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王鲁湘：如果在座的同学还有一点记忆的话，可以回忆起几年以前，在中国的学术界，可以说不仅仅是学术界，包括我们大学校园里头和社会上的文学界都在讨论一个非常时髦的词叫人文精神。那么什么是人文？什么是人文精神？经过那一段时期的讨论以后，其实也没有得出一个所以然来。有很多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但是结出的硕果却并不是很多，真正有独立的哲学思考，有生动的东西也并不是很多，这是我们对那一场人文精神讨论的一个遗憾。但是今天我们请来一位学者，这位学者既是一位哲学家，也是一位诗人，他用散文的笔调写他的哲学思考，用哲学思考来贯穿他的文学写作。那么这一位哲学家和诗人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周国平教授。那么今天我想问的就是，周国平先生，有人说您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哲学家，因为在搞哲学的人中间，在畅销书的书架上头，能够自己把自己的自选集摆一架的人，大概只有您一个人，您认为您是一个不务正业的哲学家吗？
答：从什么角度看了，如果说一个哲学家就是应该对那个哲学的一个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的话，找各种资料，然后做出一些研究，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也做过一些，譬如说尼采，尼采我写过两本书。但是如果说我还愿意更多地做一点，那就算不务正业的话，我可以算不务正业。如果说哲学家只能用一种方式来写作，就是学术专著，如果你写了学术专著以外你还写别的东西，譬如说散文那就算不务正业，那我可能就算是。
主持人：好，就是您觉得不务正业这个词，你很坦然受之，并不认为就是一个对您有什么很影响的事，是吧？
答：其实我就觉得正业这个词很别扭，一个人为什么一定要有正业和副业之分呢？
主持人：到底谁规定的？
答：对呀，你感兴趣就行，你喜欢就行。
主持人：对。
答：我觉得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然后你做得让自己满意，这就是最大的成功。当然如果你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且自己满意，而且能够靠这个养活自己，过得比较好，那我就觉得更好。
主持人：大家都记住了没有？今天周国平先生讲话大家一定要注意，稍不留意就是一句至理名言。好了，那么下面我想问的就是，您今天的主讲题目叫做“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那么我想问一个问题：什么是人文精神？下面请听周国平先生讲。
我是想借这个话题来谈一谈我对欧洲的精神文化传统的一种认识，因为我研究西方哲学嘛，我觉得西方哲学最可贵的一点，就是培育出了这个传统。哲学本身很多问题是无法回答的，最后也没有一个答案，两千年来的西方哲学，它追究的问题是不是找到答案，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可以说是失败的。但是，在这么一个探索这些不可解的问题的过程中，它培育起来了一种精神，我觉得这种精神概括地说可以说是人文精神。所以，我实际上想借这个话题来谈一谈我对西方哲学所培育的这种精神文化传统的认识。
人文精神这个词，如果我们要在西文里面，英文也好，德文也好，要找一个对应的词的话，恐怕就是humanism这个词，原来我们一般是翻译成“人道主义”，或者是“人本主义”，或者是“人文主义”，实际上都是这一个词。“人文主义”这个词和“人文精神”就非常相近了，实际上是同义词。所以我是这样理解的，我说你要谈人文精神的话，你就要了解这个词在西方文化传统里的含义，那么humanism这个词，实际上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是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但是广义地来说，就是指我刚才说的由西方哲学所培育起的那种欧洲精神文化传统，我是按照这个广义的含义来谈这个问题的。那么，在我的理解中，人文精神这个概念是表达了西方从古希腊开始的一种精神文化传统。它的主要的精神是什么呢？就是尊重人，尤其是尊重人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价值。那么什么是精神存在呢？实际上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人是有头脑的，有理性的，有一种认识能力的；另外一个方面呢，人是有灵魂的，有超越性的。人的精神属性其实包括两大属性，一个就是能够思考问题的、有头脑的，这叫理性，还有一个呢人是有灵魂的，他是要追问生命的意义的，这叫超越性。所以我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我就要讲三点，就是在我看来人文精神所包含的三个元素。第一个就是人性，就是对人的尊重，可以用一个概念来说明它，就是人的尊严，那么这个含义呢，实际上也就是广义的人道主义精神。第二个元素呢是理性，你可以说是对真理的追求，头脑对真理的思考，那么这个含义呢是科学精神，是广义的科学精神。第三个元素用一个词就是超越性，就是对生命意义的追求，那么这个含义在我看来就是广义的宗教精神。所以，我想从这三个方面来谈清楚我对人文精神的理解。
