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是离我们最近的历史，按中国的传统，现在最应该修的是民国史。市面上，只要是民国的书，都卖得不错——民国的学人走红，武夫军汉吃香，连土匪流氓的故事都透着股诱人的气息，跟先前教科书里民国一副黑暗肮脏的面目相反，在很多人眼里，那是一段阳光灿烂的日子，言论自由，文化繁荣。
民国史无疑是现在的中国人最应该重视的历史，因为那是中国人最艰难的一段民主政治的实践。我们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在做的考卷，其实并没有像一直以来很乐观的教科书史学家所讲的那样，早就得出了答案。我们中国人在一百多年前就在说转型，但是一百多年后依然要说，说明在历史的答卷上，我们虽然不间断地涂抹了很多文字，却并没有答到点儿上。
下面，我想就民国史的三个问题，谈一点自己的看法，姑名之曰“民国的三个面相”——信仰纠葛、制度扦格和话语吊诡。
我在这里讲的信仰，不是指信佛、信道、迷神仙，主要指一种政治信仰。传统社会的人，如果有政治信仰的话，只能是纲常名教，而纲常名教具象的核心内容则是皇帝，没有皇帝，所谓忠孝都没有了安放的地方，三纲五常就缺了关键的项目。即使有心造反的人，推翻了旧皇帝，也是要自己做皇帝，没了皇帝，所谓名教就落不到实处，大家心里就会没着没落的。但是，近代以来，闯入中国大门的西方人教会了国人另外一种信仰，这种信仰不是基督教的上帝，而是进化论。自从严复老先生把赫胥黎的《进化论和伦理学》的一部分掺和些斯宾塞的东西译成《天演论》端给国人之后，这个信仰很快就取代名教，成为知识界乃至社会上层的第一信仰。
在中国流行的作为政治信仰的进化论，主要有两个内容，一是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一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两者都体现了一种进化的历史观，在人类的生存竞争中，丛林里的厮杀导致历史阶梯性进步，位于后面的注定要比前面的好。康有为模仿公羊三世建构的“新三世”说特别典型，君主专制是为“据乱世”，君主立宪为“升平世”，民主共和为“太平世”。
显然，如果按照这个历史观，当时的中国人处境大大地不妙，无论文化、制度还是人都属于不能适应竞争的非适者，面临被淘汰的命运。但奇怪的是，当时的国人却偏不这么想，一口咬定自家既非病夫，也非劣种，更不是野蛮人，只要拿来西方经过竞争证明优良的制度，那么就可以迎头赶上，乃至后来居上。即便经过八国联军侵华事件，我们的知识界依然保持了对自己的乐观，坚信只要变革制度，中国称雄世界只是早晚的事。因此，进入二十世纪最初的几年，在报纸上，黄种人称雄欧亚的梦呓，总是没完没了地冒出来。
在这种没影的梦呓中，中国开始了立宪的进程。感觉立宪步伐太慢而当权的皇族又不肯放权的时候，革命发生了，没有人肯为皇帝背书，于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美国式的民主制被移植到了古老的中国。当年的名记者黄远生说，当时的中国人有制度的迷信，认为只要共和的招牌被挂在中国的城头上，中国就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制度迷信，背后是进化论的信仰，信到了迷信程度。
可是，到了人们迷信的制度开始运作的时候，麻烦来了。国人不懂选举，国会和总统选举看起来都像喜剧和闹剧。国人更不懂政党政治，不知道议会如何操作，国会、内阁、总统三家打架，墨盒乱飞，政令乱下。最后强人总统袁世凯用武力赶走了国民党，弄残了国会，驯服了内阁，让自己也变成了顶着总统招牌的独裁者。但事情到此并没有完，新生的民国即使走到外民主而内独裁的境地，依旧阴影笼罩，内忧外患未了。近邻日本乘一战之际，强逼袁世凯政府接受意在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袁政府牛不喝水被强按头，头按下去了，合法性则受到严重损伤。国内的西南军阀依然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而为了征讨国民党被派出去的北洋将领，一旦有了地盘，也变得越来越不听话。各地的土匪盐枭，流民痞棍，都蠢蠢欲动，活跃异常。一些地方的百姓，自辛亥革命起就抗捐抗税。没有了皇帝，底层社会不太把总统当回事，在“草民”那里，没有皇帝就意味着没有了王法。
在客观上，袁世凯称帝是袁世凯和他的幕僚班子为了重树权威、重建合法性的一种尝试。当时的社会对民国的实践并不看好，不仅遗老遗少呼天抢地，就是一般百姓对民国也没有亲和感，生活没有改善，治安紊乱，一系列社会改良，从剪辫子到放小脚，引起的骚扰远比实惠要大得多。“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既是名士的牢骚，也是公认的现实。连中国政府的外国顾问——美国的古德诺和日本的有贺长雄，都表达了共和制度不适于中国的意见。只不过这种舆论导向在帝制热期遭逢中国特色的有意操控，变成了荒唐的“举国一致拥戴”。在最后关头，唯一有不同声音的《顺天时报》居然会被“大太子”袁克定私印了，送到他父亲的案头。看来，原来的政治信仰，又有点要抬头了。
