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好。我感谢华联置业集团邀请我到这个“文化大讲堂”来和深圳的朋友们交流。其实我是不太喜欢作讲座的，对于这方面的邀请一般都拒绝，因为我有自知之明，我这个人口才不好，刚才主持人说余秋雨先生也来这里讲过，我可没有他那个出口成章的能力。我自己觉得我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坐在家里看书、写东西，我觉得这是我最舒服的状态，所以一般我不太愿意出来作讲座。
但是，我比较愿意到深圳来作讲座。（掌声）为什么呢？我来过几次，包括读书月活动、团中央和深圳团委举办的青年文化节活动，我还在何香凝美术馆讲过尼采美学，这些讲课的经历给我一个感觉，我觉得深圳人热爱文化、深圳人有文化。我生活在北京，北京当然是有文化的地方，但北京的特点是文化集中在一些学者、作家也就是所谓的文化人身上，一般的市民对文化不是特别感兴趣。我觉得深圳虽然没有那么多的文化人，但是各个阶层的人、各个行业的人都对文化有一种渴望。从个人的文化素质来说，我认为像学术一类的东西是浅层次的，深层次的是一个人的教养、对文化的尊重和热爱，这个东西是更重要的。从这一点来说，我很欣赏深圳人的素质。（掌声）深圳作为一个开放的城市，一个移民的城市，来自各地的有抱负的人到这里来闯事业，本来就有相当的文化素质，不管从事什么行业，这种对文化的热爱仍然存在，这是我比较喜欢来深圳做交流的原因。
但是，对于今天讲的题目，说实话我一开始是犹豫的，主办方一开始邀请我的时候，我是推辞的，因为我对人居文化不是特别关注，我觉得我没有资格讲。我这个人就算讲熟悉的话题都有点困难，如果讲陌生的话题就更张不开嘴了。后来跟我联系的人说，没有关系，就按照我自己的思路讲，讲我熟悉的东西，至于居住文化，稍微沾一点边就行了。我一听，就像让我参加一场考试，考官说不管考得多糟都及格。（笑声）但是我自己觉得还是不能离题太远，所以我还是做了一些准备，围绕居住文化的问题使劲调动我的知识储备。对中国传统居住文化也好，对建筑文化也好，我确实是一个外行。我会做一些宏观的联系，肯定不专业，对居住这个问题，我总是有一些直观的感受吧，我会联系起来说一说。
我着重从哲学角度谈谈我对居住文化的一些想法，不能说是理论，只是一些很不严密的想法。
首先我谈谈对“居住文化”这个概念的理解。最近我看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居住文化这个话题好像还比较热。什么叫居住文化呢？我觉得首先要搞清楚什么叫文化。对文化这个概念有很多的解释，从我的看法来说，我觉得文化是指人区别于动物的活动及其产品。人的生活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动物性、生物性的活动，这个不能称为文化，文化是从人跟动物有了根本区别的时候开始。比如马克思说，文化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又比如根据有一些人的看法，当原始人在岩洞的壁上画简单的图画的时候，文化就开始了。也就是说，文化不仅仅是满足生物性欲望的，当人的活动中出现满足精神性需要的因素时，那样的活动就已经是文化了。
文化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纯粹的文化，比如哲学、科学、宗教、艺术、文学，这些可以称作精神文化，这些活动及其产品纯粹是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我们现在讲的居住文化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我把它称为日常生活的文化。衣食住行这些活动本来是直接满足人的身体需要的，是为了维持人的生存的，如果仅仅这样，这些活动本身还不能称为文化。但是，一旦人在身体需要得到满足的同时，从这里面还得到了一种精神享受，那个时候文化就开始了。
比如说人的两大本能，食和色。食，如果只是为了填饱肚子，那个时候你不会谈所谓的食文化，如果你谈就会很可笑。可是，一旦你不满足于填饱肚子，还要从吃这个行为中得到更多的快乐，甚至得到审美的快乐，讲究烹调艺术，所谓色香味，那就是文化了。又比如，如果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吃东西，我觉得这很不文化，这种感觉特别难受。我在家里工作的时候，白天只有我一个人，中午总是我独自填饱肚子，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行为特别多余，很不舒服。但是，如果有几个好朋友在一起，一边吃饭、喝酒，一边聊得很投机，那个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有文化，是一种精神享受。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有一篇著名的对话，就是《会饮》，专门讲几个朋友在一起又吃又喝又聊天，聊什么呢？聊爱情，你看多有文化。当吃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吃本身成了快乐的源泉和审美的行为，你从吃的行为中得到了精神享受，那个时候吃就成了所谓的饮食文化。
性也是这样。如果性只是为了生殖、繁衍后代，那个时候就一点都不文化。但是，从人类把性不仅仅当作繁衍后代的手段，有了更高的目的，比如说快感成为更主要的目的，甚至获得审美享受，性就成了一种文化。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历来都有性文化和情色文化。古罗马有一个作家叫奥维德，他写了一本书，书名叫《爱经》，成了经典，专门讲男人怎么勾引女人，女人怎么使自己有魅力，男人怎么使自己有魅力，在性上玩出了许多花样。中国也有很多性文化的经典，像《素女经》，专门讲怎么从性行为中得到最大的快感。在我看来，性文化的最高表现是爱情，在爱情中，人得到了两性关系所可能提供的最强烈、最高级的精神快乐。
日常生活的文化还有服装文化。如果穿衣仅仅是为了抵御寒冷，那还不能称为文化。不过，衣服最早的起源还不是为了抵御寒冷，而是因为羞耻心，要把自己的下体遮盖下来，这本身已经是一个文化行为了。按照《圣经》的说法，亚当和夏娃是在吃了智慧果以后，懂得了羞耻，才开始用无花果叶做成围裙把生殖器遮挡起来。食和性是动物都有的，但穿衣是动物没有的，只有人才有，所以衣着本身就是一个文化行为。当然，人对穿衣越来越讲究，服装开始反映时代和风尚，开始表达个性，才谈得上服装文化。现在女性的时装好像和夏娃那时候相反，不是因为羞耻心而遮掩，而是用遮掩来暴露，故意欲盖弥彰，把性感和诱惑发挥到极致。当然，从夏娃的性羞耻到现代的性诱惑，女性服装文化是大大进步了。
现在要说到居住文化了。最早的人类是穴居的，住在现成的山洞里，利用自然的条件躲避寒暑和野兽，那个时候当然谈不上居住文化。后来，人类开始给自己盖最简单的房子，韩非子称之为有巢氏时代，构木为巢，用木头搭房子，以躲避禽兽虫蛇等群害，这就是文化行为了。不过，如果人建筑居室只是为了生存和安全，你说是文化也只是一个非常初级的文化。前些年我们的住宅普遍比较小，比较拥挤，那时候没有人谈居住文化。现在我们开始谈居住文化了，说明我们的居住条件大有改善，对居住就有了更高的要求，开始向居住要求精神享受，要求它满足我们的精神需要，所以居住文化才成为一个讨论的话题。
