，事实上这类理想是不可能完全变成现实的，否则就不成其为理想了。同时，这种理想的实现形式同某种社会理想比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实现形式是不一样的，它不可能变成一种直接的社会现实，而是成为一种心灵现实，也就是转化成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正确的人生态度。如果你拥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正确的人生态度，就证明你的人生理想是在实现。
关于死亡问题，我就简单地说几句。死亡是对人生意义的严重威胁、根本威胁，所以成为人生哲学要讨论的大问题。我相信很多人在小时候，一定经历过对死亡的突然发现，就是有一天突然知道，死亡不只是别人的事，那些老人、病人的事，而是把死亡和自己联系起来了，确凿无疑地知道自己也会死的。实际上死亡意识的觉醒也就是自我意识的觉醒，你意识到了你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而这个个体在宇宙间的存在是极其短暂的。这是一种非常痛苦绝望的体验。在人的一生中，这种对死的恐惧、对独一无二的“自我”必将消失的恐惧会经常浮现在你的意识里，当然有时候会忘记，但它始终在那里。随着年龄增长，人们也许会对它麻木起来，由于你对死这件事毫无办法，往往还会回避。
但是，事实上死是无法真正回避的。那么，哲学就是要你去思考这种人们一般不敢想不愿想的问题，通过思考，你多半仍然不能克服对死的恐惧，但是可以克服对死的恐惧的恐惧，也就是说，你敢于直面这个让你恐惧的事情了。哲学不是在经验层面上讨论死亡问题，比如临终关怀之类，而是在形而上层面上讨论，比如人死后是归于虚无，还是灵魂不死，如果归于虚无，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对于这类问题，哲学家们有种种不同的回答。多数哲学家的思路是，死是自然规律，应该坦然接受它。依我看，这个思路水平不太高，因为它回避了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死后的虚无对人生意义提出的严重挑战。但是，我发现，那些不回避的哲学家，他们的思路实际上就非常接近宗教。比如说，柏拉图要我们相信，只有肉体会死，灵魂是不死的，他的观点就接近基督教，事实上西方基督教在形成过程中也吸收了他的思想。又比如说，叔本华要我们看透人生在本质上是虚无的，他的观点就接近佛教，事实上他的哲学思想受了佛教很大影响。我个人认为，佛教对生死问题的理解可能是最透彻的，当然佛教比较悲观，比较消极，但是，对于死亡这样一件让人无法乐观的事情，最好还是不要自欺，正确的做法是解脱自己，而佛教传授的正是解脱的智慧和具体方法。
关于死亡问题，我就说这么多。我觉得，重要的不是你最后是否想明白了，而是要去想，要面对，不要回避。也许你最后还是想不明白，但是，想本身是会有收获的，可以使你对人生中各种具体的遭遇看开一些，以死为背景，你就不会太在乎，也可以使你在一定程度上对死做好准备，就像蒙田所说的，想得多了，就对死亡这件事好像很熟悉了，一旦来临，就不会感到太突然了。
我讲到这里，下面我们来交流。
问：周老师，你是个哲学研究员，可以经常思考人生意义问题，可是在世界上忙忙碌碌的我们，能在什么样的场合、什么样的心情下去思考人生问题呢？这种思考会有明显的现实意义么？
答：我思考人生的问题并不是因为我的专业，如果我没有从事哲学专业，我仍然会想这些问题。同样，我知道许多不是这个专业的人在思考这种问题，而一些从事哲学研究的人却未必思考这种问题。真正说来，思考人生问题和职业没有什么关系，只要灵魂中有困惑，就会情不自禁地去思考。而且，这并不占用你特定的时间，一个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可能作这种思考。当然，为了想明白这个问题，我也许要去看很多有关的书，这是要占用一定时间的，这是另一回事了，思考本身是自发的，是不由自主的，不是由职业决定的。至于忙忙碌碌的人思考这种问题有没有用，这要看你怎么理解有用或没用了。哲学的确是最没有实用价值的。如果你从来没有被这种问题困扰，那你当然不用去思考，这样你也许生活得更加简单和轻松。如果是相反的情况，你就欲罢不能，不让你思考也难。所以，这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而很可能和一个人的气质有关。我的体会是，虽然经常思考这样的问题可能使人沉重，但其中也有很大的乐趣，这种乐趣是别的事情不能代替的。
问：你认为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信仰佛教会不会导致消极作用？