袁世凯合法性重建的努力，不仅是称帝，还有传统纲常伦理的修复。在称帝前祭天祭孔的袁世凯，从传下来的照片上看，已经古色古香，俨然就是一个皇帝了，以皇帝的模样祭天祭孔，不仅仅是预备登基，更是昭示传统政治信仰的重建。像很多统治者一样，他希望这种重建能中外合璧、古今合一。可惜，袁世凯高估了人们复旧情绪的能量，低估了进化论的魅力，尤其是这种信仰在社会上层和知识界的影响力。袁世凯重建权威的努力，给人的感觉只是复旧和复古，为新的知识分子所不喜。而背后废省设道、废督裁兵的后续政策，不只为外人西南军阀所反感，也为自家占了地盘的嫡系北洋将领所不喜。袁世凯如果不称帝，那么他们的反抗可以视为叛逆，但称帝之后则可以变成堂皇的反复辟、反倒退，而反复辟是合乎进化论“公理”的绝对正当行为。
就这样，在称帝前看起来强大无比的袁世凯，称帝之后经蔡锷在云南一呼，居然土崩瓦解，像雪崩一样垮了台，连最亲信的人都离开了他，他不得不吞下“二陈汤”（指原来拥袁、后来反袁的地方军阀陈宧、陈树藩和汤芗铭），一命呜呼。
从此以后，复辟再也没了市场，昙花一现的张勋复辟只不过是北京政府府院内争中被成功利用的工具。直到国民党上台，人们一直忍受着国家的混乱和分裂，一边抱怨国家贫弱，一边天真地认为自家已经进步到了民主制度的台阶，不能倒退，尽管这种已经进步了的国家和社会状态看起来似乎一点也不好。但是，政治信仰中的纠葛并没有消解。当政的武人，有点出息的，则一方面尊重共和体制，一方面强调忠孝仁义；没出息的，则除了搜刮民脂民膏、养小老婆、抽大烟，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信。
自打袁世凯从孙中山手里接过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之后，中国的制度就有了里外两种面目，第一种面目是军人专权的军国，第二种面目是民主体制的共和国，也可以说，军国其里、民国其表。北洋时期如此，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是如此。国民党自称党国，其实并不确切，国民党这个党，在体制中的作用远远不及黄埔系为核心的军，因此依然是军国。
只是军国其里的体制状态，不见得对作为表的民主体制完全不起作用。事实上，控制政府的军头们，自家虽然是军人，但并不喜欢“左也是东洋刀，右也是东洋刀”（袁世凯语）的状况，由于进化论的作用，对民主代议制度也有过期待。不见得这些军阀就都不爱国，不希望中国的事情变好，如果民主制度能让中国走向光明，他们也乐见其成。只是，那个时代的制度中人，都操练不好民主，不单是军阀不行，政客不行，议员不行，连媒体记者和参与选举的老百姓也不行。
袁世凯死后，接茬当家的段祺瑞，其实在最初的一个阶段中对国会相当尊重，也表现出乐意按规矩办事的姿态来。可是，他乐意守规矩，国会方面却不守规矩，国会专权成为那个时期最麻烦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恪守代议制的梁启超他们的研究系（具有强烈的英美留学生的色彩）乐于跟段祺瑞合作，废掉民元国会，重起炉灶，设计出第二届国会（即后来所谓的安福国会）的缘故。段祺瑞发现，如果自己老实地守代议制的规矩，就什么事都办不成；不守规矩，引入军人干政，施展权术手段，就一帆风顺。势逼着军阀们不得不倒退着走，先是被迫倒退，然后是主动倒退。在第二届国会中，段祺瑞和徐树铮把自己的盟友研究系玩到半残。
在段祺瑞的皖系军阀统治时期，国会还正常运转，觉得国会不合作也只能是换一个国会，这个国会选举的时候固然有舞弊，但总的来说还有规矩。到了直系上台，曹锟想当总统，就直接拿钱买票，买了票还开收据。等到直系下台，奉系当家的时候，干脆就是军政府，张作霖做大元帅，连形式上的代议制都没有了。国民党上台，实行社会控制，军国体制贯彻得比奉系粗糙的军政府更胜一筹。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说过，在民主这个纬度上，民国政治是沿着下降线在行进。
但是，民国时期的文化艺术相当繁荣，思想文化和学术也有可观的成绩。高等教育有长足的发展，那时大学学术和人才的繁盛，至今令人怀念。其中言论自由、学术自由，是这种繁荣最好的制度保障（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公然取消了人民“赤化”的权利，但在大学里讲马克思主义还是被允许的）。而这种制度保障，绝对来自当政者对看起来似乎是表面文章的民主制的尊重。应该说，一个“虚体”的制度能发挥作用，外面有西方存在的背景，进化论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只要西方强大的现实摆在那里，这个影响力就总会存在。
