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什么最大？官最大。别笑，这是一个中国语境下的真理。自秦汉以来，依靠官僚治国，成为国家基本的制度，官本位的形成，已经无可避免。汉宣帝所谓，与两千石（官僚）共天下，实际上是两千多年中国历史的常识。虽然说，从贵族本位到官本位，转型过程耗去了差不多上千年，但只要官僚帝制的结构不变，官本位的社会价值的形成和确立，是大势所趋。秦汉之后，无论分还是合，王朝大还是小，都是官僚制。官僚是皇帝的手和脚，治理国家，非得靠他们不行。所以，如何选择最佳人选，成了制度的关键。选官制度，也就成了核心制度。依靠谁，就得收买谁，让谁最尊，最贵，最有钱。选官走到科举制，是多次试错的结果。人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相对公平公正的程序，选拔人人称慕的官员。科举制一旦确立，官本位从此就成为强固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现实，牢不可破。任何社会职业，在官僚面前，都变得一钱不值。
就官僚制本身而言，科举制有三个作用，第一，是确立官员在社会上的独尊地位，不管你什么人，想要混好了，非走仕途不可。没有官帽子，或者曾经戴过官帽子，在社会上就没有地位。第二，基本打破官僚世袭，无论哪个，不经过科举的门槛，就难以得到官场和社会的认可。第三，通过大体公平而且严格的入口把关，限制涌入官僚队伍的人数。
尽管如此，官门还是时常会被挤破。冗官现象，即官员队伍的膨胀，无论在哪个朝代，都是个大问题。宋代冗官现象最严重，科举不严，取人过多，本质上还是往里挤的人过多，守门的抗不住了。皇帝心就软，多少年考不上的，到了一定岁数，一定会让你过。过了就要做官，官多了，财政供养成问题，就只好开放市场经济。所以，宋代的市场经济特别发达，工艺品之精，在古代社会为最。海外贸易规模庞大，也为最。但任是再发达的市场，也抵不住官场的消耗。越来越膨胀的官僚队伍，效能却逐年降低。所以，最后宋朝的灭亡，至少有一半，是亡在了冗官上。
没有哪一代的统治者，可以挡住涌进官场的人潮。明清的统治者，采取一个看似比较合理的方式，应付冗官问题。无论批发多少官帽子，但官缺，即实际编制不动，从中央到地方，每个衙门里的官员编制大体固定。比如清朝，一个县，从王朝初期到末年，大体就是一个县令，一个典史，再加一个训导，一个位置也不增加。有的县，连典史都没有。任你吏部卖官，官帽子大批发。买了官的人，若要做官，必须得排队候补。想要插队，得另外掏钱。官帽子和官缺分离，官帽子再多，也不会出现十羊九牧，一个事务众多官在管的现象。官员只要不到任，不落到官缺里，就无须财政供养，国家的负担也就不会加重。等于官场内，设了一道堤防。这样的官场空手道，之所以可以玩起来，关键在于官本位价值浸润日久，即使是空头官帽子，也一样可以带来荣耀、地位和某些特权。很多人买官，仅仅是为了面子上好看，或者丧礼上风光些。在后者，甚至连一般百姓，甚至海外华侨身上都好使。所以清朝好些官爵，是空头的，连补缺的资格都没有，吏部批发，仅仅是为了满足人们的虚荣，在墓碑上刻上一个官衔。
只要做官是最稳定，收入最丰，而且最荣耀的职业，人们就必定会拼命往里挤。如果做官还有可能捞到额外的好处，人们挤的力度就更大。一个社会，官最大，这样两种状况，都是必然的。所以，官员队伍的膨胀，是不可避免的。清代虽然设置有内堤，但到了末年，有实际权力的官员队伍还是扩张了，以各种委员的名义膨胀起来。使得朝廷的编制，不再好使。其实，即使正式官缺不膨胀，官场的扩张也未必就不存在。因为官之外，还有吏。朝廷对书吏编制的限制就比较松，一个县，六房书吏有的时候可以达到上百人。至于书吏之外的衙役，膨胀速度就更快，在清朝中期，就已经小县数百，大县数千了。除了正经书吏和衙役之外，还有大批的临时工。挤进官场的人，无一例外，都在吃权把子。
