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以来的中国城市，是没有下水道系统的，各家自备马桶，方便完了，早上倒掉。倒到哪里呢，有倒到污水沟里的，也有倒到河里的。在南方城市，更多的是农民进城来收，挑回去肥田，有时还要付一点费。由于粪可以卖钱，于是公共场所也有人建公厕，方便免费，但淘粪收费。那时农民没有化肥，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向来视粪为宝，所以凡是物产阜丰之地，公厕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一点积存也没有。据说十七世纪之前的欧洲城市也没有下水系统，在巴黎街上行走千万不能靠近临街的窗子，弄不好粪水就会自天而降，淋你个臭不可闻，顶多泼粪的人探出头来，道声对不起。比较起来，中国的粪便处理方式要优越多了。
这种城市状况一直到中国政府跟西方接轨，变成共和了许久，依然如此，大概只有租界和少数“高等”华人的所在地才有现代西式的厕所和下水道。当然，时代前进，人未必没有变化，在某些城市，粪业出现了。看到人员来往频繁，建公厕有利可图，有人开始以此为业，沿街大建（或者改造）公厕，竞争客源。比如广州，民国前期国民党总是在此搞事，跟北京政府对着干，所以来往军民人等极多，公厕业格外发达，三步一个，五步一所，甚至派有专人看守，兼职拉客。有的城市则由地方有力人士组织劳工包揽淘粪事务，然后统一卖给农民，如天津和北京。不过，古代的官府从来没有动过在粪上生利的主意，即使像清末辛丑以后，政府面临巨额赔款和举办新政的双重压力，地方官官声又太坏，同样没有人动过开征粪税或者粪捐的念头。然而，进入民国就不一样了，主事的军阀生财有道，主意打到了粪业的头上。据说是由四川的杨森开创的。杨森曾经短时期占据过成都，做过四川督军。在主政成都期间，杨森手笔很大，不仅修马路，而且要移风易俗，让人在街头巷尾到处刷“杨森语录”，比如，“杨森说，吸鸦片是东亚病夫！”“杨森说，不要随地大小便！”
但是大手笔的另一个方面多少有点阴暗，那就是拆民房不给补偿，同时开征粪捐，派军警在城门口堵截进城挑粪的农民，按挑收钱。吃辣子的川人嘴巴也辣，送给杨督军一副对子，曰：自古未闻粪有税，于今唯有屁无捐。嘲骂是嘲骂，只要有好处可捞，任何弊政都会很快流行开来，而且坚持下去。杨森督军没有做多久就被其他军阀赶下了台，但是一个杨森倒下去，千万个杨森站起来，粪捐很快被发扬光大，推及全国，到了国民党当政的时候，粪捐还在收。不过，这个时候，由于行政现代化的步伐快了，行政部门多了起来，粪捐的征收出现了新的问题。卫生局说，粪便有关卫生，捐该我们收；社会局说，人如厕方便是社会问题，所以该我们收；税务局急了，说，收税本来就是我们的事，凭什么你们来打岔、横插一脚！相持不下的结果，一个厕所，卫生局收卫生捐，社会局收社会捐，税务局才收粪捐。同时，由于三家机构需要协调，于是就有了粪政。
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我们的公共行政在机构设置上永远膨胀得最快；而在公共政策上，在收费方面永远发育得最快。民国时有个名人，叫聂云台，写了一本小册子，名为“大粪主义”，说是要各级行政长官带头淘粪，如果怕不安全可以派卫兵保护。当然，这些长官打死也不会去淘粪，只是他们的眼睛其实并没有放过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