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规范化的前提是学术独立，真正的学术规则是在学术独立的传统中自发形成的，是以学术为志业的学者们之间的约定俗成。在学术具有独立地位的国家和时代，或者，在坚持学术的独立品格的学者群体中，必定有这样的学术规则在发生着作用。相反，如果上述两种情况都不存在，则无论人为地制定多少规则，都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规则。
在中国长期的专制政治和文化体制下，学术独立的传统始终没有形成。这既表现在统治者对学术的控制和利用，也表现在治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学术当作政治的工具。学术独立的观念是清末民初从西方传入中国的，虽有王国维、蔡元培、陈寅恪等大力提倡，但在根深蒂固的儒家传统和剧烈变动的政治现实双重制约下，始终未能形成为可与旧传统抗衡的新传统，建立这个新传统的任务尚有待于完成。
学术独立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尊重学术的独立地位，二是坚持学术的独立品格。前者关涉国家的体制，后者关涉学者的自律。这两个方面有联系，但可以相对分开。即使在学术没有独立地位的情况下，有良知的学者仍可坚持学术的独立品格。因此，学术规范化的讨论也应包括两个内容，一是体制的问题，二是学者自身的问题。
二、对于中国当今的学术失范和学术腐败，人们已多有尖锐的批评。我未作深入调查，只能说一说直觉。我的感觉是，当今学界的根本问题是官场化，并且带进了当今官场的一切腐败现象。这也就是一些学者指出的官本位、权力本位。问题的症结在于行政化的学术领导和管理体制。在学术密集之地的大学，教育行政部门决定一切，包括校长的任命、教材的编定、经费的分配等。邹承鲁院士指出，中国的科技管理是典型的人治，行政权力直接掌握大型课题的项目计划和庞大经费，项目和经费的取得取决于研究人员与行政官员的关系，他名之为“处长政治”和“人际政治”。众所周知，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情况与此毫无不同。
在这种体制下，决定一个学者的地位和待遇的评定机制基本上是非学术的，起首要作用的是权力、人际关系等官场因素，辅以同样非学术的工作量指标。这两者之间还有着某种联系，比如说，一个人很容易凭借权力掌握一些大型课题，让别人去做具体工作，却也计算入自己的工作量之中。课题立项是行政权力支配学术和分配利益的重要手段。课题分级别，级别越高利益越大，不光经济上如此，级别本身就直接意味着学术地位，重点课题负责人成为当然的学术骨干，从而获得其他各种利益。权力转化为课题，课题又转化为权力，形成了某种利益垄断的格局。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学府不像学府，研究机构不像研究机构，学者不像学者，权力与学术严重错位，学术气氛淡薄。在许多人心目中，最佳选择是做官，其次是成为官的亲信，最倒霉的是与行政权力搞不好关系。人们纷纷把精力放在拉关系、立项目、弄钱上。出现了一批学界强人，手中掌握数目可观的经费，挂着各种学术头衔，不停地举办或参加各种学术名目的活动，却永远坐不下来认真做一点学问。比较本分的或这方面能耐较差的人就只好指望工作量了，心里未必喜欢学问，只把它当作获取职业利益例如职称、津贴、课题经费的手段。
行政权力支配学术的必然结果是劣胜优汰。那些专心于学术的学者，因为不愿逢迎和钻营，往往遭到不同程度的排斥，成为现行学术体制的边缘人，有的人被迫地或自愿地脱离了这个体制。
三、在行政权力支配学术的大前提下，对学术成果所采用的评价标准只能是非学术的。撇开权力和人际关系的非公开因素不谈，工作量往往被用作公开的标准。用工作量即发表论著的字数衡量学术成果，其荒谬性十分明显，却无法改变，原因就在于事有不得不然。对于学术作品，行政权力所能识别的唯有字数，无能对其学术水准做出评价。行政权力喜欢划一的管理，而量化指标是最简便的方法。成果评奖规定一个较短的时间期限，比如五年之内，也是为了便于操作。行政权力才不理会学术成果是否需要较长时间的考验呢，反正到头来它仍判断不了时间考验的结果是什么，而时间指标却是它能够把握的。事实上，评奖基本上成为按照时间、字数等可见指标和权力、人缘等不可见指标分配奖项指标的例行公事。