这么看来，居住应该能够使人获得精神享受，才成为文化。那么，居住能够使人得到什么样的精神享受，应当满足人的什么样的精神需要呢？我认为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亲近自然的需要。一开始的时候，人盖房子是为了避免自然对人的伤害，包括风雨、寒冷、暑热、野兽、虫豸等等，实际上是要把自己和自然隔开一个安全的距离。但是，人归根到底是自然的孩子，用《圣经》里耶和华对亚当说的话来说，就是你来自泥土，还要归于泥土，土地是人的永恒家园，自然对于人具有永恒的、根本的价值。我们需要一种人工建筑把自己和自然隔开一定的隔离，避免受自然的伤害，但是我们不能隔离到那种地步，把人和自然的联系切断了。如果那样的话，你建造起来的东西，实际上它的害处更大，它把人最根本的需要的满足渠道给堵塞了，它压抑了人的更本质的需要。一种把人与土地完全隔离的装置，它不能被称作家园。好的居住环境应该是能够把人和自然联系起来，达到一种亲密、和谐的关系。这是居住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要求。
对于这一点，我自己很有体会。我从小是在大城市里长大的，在上海，像我的祖母、祖父、外祖母，他们都在上海郊区，我记得小时候最快乐的日子是去乡下，去他们那里。现在那里都变成城市了，那个时候是乡村，村里有一条小河，有农田，有树和草，田野里有蟋蟀和各种昆虫，河里有鱼和螃蟹。为什么在那里感到特别快乐呢？因为你感到自己是大自然的一员，你是属于大自然的。我称之为大自然的生命共同体，你和这个生命共同体有血肉的联系，你有很多亲戚，植物、动物都是你的亲戚，你感到你的生命很充实。相反，我感到城市里的生活很单薄，我就说城市里的孩子是没有童年的。现在情况更严重了，土地被大肆鲸吞，田野已成稀有之物，使得我们绝大多数的孩子都没有了童年。他们始终在封闭的环境里生活，和土地是隔离的。
人和大自然的联系不光是和土地的联系，还有天空，天空是更大范围的大自然，对于人类来说，尤其对于人类的精神发展来说，与天空的联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居住在一个永远看不到天空的环境里，人的精神会受到压抑，会趋于平庸和琐细。哲学开始于仰望苍穹，因为对头上的星空感到惊奇，想弄清楚无限的宇宙到底是什么东西，开始了人类的哲学思考，也开始了人类的科学探索。人的精神生活有两种最重要的方式，一个是哲学，科学也可以算在哲学中，它是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另一个是宗教，或者说信仰。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两样东西都是由看天空产生的。看天空会引发两种感情，一个是惊奇，导致你去探索、思考，这就有了科学、哲学；另一个是敬畏，原来宇宙这么伟大，人类如此渺小，这就产生了信仰、宗教。我们说人是万物之灵，灵就灵在人有科学和宗教，或者说理性和超越性，而它们的源头就在这里。始终在封闭的结构里生活，没有机会看天空，人的精神欲望和精神能力都会萎缩。也许个别人能够突破这个限制，但是从整个群体来说，从整个人类来说，这种状态是一种悲哀。为什么现在的哲学比古时候的哲学差多了，现在能出苏格拉底、老子这样的人吗？出不了。我觉得与居住环境有很大关系，古希腊哲学家是在天空下思考的，老子一派哲人是在山林中思考的，我们却关在屋子里，坐在电脑前，能比吗？
所以，高级的精神文化，哲学，宗教，其实和居住文化有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你可以说，居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整体精神文化传统的体现和产物，但是，另一方面，我要说，在一定意义上，居住决定了世界观。你看那些高原民族，比如说藏族，他们是很有信仰的，很虔诚的，他们生活在高原，天天看的就是无际的蓝天、白云、雪山，他们很自然就对大自然产生了敬畏之情，他们认为雪山是神圣的，是神居住的地方。如果你长期居住在这种地方，你也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这种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在大都市里是产生不出来的，大都市里只能产生世俗化的世界观，注重那些能够给你带来物质快乐的东西，这跟大城市的居住环境有密切关系。
我认为这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要记住，人永远是自然之子，亲近自然是人的最根本的精神需要。无论我们的建筑技术多么发达，居住产业多么兴旺，我们一定不能把自己和自然隔绝开来。在自然规定的范围内，我们可以制作，可以创造，可以施展聪明才智，但自然的规定不可违背，人不可背离土地，不可遮蔽天空，不可忤逆自然之道。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人是一种社会的动物，居住还应该满足人的社会性的需要。除了自然之外，人最需要的是人。人不可能完全独居，不能与自己的同类隔绝开来，如果隔绝了，你居住的硬件再好也会无法忍受。在西方，包括我们现在，从居住来说，人际关系是越来越疏远了，这已经是很普遍的情形。比如张爱玲，死了好多天才被发现，她一个人居住，和周围邻居没有任何来往。这么大一个作家，最后死得很凄凉，这是很不人性的。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度的问题，中国人从传统的居住方式来说是强调一个家族在一起住，人与人的关系极其密切，简直密不透风，没有隐私，没有个人自由，这更不人性。应该是兼顾两者，既能够和你的同类、你的亲人、你的邻居或者整个社区之间有一种人情的联系，同时又保证每个人的自由空间，这两方面之间有一个合适的度，因为这两方面都是人性的需要。
作为社会的动物，人不但需要横向的社会联系，而且需要纵向的社会联系，就是历史和传统。那些祖屋、老宅为什么可贵？因为住在里面，你会感觉到它不仅仅是建筑，而且是历史，它使你和历史有了一种亲密的关系。就像一位作家所说的，不但人在屋宇之中，屋宇也在人之中，它是记忆、历史在每一代人身上的延续。当然，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应该尽量保护那些有文化价值的老建筑。
第三个方面，居住还应该满足人的审美需要。人对建筑除了有功能的需求之外，还有审美的需求。随着居住条件的改善，这方面的需求会越来越强烈。当然，这种需求除了一般的审美标准外，还有个性的问题，每个人都喜欢自己的居室能够体现自己的个性，有一个个性化的生活空间。这就向建筑师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在设计上为个性化提供充分的施展空间。
以上是我对居住文化的理解。
下面我讲一讲哲学对文化的影响，包括对居住文化的影响。哲学和居住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互相影响的关系。从大的尺度来说，宏观的居住环境决定了哲学、世界观。然后，世界观和哲学又反过来对具体的居住文化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问题我想用把中国和西方做对比的方式来谈，我觉得中国哲学跟西方哲学非常不同，由于这种不同的影响，中国和西方的居住文化也有很大的不同。
和西方哲学比较，我觉得中国哲学有两大缺陷。这两大缺陷不是我发现的，一百年前就有中国学者发现了。哪两个缺陷呢？一个是中国哲学缺少形而上学，而西方哲学说到底就是形而上学。在西文中，形而上学这个词的含义是在物理学的背后，物理学是研究有形的、看得见的世界的，那么形而上学就是要探究看得见的世界背后的那个看不见的世界，有形世界背后的那个无形世界。总之，哲学就是打破砂锅问到底，追问世界和人生背后那个根本的东西。这是一种终极关切，后来在基督教中得到了延续。一百年前中国有一个学者叫王国维，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国学大师，但他成为国学大师之前最感兴趣的是西方哲学，尤其是德国哲学，那个时候他才二十一二岁，自己在那里啃康德、叔本华、尼采。他读懂了，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哲学应该是纯粹的哲学，应该是形而上学，而中国没有纯粹的哲学，没有形而上学，中国像孔子、孟子他们的东西是道德学、政治学，关注的是世俗的生活，不是超出世俗的精神追求。所以，结果中国也没有本土的宗教，佛教是传进来了，但传进来后也世俗化了。