那么第一点就是人性，或者说人道主义精神，最基本的意思就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把人看作是宇宙间的最高价值，人比物重要，比东西重要。同时也是人和神相比较，因为实际上这个人道主义和中世纪的神学是一种对抗。尊重人的价值，它具体表现在肯定人在这个尘世间的幸福，人生的价值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实现，不能推到无限遥远的未来，人有权追求自己的幸福。这是一个方面。
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把人看作是人，就是不光把人看作一个肉体的存在，同时他也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人有两个方面，人一方面是有肉体的，从肉体的方面来说，人是动物，但是另一方面呢，人是有灵魂的，有头脑的，那么从这一方面来说，人是比动物更高级的东西，是更高的一种存在，那么人的尊严就在于人身上这个精神性的存在，我觉得人道主义更强调的是这一点，也就是尊严高于幸福。这是人文精神的一个核心，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德国哲学家康德说得最清楚，而且康德的观点确实被看成是人文主义的一个经典表达。
康德是怎么说的呢？康德说，人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人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属于现象界，所谓现象界也就是受制于自然规律的，他是不自由的，你饿了就得吃，这个肉体他需要生存就必须遵循自然界的规律，这是一个方面。但另一方面呢，人又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这是人的更本质的方面，从精神性的存在来说，人是属于本质界、本体界的，不光是属于现象界的。作为精神性的存在，人能够为自己的行为树立一个法则，道德这个法则，能够按道德来办事情，所以康德说人是自己行为的立法者，这正是人的尊严之所在。作为这样一种存在，康德说人是目的。人是目的，这是康德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他的意思是说，作为精神性的存在的人是目的，你不能把这样的人就是本质的人用作手段。那么什么情况是把人用作手段呢？如果说，你如果为了自己的利益，你完全不要你的尊严了，完全不要你的人格了，那个时候你实际上就是把你的精神性的存在的那个人，你的更本质的那一面，当作了满足你的那个物质性的存在，你的现象的那一面，也就是满足那个肉体欲望的手段了。一个人如果为了物质的利益而不要人格，他实际上就是把自己当手段了。
我自己觉得，在我们中国的文化里面，特别缺的一点就是人的尊严这个观念。前一段经常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最缺乏什么，普遍的一个看法是认为我们现在最缺的是诚信。那么诚信、信任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缺呢，我觉得你要追究它的根源的话，恐怕就要从中国文化里面缺少人的尊严这个观念，要从这里找原因。诚信就是诚实、守信用对吧，这个诚实和守信用我觉得是一种自尊，就是把自己的尊严很看重，是以这个自尊为基础的。实际上诚实和守信用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坦率地告诉你，这是我的想法，而且我会对它负责任的，这就是诚实和守信用，那么我这样对你说的时候我是非常自尊的。那么信任是什么呢？信任实际上是对他人的尊重，是以对他人的尊重为基础的。信任就是说，我想知道你的真实的想法，而且我相信你会对它负责任的，这就是信任。那么我这样说的时候我是常常尊重对方的，我把对方做人的尊严是看得很重的。所以我觉得，诚信实际上是以打交道的双方所共有的人的尊严这样一种意识为基础的，没有这个基础的话，就根本没有诚信可言。其实，一百年以前，严复就提过这个问题，说中国人办公司，公司本来是个好东西，但是传到中国以后就变味了，两个人办公司也是互相欺骗。没有尊严的人与没有尊严的人打交道，就必然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是人道主义的主要含义了，就是人的尊严，而对人的尊重应该落实到对每一个个人的尊重，这就是个人主义了。