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文字风格如同好的仪态风度一样，来自日常一丝不苟的积累。
无论写什么，哪怕只是写信，写日记，写一个便笺，下笔决不马虎，不肯留下一行不修边幅的文字。这样做的人日久必能写一手好文章。
文字平易难，独特也难，最难的是平易中见出独特，通篇寻常句子，读来偏是与众不同。如此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独特，方可称作风格。
刻意求来的独特是平庸的另一副面孔，你会发现，它其实在偷偷地模仿，而它本身也是很容易被模仿和复制的。
真正的独特是不可模仿的。它看不见，摸不着，而你却感觉到它无处不在。它不是某些精心做出的姿态，而是贯穿作者全部作品的灵魂。这便是我所理解的风格。
一个好的作者，他的灵魂里有音乐，他的作品也许在谈论着不同的事物，但你仿佛始终听到同一个旋律，因为这个旋律而认出他，记住他。
好的作家生活在自己的韵律之中，因此能够不断地唱出自己的新的歌曲。那些没有自己的韵律的作家，他们唱不成调，唱得最好时是在模仿别人。
语言是一个人的整体文化修养的综合指数。凡修养中的缺陷，必定会在语言风格上表现出来。
写得明白易懂的诀窍是，只写自己懂的东西，不写自己不懂的东西。
世上读不懂的书，作者自己也不懂的占大半。
质朴是大师的品格，它既体现在日常举止中，也体现在作品中。这是一种丰富的简洁，深刻的平淡，自信的谦虚，知道自己无需矫饰。相反，那些贫乏浅薄之辈却总是在言谈和作品中露出浮夸高深狂妄之态，因为不如此他们就无法使自己和别人相信他们也是所谓艺术家。
只有质朴的东西才能真正打动心灵。浮夸的东西只会扰乱心灵。
把简单的事情说得玄妙复杂，或把复杂的东西说得简单明白，都是不寻常的本领。前者靠联想和推理，后者靠直觉和洞察。前者非聪明人不能为，能为后者的人则不但要聪明，而且要诚实。
托尔斯泰的伟大在于他那种异乎寻常的质朴和真实。与他相比，许多作家都太知识分子气了，哪怕写起平民来也是满口知识分子语言。托氏相反，他笔下的知识分子说的仍然是普通的语言，日常生活的语言。
事实上，人们历来用生活语言说话，用书本语言写书，已沿成习惯。用书本语言说话和用生活语言写书都是难事，前者非不可救药的书呆子不能为，后者非不可企及的大师不能为。
有的人用平平淡淡的语言说出不同凡响的见解和朴实的真理（两者往往是一回事），有的人满怀激情地说些老生常谈。据说他们写的都是哲理散文。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节省语言是基本的美德。要养成一种洁癖，看见一个多余的字就觉得难受。
一种人用平淡朴实的口气说出独特的思想，另一种人用热烈夸张的口气说出平庸的思想。
贤哲用朴实的文字说出深刻的思想，到了模仿者口中，就变成用夸张语调说出的平庸的思想了。
格言是天神们私下议论人类隐情的悄悄话，却被智者偷听到了。
世上根本就没有所谓格言家。格言乃神的语言，偶尔遗落在世间荒僻的小路上，凡人只能侥幸拾取，岂能刻意为之。
俏皮话机智，大实话中肯。好的格言既机智，又中肯，是俏皮的大实话。
那些在市场上兜售，内容大同小异，少男少女们买去填在赠言册、生日卡、贺年卡上的东西，也配称作格言么？
只有聪明人才能写出好格言，但只读格言的人却是傻瓜。
我的目标是写得流畅质朴而且独特，而不是写得艰涩玄妙以造成独特的外观。
有的文字用朴素的形式表达深刻的内容，有的文字用华丽的形式掩盖肤浅的内容。然而，人们往往把朴素误认作浅显，又把华丽误认作丰富。
我的人格理想：成熟的单纯。我的风格理想：不张扬的激情。
别人说过的话尽量少说，自己想说的话尽量说透。
一段表达精当的文字是一面旗帜，在它下面会集合起共鸣者的大军。
浪漫主义的可笑在于失去了欣赏者。
文人最难戒的毛病是卖弄。说句公道话，文字本身就诱惑他们这样做。他们惯于用文字表达自己，而文字总是要给人看的，这就很容易使他们的表达变成一种表演，使他们的独白变成一种演讲。他们走近文字如同走近一扇面向公众的窗口，不由自主地要摆好姿势。有时候他们拉上窗帘，但故意让屋里的灯亮着，以便把他们的孤独、忧伤、痛苦等等适当地投在窗帘上，形成一幅优美的剪影。即使他们力戒卖弄，决心真实，也不能担保这诉诸文字的真实不是又一种卖弄。
车尔尼雪夫斯基反对艺术仅仅表现狭义的美即激情，而要求表现广义的美即全部生活。站在这一立场上，他精彩地抨击了雨果式的浪漫主义，包括浮夸的语言，狂暴的激情，虚构的性格，诡谲的情节，悲惨的境遇，兴奋的调子，“做作地把幻想刺激到病态地紧张的地步”，等等。所有这些与尼采对浪漫主义的抨击十分相似。我相信，这里显示了他的“美是生活”与尼采的“美是生命”这两个命题的相通之处。浪漫主义之所以令人反感，就因为它既是做作（反生活）的，又是病态（反生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