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还来谈辫子，似乎怎么说都有点儿絮叨的嫌疑。这几年若干散文大师杀入历史的酱菜园子，被尘封已久的辫子陡然间便成为近乎时髦的话题，说得太多难免招人烦。不过，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1911——2011年），国人规矩，大凡重大历史事件，逢五逢十，总得拎出来抖抖灰，合伙吹打一通以示纪念。而辛亥革命又恰是唯一与辫子有关系的革命，提起这场革命，当年非革命党的人们印象最深刻的记忆几乎都与辫子有关。所以不妨在此说上几句。好在关于革命和辫子的话题好像还没人说过，至少说得没有像眼下荧屏上的辫子那么多。
中国男人在清朝的时候留辫子的这点历史常识，眼下已经普及得连三岁孩子都知道了，不仅知道，而且还在家长的共谋下试尝“复辟”，留上小辫或者安上条带瓜皮帽的假辫子什么的。不过，这些孩子和大人也许根本想不到，围绕这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毛发，中国人曾经受过何等的折腾。满清入关的时候，非要遵循圣人之教“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汉人跟他们一样，剃掉头顶的大部分头发留条小辫。结果是不少人为了脑袋顶上头发和脑后的小辫丢了自己的脑袋。后来，随着汉人暗中的“修正”，人们脑袋顶上的头发越留越多，剃发几乎只有象征的意义了，于是人们对脑袋后面的辫子却越发在乎。皇帝老儿盯紧人们脑后的辫子，辫子已经成为是否效忠大清朝的唯一标志，一般老百姓也不愿意让辫子没了，最怕的自然是官府当自己要造反。
然而，在大家都看顺眼了脑后的辫子以后，大清朝也渐渐地走到了自家的尽头。先是从广西杀出一伙号称信上帝的“长毛”，搅了大半个中国，虽然只是将辫子散开，可已经闹得人心惶惶。更糟的是，在洋人一拨一拨进来，中国人也渐渐地走出国门之后，总是占着上风的洋人似乎忘记了他们的祖先也曾经有人留过小辫子，一个劲儿地拿中国人脑后那劳什子开心，居然说那是“pigtail”（猪尾巴），还以此为由，硬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人为野蛮人和“土人”。租界的洋巡捕和红头阿三，抓起中国人来总是揪起辫子一带一串。对那些得风气之先的先进中国人来说，外国人的嘲骂和这种感官刺激引起的精神折磨真是让人受不了。于是，温和的（注意是留学生）把辫子盘起，像鲁迅描绘的那样，在头顶耸起一座富士山，而性子火爆的，则干脆剪了辫子。最凶的不仅自家剪，而且也逼着人家也剪，后来鼎鼎大名的陈独秀、邹容和张继三位，在日本留学时居然找到一个桃色的茬，一个抱腰，一个按头，一个挥剪，将清朝留学监督姚某人的辫子都给铰了。
剪辫则意味着造反，但进入20世纪的清朝早就让洋人给折腾得做2/3死状，任凭秀女如云，连续三个皇帝居然都养不出半个子息，自然没有那精气神去寻没辫子的人的晦气，只要回国的留学生装上一条假辫子，官府一般都假装不知道。留学生们也得寸进尺，后来索性连假辫子也不装了，光着脑袋乱晃。渐渐的，连没出国的学堂学生也跟着起哄，一个接一个地将辫子送了假发店换酒钱，而属于朝廷命官的学堂监督则什么办法也没有，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学堂里对剪辫学生最严厉的处罚就是剪辫的那个学期扣点分数。
可是，不论知识界跟辫子怎么过不去，乡下的农民却对自家那根辫子情有独钟，不管革命党人说破大天，硬是不肯动一丝半毫，尽管他们对清朝早没了兴趣，也巴不得它早点完蛋。然而，突然之间，革命不知什么就来了，几乎是一夜之间，大半个中国都插上了白旗。农民满以为打白旗戴白袖标的革命党是为崇祯戴孝反清复明，没想到他们刚刚坐进了衙门就开始剪辫子，比当年满清入关时张罗留辫子还要急切。革命军警加上青年学生，荷枪实弹，全副武装外加一把剪刀，上街巡行，设卡堵截，不问青红皂白，只要见着脑后拖辫子的人，就拉着辫子拖将过来。客气一点的还宣传一下剪辫的“伟大意义”，然后再动剪刀，不客气的干脆揪过来就是咔嚓一剪。害得路人纷纷然若惊弓之鸟，能不上街就尽量不出门，买东西只好让女人代劳，实在不行则盘起辫子，扣上帽子，甚至翻出明朝时候的方巾裹在头上，有的地方居然发明了尖顶高帽，为的就是能将辫子严严实实地盖住，据说这种尖顶帽一时非常流行，连衣不蔽体的穷人都要设法买一顶，那情景，如果让今人见了，肯定会以为是湖南农民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满街走的都是戴高帽子游街的革命对象。