我们以前对个人主义的概念，老觉得是一个贬义词，实际上应该说个人主义也是西方精神传统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你尊重人，你就要落实到每一个个人。个人主义本来的含义是什么？就是要把每一个个人都看作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不可重复的生命体，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人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所以每一个人都有权利也有责任，在他活着的这一辈子里面，实现他的价值。这是个人主义本来的含义，它并不是指那种损人利己、损公利私的行为。个人主义是西方伦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实际上西方政治哲学的其它原则都从这里推出来的。任何个人的权利都要得到尊重，任何个人的自由都是不能侵犯的，那么，别人不能侵犯你的自由，你也不能侵犯别人的自由，所有他人的自由对你的自由就构成了一个限制，所以自由必然是规则下的自由，而这个规则它的根本的含义就是不能侵犯别人的自由，它是专门来管那些侵犯别人自由的那种行为的。那么法律又是从规则来的，政府之所以有必要存在，就是为了执行这个法律、维护这个法律，而它最后的目的还是为了保护个人自由。西方这一整套政治哲学，我觉得都是建立在这么一个根本的概念上的，就是个人自由，而个人自由原则又是从对人的尊重来的。所以我就觉得，在西方的思想传统里面，包括人道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它们之间是有密切的联系的。这是人文精神的一个含义，我就简单讲这么多。
第二点我就讲理性，或者说广义的科学精神。如果人性、人道主义这个方面，我可以用一个概念来概括，就是人的尊严，那么，理性我也可以用一个概念来概括，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一个概念，就是头脑的认真，科学精神说到底就是头脑的认真。理性是人对世界的认识能力，在西方哲学史上，大部分哲学家好像都认为理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本质的特征，或者说最主要的特征，有的哲学家就把人命名为理性动物。
那么理性就是人对世界的认识能力了。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人对世界的认识是从好奇心开始的，好奇心是理性的一个开端，而且始终是理性能力的一个最重要、最基本的因素。好奇心这个东西呀，其实哲学家们和科学家们都很重视。从哲学家来说，最早的哲学家，古希腊哲学家，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都说过哲学开始于惊奇，对于人类来说，好奇心可以说是人类理性能力觉醒的一个征兆。其实对于个人来说也是这样，你看孩子们都是充满好奇心的，他们会提出各种各样你想不到的问题，对世界上各种现象他们都会感到惊奇。我觉得最可惜的是什么，就是人长大了以后，这个好奇心往往就弱了。我分析有两个原因，我称之为好奇心的两大敌人。一个就是习惯，往往是这样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看这个世界看得越来越久，经常看到就习以为常了，就觉得你好像都懂了，实际上我发现，我们面对孩子提出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往往回答不出来，证明我们其实并不懂。还有一个更大的敌人就是功利心，无论什么事情，什么问题，你要去研究的话，你就要问一下有没有用，有什么用，如果觉得没有用就不去研究去了，就不去追问了。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我觉得我们的教育的最大毛病就是急功近利，无论教什么，学什么，最好是马上就能用上，完全是为了适应市场的需要而培养人才。这样一种急功近利的教育，我觉得对好奇心来说是一个最大的扼杀。在爱因斯坦那个时候，情况远远没有我们现在这么严重，但是他那时候对这个问题已经感触很深，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的教育居然没有把人们的好奇心完全扼杀掉，这简直是一个奇迹。
（主持人：你们觉得自己好奇心慢慢地在衰减吗？我总结一下周教授刚才的这个话啊，儿童提的问题属于哲学问题，青少年提的问题属于知识问题，到了我们中年以后的人提的问题只是技术问题。比如说这个电视机，这个按钮怎么开？我们就只能提这种问题了。）
对，有道理。好奇心这个东西，我觉得要判断一个人的智商、智力程度，其实第一个标准就应该看他还有没有好奇心，你有再多的知识，如果你没有好奇心了，我觉得你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了。这是一点，就是我所理解的科学精神的第一点，就是好奇心。
