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业不是花卉行业，这是个老词儿，指娼妓业，过去不仅有花业，还有花捐、花税。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某船妓有道：做官和我们做妓是一样的。明显属于吴某这个海上文人对政府官员的污蔑，我的文章扯花业带上“政治”，绝无类似吴某的“恶攻”之意，所要说的无非是清末民初曾经辉煌而且照章纳税的娼妓业的一点旧事。
关于娼妓业繁盛，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中国人的婚姻是生育型的，家庭的轴线是父子。所以，做妻子的在性生活方面往往不那么在行，男人要追求性生活的快乐不得不到性技巧比较高的娼妓那里，所以即使妻妾成群，男人还是要嫖。不过，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性方面很开放的时代，即使是夫妻之间也浪得紧，却不见娼业因此有所衰败，所以这种说法虽然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但更像是男人寻欢寻乐的借口。在这么大的中国里，一回到历史那里，理论总是要触霉头。反正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娼业，或者说花业一直很繁荣就是了，王朝兴也罢、亡也罢，人家商女都在唱“后庭花”，基本上不受干扰。
人说有名妓而后有名士。不知是名妓培养了名士，还是名士捧红了名妓。这个问题更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恐怕谁也说不清。其实，没有做官和做了官的读书人（士）都喜欢跟妓发生点故事，只是名士和名妓之间的故事更有传播价值，所以留下来的比较多。清朝之前，官妓比较发达。朝廷对这项赢利很大的事业一直坚持“公有制”原则，从业人员由国家管理，收入上缴国库。清朝废除官妓制度，但依然压不住官绅们的欲火，结果民营花业一天天兴旺起来。花业民营了，游冶其间的名士（准确地说应该是文学家和政治家）和准名士们也就更自由了，浅斟低唱并肉帛相见之余，给小姐们打分品题成了文人墨客的千古雅事，因此有了“花榜”。科举本是男人的命根子，这个时候却被拿来为女人打趣。花榜跟金榜一样，分状元、榜眼、探花，然后是二甲、三甲，凡是上不了榜的，“辄引以为憾”。其实，这种盛事据说早在清朝初年就有了，但一般是偶一为之，而且都在江南。此时北京由于朝廷明令禁止官员嫖娼，所以大家都改了去逛“相公堂子”（优人），自然也就谈不上给妓女评“花榜”。
自打晚清闹“长毛”以来，上海这个小小的县城就陡然膨胀了起来，一方面是因为洋人看上了这块风水宝地，另一方面是战乱把江浙一带的财主连同财产都赶到了这里。关键是这里地处扬子江的末端，是长江三角洲的核心，腹地辽阔，几乎囊括了大半个中国，有着最好的经济前景。繁荣总免不了“娼盛”，所以上海的花业也就一天天繁盛起来，不仅压倒了原来的妓业胜地大同、陕州，就连北京和南京也只好自叹弗如。上海的繁盛是由于有了洋人，洋人的租界是国中之国，虽然里面住的大多数是黄脸汉或黄脸婆，但管事的工部局却是白面皮，清政府的顶戴花翎在里面什么都不算。繁荣的上海养娼妓，也养文人。在这么个华洋杂处的地方，欧风所及，文人们习染多少民主自由不得而知，但逛窑子敢大肆招摇倒是真的，不仅招摇，还办了报纸渲染自家的风流韵事，把中国的报业着实推进了不少。于是，上海租界的妓女有福了，在被按姿色才艺排成“书寓”“长三”“幺二”之外，还定期举行花界“科举”，其频繁程度，多时达到每年四五次。每次都由小报主持，文人们推荐，选举状元、榜眼、探花，有几年还按色、艺分别评选花榜和艺榜——后者走武举的路子。
进入民国以后，由于科举制早就废除了，大家对状元榜眼什么的也腻了，新鲜的是总统、总理和督军，所以花榜的头衔变了，改成花国大总统、副总统、总理、总长……推举方式也跟着民国一块儿进步，从原来的文人写信推荐改为开大会投票选举。西方的民主制度不仅在政坛，在花界也得到了体现。有选举就有竞争，跟从前妓女坐在家里等人评比不同，现在她们要登台竞选，表演才艺。有后台、财力充足的妓女还要散传单，甚至在报上打竞选广告；在选举中，连执政党和在野党的名目都出来了，有人真的提议让野鸡（没有执照的街头低等妓女）以在野党的身份参加竞选。花界选举跟政坛选举唯一的区别是没有“民族国家”的限制，由于举办单位不同，所以你搞花国选举，我搞香国选举，反正上海的花界从业人员越来越多，不愁没有人参加。政坛上有贿选，花界选举也一样。曹锟选民国的总统要买选票，上海的嫖客们选花国的总统也要买选票，只是曹锟每张选票花三千到五千袁大头，花界选举时冤大头们买下几万张选票也花不了那么多。
妓女们不仅乐意顶着民国所有威严的官衔招摇过市，而且还喜欢穿印有国旗（五色旗）图案的裤子（注意：是下半身，不是上半身）。看来，总统和总长的头衔和国旗的图案，对妓女们招徕客人都有莫大的好处。