进城的农民遭际更惨，一串一串地被抓住剪了辫子，害得他们一时间连赶集都不敢去了，实在不行也派女人出马。剪辫的场景当时曾被人用照相机记录了下来，从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位衣衫褴褛的男人正在被一位军警拽住了辫子，剪刀刚刚挥起，军警的得意和那汉子悲苦无奈之状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老百姓难受归难受，革命党辫子该剪照样剪，在革命党人看来，有没有辫子，并不是个人的习好，而是是否依然忠于满清的问题。极而言之，脑袋后面拖着的辫子就是个奴隶根，所以，非加大挥剪的力度不可。有的地方，比如宁波，坐进衙门里的革命党人已经不满足于上街抡剪刀，居然堂而皇之地规定，凡是不肯剪辫的人一律剥夺“公权”，某些抗拒剪辫的绅士还真的被送进了监狱，结果可想而知，辫子没保住，蹲了班房，还被罚了巨款。
那时候，剪刀在手的人们几乎个个都理直气壮，无论是抓住辫子一声咔嚓，还是抓人进局子，都显得干净利落、痛快淋漓，真理与强权似乎都在他们这一边。剪辫就是排满，就是革命。虽然大家脑袋里想得更多的只是光复汉族，但剪辫子以后却无论如何扮不成“汉官威仪”，剪辫实际是效法西俗——老百姓看得很清楚，无非是叫人做“假洋鬼子”。从某种意义上，剪辫与建立中华民国一样，都属于学习西方的具体行动，因而在当时那个特定的情景下，尤其显得气粗胆壮。然而，气壮如牛的革命党人偶尔也有吃瘪的时候。当剪刀伸到为洋人做事的中国仆人的脑袋上的时候，经没了辫子的下人的一哭一叫，洋主子出头，谙熟西方民主政治的若辈拿出自由与权利的大道理侃侃而谈，大概没想到学洋鬼子的事，却在真洋鬼子面前碰了壁，革命党人一时间居然无话可说，态度好的还可能赔情道歉，保证下不为例。只是那个时候在中国的洋人毕竟还太少，洋人的仆人撞到革命党人剪刀上的就更稀罕，所以剪辫子在整个革命期间都在浩浩荡荡而理直气壮地进行。
其实，老百姓不愿意剪辫子，并不像革命党人理解的那样，是心里依然甘愿做满人的奴隶，留辫子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他们已经习惯，凡是跟自家生活尤其是身体有关的事情，只要是习惯了，老百姓尤其是农民就不乐意改，不仅仅是头发，其他如穿戴也如此。不按照老习惯走，就浑身不自在，总觉得有些不安，剃发留辫已经实行了200多年，老百姓早就将之视为理所当然的习惯，自然不肯轻易更改，没了辫子，连老婆看了都不顺眼，觉得丑得不得了。平民百姓没有学过美学，在他们眼里，顺眼的就美，不顺眼则丑。辛亥前，如鲁迅小说《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的老婆见夫君没了辫子而寻死觅活的并不少见，笔者就看见过若干笔记里记载过因丈夫剪辫而闹着自杀或者离婚的。不过，老百姓对辫子担心的背后，还有一层更深刻原因，就是对于有关毛发巫术的恐惧。整个清朝几乎都在流行剪辫子的故事，关于偷剪辫子的谣传，不是这儿传传，就是那儿吹吹，时常造成大面积的恐慌。美国学者孔飞力就曾经就乾隆年间的一次有关剪辫的事件，侃出了一本著作，将国内学界唬得一愣愣的。人们对丢辫子担心，最主要还是在巫术方面，经人类学家证实，这种心理许多民族都有过：人体的毛发和指甲等东西只要被巫师作了法，相应的人就会遭到祸殃，甚至在某些工程中使用了这些毛发之类的东西，也可以导致相应的人生病或者死亡。显然，辛亥时老百姓对于剪辫的不情愿也有这种巫术的恐慌在作怪。冯玉祥将军回忆说，辛亥后他手下那些来自农村的士兵被剪了辫哭哭啼啼的且不说，而且十分郑重地将被剪下来的辫子包好藏起来，那情形有点儿像太监阉割后，将割下来的命根子包好收起。其实，那些被当街强按头剪了辫子的人，如果没有被吓昏了头，大多也是要将剪下来的辫子讨回去的，在历史记载中我已经发现了这一点。
出来吃粮当兵的人，为了一碗当时看起来还算不坏的兵饭，不得不服从军令而剪辫，不情愿也没有办法，哭闹一阵也就罢了。而对于革命党并没有赏饭的老百姓来说，无端强按头抡剪刀，可就更难以接受了。事实上，革命党人的剪辫政策还在革命进行当中惹出了麻烦。据史料记载，苏州宣布独立后，一位新军的排长带兵在街头强迫剪辫，结果遭市民群殴，警察在排解时显然有所偏袒，于是第二天又来了更多的新军将警察局捣毁。至于安徽首府安庆发生的乱子就更大，拥护前清巡抚朱家宝的人利用革命党人强迫剪辫惹起的民愤，煽动市民闹事，一呼百应，成群的市民涌上街头，看见穿西装无辫的人就是一通拳脚，并以反对剪辫为名，压迫革命党人的都督王天培走人。结果还真的将王给挤走了，最后不得不由另一个革命党人李烈钧从江西带兵入皖才将局面挽回。