那么第二点，就是我开头说的头脑的认真。你有了好奇心了以后，你就要追问下去，你的好奇心如果保持下去的话，你就会认真。所谓认真就是在知识的根据问题上认真，一种道理到底是不是真理，一种知识是不是真知，你一定要亲自去追究它的根据。所以实际上，理性精神它是充满着怀疑精神的，就是凡是自己没有检验过的，我都存疑，我都不认为是真理，我要亲自去检验它的根据。那么在这一点上，我就觉得，我们中国文化在头脑的这种认真上，应该说比西方的文化要差得多。你看在西方哲学里面，知识论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什么叫知识论？就是人的知识形成的过程，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给你审查，到底有没有毛病，有没有漏洞，只有这样审查完了以后才放心，才敢相信我们知识的基础是可靠的。知识论在那个西方哲学里面，从康德以来基本是一个重点，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可是在我们中国哲学里，知识论是非常薄弱的，基本上你可以说没有什么知识论。宋明哲学中也许有一点知识论，讨论一些知识的问题，但是所讨论的也只是所谓知行关系问题，就是知识和行为之间的关系，而这个知行关系里的“知”呢，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识，是指德行之知，就是道德知识，道德方面的道理，伦理学的道理，还不是指我们对外界世界的认识。这种对知识论的不重视，我觉得实际上反映了头脑的不认真。
另外，我觉得头脑的认真还表现在热爱真理、学术独立这些品质上，这些品质实际上也是来源于在知识根据问题上的认真。西方思想史上有相当多这样的人物，在他们身上这种品质特别鲜明。比如说布鲁诺，我把他称作是为了一个宇宙真理而牺牲的科学烈士，他完全是为了一个纯粹的科学真理而死的。我就是要坚持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宇宙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太阳系，我就是要坚持这么一个真理，因为这是我经过观察和研究得到的，而为了坚持这样一个真理，最后他被教会判了死刑，烧死在罗马的鲜花广场上了。还有苏格拉底，我称他是为了一个人生真理而牺牲的哲学烈士。我觉得我们中国很难出像布鲁诺、苏格拉底这样的人，就是为了一个纯粹的真理，为了坚持它，我不怕杀头，为之而牺牲，这样的事例很少。我们中国比较容易出那种为了一定社会集团的利益，为了一定的社会理想而牺牲，这样的革命烈士很多。
科学精神还有一点，就是从思想上把握完整的世界图画的渴望。就是说，我不只是对世界上这个或那个现象感到好奇，我的好奇心其实是面对整个世界的，我想探问的是整个世界的秘密。事实上，凡是大科学家都有这样的渴望，牛顿和爱因斯坦就是典型的例子。
这是第二个大问题，我理解的人文精神的第二点，就是科学精神或者说理性。
第三点是超越性，也就是广义的宗教精神。如果说我用头脑的认真这一个概念来概括科学精神的话，那么宗教精神就可以概括为灵魂的认真。超越性和理性是不一样的东西，理性是对世界的认识，超越性是要超越这个可见的世界，去追问它背后的不可见的本质。理性是局限在经验范围里的，就是说我所经验到的东西，我用理性思维的能力去整理它们，让它们条理化，得出一个认识。那么超越性，它往往是超出经验范围的。哲学上有一个概念叫超验，就是超出经验范围，是经验范围里不会出现的东西，但是人还是要去追问它。超越性实际上追问的是人生的终极意义，就是在无限而永恒的宇宙中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最后都是指向这个问题的。因为你想，从现象来看，人和动物没有太大的区别，人也是有生有死这么一个过程，人也是有一个肉体的身体，这些方面都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说人活一辈子就是这样的，完成了这么一个生命过程，最后死了，那么人的生命到底有什么意义？所以，所谓超越性就是要为生命寻找一个意义，寻找一个比生命本身更高的意义，不满足于活着，还要活得有意义，这就是超越性。我觉得宗教精神它在本质上是这么一个东西，并不在于你信不信教，信什么教。刚才我把科学精神分成那么三个要素，那么相应的宗教精神也可以分成三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是什么？就是困惑，如果说科学精神开始于好奇心的话，那么宗教精神或者说人的灵魂生活就开始于困惑。人因为困惑，为了解脱这个困惑，才会寻求觉悟或信仰。不光哲学是这样，我觉得所有的宗教也是这样，宗教也是从困惑开始的。你看好了，所有的大宗教家，宗教的创始人，他们实际上都是从困惑开始的。释迦牟尼，他一开始就是看到了生老病死，感到人生没有意思，很空虚，这时候他就出家去探寻解脱之道，最后创立了佛教。佛教，佛这个词的含义就是觉悟。基督教也是这样，如果说佛教所寻求的是觉悟的话，那么基督教它所寻求的是信仰，要给人生一个神圣的意义，得出了灵魂不死的结论。基督教的那些大神学家，比如说圣奥古斯丁，你们看一看他的《忏悔录》就知道了，他在青年时代是非常困惑的。我相信，所有的大宗教家，他们的探寻都是从困惑开始的，没有困惑，就不会有后来的觉悟或信仰。