每个时代都会有主导的话语，民国初期的主导话语是“适者生存”，这跟进化论的信仰直接相关。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流行的主导话语变成了“劳动”和“阶级”，而后者最为重要。在“阶级”话语流行过程中，“劳动”逐渐退为“阶级”的辅助说明，自大革命始，“阶级”一统天下。
“阶级”是一个中国固有名词被赋予新意的概念，成为流行话语起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由俄国人送来的，具有强烈的列宁主义色彩。列宁主义的阶级概念，直接袭承马克思主义理论，稍有变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主要是针对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言的。所谓的无产阶级，实际上指产业工人，特别强调其跟大机器生产、所谓先进生产力的联系，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革命的动力。至于其他的社会阶级，封建主、农民等，只不过是一些行将灭亡的社会残余，并不在理论的主体框架内。列宁面对的是落后的俄国，不大可能完全忽视农民，但在俄国革命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却始终是一种被改造的被动附庸。
阶级理论在旧中国，显然不能如此原教旨，因为旧中国的产业工人实在太少。旧阶级话语是一种革命的工具，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用来区分敌友的基本准则，因此必须有所变通，这种变通是符合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真义的。
首先，中国式的阶级话语，强调了中国古已有之的贫富尺度。其次，强调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因素，第一号的反动阶级，先是跟西方有联系的所谓买办资产阶级，而对其他阶级的分析，也刻意强调其对帝国主义的态度。最后，革命的动力在悄然之中得以扩大，无产阶级的队伍扩军了，不仅有二百万产业工人，还包括城市苦力（约三百万）、农业无产阶级即雇农（约两千万）。虽然这些数目都是估出来的，没有经过调查，但这样扩军，无产阶级队伍肯定扩大了许多。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提出了一个“半无产阶级”的概念，这些所谓的半无产阶级，包括半自耕农、半益农、贫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这六种人加在一起，据说有一亿七千万之众。这样革命的动力，至少在人数上就显得格外强大，差不多占了当时中国四万万人的一半。显然，如果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这些人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跟先进生产力都没有丝毫关系，自然谈不上革命性。
这种一直被实践的阶级话语，是不是符合中国革命的实际呢？被视为最革命的产业工人，在红色的合法斗争被镇压后，基本上丧失了革命的冲动，无论如何动员，如何强调革命队伍中的工人成分，革命队伍产业工人的份额还是越来越小，直至到了可有可无的境地。相反，学生倒是最有革命的积极性，即使在蒋介石政变之前，合法的工人运动期间，学生的积极性也远远超过工人。在后来的武装斗争中，革命队伍中的学生比例依然不可忽视。
可是吊诡的是，这样的阶级分析在革命过程中的确起到了动员革命的作用。阶级内涵的不准确乃至随意，乃是中国式的阶级分析的一个特色，但绝不会因此而减弱阶级分析的动员力量。
民国的这三个面相中，进化论的信仰居于核心地位。军阀混战的政局，最终没有演成五代十国的武人跋扈、斯文扫地的局面，民主制度居然还能发生作用，关键是社会上层有这样强固的信仰，相当一部分武人其实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实行军事现代化的产物，他们也有这样的信仰。阶级话语的背景依然是进化论，只要有人能够成功地说服人们，有一种科学理论告诉我们，先进的人们属于最穷苦的某一部分底层百姓，只有他们才代表历史发展的方向，那么阶级话语就可以起到改变世界的巨大作用。显然，在几千年贫富对立阴影不散，而且知识界具有传统的反智和民粹倾向的中国，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民国的这三个面相，不只是三种历史的面目，还是隐藏在那段历史深处的三种特性，只有揭示出这种特性，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和认识那段云谲波诡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