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荣和杜月笙是民国年间上海青帮最有名的两位流氓大亨，按当年上海的规矩，有名到了这个程度就应该叫“闻人”了。不过，闻人这个称呼除了民国时期的上海之外，大家都不大明白其真实的含义，所以只好委屈二位，依然称他们为大亨。虽然这有点对时下有关电视剧的跟风从俗之嫌，为了通俗计，也顾不得那么许多了。
两位大亨之中，黄金荣出道较早，实际上属于杜月笙的师辈。黄在法租界做华探黑白两道通吃的时候，杜还是上海滩的瘪三。可是最后却是杜后来居上，不仅名声，而且实力远远高于黄金荣之上。害得原来一起混过的蒋介石跟北伐军杀回上海，要对付上海工人纠察队都不找黄金荣，而偏劳杜月笙和张啸林的大驾（当然，也因为这个缘故，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黄待在家里不跑，而杜明知道蒋介石不待见他也得开溜，最后只好待在香港，客死他乡）。
在一般人看来，做流氓都是不要脸皮的，坑蒙拐骗偷什么都能干，进了监狱出来还是冯妇再做，要什么脸呢？鲁迅先生说他到天津，碰上青皮（天津的流氓），非要帮着提行李，一件两元（那是银洋）。你说行李轻，他要两元，你说路近，他要两元，你说不要他提了，依然是两元，似乎不要脸到家了。其实，在那个时代，流氓也是讲脸面的，而且有时候讲得还挺凶，只不过人家脸面的含义跟一般人有点不同。就说青皮吧，上街去混赖当然浑不论，可两下较量起来，如果装熊喊叫，如果是小人物的话就算栽了面，再也别想在地面上混了。大人物吃了瘪，如果不想法找回来，也算是栽面，从此在圈子里没了脸面。天津如此，上海更是如此，黄金荣事业走下坡路，据说很大原因是他作为当时气焰熏天的青帮大亨栽过面子，而且栽得很大。那还是1910年的事，有天，黄金荣在看戏，女主角是他相好的红角，色艺俱佳。正看到兴处，猛听得观众里有人大声叫好，很是放肆。黄金荣怎么能容得了这个，当即派人将叫好的小子胖揍一顿。他不知道，挨揍的人刚好是当时上海护军使卢永祥的公子卢筱嘉。军阀手里有枪，怎么会吃这个气。军阀在租界里不敢放肆，但出了租界，就是他们的天下。没几天，卢公子带着一排人找机会把黄金荣照样再加利息揍了一顿。糟就糟在，黄金荣尽管手眼通天，却就是惹不起军阀，这口气一直就出不了，面栽大了，从此在上海滩就不那么有面子了。
有了前辈的教训，杜月笙聪明多了，有枪的人不惹了，不仅不惹，而且倾力结交，无论东西南北大小军阀差不多都跟他有点关系，甚至下了野、丢了枪，只要到了上海，要借钱也给。不过，他也有不太能完全摆平的时候，比如1932年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一·二八抗战”，跟日本人打了起来，杜月笙本能地出钱出力。可是蒋介石却并不十分高兴，因为在他看来，这种抗战破坏了他的通盘部署，因此也连带着对杜月笙有点不满。在以后的岁月里，尽管蒋介石这个老相识出于洗白自己跟黑社会关系的考虑，对杜月笙越来越不客气，不给官做，不给名誉，甚至1948年小蒋到上海整顿金融秩序，竟然把杜公子抓了起来。即便如此，杜月笙依然没有跟蒋介石撕破脸皮，因为撕破了这层脸皮，他的脸面就有危险了。
杜月笙是旧中国上海的青帮老大，也是上海滩著名的“闻人”。按著名报人徐铸成的说法，流氓领袖、帮会领袖，不管你有多大声势，只能叫作“大亨”，上海滩够得上“闻人”的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而杜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帮会头子，走私贩毒、包娼包赌这些活计肯定是要做的，而且手眼通天，人脉极广，全国的军政要人、帮会同道并土匪马贼都买他的账。据说当时如果丢了特别紧要的东西，如果杜老板肯帮忙，不管丢在什么地方，都是可以物归原主的。在上海，无论什么时候，杜老板进到哪个舞厅，所有人都会停下来恭敬地看着他，乐队马上改奏迎宾曲。当然，如果杜月笙的本事仅限于此，那么他就担不起“闻人”二字。杜月笙的本事在于，他经常能做点好事。上海几乎所有大学，他都是校董，免不了要大笔地捐钱；凡是像点样的公益活动都有他的身影，慈善募捐，认捐的头几名肯定有他的名字。无论是失意政客还是落魄文人，只要你有名，到了上海，他都养着，给房给钱，而且给得相当巧妙，不让你有吃赏饭的感觉。大名鼎鼎的段祺瑞、杨度都吃过他的饭。
杜月笙之有名，还在于他在跟上流社会打交道的同时并没有忘了帮会原初的宗旨，以特殊的方式为某一部分下层百姓讨利益，因此在上海的普通民众眼里，杜老板的口碑也是相当不错的。当时的上海，不管你是街头的小贩，还是四马路的流莺，受了欺负，只要运气足够好被杜老板知道了，他就会管，而且肯定会给你一个说得过去的说法。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黄色工会不再替工人说话或者组织罢工时，杜月笙和他的门徒就承担了这个惹事的买卖，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许多工人罢工，都有帮会的背景。特别是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码头工人、人力车夫的“维权活动”，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了杜月笙的支持。为了支持这些罢工，杜月笙甚至不惜冒跟政府当局搞翻的危险。从某种意义上说，杜月笙之所以在抗战以后，在国民党政府那边越来越失势，1948年连儿子都因所谓破坏金融秩序罪名给抓了起来，很大程度上是他这种替工人“维权”的行为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