第二个要素是灵魂的认真，所谓灵魂的认真是指在人生的根据问题上认真，我一定要去追问人生到底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终极的根据，是这样一种认真，要自己来为自己寻求一种人生的信仰，来确定自己在世间安身立命的方式。那么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从总体上看，中国文化在灵魂的认真上也比西方文化要差，西方人在人生根据的问题上比我们要认真。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人生哲学非常发达，确实从量上来说，中国的哲学绝大部分都可以划到人生哲学这个范畴里面，都是探讨人生问题的。但是我觉得从质上来说，从追问人生问题的深度上来说，我觉得中国哲学在这方面是有欠缺的，中国和西方的人生哲学，它们所追问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西方人生哲学它追问的问题是人为什么活，西方哲学很重视死亡的问题，像柏拉图、苏格拉底都说过，哲学就是预习死亡。那么实际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像柏拉图就往那个所谓唯心主义的方向发展，认为有一个理念世界，这个理念世界是一个真正的世界，我们的灵魂都是从那儿来的，还要回到那儿去。这个东西后来就跟希伯来的宗教观念结合起来，变成了基督教的一个基本信念，就是有一个天国。所以，柏拉图、基督教实际上都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有死亡，人生到底有什么终极的意义。人为什么活？这是一个人面对宇宙大全的时候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所以追问这个问题的哲学本质上是灵魂哲学，是宗教。但是中国人生哲学的核心问题是什么呢？是人怎么活，怎么样处世做人，是问的这个问题，寻求的是妥善地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这是一个人面对他人的时候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所以我说它本质上是伦理哲学，是道德。那么，我因此觉得，中国和西方人生哲学在深度上是有区别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区别？我自己的看法是，很可能根源于对死亡问题的不同态度。西方哲学不回避死亡，它直面死亡，去思考这个问题，中国哲学尤其儒学是回避死亡问题的。我刚才说知识论是中国哲学的一个薄弱环节，其实中国哲学还有一个薄弱环节就是形而上学。所谓形而上学就是对世界本质的追问，对终极之物的追问。在中国哲学里面，尤其在儒学中，这个形而上学是很薄弱的，另外中国没有本土的宗教，我觉得原因可能都可以从这个问题上来查，说是回避死亡问题，回避生命终极意义问题。
另外我们不是很注重内在的灵魂生活、精神生活。你看西方有很多这样的精神圣徒，或者说精神探险家，他们可以为纯粹的精神性的问题痛苦不安，可以献身于某种超越性的信念。但是我们就比较缺少这样的人，我们的理想人格是能够恰当地处理人际关系的君子，这是我们的理想人格，所以我们在精神上比较容易安于现状，人生的模式比较容易雷同。那么这是超越性的第二点。
超越性的第三点，就是在精神上和宇宙的某种精神本质建立联系的渴望。这一点实际上跟科学精神的第三点已经是很接近的了，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你头脑认真，追问世界的问题也好，你灵魂认真，追问人生的问题也好，最后都会走到这一步，就是想知道世界本身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它有没有一个精神本质，最后都要面对这么一个问题。这实际上就是信仰的问题，科学和宗教最后在信仰这里会合。从哲学上说，世界有没有一个精神本质，这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但是，凡是崇尚精神事物的人，不管是哲学家、诗人、科学家，还是宗教家，好像都是宁信其有。这是一个信念，从这个信念出发来看人生，就会有不同的人生态度，因此也就会有不同的人生。有没有信仰，你怎么对待人生，怎么安排人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他们看来，这个信念虽然无法证实，我们仍然需要它。