答：我认为会的，我一点儿也不主张年轻人信佛。虽然我认为佛教是一种最深刻的人生哲学，西方没有一种宗教、一种哲学在这方面能够超过它，但是，它毕竟把人生看得太透了，彻底的佛教徒是不能在世俗中生活的，他只有出家，到深山老林中去。当然，对佛教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我自己理解得还很浅，今后会好好学，也许会找到一种把出世与入世结合起来的方式。
问：你主张要看透生死，那么我必然要死，还苦苦拼搏干什么？我是否就应该充分满足自我，享受人生？
答：这是尼采和叔本华的区别。叔本华认为人生是虚无的，应该解脱出来，灭绝生命的欲望，没有必要拼搏。尼采不一样，他其实也认为人生是虚无的，本质上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我们并不因此就不热爱生命了，而因为热爱生命，我们就要为本无意义的生命创造出一种意义来。他有一个比喻，说生命就好像是一个美丽的女子，我们已经怀疑她了，不相信她了，但是我们仍然会爱她。我们即使看透了生死，仍然不能抵御生命所具有的魅力，对生命的热爱是出自生命的本能，这种本能是任何悲观的理论都压制不了的。其实，我觉得，看透生死不一定会使人变得消极，如果把握得好，可以使人更积极，但同时又更超脱。所谓更积极，是指你能够更清醒地分清主次，你可以在正确的方向上去拼搏，去争取你真正想要、对于你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同时，当你在拼搏中遭受挫折时，你又能用一种超脱的眼光看待。在人生中，积极和超脱都需要，困难在于把握好分寸，二者之间有一个平衡，偏于哪一面都不好。
问：当你在遇到一些重大困难或无法解决的难题时，你是否想到宗教，希望一些超自然的力量去帮助你？
答：想到的。因为那个时候你没有别的方法，只好相信奇迹，确切地说是盼望奇迹。常常有人劝我信教，有很多基督徒向我传教，但是现在神还没有找到我。
问：经历了苦难以后，你曾感到哲学观念的无力，这对你以后的哲学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你对你的追问仍然自信么？
答：哲学观念上的东西对现实的苦难不起作用，当你在身陷苦难时，确实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忍受，忍也不是一个好办法，但只好如此。哲学带给我的一样东西还是起了作用的，不是某一个哲学观念，而是跳出来看自己的遭遇的那种习惯，这是一种整体性的东西，有点像第二本能。至于说我在这以后对我的追问是否仍然有信心，我觉得我一向就不自信，而且我追问的不是观念上的东西，我的问题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我的内心。事实上，思考这些问题，然后再把它们表达为语言，已经离内心中的根源很远了，彼此已经有很大的出入，不过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想，无论我的表达看起来多么明白，内心中那些原始的困惑是不能根本解决的，所以我很不自信。
问：有人当面称你为哲学家时，你心中作何感想？
答：没有什么感想，其实哲学家是一个很普通的词。在西方，哲学家也只是一种职业，只要你是研究哲学的，就可以称你为哲学家。当然，哲学史上的伟人、哲人，像苏格拉底这样的人，又是另一回事了。
问：你认为近代以前的中国有过自成体系的哲学么？
答：你这个时间的限定很有意思，“近代以前”，说明你也认为中国近代以后没有自成体系的哲学。近代以前，当然包括古代。我最近在研究王国维，我发现他是最早懂得西方哲学的人，尤其是第一个读懂康德的中国人。王国维在读懂康德后就深深感到，中国没有形而上学，没有纯粹的哲学，只有道德哲学、政治哲学，像孔子、孟子、荀子这些人，都是有政治抱负的人，而不是真正的哲学家。在他看来，中国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的。我想，比较而言，老子可以说是中国到现在为止曾经有过的最自成体系的哲学。
问：你认为作为一个哲学研究者，对当前现实问题是应该面对还是应该背对？面对又该如何面对？
答：我觉得应该面对。背对这个姿势本身就很傻。你可以面对，但应该远一点，就是不要过于投入。哲学家可以关心现实，也可以不关心现实，但从来不是非常投入现实的人。哲学是立足于根本，立足于永恒，去看一切暂时性的东西，现实当然属于暂时性的东西，所以距离是必要的，哲学应该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
问：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种深沉的虚无，旧有的宗教价值体系崩溃了，可不可能建立一个新的价值体系来？在现在的社会又可以以何种形式出现，该向哪条路走？