中西哲学的这个差别，对建筑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西方最辉煌的建筑是什么呢？是神庙和教堂。古希腊、罗马有庄严的神庙，中世纪留下了大量辉煌的教堂，他们往往花几百年时间，好几代人建一座大教堂，最伟大的艺术都用来装饰教堂了。我们到西方去旅游，教堂是必看的节目。佛教传进中国后，我们也建佛庙、寺院，也有了伟大的石窟艺术，但是从中国本土文化来说，我们最发达的建筑是什么？我说不是皇宫，而是陵墓。皇宫不是中国的特色，西方的皇宫也很辉煌，你看巴黎的凡尔赛宫，一点都不亚于我们的故宫。中西皇宫建筑当然也有区别，中国的皇宫大屋顶，压着地，很沉重，西方的皇宫多半是楼房，很豪华。中国的皇帝花最大的力气来修墓，从秦始皇开始就这样，把生前的排场也搬进陵墓，比如兵马俑，想在死后延续生前的生活，这种追求是很世俗的。外国人来中国，就要参观皇陵，因为这是中国的特色。但是，你在巴黎是找不到皇陵的，巴黎有先贤祠，安葬对法国有贡献的人物，还有几个著名的墓园，很有看头，像花园一样。但是，皇帝的陵墓你是找不到的。路易十四，一代伟大君主，他修了凡尔赛宫，但你根本找不到他的陵墓。他们不看重这个，生前也享乐，死后灵魂去了天国，不再是皇帝了，不可能再过世俗的生活，大修陵墓毫无意义。从陵墓和教堂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中西文化的很大差别，中国人想在死后延续生前的肉身生活，西方人认为肉身生活是暂时的，灵魂的永恒生活要比肉身的现世生活重要得多。
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如果说在此岸与彼岸、现象界与本体界的关系上，中国哲学重此岸和现象界，重世俗生活，西方哲学重彼岸和本体界，重永恒生活，那么，在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上，中国哲学重社会，西方哲学重个人。在宇宙的问题上，西方哲学是形而上学。在社会的问题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是西方基本的哲学。他们强调社会是为了个人而存在的，判断一个社会的好坏，就看它是不是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环境。自由主义的基本出发点是保护个人自由，用约翰.穆勒的话说，就是每个人对于自己的身心是最高主权者，在涉及自己的行为上拥有完全的自由。每个人都享有充分的自由，但是都不能侵犯别人的自由，都可以利己，但是都不能损人，用这个原则指导社会，社会怎么会没有秩序呢？怕就怕既不让每个人利己，损人的行为又得不到惩罚，这个社会就乱套了，恐怕这就是我们现在的状况。（掌声）
所以，这个个人主义是一个好东西，我们以前老是从道德方面去批判，其实它的主张不是损人利己，而是利己不损人，保护利己，惩罚损人，这是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本义。但是，这个东西在我们中国是缺少的。这个问题是谁发现的？是严复，一百多年前他就指出了这一点。中国有两个学者是最早认真研究和引进西方哲学的，一个是王国维，研究和引进德国哲学，另一个就是严复，研究和引进英国哲学。用西方哲学对照，他们发现了中国的问题，王国维发现中国历来没有形而上学这个东西，严复发现中国历来没有个人自由这个东西。西方哲学的立足点是肯定个人，由此推己及人，每个人也要尊重其他一切个人。中国儒家的立足点是否定个人，所谓克己复礼，个人绝对服从宗法等级秩序。
那么，这个差别对居住文化有什么影响呢？我的联系可能会有点牵强附会了。（笑声）不过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关系的。你看中国人非常强调宗族聚居，大宅院，四合院，三世同堂，四世同堂，而且等级分明，规矩严格，在这样的聚居中没有私人空间可言。在西方就看不到这种情况，他们的居住以小家庭为单位，二世同堂也很少，子女大了就要分出去，父母和子女都很看重自己的私人空间。我们到欧洲旅游，除了教堂就是看城堡。什么是城堡？城堡就是任何人不得侵犯的私人空间。西方的谚语形容城堡说：“风能进来，雨能进来，国王不能进来。”还有一句谚语说：“一个家就是一座城堡。”他们强调任何私人住宅都是不可侵犯的。
上面我讲了中西哲学对中西居住文化的影响，好像讲的都是中国的缺点，西方的优点，现在我要做一个纠正。我说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相比，没有形而上学，没有个人主义。但是，如果更广地看中国哲学的话，其实中国哲学里有形而上学，也有个人主义。在哪里？在道家那里。儒家没有，但是道家有，只是道家这些东西在中国传统里不占主流地位罢了，不过对我们的文化包括居住文化有相当的影响。这次华联做的“城市山林”项目从道家那里寻找哲学根据，我觉得是找对了。（掌声）
首先，道家是有形而上学的，这是哲学界公认的。中国最早提出形而上学概念、追问世界的根本是什么的人是谁？是老子。中国最早的形而上学概念是老子提出的道，老子认为，世界的根本是就是道。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明确地把道看成世界万物的终极根源。老子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就和居住文化有联系了。人以大地为原则、为榜样，大地以宇宙为榜样，宇宙以道为榜样。“道法自然”，有人理解为道以自然为榜样，有人说这样理解不对，应该是道以自己为榜样，这里的“自然”不是指大自然，是指自己本来的样子，道是按照自己本来的样子存在的。这是比较细微的分歧，关系不大。重要的是，老子表达了一个思想，就是人的生活方式必须遵循自然之道，我想也应该包括居住方式。庄子也说，道是自本自根、生天生地的，自己就是自己的根源，天和地都由它产生出来。
不过呢，老庄的道和西方形而上学有一点很大的不同。西方由柏拉图开创的主流哲学把世界分成本质和现象两个方面，认为现象是虚假的，本质才是真实的。这个东西最后就会导致否定我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现实世界，否定世俗的生活，从好的方面来讲，有一种超越的追求，最后就走向了宗教、上帝。老庄不一样，老庄所说的道用庄子的话来说是无所不在的。他们不是把世界分成本质和现象这两个方面，本质就是本质，现象就是现象，两个方面不沾边，不是这样的。道无所不在，那么也存在于我们的这个现实世界之中，而不是存在于一个遥不可及的彼岸。另外，道是不可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说不清楚它到底是什么，只是勉强用一个概念说它罢了。这就不像西方哲学，把世界本质说得很清楚。这两个区别导致的结果是，西方哲学走向超越，走向宗教和神，否定世俗生活，道家哲学走向超脱，它不否定世俗生活，只是要你超脱一点，保持距离。