我刚才讲的三个方面归纳起来，我认为人文精神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三句话。一个是人的尊严，就是要活得有尊严。一个是头脑的认真，就是要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问题。一个是灵魂的认真，就是要有自己的灵魂追求。一个人在对世界的认识上，在对人生的态度上，他能够自己做主，负起责任，如果他这样做，我就认为他是有人文精神的。一个社会如果为这样的追求提供合适的环境，这个社会就是有人文精神的。这是我的基本观点，请大家批评。
主持人：关于“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其实最终的结论大家需要记住的，就是认真两个字。那么关于认真两个字，我想周教授的思考，他已经不完全是在西方的这样一个从古希腊开始的思想传统里，如果他仅仅在那个传统里头，我想他得不出认真这两个字来。他是在和我们中国的哲学精神，我们中国的这样一种文化传统的对比之中，他才突然发现了，原来欧洲人过得比我们认真。欧洲人比我们过得认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的人文精神和我们不一样。他们的人文精神的方方面面，不管是在做人的方面，还是在做事情的方面，不管是在科学研究方面，还是在自己的宗教信仰方面，在各个方面坚守两个字，就是认真。那么在坚守了这两个字以后，就产生了整个西方的人文精神这样一种传统，产生了我们现在大家看到的西方的这样一种文化。那么对比之下的话呢，的的确确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感觉有点惭愧，因为我就属于中国文化中间不认真的那种人。那么在这一点上，我想跟周教授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西方人已经习惯了追问为什么活，他就爱那么认真，那就让他认真去，可是中国人已经习惯于追问自己怎么活，老是把那个心计、把那个聪明劲全部用在琢磨人际关系上头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改变这种状态呢？
答：我也没看出有什么必要，但是我是这样想的，如果说不问那些根本问题的话，当然有好处了，譬如说可以不得精神病是吧？你如果没有想到那些问题的话，你可以平平安安地过，糊糊涂涂地过，这当然未尝不可。但是如果你一旦已经想到了那些问题的话，那么可能就没有办法不去思考了，这叫做欲罢不能，不是你想不思考就能够不思考的。同时我以一个想了那些问题的人的眼光来看那些不想这些问题的人，我就会觉得他们活得太那个糊涂了。我觉得是这样的，你如果光问自己怎么活，不问自己为什么活，怎么活这个问题也不能很好地解决的，实际上你是在一个非常狭小的范围里解决怎么活的问题。其实人可以活得更有气象一点，有一个大气象，如果你仅仅是考虑怎么活，不考虑为什么活，你活得一定是没有气象的。
主持人：那么我这里还替网友问一个问题，这个网友这个问题，他是这么说的，哲学在你看来是玄虚的还是可以触摸的？一定存在着那个关于世界、关于生命的真知和真理吗？
答：这是两个问题。哲学是玄虚的，还是可以触摸的？如果从哲学和我的生活的关系来说，我觉得哲学是很具体的。如果一个人养成了哲学思考的习惯，甚至哲学融入了他的生活态度之中，那么，哲学在他的生活中就会发生很真实的作用，不知不觉就会发生作用。我想人总是会遇到很多挫折，甚至苦难和灾祸，我觉得在那种情况下，哲学的作用是特别明显的。我曾经说过，哲学好比是一种分身术，哲学使你可以把你自己分成两个人。譬如说当你在一个灾难中间受苦的时候，如果你是有哲学思考的话，你同时会感觉到有另外一个你，站在一个更加高的立场上，一个更加开阔的立场上，来看那个正在受苦的你，他会来劝导你，给你特别好的劝告。哲学看到的是整个世界和人生的全局，所以一个有哲学思考的人，他就有可能类似于站在一个上帝的立场上来看自己在人世间的苦难，比较容易超脱出来。至于是否存在关于世界和人生的真理，我想在标准答案的意义上是不存在这样的真理的。我赞成尼采的看法，对于世界和人生整体的认识永远只是解释，不是真理，如果要说真理，也只是在哪一种解释能够更好地指导人生这个意义上说的。
听众：周先生我想问您，牛顿一生都在对科学世界进行研究，但是他老年却皈依宗教，我想问您对他的转变认为是一种飞跃呢，还是怎样的一种转变？另外我想问您，如果因为研究哲学而精神失常，您认为他是生活的强者还是弱者呢？
主持人：你不是在暗示周国平不要这样吧。
答：其实牛顿从来没有说他不相信宗教，他是一直相信宗教的，他不是到晚年才皈依的，虽然他的确在晚年更加迷恋炼金术了。其实许多科学家都相信宗教，科学所能解决的只是经验范围内的问题，对那些超出经验范围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精神性的困惑，包括世界的终极本质、人生的终极意义，科学是无法解决的。所以我觉得科学家相信宗教这一点儿也不奇怪，科学和宗教二者完全可以并存。至于一个人从事哲学最后发疯了，比如说尼采就是这样的例子，我想他在生活中肯定不是一个强者，他是一个弱者。不过，发疯和哲学没有必然联系，倒是和天才有某种联系。有两类天才，一类是精神上平衡的天才，比如康德、歌德，他们是强者，不会发疯，另一类是精神上极端的天才，就像尼采、荷尔德林这样，在生活中往往是弱者，也很容易发疯。如果我跟尼采来比的话，我在生活中可能比他强一点，原因当然不在于我精神上多么平衡，而是因为我不是天才，我远比他平庸。