民初的文人们煞费心思在花界弄名堂，从操练模拟科举到操练西方民主，其实就是些玩女人别出心裁的花样，而被玩弄的对象则乘机花熟客的钱为自己的生意做点广告，双方两厢情愿。中国文人治国平天下的所谓抱负，很可能本来就是自己骗自己的，政坛与青楼在人们心目中本是一样脏的所在，所以逛窑子之余拿政治开开涮，也算不上是什么亵渎。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也没有听说过总统和总长们对妓女分享他们头衔有过不满的表示，这些人一旦下了野，很可能也会加入到评选花榜的行列。
从被动地被人品题到站出来竞选，花界中人多少濡染到一些时代的气息，真的起来撞了一下政治的腰。当严复的《天演论》风靡天下，读过点书的人口不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时候，在上海读书的胡家小公子给自己改名“适”，字“适之”，而同时上海的花界也冒出来一个“青楼进化团”，不只名字时髦，还能做一点时髦而又符合自己利益的事：举行义演，募集资金，为妓女们办学校。五四运动的时候，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而妓女也罢了工，而且积极响应学生的号召，抵制日货，把自家的日本产的生活、化妆用品拿出去烧掉。
从选花国总统到动员花国爱国，时髦的事情总是上海人做得多。相形之下，北方的花界声音似乎没有那么响，但对政治的参与却相当深。庚子国变，八国联军打了进来，满清朝廷作鸟兽散，没走的王公大臣不是吞烟就跳了井，奉命议和的李鸿章又迟迟不肯进京。这时候据说实际上是一位石头胡同（八大胡同之一）的名妓成了主事的，她就是做过状元如夫人的赛金花。赛金花出身苏州妓家，陪着状元公洪钧出过国，会几句洋泾浜的德语，人们都说她跟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睡过觉，吹枕边风，吹得北京并北京的老百姓少受了不少祸害。其实，在赛金花故事之前，义和团就捧出过一个船妓出身的林黑儿，说她是黄莲圣母，指望她可以闭住洋人的枪炮。那时候，林黑儿乘八抬大轿，几十个团民护卫，招摇过市，任你是科门高第还是朝廷命官，都得对她行礼如仪。林黑儿本人也经常从袖里拿出一包螺丝钉，说是昨夜梦里元神出窍，从洋人大炮上拆下来的。事实上，这两个妓女的事迹都是人们编的。赛金花的故事由南北文人合谋编出，水平比较高，而且不太好验证，所以至今仍然有人信。而黄莲圣母的神话当时就露了馅儿，加上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文化不高，故事编得不圆，所以同是妓女，林黑儿只好屈尊于赛二爷（北京当时对赛金花的称呼）之下。其实，林黑儿至少真的在义和团里干过，算是参与过政治的最高形式——战争，而赛金花原本什么都没有做，只是趁乱做了几单外国生意。
可不管怎么说，至少在人们心目中，北方的花界总算是在政治上露了回脸，一出手就是大手笔。同样的大手笔在袁世凯称帝的时候，由八大胡同的同仁们又弄了一回。那是帝制闹得最热闹的时候，袁世凯在新华门里故作姿态，扭捏着不肯出来穿龙袍，于是党羽们鼓动各地派遣各种名目的“请愿团”进京，有商界请愿团、妇女请愿团、农民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一起拥到新华门，要求袁大总统再高升一步。而八大胡同的妓女们，不失时机地冲出胡同，组织妓女请愿团，跟大伙一块起哄。领头的一说是小阿凤，一说是花元春，都是民国史上大大有名的红倌人。妓女请愿团虽说人数不多，但由于颜色靓丽，身段婀娜，特会招摇，所以引来围观者甚众，如果从造声势的角度，的确给洪宪帝制添了若许声色。
洪宪帝制虽然很快就在各地的反对声中销声匿迹，一世之雄的袁世凯也翘了辫子，但八大胡同从此跟民国政坛结下了不解之缘。这回不是名妓跟名士搭伴了，名妓跟高官，而且是现任的高官关系更密切。其实，还在袁世凯的时代，政府高官公然逛窑子已经是家常便饭，被后世传为佳话的蔡锷与小凤仙的故事其实不过是在京高官的一项业余活动。只是袁世凯死了以后，高官们的公事也挪到胡同里去办了。冯玉祥回忆说，当年他上京办公事，却被拉去吃花酒，人还没坐定，呼啦啦来了一群妓女，一屁股坐在总长（中央政府的部长）腿上，就揪胡子打耳光，总长还哈哈地笑。丘八出身的冯玉祥少见多怪，其实民国的政务多半是在胡同里决定的，政坛风云，战场烟雨，多少都跟名妓的石榴裙有那么点关系。政府官员如此，国会议员更是八大胡同的常客，他们除了在国会开会的时候互相扔墨盒、摔椅子、打架之外，基本上都泡在胡同里。民国第二届国会被人称为安福国会，所谓“安福”，实际上是段祺瑞名下的招待处，专门用来操纵选举，手段之一就是吃花酒。说起来，北京毕竟是首都，当上海的妓女还满足于花国政府官员的虚名时，这里的姐妹们已经把政府带国会一起给操纵了。
自清末民国初以来，妓女一直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其特殊就在于，这些妓女在家为平民女的时候，做梦都见不到的大人物，做了妓女之后就都见到了；不仅见到了，而且见识到了这些人的满腹“经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