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票是匪类生财的古老门径，土匪、黑帮以及零星的见财起意的人们，无论智商有多么低，都很容易想起这桩不花钱的买卖来。绑票的目的就是要赎金，不要赎金，绑票何为？不过，天下之大，例外的事儿总免不了，民国年间，有一桩大的绑票案，绑票的土匪还就是不要赎金。
1923年5月5日深夜，津浦路一列北上的列车经过山东境内临城附近的时候，突然遭遇拦截。车头出轨，几百土匪明火执仗，涌将上来。车上二百余名中外旅客（其中二十六个洋人，一说三十五人）除个别逃脱外，扫数被掠走，全部成为“肉票”。这就是当时震惊中外的“临城劫车案”。
临城劫车案的黑手是抱犊崮的土匪头子孙美瑶。孙美瑶得手之后，将肉票押上抱犊崮，然后放掉几个洋人女票下山传信。他提出条件，不要金不要银，只要求招安收编，弄个官军的师长、旅长干干。抱犊崮是沂蒙山区很著名的一崮，山势险峻，但山顶却有地可耕，只是耕地之牛得在牛犊时抱上去才行，成年的牛无论如何是赶不上去的，山故此得名，其易守难攻，可见一斑。雄踞于高崖险山之上，押着有二十几个洋票，孙美瑶自信手里有牌，官军不敢把他怎么样。在此后的一系列谈判中，孙美瑶的价码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翻云覆雨，弄得当时的曹锟政府很是狼狈。
那个时候，国际上对于这种“恐怖主义”行为还没有像今天那样态度坚定、一致采取不妥协主义，而且也不像反恐的特种部队，有各种先进武器可以使。西方各国在事发之后，对自己国家公民的性命很是在意，一个劲儿地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只许妥协，不许弄强。事件涉及国的公使一日三次跑到中国的外交部，像是下命令一样，要求不惜一切代价，保障人质的安全。说起来，当时当政的直系政权，算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对西方最硬气的一届政府（因为民族主义情绪颇浓的吴佩孚的缘故），因此也是得到外援最少的一届政府，害得政府上下闹穷，政府各部几个月开不出工资。北京大街上尽是讨薪的政府官员在游行示威，驻外使馆因经费不继，纷纷下旗回国。尽管如此，洋人依然得罪不起，对土匪不能打只能谈。毕竟，自晚清以来，洋人不仅代表着强大，而且意味着文明，洋人的命，无论如何都是金贵的。山上的土匪也十分清楚他们所倚仗的是什么，他们可以时不时地杀几个中国的肉票（土票）加压，却不动洋票一个指头。洋票在山上住的条件都比土票好，还允许洋票有通信自由，让他们写“匪窟通信”，交到上海报上表，让外国舆论压政府，外国政府再压中国政府。不过这么一来，一时间，办报的和读报的都兴奋莫名。
唯一让外国人放心不下的是，当时的北京政府真正能管的地方并不多。山东并不是直系的地盘，压力加在北京政府头上到底有多大用处，其实是个未知数。反过来，这一点也成了北京政府跟外国人谈判的价码，抵制他们要求对绑匪无条件妥协的压力。利害相关的洋人面对如此错综复杂的局面，知道全指望中国政府估计也不行，自己也在想辙。最后还是在上海租界的中国通们厉害，说动了上海黑道很有势力、后来成为青帮三大亨之一的黄金荣，让黄亲自出马，带上各位黑道老大的亲笔信，上抱犊崮跟孙美瑶谈判。
黑道的面子要比白道大。事实上，在当时没有土匪傻到跟帮会为敌，否则，他们贩毒走私的买卖就没戏了（这可是土匪的最大宗的收入）。黑道中人沟通起来很容易，黄金荣上山之后，谈判渐入佳境。孙美瑶不再漫天要价。山东军阀田中玉却得以就地还钱，孙部编成一个旅，由山东地方解决给养，先送上大批的粮食和两千套军服。1923年6月12日，最后一批洋票被释放，孙美瑶下山接受改编，一场塌天大案，宣告结束。
不过，孙美瑶的旅长没有做上几天，到了年底，他就被新任的兖州镇守使在枣庄中兴公司设下鸿门宴（中兴公司有个北方著名的富豪俱乐部，吃喝嫖赌一应俱全，孙美瑶也是常客）诓过去。当场，一个石灰包打在孙美瑶的眼睛上（韦小宝的伎俩），被熏得昏头的孙美瑶被一顿乱刀给捅了无数个透明窟窿，脑袋还给切下来传命各处。孙美瑶的部下群龙无首，在重兵包围下也只好缴械解散，四散而去，估计大部分还是当土匪去了。
从晚清到民国，是乱世。其实兵和匪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晰，一个地方，当官兵不太能控制局面的时候，就会有匪类出来“帮忙”。官兵要当家，匪兵也要当家，争斗的结果，往往达成一个均势，各收各的“保护费”，维持一种虽说是畸形的、但也现实存在的秩序。不见得凡是土匪就一律烧杀抢掠。道理很简单，都烧杀掉了，他们吃什么去？土匪的烧杀往往针对那些不肯服软的地方，尤其是那些有地方武装、抵抗过他们的村镇，烧杀主要是为了杀一儆百。尽管如此，做土匪的，不管规模多大，最大的心愿还是受招安，从非法状态的收费转到合法状态来。从晚清开始，也的确不断地有地方官在剿匪不成的情况下，有意招抚一些匪帮，让他们变成官兵，再去打别的土匪，一如《水浒传》上受了招安的宋江去打方腊。这些受招安的土匪也在战斗中逐渐成长，变成一方具有官方身份的霸主，比如北边的张作霖，南边的陆荣廷都是这个模子。当时有谚曰：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当然，这种情形下的秩序肯定不会太好了，无论官兵还是土匪，纪律都是差不多的坏，说匪来如梳，兵来如篦，可能有点夸张，但驻兵与驻匪都时常扰民却是真实的。那些由匪变兵的军队，比如张作霖的奉军，一直到小张（张学良）时代还以纪律差闻名，在老张时代就可想而知了。
不管怎么说，南有干帅（陆荣廷字干卿），北有雨帅（张作霖字雨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各地的土匪都纷纷效法，也有条件效法。事实上，袁世凯死后，由于混战不止，各地军阀都在招抚土匪借以扩展势力，只是各地有各地的高招，招抚的方式，有收抚的，也有打抚的。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反正在1923年，山东督军田中玉跟抱犊崮的土匪之间从原来的相安无事、各管一边，变成了真刀实枪地对打，两个混成旅开到兖州。其实，真实意图是剿是抚，还是以剿逼抚，还真说不清楚。可不幸的是，在冲突中，孙美瑶的哥哥孙美珠一个没留神丧了命，激得孙美瑶使出了拼命的招儿，酿成一场大案。
不过，在那个大家都怕洋人的时代，这招虽然很灵，足以让官方满足他的条件，拿到一笔做土匪的都想要的特别赎金，却犯了大忌，不光是白道的大忌，也是黑道的大忌——不动外国人，免惹大麻烦。所以，事过之后，孙美瑶非死不可，官家即使用上韦小宝的下三烂的招数，也得让他死。
孙美瑶绑了一笔大票，要到了他想要的赎金，然后全赔了。以后，这种赔老本的买卖，土匪就再也不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