主持人：还有一点是你可能没有他那么较真，他比你更较真。
答：当然，不过这也是因为我比他平庸。
主持人：这就是中国文化拯救了你，使你没有走到那一步。
听众：周先生您好，我们在提到人文精神的时候，总会联想到知识分子的一种责任，那么我们会发现，中国知识分子在建设中国人文精神的参与程度较之西方的知识分子有一些差别，那么您怎样看待这种差别？这种差异的根源在哪儿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在普遍讨论一个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就是说大家普遍认为中国人可能缺乏一种普遍的、具有支柱性的信仰，您怎样看待中国人的信仰问题？
答：中国知识分子这个社会责任心呀，从表面上看来也挺强的，譬如说九十年代上半叶，那个人文精神讨论，就强调那个社会责任感。但是我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这些使劲表达自己的社会责任感的人，他们更在乎的是自己在社会上扮演的那种角色，他们的角色感太强了，总想扮演一种所谓精英的角色。所以从九十年代开始，这种精英的角色比较难扮演下去了以后，就开始有一种失落感。关于社会责任的问题，我想是这样的，一个西方的知识分子或者譬如说以前俄国的知识分子，他们也都很有社会责任感，例如十二月党人，他们为了自己的社会理想被大批流放，这种例子很多。但是，我觉得他们最好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他们这种社会责任感和对自己灵魂的关注是统一的。他并不是说，我负有改变社会、领导社会的责任，实际上他在关注社会的同时，也是在解决自己的精神问题。我觉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这一点上就比较差，就是社会责任感和这种自己的精神追求这两方面是分离的，可能很多人并没有自己的精神关注，仅仅是想在社会上起某种作用，扮演某种角色。那样的话，因为没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动力，关心社会也很难坚持下去，甚至打着关心社会的旗号为自己谋私利。所以我总是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根本问题不是社会责任感太差，而是太没有自己的灵魂生活了。
第二个问题，关于信仰，我认为信仰不一定是相信某一种宗教，或者相信某一种意识形态。中国社会从来没有统一的宗教信仰，以前在一个时期里曾经有某种意识形态被树立为统一的信仰，但是我想那种东西，譬如说共产主义，你可以说是一种社会理想，但它并不能作为一种人生信仰，因为它不是针对人生的根本困惑的，不是解决人生的根本问题的，所以它不成其为一种人生信仰。但是以前它在那个时代造成一种假象，好像人人都有信仰，人人都信仰某一种主义，我觉得这是一种假象，其实它只是社会层次上的一种意识形态。那么现在呢，当这种意识形态统一人心的力量消失时，就暴露出了一个真相，就是中国人其实并没有真正的信仰，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了。那么应该怎么办呢，现在有些人就急于要为中国人树立一个新的信仰，比如说前几年叫得很响的新儒家，要把儒学恢复为中国人的信仰，我觉得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情，完全是空想。本来儒学本身，我就说它缺少一种信仰的品格，因为它缺少形而上的关切，它基本上是一种社会伦理学说。就算它在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中经常被树为一种信仰，就算是这样，我觉得它对于现代人的问题也是不能解决的。所以我的看法是，不要在全社会人为地树立一种信仰，这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最好的做法是鼓励每个人自己去寻求自己的信仰。那么什么样的人算是有信仰的呢，我觉得只要你对人生的根本问题是认真的，你去思考这些问题，然后你在这个世界上有了一个做人的基本原则，你不违背这个原则，我认为这样的人就是有信仰的，不一定要信什么教。
主持人：好，我现在按照我们的惯例，按照我们这个节目的惯例，要请主讲人用一句话，只准用一句话，把你今天的讲演的宗旨概括出来，一句话。
答：一句话的话，我就说，一定要有自己的头脑和自己的灵魂。
主持人：希望周教授的这句话，我们大家能够切记在心上。好，感谢周国平先生的精彩演讲，也感谢在座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同学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