另外，在道家那里也能找到个人主义的思想。按照老子的看法，道这个东西自己就存在在那里，它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但它成就了一切，用他的话说，就是道无为而不为。那么，治理一个国家也应该这样，他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统治者不要做许多事去扰民，不要说许多话去教训老百姓，应该无为而治。郭象注庄子，有一句话特别清楚地说明了道家对治理国家的看法，这句话是：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则天下治。就是说，让人人都管好自己的事，用不着专门采取措施去治理天下，天下就自然而然治理好了。这可以说是道家的政治学说，有点像我们说的小政府、大社会，政府不要包办老百姓的事，让老百姓自己去做自己的事，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个社会就太平了。老子还批评说，儒家以德治国，搞了很多规矩，结果天下大乱。上面我谈到，严复指出中国传统中没有个人自由这个东西，那是指儒家，他同时也发现了道家的政治思想与西方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非常一致。可惜的是，在中国的历史中，儒家成了统治思想的主流，道家对政治的影响不大。
这是道家个人主义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在人生哲学方面，道家主张超脱功利，追求个人的精神自由。比如老子说：知足者富；恬淡为上；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他主张过一种自足、恬淡的生活，要超脱，不要跟世界争什么。《淮南王书》中记录了杨朱的一句话：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这句话对道家的人生哲学做了精辟的概括，就是主张保持真性情，不要被物质方面的追求所损害。庄子这方面的言论就更多了，他倡导一种“与造物者游”、“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就是要让自己有一个无比广阔的精神世界，心中有整个宇宙，从而超脱于这个世俗社会。按照我的体会，这实际上是一种审美境界。庄子并不赞成拒斥、逃避现实社会，他明确表示反对“非世”、“避世”的隐士，而主张“不刻意而高”、“无江海而闲”。所以，这种境界既不是完全出世，也不是完全入世，而是以出世的心态入世。到了道教那里，审美的境界变成了一种现实的东西，炼丹求仙，真的要让自己变成神仙，长生不老，道家的思想就被歪曲了，走样了。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尤其在政治传统中，道家不是主流，虽然如此，道家对中国文化仍有巨大的贡献。中国的文人在儒家思想统治的大格局中，其实他很无奈，他的出路无非是读书、做官，你把儒家的学问做好了，皇帝看上了你，让你做官，这是唯一的出路，你别无选择。在这样一种不自由的大格局中，道家思想给中国文人提供了一个追求个人精神自由的小天地。儒家伦理是压制个性的，中国文人要张扬个性，只有靠道家。儒家这个大格局你是跳不出来的，但是在这个大格局内部，道家给了你一种崇尚个性、追求精神自由的方式。儒家伦理秩序是一个大铁屋，道家思想在这个大铁屋上开了一道缝，透进了一点光。要是没有道家，中国文人就更惨了。事实上中国很多文人从道家思想中找到了安慰，在官场上拼搏的时候，还能保持一种比较超脱的心态。
道家思想一方面是崇尚个性的，另一方面又是亲近自然的。亲近自然也是道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重大贡献。儒家是不讲亲近自然的，儒家的“天人合一”，这个“天”不是自然，而是宇宙伦理秩序，是为论证社会伦理秩序服务的。《论语》里有一个例外，孔子问学生最喜欢怎样的生活方式，有一个学生回答说，最喜欢假日里几个朋友带着孩子去郊外嬉水、唱歌，孔子就说我赞成你的想法。我觉得这是孔子最可爱的表现，不过这不是儒家正宗的理想，其实有点像道家。儒家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进取仕途，在这样一个功利大格局里，道家为中国的文人保存了一种寄情山水的向往和归隐自然的退路。有了道家，中国文人可以身在官场心寄山水，脚踩两只船，一旦官做不成了，或者做得不称心，有一条退路，就是回乡隐居，归于自然。
所以，道家思想是中国文人的重要的精神寄托。所谓儒道互补，对于中国文人来说，实在是不得不这样，如果没有道家，那些品质好的文人非发疯不可。通过对文人精神世界的影响，道家对中国的文学艺术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你们想一想，在中国的诗歌、绘画中，山水是最常见的主题。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奇怪，在儒家思想的压制之下，中国文人要找自己的释放，要轻松，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到自然中去。一进入社会就是压抑，就是伦理，就是秩序，就是功利，唯一的自由领域是自然。中国文学基本上是载道文学，在这个大格局中，道家为中国的文学艺术保留了一条真性情的文脉。中国文人中最有真性情的，我不说最伟大的，起码是最伟大的文人中的一部分，这些人都喜欢老庄，深受道家影响，亲近自然。从最早的竹林七贤、陶渊明，到李白、苏东坡、袁宏道，这些人都热爱自然，如同李白诗句所说，“一生好入名山游”。在中国古代作家中，我最喜欢这几位，觉得他们非常可爱，文章也写得好。一般来说，中国古人中受老庄影响大的人都相对可爱一些。
那么，道家对中国传统的居住文化有什么影响呢？你们看，为了讲一个不熟悉的题目，我只好使劲在这里牵强附会。（掌声）道家崇尚个性，亲近自然，这个东西影响到文学艺术，中国的山水诗、山水画就非常发达，那么，可能在山水诗、山水画的熏陶下，就产生了中国的园林艺术。这是我的一个推测，我觉得在中国园林艺术与山水诗、山水画之间是有联系的。据我了解，中国皇家园林早就有了，殷纣王那时候就有了，秦始皇阿房宫的园林已经非常辉煌，而私家园林是到魏晋时期才兴盛起来的，这大概不是偶然的。在连年战乱中，当时出了一批名士，崇尚老庄，隐逸遁世，从道家思想和大自然中寻求安慰，其中最著名的是嵇康和阮籍。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就是抛开儒家伦理，顺从自然和人性。阮籍说，“不通于自然者不足以言道”，跟那些不亲近自然的人没法谈人生的根本道理，他们听不懂。他提倡不要住宅，说：“至人无宅，天地为客”，“求乎大道而无所寓”。对于一个精神自由的人来说，任何住宅都太局促、太狭窄了。他自己好像也是这样做的，经常在野外露宿。不过，完全不要住宅，就太极端了，不宜提倡，否则我们房地产都得下岗。陶渊明也是中国历史上热爱自然的典范，他倒是要房子的，“种豆南山下，带月荷锄归”，归哪里呢？当然是房子里，但也就是简单的农舍，他的邻居也都是农民，所以可以“把酒话桑麻”。看来他没有自己的园林，直接就住在山水的环境之中。
再进一步，就要求建园林了，不光住在山水之中，还要把山水移到家门里来，这就是园林。自魏晋开始，园林成了中国文人的至爱。唐朝诗人元结描绘的境界，“泉源在庭户，洞壑当门前”，成了中国文人的共同追求。中国园林的基本格局是山水加亭台楼阁，这个格局可能也是从道家来的，准确地说，是从道教来的，一般都筑假山，假山代表蓬莱仙山，山水缭绕中的亭台楼阁，是中国人想象中的神仙境界。
如果从这再朝前走呢，就是你们的“城市山林”了。陶渊明是“结庐在人境”，“悠然见南山”，非常巧，你们这个项目的所在地也叫南山，现在你们要人境与南山合一，在南山上建人境，在山林中建城市。我的希望是，千万保护好自然生态，不要让人境毁了南山，使得今日的陶渊明没法再“悠然见南山”。
居住应该满足我们的精神需要，才成其为居住文化。那么，从这个要求出发，针对我们的现状，我谈一谈当今居住文化要解决的问题。我看了一些资料，社会各界包括房地产界对这些问题的谈论，我的看法中也吸取了他们的一些见解。