答：这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原来大家认同的价值体系崩溃了，那么一个新的价值体系能不能建立起来？时下很多人在提倡新儒学，想要以之作为中华民族的新信仰。我本人认为，在今后五十年内，不太会形成一种新的统一的价值体系。尼采在十九世纪末曾经预言，一个虚无主义时代即将到来，它将统治两百年的时间。我不知道他的预言有何根据，但是我认为，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种新的信仰体系形成的前景还很渺茫。而且，我觉得其实人类不应该有一种统一的信仰，信仰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我比较欣赏现在的状况，就是没有一元化的信仰，你真正需要信仰就自己去寻找去选择。
问：你是否还和十岁时有同样的心理？对死亡的恐惧感是否还存在？
答：当然，不过在年轻时，对死亡的突然意识的出现比现在要多，这说明年龄越大越麻木。也许这是大自然的一种安排吧，在让你一步步走近死亡的同时，也一点点适应死亡，越来越不那么敏感，等到死亡来临时，也就不那么痛苦了。
问：你用大量篇幅阐述了人生超越价值的问题，对我们年轻学子来说，应该具有什么样的信仰？请列举几种。
答：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每个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信仰，这是因人而异的。我当然可以给你列举出世界上现有的几种信仰形式，几种宗教，但这毫无意义。真正的问题也许在于，如果你对它们都不信，在信仰问题上该怎么办。如果是这样，我就向你推荐哲学。用雅斯贝尔斯的话来说，对于失去了统一信仰的现代人来说，哲学是最好的避难所。他的意思是说，在你还没有寻找到一种确定的信仰之前，哲学一方面可以帮助你去寻找，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是一种不确定的东西，是对信仰的一种探索过程，因而可能正好是最适合于你的东西。
问：当我的理想与现实发生矛盾时，我总是对哲学家的说法产生怀疑。你是否怀疑过你工作的价值？你遇到你的哲学难题时怎么办？
答：我说过，我对我的哲学探索是很不自信的，但原因不是因为理想与现实之间有矛盾。这不成其为怀疑哲学的价值的理由，恰恰相反，如果理想与现实之间没有矛盾，要哲学干什么？哲学的价值正在于用理想来为现实引路。我的不自信是基于哲学的本性，哲学始终是一种寻找终极根据的工作，终极根据不可证明，实际上永远处于不确定之中。因此，我常常产生一种怀疑，就是我也许是在寻找自我安慰，找到的也只是自我安慰而已。不过，自我安慰也未必没有价值，人是需要自我安慰，人类是需要自我安慰。
问：在生活中你是一个当局者还是一个旁观者？当局者清还是旁观者清？
答：我想我们每个人既是当局者又是旁观者。我自己尽量做到两种角色能够时常调换。当你身为当局者无法忍受时，就要尽可能跳出来做一个旁观者，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化解身为当局者的痛苦。
问：你今天所谈的这些问题，你说都是永远不能解决的问题，既然你已经看清了它们没有答案，为什么还要去寻找答案呢？你对答案的探究还有意义吗？你在乎的仅仅是过程么？
答：这个将了我一军。这么说吧，探究这些问题是灵魂的要求，理性的确不能解出答案，但是灵魂才不管理性能不能呢，所以这是身不由己。另外，你可以说我在乎的是过程，因为我确实感到，这个过程是有乐趣也有收获的。
问：尼采的自杀是否是因为彻悟了人生的意义？尼采对你的思想有哪些影响？
答：尼采没有自杀，是发疯了。他发疯恐怕不是因为彻悟了人生的意义或无意义，而是因为大脑的病变。局势和他年轻时得的梅毒有关，可见他也不是一个脱离红尘的人。尼采对我的影响是一言难尽的，但我自己认为，我的思想更多的是由我的气质和经历造成的，因此在他那里找到了一种共鸣。我和尼采的最大区别是，他是很极端的，是真正的天才，而我则要中庸平和得多，这可能和我是一个中国人有关系吧。
问：你认为上帝或神存在吗？灵魂会死吗？你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
答：我希望神存在，但到现在为止我还不能确信这一点，我还没有得到神的启示。同样，我希望灵魂不死，但是我无法确定。至于我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我想说我都不是，中国以前的教科书灌输的这种截然的划分，我认为是与哲学无关的。简单地把哲学家划分为两大阵营，这对于研究他们的学说和评价他们的哲学贡献没有任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