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最耀眼的岁月，引进西潮，提倡新文化，追捧“德、赛”两“先生”，还上大街游行，抗议巴黎和会帝国主义分赃，在赵家楼放了一把火。接着就是“问题与主义”，社会主义论战，科玄论战，最后有了共产党。多少年了，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觉得“五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五四”是现代史的开端，后面的历史好像都从这里发端，后面的好多问题都可以回到“五四”的原点。
然而，每当提起“五四”，我总要想到军阀，因为“五四”恰好发生在军阀统治时期，大总统是徐世昌，实际掌权的则是皖系军阀段祺瑞。那些看起来乌烟瘴气的军阀表演和后世同样的乌烟瘴气让我想到，“五四”的作用是否更多的是一种精神象征，跟后来的政治操作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关系。按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的说法，我们的民族多少有点“思想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兴亡更替，人们总是把板子打在学风和士风的屁股上。明亡，大家说是学风空疏，士大夫袖手谈心性所致；晚清势危，人们又埋怨乾嘉以来的朴学考据。“五四”和“五四”以后，尽管有好事者引入了实验主义，但这种“思想文化决定论”却依然故我，直到今天，我们的“五四”情结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老祖宗的积习。
军阀是个坏东西，这没问题。其实，近代以来，凡带上个“阀”字的名词，就有点骂人的意思了。在老祖宗那里，“阀阅”好像还是挺中性的，只是门阀才有点贬义。军阀、学阀、财阀、党阀……细排下去，大概还有十几个。其中军阀是最为人鄙夷的，因为这些人手里有枪，属于千余年来为国人所不齿的军汉武夫，行为粗鲁，不讲道理，看上哪个女学生就要拉去当姨太太的。不幸的是，“五四”前和“五四”后，政坛上主角却只能是军阀。有枪的，说话声音就大。声音大的人也不光干坏事，“五四”上街抗议的时候，学生一批批被抓，北大法学院都改了监狱，当局好像依然心如石铁。我们的教科书上说后来的转机是上海工人一声援，北京政府害了怕，赶紧命令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其实，当时声援的不仅有工人，还有军阀，闹得最凶的当属号称“善战”的北洋军阀第三师的师长吴佩孚。此公时在湖南前线（南北军阀混战的前线），总是在报上抨击卖国贼，今天一篇新式的《驱鳄鱼文》，明日一通仿《讨武曌檄》。上海护军使卢永祥其实也在帮腔，所谓上海罢工的严重后果云云，其实就是他拿来吓唬北京政府的。到底最后谁起了作用？我说不清，但至少不能说军阀的起哄没有用。
在这里，我要说的并不只是声音大小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声音大的人所作所为对后来历史的影响。思想家的思想有影响，军阀的政治举措未必就没有影响。《新青年》风靡海内，销量最多时不过万余，下层的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知道也理解不了。而军阀的政治操作，动辄波及数十万的士兵或者成百万的老百姓，让他们过了多少年还记忆犹新。“五四”以后的军阀还真是喜欢弄出点动静。直系军阀吴佩孚一直在想辙让部下崇拜自己，一边动作夸张地作秀，一边作“精神讲话”，告诫部下，上下级就是君臣，人人都要讲究“五常八德”。他自己则坚持“五不主义”，其中“不借外债”和“不进租界”还真是做到了。胶东的军阀刘珍年也想人家崇拜他，办法是让部下士兵人人佩戴他的像章，背诵他的语录。像章是瓷质的，语录也有本。那个掘了西太后并乾隆陵墓的小军阀孙殿英，没有语录，更不能作“精神讲话”，但人家搞起了一个教门——庙会道，自己就是道，部下几万官兵都是道徒，军队编制和教里的组织相互重叠。他身边还有一个经常会神灵附体的“口”，孙殿英发布的命令往往就是神谕，难怪人家的士兵掘坟的时候胆子那么大。
做事不那么赤裸裸的也有。他们利用宗教的仪式和精神来进行精神教育和控制，并不直接让部下官兵崇拜他们自己，结果却更好。唐生智割据湘南的时候，碰上了一个顾和尚，不知怎么就迷上了藏传佛教。人家居然能把佛法讲成忠义和爱国，讲还不算，干脆领着法师一个营一个营地给全军将士受戒。官兵受戒后，发给受戒证章一个。如此一来，竟然让他练成一支佛军。相比起来，冯玉祥似乎比唐生智洋气一点，人家看上的是基督教。当然，解释出来的基督教教义倒也差不太多，也是爱国、爱群和忠义。冯玉祥的军队，全军领洗（有外国记者说他用水龙头干的，其实不确），每营配有随营牧师，开办基督学校，按时讲道做弥撒。自然，人们都叫他“基督将军”。
也有几位动静更大，不仅在军队上做文章，还把文章做到了割据地方的老百姓头上，比如山西的阎锡山。这个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把日本军国主义的社会组织搬到了山西农村，将山西农村重新编村，整个组织起来，一套是“村、闾、邻”的行政网络，一套是各种社会组织像“息讼会”“监察会”等。村、闾长都是省里登记在案的官员，由政府给补贴，对所辖村民握有生杀予夺之权，阎锡山管他们叫“村干部”，这大概是“干部”这个日本词的首次引进。对从前政权不下乡的农村来说，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了，用当时山西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灭门知县安到老百姓的炕头上来了”。村干部和社会组织首领将所有管理工作分解成一个个项目，定期检查，每个农民都要接受检查。有思想或行为不端者，马上进行思想教育，教育不好，则送到县上的“莠民工厂”去劳动改造。武力监督执行这些措施的，则是由现役军人派到农村组织的保卫团。凡农村的成年男子都要加入保卫团，保卫团既是正规军的预备队，同时也是农村的警察，村干部要动武的时候，靠的就是保卫团。广西的李宗仁和白崇禧也有类似的表现，只是他们吸取了在山东邹平搞乡村建设的梁漱溟的某些做法，农村组织实行政、学、军三位一体化：县、乡、村三级既是三级行政组织，也是三级国民学校体制，又是三级民团。每级的行政首脑也兼任民团和国民学校的校长。在改革的同时，实现干部年轻化、知识化。
现在我们该知道了，在“五四”以后的二三十年代，军阀们还真是做了不少事情，而这些事情对后来的政治以及政治文化一样具有影响。
思想家和知识界创造着历史，而军阀、土匪、马贼、帮会龙头、兵痞以及各色乡村能人也在创造历史。在一个处于动荡的前现代国家里，后者的能量从来就不比前者小，影响更不比前者小，恰是因为动荡和变化，才使得这些人格外活跃。可惜的是，我们的历史学家却很少注意这一点。中国政治资源的来源其实不尽是西方的，还有本土的。本土的也不尽来源于典籍和先贤，还有不少来自市井。
历史就是这样，养料吃下去可能会吐，但不耽误把垃圾当点心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