第一个问题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具体来说，是处理好城市化与保护自然生态的关系。在这方面，从中国的传统思想资源来说，我觉得有道家亲近自然的传统可以继承。同时，我们要向西方学习，我觉得西方在这方面比我们做得好。现在有一种论调，好像西方的生态危机很严重，自然保护得不好，而根源是西方哲学的天人相分、天人对立观念，所以要靠中国“天人合一”的思想拯救他们，我觉得这个论调非常可笑。事实上，中国保护自然、亲近自然这个传统是来自道家，而不是儒家。儒家的“天人合一”和亲近自然毫无关系，把它们扯到一起，那才叫牵强附会呢！（笑声）关于儒家的“天人合一”，张岱年先生有一个解释，他说“天人合一”有两种意思。一种是孟子和宋儒所主张的，就是天人相通，人和宇宙是相通的，所谓我心即宇宙，我凭借内省或良知就能够认识宇宙的本质。这完全是认识论的范畴，和生态学完全不相干。另一种意思是董仲舒所主张的，就是天人相类，天和人有类似的结构。董仲舒先把宇宙的秩序按照儒家伦理讲一通，说天上的日月星辰都是有等级秩序的，然后又用这个东西来证明人类社会的等级秩序是符合天理的，牵强附会到了极点，和生态学更是风马牛相不及。其实，我们每个人到了欧洲、美国，都会看到他们的生态保护远远比我们好。我第一次出国的时候感到非常震惊，原来世界上有这样美丽的城市啊。当时我从北京飞往德国，开始飞机底下的景色是黄多绿少，然后就是连绵的黄色，进入欧洲绿色就越来越多，到了法兰克福，底下一大片一大片绿，点缀着积木似的精巧的房子。住在法兰克福，惊讶这里有这么多的森林和草地，要知道法兰克福是被称为欧洲最丑陋的城市的。你再看巴黎，世界大都会，但到处有大片森林。我实在无法理解，那些要用中国文化拯救西方生态的人，他们是一种什么心理。
从我们的现状来看，我觉得在保护自然生态方面问题相当严重。现在中国城市化的规模和速度在人类历史上是空前的，在过去十年里，城市以每年平均10%的速度扩张，从1978年到2004年，六年的时间里，城镇化的水平由17.9%提高到41.8%，城市人口由1.7亿增加到5.4亿。城市化是不可阻挡的，但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怎样以一种健康的形式来进行。我认为应该控制它的规模和速度，城乡分布要确定一个合理的比例，尤其要保护耕地和山林。英国诗人库柏有一句诗：“上帝创造了乡村，人类创造了城市。”人类创造城市当然证明了人类的聪明，但是，我们应该明白人类的聪明是有限的，如果我们用自己的作品排挤和毁灭掉了上帝的作品，那就是最大的愚蠢，必定会遭到上帝也就是大自然的惩罚。
第二个问题是要处理好开发房地产与保护城市历史风貌的关系。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人提出了，情况确实很严重。保护城市的历史风貌，包括保护有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的建筑和建筑群，也包括保护体现了地方传统生活方式和建筑特色的民居和街区。建筑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一个空间的东西，它应该也是时间在空间中的延续。如果没有时间的内涵，你这个房子盖得再华丽，价值也有限。古希腊的神庙遗址，如果你只把它当作一个物体的东西，它很不值钱，它之所以无价是因为凝聚在它里面的历史。像那些老房子、祖屋，在从前的年代，人和屋子有一种亲密的关系，人住在里面不光是对物理环境的感受，其中有很多记忆、很多故事，这是人文的感受。从一个城市来说更是这样，也许某些房屋、某些街区是不可避免地要拆掉的，但是从整个城市来说，当你拆旧房子建新房子的时候，你必须考虑保存历史风貌的问题。哪些东西是不能拆的，拆了就会破坏这个城市的历史风貌，那么可以在内部进行改造，这必须是一个重点考虑的问题。
现在我们的城市建设中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老城区成片改造，到处是拆的热潮，城市风貌遭到了灭绝性的破坏。很多老街都不见了，被中央大道和豪华商场所取代，城墙被环城公路和立交桥所取代。我是看到过老北京的，1962年的时候，我在北大上学，那个时候城墙已经拆了不少，但城门基本都在，在城墙边散步的时候，还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历史古城，这个城市很有味道。现在你看看立交桥，完全是一个现代迷宫，脑子里有城门的记忆，对比之下，真觉得它丑陋。现在很多城市都互相模仿，雷同化，千城一面。你到了一个城市，如果光看眼前的景观，让你说你在哪个城市，你恐怕说不出来，因为老建筑被拆掉了，新建筑又没有特色。有一次我去延安，那是好几年前，当时想看看延安的窑洞和秧歌舞，到那里一看，房子和别的中小城市差不多，甚至娱乐方式也没有区别，什么兰花花卡拉OK厅，我见了有一种很荒诞的感觉。
八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都市里的外乡人》，我觉得我们现在都是都市里的外乡人，失去了故乡。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个城市的建筑风格和民俗风情体现了这个城市的个性，它们源于这个城市的特殊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消灭了一个城市的个性，差不多就等于是消灭了这个城市的记忆。这样的城市无论多么繁华，对于它的客人都丧失了学习和欣赏的价值，对于它的主人也丧失了家的意义。其实，在一个失去了记忆的城市里，并不存在真正的主人，每一个居民都只是无家可归的外乡人而已。”你想一想，你去一个外国的城市，你是去看大商场吗？不是的，你是去看那里的历史建筑。中国现在城市里的历史建筑已经被拆得差不多了，可看的东西已经不多了，那些可看的东西也都成了孤零零的文物。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我推荐一本书，新华社记者王军写的《城记》，我看了很受震动。他写了北京市城建过程中的教训，从解放初一直到现在。里面引用了建筑大师吴良镛先生的一段话，吴先生这些年一直在为保护旧城奔走，但是基本上无效。这段话的大意是：北京的旧城开发破坏了绝大部分地面的文物建筑、古树名木，把历史文化名城北京仅仅当作地皮处理，就无异于将传世字画当作纸浆，将商周铜器当作废铜使用。讲得多么好啊，又多么令人痛心啊！我们必须想到，我们在建设过程中给子孙留下了什么。如果我们把老祖宗留下的不可再生的宝物全毁掉了，同时又制造了许多不用多长时间就不得不拆的东西，那么，我们就真的会成为挨好几代子孙骂的一代人。
我对深圳的情况不太了解，最近有一个印象不错。春节期间，我带一家人来深圳度假，因为深圳比较暖和，另外我太太、孩子都没有来过深圳，我们住在龙岗大鹏湾那边。龙岗区一个朋友带我们去看了两个地方，一个是明代的小城“大鹏所城”，另一个是客家大院“鹤湖新居”，都保护得不错，听介绍说，为了更好地保护，政府已经把这两处买下，把居民迁走，我觉得很好。
第三是借鉴西方与自己创新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可能也是中国城建中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中国人好大喜功得很，一说办大学，就要办世界一流大学，一说城市建设，都要把自己的城市建设成国际化大都市或国际化城市。中国连小城市在内一共有661个城市，其中一百多个城市提出要建成国际化的城市。怎么建呢？无非在“大”字上做文章，无节制地扩大市区面积和人口，在建筑上搞大广场、大马路、大CBD、大豪华楼、大水池、大草坪。这就使得各个城市规划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同一模式。据说这是模仿西方，你到西方看看，哪个地方是这样的？他们是有一些意大利文艺复兴式的花园，有大广场、大水池、大草坪，但那是历史上的东西，而且风格各异，都很好看。还有就是抄袭西方的建筑符号，把西方古代、现代、后现代的表面样式和局部细节取一点儿过来作为点缀，或与中国古代样式拼接，结果弄得不伦不类，非常丑陋。有人打比方说，这样弄出来的不是漂亮的混血儿，而是黄种人染金发、做鼻子整容手术。克隆欧陆的建筑样式，给小区取俗不可耐的洋名，这些情况相当普遍，反映了我们房地产业和建筑业的文化内涵十分贫乏、混乱。其实，对于西方，我认为我们最应该学的，一个是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一个是维护城市的历史风貌，这两条在西方普遍做得很好。在制定城建规划时，他们很重视新老建筑之间、建筑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风格的协调和自然过渡。美国一位建筑师说：建筑应该像从它所在的地方生长出来的那样自然。我们现在不协调的建筑太多，包括在北京也是这样。
