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学界的主流说法，士与侠同源，西周的低级贵族士，到了春秋时期，或者演变为后来以学干禄的士，或者变为行侠仗义的侠。其实，这种说法还是有问题的，因为后来从私学里学出来的士，好些并非出身贵族，庶民也有，甚至非国族的野人也有。东周分际，非贵族的庶民，大多都是从贵族圈里坠落下来的，低级贵族能做的事，凭什么他们就一定不会做呢？礼崩乐坏的潜台词，就是原有的身份秩序乱了。大小山头，竞争加剧，竞争需要人才，用人之际，才俊之士也就有了机会。至于从哪个途径出人头地，要看个人的机缘。孔门之徒，大抵走仕途，学成之后跟着卿大夫做家臣，一步步爬上去。鬼谷子门徒，则直接寻到君主，凭兵学的造诣，带兵打仗。而墨家的门徒，则走的是侠士一路，扶危解难，行侠仗义。墨翟这个人，好像就不是贵族出身。
在西周的秩序里，学是王官之学，身份是宗法等级规定好的。人都生活在礼制框架一个一个的格子里，谁也别想僭越，躐等。非礼勿动，非礼勿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设计得很好，但其实在悄然之间，局面已经在发生变化。平王东迁，只是一种变化到了一定程度之后的标志性事件。变了之后，当然也不是没有秩序，但人的身份地位，多少可以自己做主了。
春秋战国之际的侠，大抵习武。习武这点事，原本是贵族教育里有的。西周实行的是贵族兵制，在战车上持戈拿张弓和驾车的，都是贵族，最不济，也是士。从王官之学脱胎而来的私学，当然也要习武。所以，混出来的人，无论相还是将，抑或知名的侠客，都会武。连苏秦张仪这样的舌辩之徒，照样可以领兵打仗。当然，侠士为人做刺客，技击的本事，要大一些。只是，那时的刺客，也并非职业杀手，无非报恩，拼将一死酬知己而已。要离、专诸、聂政和荆轲都是。豫让本是智氏的谋士，为了酬答主人，也就变成了刺客。当然，大概没有一个侠客，有武侠小说里的形象，飞檐走壁，武艺高强，无所不能。他们那点功夫，也就是比一般人强点而已。像荆轲，都近到秦始皇身边了，还是没能得手。三两招之间，居然拿不下一个深宫里的帝王。
不过，侠士的为人都不错，重然诺，轻生死，拯危扶难，行侠仗义，却不留姓名。这样的人，想要不喜欢都难。西汉的时候，这样的侠客，还是不少，像朱家，仗义疏财，救人急难，唯恐人知。帮助季布脱离危难，但季布发迹了，朱家却避而不见。剧孟也是如此，人望极高。景帝时七国作乱，为首的吴楚两国，居然没有寻剧孟帮忙，周亚夫马上抢先找到他，认为七国不会有作为了。事迹传世最多的，是郭解。郭解的父亲就是侠士，在汉文帝时被官府杀掉，但郭解照样子承父业。年少时倒是经常干犯律条，动辄杀人，亡命江湖。但成年之后，不再干这样的事，跟朱家一样，扶危济难，行侠仗义，为人排解纠纷，人望大著。
郭解最大的特点，是讲道理。他姐姐的孩子跟人喝酒，强灌之，被人一怒之下刺死。他姐姐弃尸道旁，逼郭解出手，找出凶手。凶手在郭解门客的追索之下，不得已现身，来见郭解，把事情始末讲清楚。郭解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孩子该死，你没事。”把人放了，自己出来把外甥安葬。洛阳有人相仇，本地贤豪怎样调解都无济于事。郭解去了，几句话，双方就和解了。郭解说：“这样一来，我岂不是让洛阳的贤豪没面子了吗？我马上走，你们待会儿等当地贤豪来，听他们的话和解吧。”
但是，这样的人，皇帝不喜欢。郭解先是被强制迁往茂陵，当时迁徙的都是富豪，有一定财产标准的，郭解身无余财，不符合标准，但皇帝一定要他走。要他走，就是拔掉他在当地的根。然而，入关之后，关中豪杰，知与不知，争相与之交结。到了这个地步，郭解就只能死了。不久，因为一个旧日门客的杀人案，郭解被牵连进去，不仅自己死了，连累族人也一道被祸。
官府不喜侠客，表面上，是因为侠客蔑视法令，像韩非子说的那样，以武犯禁。其实，他们是不喜欢民间形成另外一种权力中心，不喜欢民间借侠义抱团，团抱紧了，一旦官府不讲理，反抗也就来了。老百姓，要抱团，只能团结在以皇帝为中心的朝廷，如果不能，最好是一盘散沙。两千多年，朝廷和官府反复打击镇压，侠客也就渐渐没了。到了清代，小说里的侠客，都不过是清官帐下的鹰犬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