实际上，这些事件是一个信号，一种警示，它们预示着革命党人在与民众关系上已经有些麻烦了，只是自我感觉不错的革命党人并没有觉察。自然，对老百姓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吃饭，他们对清朝的嫌恶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吃饭问题已经出现了麻烦。当清朝政府垮台的时候，一些农民曾经想当然地认为，皇帝没有了，租米也可以不交了，还有些人还无师自通地组织了“农局”，借来革命党的口号，打出“自由择君”、“自由择善”的旗帜，抗租抗税，满以为这种与党人呼应的新名词能换来新政权的认可。然而，掌权的革命党对他们的呼应却是派来了军队，将这些痴心妄想的农民淹没在血泊里。革命后的苛捐杂税不仅没有减少，有些地区反而因军费的缘故有所增加。事情就是这样，作为政府，如果能给老百姓一点儿具体的实惠，那么也许他们会接受或者忍受某些习惯的改变，如果一点儿实惠也没有，反而强迫他们易风易俗，那肯定要遭到强烈的抵抗。革命党既然连传统的轻徭薄赋政策都不能采用，却要强迫老百姓剪掉他们相当在乎的辫子，那么招致民众的不满自然是不奇怪的了。在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的时候，西方的外交使节已经注意到由于派捐和强迫剪辫，南京的市民开始口出怨言，有的甚至后悔曾经对革命运动给予的同情和支持。革命后普遍出现的革命政权改头换面，甚至真正的革命党人遭到迫害和杀戮却无人过问的现象，其中固然有不喜欢革命党的地方势力的阴谋，但民众对这些只顾剪辫和打菩萨的党人严重缺乏亲和力，也正是地方势力得售其奸的便利条件。
对于辛亥革命历史的研究者来说，有一个问题始终令人感到有点迷惑，这就是革命党在革命后的迅速失败。在革命中，革命党占据了大半个中国，拥有全国人数最多的武装力量，革命后，虽然军事实力有所削弱，但仍然不容小视，而且掌握着国会最多的议席。诚然，由于革命党组织的涣散，对议会政治过分的追求，不敌袁世凯的北洋军并不出人意料，但在袁世凯的军事打击下，革命党像雪崩似的瓦解，连像样的抵抗都组织不起却令人始料未及，其失败之速、垮台之惨，与当时双方力量对比实在不相称。在今天看来，革命的大厦虽然雄伟，但在建设过程中却忽略了基础，根本经不得风雨，一场农民根本没有参与、基本上由知识界和地方士绅操纵的大选，无论拿到多少选票，实际上并不说明问题。退一步说，即使革命党的军队还像革命过程中那么多，恐怕也难以在跟袁世凯的角逐中获胜。因为组成这些军队的人，不过是贪图几个粮饷，对剪去他们辫子的人缺乏起码的亲和力，历史证明，这样的军队是不能打仗的。
当然，对于这样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来说，辫子的去留委实算不上什么大事，可是这场革命中推行的社会改革措施，算来算去还就数剪辫子，而且就连剪辫子也是强迫的，不能不让人感到困惑。以先知先觉自许的革命党人，看起来根本没在乎那些后知后觉的愚氓的感觉，农民租税必须照交，选举则由知识界代办，连自家的头发也须由英雄们做主。辛亥革命早就过去了，男人的辫子也基本上成了其留在画面上的历史，可是英雄们替老百姓安排一切的做派却流芳了几十年。台面上的人们总觉得老百姓特别是农民太笨、太愚，不把他们的吃喝拉撒都想到、设计好就放心不下，不仅为他们架好了通向幸福生活的金桥，而且还要操心手把手领着他们过去。直到今天，还不断了有大人先生叫嚷着要逼民致富，强行规定农民种这个养那个。总之，只要是英雄们认为对的事情，老百姓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也许这也是一种革命的逻辑。
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了一百年，不知道人们尤其是高高在上的人们，有没有雅量容忍看来好丑好丑的辫子，或者类似的东西，哪怕在它上面体现了世界上最丑陋的思想，折射了最恶劣的行为，只要它没有变成某作家笔下的“神鞭”，辫稍掠到你的尊脸。当然，更希望如果再有这样的事，那些被强令剪辫子的老百姓，能站起身来嚷一声：我留辫子干你鸟事——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