另外还有一些关系要处理好，我简单地提一下。
一个是我刚才说到过的人间温暖与个人空间的关系，住宅设计要兼顾二者。中国传统的问题是没有私人空间，现在开始出现另一偏向，就是亲情淡漠，邻里隔离。
还有一点，我想强调居住品质和个人素质的关系。住进了高尚社区，不等于你就成了高尚人。你居住的品质越来越好了，可是个人素质还是那样，住在豪华的房子里，每天无非是搓麻将、遛狗，现在这样的人很多，我觉得很没有意思。相反，人的素质高，房子简陋一点倒没什么，孔子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我觉得深圳人的总体素质还是可以的。（笑声）我这么说，是因为我在深圳认识一些朋友，我很喜欢他们，他们从事不同的职业，但都生活得很有情调。有一个调查显示，在选择社区时，多数人最看重的还是居民的文化素质。其实人都在乎与谁为伍，社区再高档，整天遇到的是鸡鸣狗盗之徒，生活还是很不快乐。
最后，还有一个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现在高档住宅建得很多，普通人的居住问题多少被忽视了。这次“两会”有三大热点，也是老百姓最痛恨的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医疗，第二个是教育，第三个就是住房。这三个问题关系到老百姓的基本生存状况，现在都是价格飞涨，老百姓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住不起房。普通人的住房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当然，光靠房地产界是不行的，政府必须有正确的措施。从整个国家来看，社会公正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没有人是安全的。你有再高档的住宅，你住在里面也是不安全的，因为大环境不安全。所以，必须解决贫富差别悬殊的问题，为所有的人创造一个安全的大环境。
好了，我就讲到这里。
问：周国平老师，您好！我是二十年前上大学时就看您的书，放在枕边，所以今天听说周老师过来了，特别激动，就来到了现场。周老师刚才讲到王国维先生，他说中国近代没有哲学家，周老师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还有哲学家、哲人、智者三个概念，您认为哪个词最符合您对自己的诠释？
答：王国维说中国近代没有大哲学家、大诗人，这的确是事实，没有具有世界影响的、被世界公认的哲学家、诗人。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什么地方？我觉得跟中国儒家文化的实用品格有关，我们缺少欧洲那种因为知识本身的价值尊重知识的传统，中国的问题出在这里。现在的情况我觉得很可笑，一些大学提出目标，要培养多少多少个世界级的学者，开玩笑！世界级的学者是培养出来的吗？根本不是。需要一个大环境，是在这个大环境下自然生长起来的，我们的问题是没有这个大环境！（掌声）
问：非常感谢周老师刚才为我们介绍了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我关心一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性会不会影响未来的发展？或者以水平比较，东亚很多国家是儒家文化，比如韩国、日本，他们的这种文化在进程中有没有自我完善的功能？
答：我认为它会影响发展。我今天着重讲的是儒家文化的缺陷方面，当然儒家文化也有它好的一面、优越的一面，比如人际关系比较有亲和性，人和人之间有一种近似亲情的关系。我不否认这些东西，而且这些东西比如在东亚国家、日本还起了积极作用，这些东西是可以继承和发扬的。但是，儒家文化的缺点一定要改正，如果不改正的话，中国也许会有像韩国、台湾地区那种发展，一段时间里有比较大的经济发展，但是从长远来说，起码不能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就是对世界文化发展有影响的大国。中国光是在经济上发达是不够的，这个目标还比较渺小，你不是韩国、日本，你是一个历史悠久、幅员广大的大国，应该给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在文化上发生世界性的影响。怎样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呢？不能一味地向人家推销我们的儒家文化，现在很多人在动这个脑子，怎么样把孔子推销出去，这个没有用，你改正自己的缺点，你的优点、你的积极影响自然就出来了。
问：您好，周老师。随着这几年，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有这样的论调，就是中国要走进一个文化自信的时代，对于这个论调您是怎么理解的？第二，如果说中国要走进一个文化自信的时代，那么中国文化中有哪些部分是值得我们自信的？谢谢。
答：我倒是非常喜欢中国能进入一个文化自信的时代，但是我觉得这不是光靠自己鼓励自己就可以达到的（笑声），这有许多工作要做。至于中国有哪些东西值得我们自信的？当然有，我们老祖宗是有好东西的。像我刚才说的老子、庄子的东西，其实是很好的东西，西方很多人是喜欢老子的，老子《道德经》译本有很多种，西方也有大哲学家比如海德格尔对老子的哲学感兴趣，庄子的影响就小一点。孔子也值得我们自豪，孔子是大思想家，但是到了后来，尤其到了《中庸》、《大学》，儒家的礼教气味重起来了。对儒家的思想，我们也应该整理，哪些东西是好的，哪些东西是应该批判的。我认为人类真正好的东西是共通的，那些能够属于全人类的文化财富必然是解决了人类的共同问题，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挖掘出来，不要光去强调中国的特点。只有弱小民族才这样强调，我们是大民族！
问：非常感谢周老师向我们推荐《城记》这本书，我大学是读理工科的，所以对哲学、传统文化了解不太多。请问周老师有没有更多的书推荐给我们这些对哲学、文化有兴趣的人？
答：这个开书单的事是最难的，每到这个时候我就有点不知所措。我一般是这样建议的，如果你对哲学感兴趣的话，我不会给你推荐一本哲学专著，我会给你推荐一本哲学史，比如我会推荐美国人梯利写的《西方哲学史》，中国的我推荐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简编》，你可以从里面去找你可能感兴趣的哲学家的线索。
问：可能会耽误大家一点时间。我想说我心里最想说的话。周国平先生难得到深圳来，我也是仰慕已久，好不容易今天才见到周国平先生，所以心里很激动。人们都说四十而不惑，可是我现在五十多岁了，还有很多困惑。不知道有多少的诱惑，我自己都是生存在这种困惑和诱惑当中不能解脱。周先生的书给了我自己一个……（停顿）怎么说呢？我也是把它放在枕边的。我想在这里读一段，不知道大家是否愿意听？——“每个人都是一个宇宙，每个人都应该有一个自足的精神世界。这是一个安全的场所，其中珍藏着你最珍贵的宝物，任何灾祸都不能侵犯它。心灵是一本奇特的账簿，只有收入，没有支出，人生的一切痛苦和欢乐，都化作宝贵的体验记入它的收入栏中。是的，连痛苦也是一种收入。人仿佛有了两个自我，一个自我到世界上去奋斗，去追求，也许凯旋，也许败归，另一个自我便含着宁静的微笑，把这遍体汗水和血迹的哭着笑着的自我迎回家来，把丰厚的战利品指给他看，连败归者也有一份。”谢谢大家！