如果说行政权力在形式方面只能用量化指标来评价学术，那么，在内容方面，它的唯一评价标准是意识形态。学术并不排斥意识形态，但要求意识形态本身也成为学术，即一种可加以检验的知识体系。行政权力当然也不懂得这个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它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是狭隘的，在相当程度上等同于上级布置的当前政治任务。
在上述情况下，低水平知识的大量重复生产就毫不足怪了。我常常为国家每年支出的大量课题经费感到心疼，其中当然会产生一些有意义的成果，但是，也生产出了许多学术垃圾。一个课题一经立项就可以得到经费，完成后出书也就不成问题，而只要出了书就算学术成果，提高了学术地位，亦即增强了继续获取课题经费的资格，如此形成循环。现行课题审批的主要根据是申请者的研究计划，缺乏对其学术能力综合评估的机制，在立项之后，又只根据时间和字数判定项目是否完成，缺乏对质量的评估机制。因此，人们便把心思用在揣摩审批部门的意图，写出能获通过的计划，然后致力于在规定时间内凑足规定字数。可是，有多少人问一下，这样制作出来的所谓学术著作现在和将来究竟有没有人读。事实上，人们都心中有数，许多书刚生产出来就被人遗忘了，其唯一的用处是充当课题立项循环中的必要环节。
公正的学术评价是以学术批评为基础的。一般而言，衡量一部论著的价值，一个学者的水准，要看同行是否重视，怎样评论，在专业领域乃至更广泛领域有无积极影响及影响大小。这就需要有一个严肃而活跃的学术批评的氛围，而现在显然并不具备。在现行评价机制中，学术批评几乎不起作用，因而得不到鼓励，不能有效展开。同时，在学术批评缺席的情况下生产的大量产品，因其质量之低而难以成为学术批评的合格对象。
四、根据以上分析，我认为，要在整体上实现中国学术规范化，关键是改变行政化的学术管理体制，使学术与行政权力脱钩。单凭学者之力当然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但学者并非无能为力。学者至少可以采取明确的立场，阐明正确的理念，对现行体制进行批评，发出清醒的声音，使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这种体制的弊病。那些在体制内握有一定权力或具有一定影响的有良知的学者，理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坚持学术的原则，抵制非学术因素的作用。事实上，行政权力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控制学术生产并显得具有正当性，正是以知识分子的合作为条件的，这种合作给行政化管理披上了一件学术外衣。合作当然可以分得一些利益，但是，谁为了利益而放弃良知，他就不配再被称作学者。不合作并非一定要退出体制，而是保持批评的立场，不做行政机器的驯服工具。
对于体制的改变，学者个人的作用毕竟有限。然而，是否坚持学术的独立品格，却是每一个学者可以自主的事情。所谓坚持学术的独立品格，即王国维所言“视学术为目的，而不视为手段”，亦即爱因斯坦所言“为了知识自身的价值而尊重知识”。学术的独立，关键是精神价值对于功利价值的独立，把精神价值自身当作目的，而非获取任何功利价值的手段，不管是国家利益的大功利，还是个人利益的小功利。这个精神价值，在主观上是好奇心的满足，心智的享受，人的本质的实现，在客观上是对真、善、美的追求。因此，对于一个学者来说，学术既是个人的精神家园，又是他对于社会负有的精神使命，二者的统一是他的特殊幸运。学者当然应该担负社会责任，但他的社会使命也必是精神性质的，不是在当下事务中做风云人物，而是立足于人类的基本精神价值，关注和阐明关涉社会发展之全局的重大理论问题。
从长远来说，中国学术规范化有赖于一大批这样的学者的存在，组成一个无形的学者社会。在这样一个学者社会中，自会形成真正的学术规则，不但不受体制的支配，而且将对体制的改变间接发生积极的影响。可把学术规则分为两类，一是学者的职业道德规范，二是学术进步的内在标准，二者的有效建立皆以学者群体和个人的整体素质为条件。就此而言，我们学界的现状令人不能乐观，最大的问题是急功近利，种种学术腐败和失范的行为实根源于此。所以，我认为，为了解决学术规范化问题，我们必须首先思考一个更为本质的问题，即什么是学者的使命。
200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