官场膨胀之际，也是官权扩张之时。官权膨胀，凭借权把子弄钱的机会就多。所以，尽管明清两代实行的是官员低俸制，但由于借权弄钱的灰色地带比较广阔，所以，人们还是拼命往官员队伍里挤。挤不进官里，就往吏里挤，再不行，就做衙役、临时工。一些具有特别才能的人，则可以学做师爷，做幕僚（一种非正式的官场人员）。这些格外膨胀出来的官场中人，都不需要国家财政负担，但最后的负担都会转嫁到老百姓头上，日甚一日地戕害着政权的合法性。
事实上，只要官场的权力比较大，而且无从限制，那么，灰色场域就只会扩张，不能缩小。从古至今，很多人进入官场，很少有人是在意官俸的，他们要的，就是攫取灰色收入的机会。据国家公务员局的数据，2008年的公务员人数659.7万人，2009年为678.9万人，2010年为689.4万人，2011年为702.1万人，2012年则达到708.9万。连续四年，在编制严控情况下编制性膨胀。显然，这里统计的，还是有正式编制的人员，如果加上各单位庞大的临时工，这个数字恐怕更为惊人。比起1950年代初，一个县供给制的正式干部不过几十人的情况，已经恍若天壤。现在一个县，仅正县级的官员，就有几十个。
现在社会上对官员的评价很低，官员出了事，一片叫骂声，恨不得寝皮食肉。但大学生的就业首选，却是做公务员。削尖脑袋，挤破门，也往里挤。公务员热，不仅仅是大学生的事，而是社会上的热。跟古代一样，没有多少人进官场，是为了做清官的。人们向往的，其实就是那个诱人的灰色场域。因此，官场越是拥挤，吏治状况就越难以恭维。
改革三十多年，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了市场经济，但这个市场，却是跟官场搅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的发展，最大的获益者，就是官场和官场中人。权把子经济，在中国经济总量迅速扩张的同时，得到了最大的张扬。在这样的情况下，官本位价值和现实，不仅没像人们想象的那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淡化，反而因此而膨胀。不是中央政府不想遏制机构的膨胀，更不是他们没有意识到冗官的危害。但仅凭中央编制办，根本无法遏制汹涌而来的公务员热潮。挤的人太多，守关的人注定是守不住的。就算守住了正式工，临时工无论如何守不住。社会上权把子经济发达了，实体经济就必然要受损，官员凭借审批或者管理的权力，肆无忌惮地侵入市场，压抑社会，制造一个又一个社会事端，使得官民矛盾日益激化。本该管好管住的事情，比如污染，比如市场秩序，又放任不管，使得民怨越来越大。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样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小政府大社会的口号，我们喊了将近三十年，但眼见得政府却越来越大，扩张无序，社会却始终发育缓慢，被压抑得喘息几难。因为我们没有制度的门槛，来遏制官场的膨胀，官权的扩张。无论我们的经济规模到了何种地步，一个官大社会小的国家，都是一个畸形的国家，像一个头大身子小的人，个子越高，就越是吓人。
21世纪的中国，官本位的价值和现实却依然强固，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权力的手脚伸得越长，市场和社会的手脚就越萎缩。这是一个已经被证实，而且正在中国上演的真理。在一个网络时代，自媒体时代，民智已开，众声喧哗。此时的官本位，无论多么强固，都只能是高度扭曲的。人们一方面想往官场里挤，一方面又对官场恨之入骨。两种高度冲突的观念，在同一个人，同一群人身上同时存在，虽未必会导致精神分裂，但肯定是一种病。久病不医，社会的溃败，指日可期。
自古以来，冗官是病，但却只是病的表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暂时的消肿，也许是可以做到的，但如果不治本，膨胀臃肿，还是会以更加凶猛的形式卷土重来。直至全身浮肿，动弹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