问：周老师，您好！我是一个高中生，所以我对哲学的问题了解得比较少一点。我觉得传统人居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有很大的矛盾，如果把古老的城镇文明留下来而不注重经济发展的话，那可以说是把这个城镇放弃了，放弃了它的经济发展。比如说北京，北京如果保留太多的四合院，那纯粹只有一个观赏意义，而不是帮助北京进行经济发展。我想问，您对经济发展和传统人居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看的？
答：一般来说，不应该有很大的冲突。比如说北京的四合院，那些年代比较悠久、建筑比较讲究的四合院，你把它保留下来，这对经济造成了什么损害吗？我一点也看不出来。这个东西的价值是越来越大的，从经济上看也绝对是有利而无害的，问题是你要看得远一点，要算长远的账。另外一点，文化遗产的特点是不可再生，那些古建筑是不可再生的，因此，如果保护有价值的老建筑与某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比如说要开发一片房地产，要扩展一条马路，两者发生冲突的时候，那我认为就应该站在保护不可再生的资源这一面，新的开发应该让步。新的开发总可以想出别的办法，但是保护这个事情没有别的办法。
问：非常感谢周老师今天的讲座，原本谈民居，后来跑了一点题，但是更受用一些。非常感谢！刚才周老师说中国传统文人一方面儒家思想、一方面道家思想，给人的感觉是脚踏两只船，是不是说中国传统文人有一种精神分裂的倾向？刚才那位阿姨读了一段您的文字，可否问一下你的精神追求是什么？
答：中国文人你也可以称他脚踏两只船，但是我觉得不能说是人格分裂。我原来对中国儒道互补这个东西很否定，我觉得这里面有一种滑头，倒不是精神分裂。中国缺少精神分裂的人，精神分裂的人都是特别认真的人，中国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不认真。左右逢源，可以出来当官，也可以在家里隐居，我觉得这很滑头。现在我的想法是原谅他们，因为这是被逼的，他们别无选择。至于讲到我的精神追求，老实说我不知道，如果你是讲终极目标，最终找到答案的人都是信宗教的，我还没有走到这一步。我也想信一个宗教，这样简单多了，可是我做不到。我还是痛苦地走在路上。
观众：尊敬的周先生，作为一个父亲，我不忍心再提起妞妞，但是作为一个读者，我还想请您谈一谈《妞妞》这本书，因为这本书对我的心灵的震撼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它反映了我们的人文关怀，我们对终极价值的追求。十几年过去了，请周先生再谈谈这本书。第二，请您介绍一下你的工作、生活情况，您的女儿还好吗？我希望您生活得幸福，希望您有更好的作品给我们读者，谢谢。
答：谢谢你对我的好意，也谢谢你对《妞妞》这本书的感受和评价。不过，关于这本书，我不知道你要我谈什么。至少在这本书出版后，我自己没有再看一遍。对我自己来说，它等于是一座坟，我要把那段经历埋在坟里才能继续前进。我不能再去看它。这段经历深深地埋藏在我心里，它肯定对我的生活、人生态度起着作用，我相信是起着好的作用，我比以前更超脱了，肯定和这段经历是有关系的。现在我的工作、生活情况都挺好。我的女儿现在七岁半，正在上小学二年级，很聪明，比我聪明多了。我自己觉得，跟孩子在一起真的非常有意思，这种快乐没有别的事情可比。
问：周老师好！我是高二学生，今天下午为了听你的讲座，逃课出来。大家都说我们学生是祖国的花朵，我觉得我这朵花在深圳已经蔫了。不知道你怎么看我们中国的教育制度？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大家都比较洋化了，比如说麦当劳已经占领了中国孩子的心，美国已经把麦当劳当作十大垃圾食品之一，而在我们中国还是这么猖獗。我看到中国文化被侵蚀很痛心，不知道周老师怎么看待我们中国文化被西方文化侵蚀的问题。
答：谢谢你逃课出来听我的讲座，我要替你求个情，请你的老师不要为此批评你。我觉得不能笼统地谈西方文化的侵蚀，要对西方文化做一个区分，有精华也有糟粕。你说的实际上是美国商业文化的侵蚀，这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在欧洲也存在。不过，欧洲有强大的人文精神传统，这种侵蚀只能伤及表皮。中国的问题是西方文化中的精华没有学到，学流行的表面的东西特别快。我所说的中国文化传统不重视精神本身的价值，正和你现在受的教育困扰有关系，中国文化的实用性现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最严重就表现在教育上。中国现在的教育真是问题太大了，急功近利和应试教育这两者结合起来，造成了荒唐的局面。从幼儿园开始就为十几年以后的高考做准备，为了过高考那个关，十几年的生活全牺牲了，我觉得这非常可怕。我对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同情，但是没有办法，必须改变现在的体制。我原来说过，唯一的办法是取消高考，有的人提出来，现在中国这么腐败，你取消高考后，不是腐败更严重了吗？走后门、学校收费会更严重。我认为这是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取消高考，同时惩治腐败，健全教育法律。你不能因为担心腐败就让高考造成的极坏影响延续下去，让一代代孩子都做牺牲。高考必须取消，这是迟早的事情，否则中国教育不可能有根本的改观。
问：周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大家不停地谈论文化、哲学，我们现在需要寻找一种精神上的寄托，在匆忙的生活中对精神层面有更多的需求。西方哲学对西方人的引导是把这种寄托引向宗教，可以在宗教里找到一点安慰。对于现在的中国，尤其是繁忙的深圳大都市，你觉得我们在寻找精神层面的需求时应该通向哪个方向？
答：我不反对相信某种宗教，据我看，总的来说，有宗教信仰的人一般精神上比较安宁，而且道德上比较好。宗教的作用多半是好的，对社会、对个人都有一个净化作用。但是信宗教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比如说你加入教会就算信了，不是这么回事，有的人就是信不了。我认为，信仰是每个人自己的事，形式不重要，信不信某种宗教也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精神生活，不能仅仅生活在外部世界里。现在社会竞争很激烈，这当然是一个不利条件，但是人终归是有精神上的需求的，如果得不到满足，或者会感到痛苦，或者会感到空虚，都不好受。所以，我的建议是不要把全部时间都用来竞争，要留一些时间给自己，做满足精神需要的事情，比如读书、发呆、写日记等等。至于精神追求向哪个方向发展，我回答不出来，我想不会有一个大家统一的方向，即使对于每个人自己来说，也未必有一个固定的不变的方向。在精神追求的问题上，我相信过程比目的重要，耕耘比收获重要，耕耘本身就已经是收获。
问：我记得罗素说过，东方的哲学体验偏于神秘，你认为西方哲学传统中是否也有神秘的一面？刚才谈到儒学、道学，周先生对中国人的中庸态度非常不屑，但是我觉得中国人可以选择儒家，也可以选择道家，可以选择入世，也可以选择出世，这是最大的自由。基督教是入世还出世的呢？你谈到超脱和超越，这两者有大的区别，超越是入世的态度，超脱是出世的态度，是这样吗？
答：按照我的用法，超越是出世的，它否定世俗，想望彼岸，超脱是在出世和入世之间，它与世俗保持一个距离，并不否定世俗。西方的柏拉图主义有强烈的出世一面，所以可以和基督教的出世结合起来。至于神秘主义，我理解是指靠天启或灵悟来认识世界本质，这个传统在西方一直是有的，比如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中国的神秘主义我不知道，像道家我不认为是神秘主义的，如果罗素指的是道家，我认为是错的。佛教中有，但那不是中国本土的。另外，你说中国人有最大自由可以在儒家道家之间选择，你这个说法有点强词夺理。这个自由其实非常小，整个社会是一个专制体制，在专制体制的大格局里，你无非是选择做专制体制的工具还是跟它保持一定距离，发发牢骚。在政治学的意义上，只有受法律保护的个人自由才是自由，纯粹的精神自由不是自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传统中没有个人自由。
记者：你正在读的书是什么？过去几年一直读的书是什么？
周国平：挺杂的，我读的书一般分两类。一类是按照我的读书计划来读的，比如这段时间在读古希腊的作品，这是我的重读经典计划的一部分。另一类就是临时拿起来读的，比如新出的书。有一个可悲的情况，就是常常是别人要我读，作序或写评论。我大部分都拒绝了，因为精力有限，准备以后全部拒绝。如果是好书，我会写评论，但是不能是别人让我写，要按照我自己的计划来做，要不然我的时间全给别人了。
记者：过去一年，在您工作的领域了，您遇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是什么？
周国平：三个官司，都是不可思议的。慢慢我想通了，一开始真的觉得不可思议。
记者：想通了什么？名人就是要被关注的？
周国平：如果要付这种代价，我宁愿不当名人。
记者：你真的随时随地在思考吗？
周国平：不，这太愚蠢了。一个人做哲学家秀才会这样说。
记者：你是宁愿关注思想本身还是关注怎么去做思想家？
周国平：这个问题都要问我吗？我只可能给你一个回答。就算我是那样的人，我也不会老实地告诉你。当然我相信我不是这样的人。
记者：你自传里说你的性格是敏感的、脆弱的，不善于与人交际。但是我看很多访谈说你是善良、活泼的，你怎么看？
周国平：善良、活泼是非常好的词。你的问题是活泼跟我的自述不吻合？我原来确实比较怕羞，但是在某些场合可能会比较活泼。像今天这个情况是很少的。一般听我的讲课，很多人说不听就好了，听了我的讲座，把看我的书造成的印象全都破坏了。所以我总是在逃避讲座。我觉得特别需要今天这种气氛，这种气氛可遇不可求。
记者：你又是一个教授，又是一个作家，有网友评论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哲学家，除了研究尼采外，你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
周国平：没错，而且我不想建立。至于你前一半的问题，我的遭遇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说，就是作家认为我不是作家，教授认为我不是教授，什么都不是。
记者：你怎么定位？
周国平：我什么位都不定，我既不是作家，也不是教授，我就是一个爱想事、爱写东西的人。
记者：你从来都不定义自己吗？
周国平：不定义。做你喜欢做的事就行了。如果你没有自己喜欢做的事，怎么定义都是空的。
记者：你的书很大一部分在生活哲学这一块，是鼓励心情的东西？
周国平：这就不用我来批评了吧。对于某些只能读懂那些书的人来说，他看更好的东西仍然认为是这样的书，他的水平就这样。
记者：你认为你的书也分三六九档吗？你还有一些书是他们看不懂的吗？
周国平：当然有，刚才你说的就是证明。
记者：你会主动把你的书拉出一个差距吗？
周国平：我觉得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事情。从我的写作来说，我的主张是这样，而且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我不看读者，不管读者。老有人问你的读者定位是怎样？我觉得很可笑。如果一个作家就为一类读者来写，这是一种市场行为。
记者：读者真的这么可恨吗？
周国平：读者不可恨，读者可爱。
记者：那为什么不考虑呢？
周国平：一个人老老实实写自己的东西，读者群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你去定位定出来的。我后来才知道有一批读者很喜欢我的东西，而且比较稳定，这是我写作后才知道的。这不是你去制造出来的喜爱，是自然形成的，这就很好。我会继续这样做，不要去定位读者，这样反而能保持一批读者。如果我去迎合读者，等于把好读者推开了，他们不喜欢这样的作家。
记者：我看到你最近一本书，有读者说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你现在的写作相对于以前是不是灵性少了一点？
周国平：这是值得我反省的，我觉得和我的生活状态有关系，太忙，让我写这个那个的人太多，这特别分散我的精力。我最喜欢的生活方式，就是围绕一个中心读很多书，思考一些问题，这样有相当的积累，然后再写作。我现在积累的时间少了，生产的时间多了。
记者：你觉得这种积累必须一直增加，就算你已经阅读了这么多书，可是你觉得还不够？
周国平：不够，我觉得太不够。所以我有一个计划，就是重读经典。我真的觉得积累是最重要的。有的人问学术和写作这两者怎么平衡，我自己体会，学术就是我的积累过程。在围绕一个主题深入读书、思考之后，我就觉得踏实，写出的东西就比较有内容。如果一段时间没有做这个工作，我就开始重复自己了。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还有希望。
记者：你认为一个好的哲学家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居住环境？
周国平：这倒不直接跟居住有关系。你说哪里没有天空啊？你真要仰望的话总有一个天空可以仰望。真正的问题不是出在这里，是出在我们的传统，不鼓励思考纯粹的哲学问题。
记者：你觉得现在的人最缺失的感情是什么？
周国平：要我说有两种感情都缺失，一个是善良。善良，对生命的同情，这是最基本的感情。一个社会要有一个好的生存环境，至少应当是大部分人都具备善良的品格。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环境让人不敢善良，你善良就倒霉。另外一个是缺乏高贵，做人的尊严，往往只要利益，为了利益不要尊严。
记者：深圳作为一个移民城市，你认为它的居住文化的核心是什么？与传统的居住文化，比如老北京、老上海相比，它们之间是否有一定的区别？这个区别是什么？另外我们说文化是有价值的，作为移民城市的深圳，它的文化价值体现在哪些方面？
周国平：这个问题我恐怕就不能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本身很大，我也不太熟悉。我想，不管传统城市也好，移民城市也好，一个正确的做法是发扬自己的特点，扬长避短。传统城市的优点是传统，那就要保护好传统。作为移民城市来说，多元、开放就是优点。这一点怎么体现在居住上？在一个平地上建一个新城市，在一张白纸上画一幅新画，这是最大的优势。规划非常重要，你没有任何负担，完全从零开始。这样你就能把世界上最好的建筑、规划的理念进行认真的研究以后，确定一个最好的方案，当然具体怎么做，这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它本身没有传统，也不可能制造一个传统出来。但是，如果现在规划得非常好，基础打得非常好，你这个新的传统就开始形成了，将来这就是你的传统。如果底子打得不好，就仍然没有传统。我只能抽象地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