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末世，朝政为权臣把持，皇帝化为傀儡，由背后人牵线表演，即使心不甘情不愿，也只能逆来顺受。这样的事，常见。东汉末年的刘姓皇帝，是曹家人的傀儡，到了魏朝末年，曹家天子，又成了司马家的傀儡。
做傀儡的皇帝，日子不好过。名义上为一国之君，但一举一动，都得听人家的，所有行为，包括做爱，都有人监视。皇帝对权臣，实行彻底地政务公开，私生活公开。稍有不慎，自家就会有性命之忧。即便谨言慎行，老老实实，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人家取而代之，将你一脚踢开。踢开之后，是死是活，可就难说了。这样的皇帝，说白了，就是华丽的囚徒。
曹家人做皇帝的日子不长，第三代上，江山就被司马家控制了。一方面，曹丕、曹睿时代的旧臣还在，一方面，曹家第一代的血性，多少还有点孑余。司马家篡位夺权的路，有点难走。拖了三代，到司马懿孙子司马炎，才完成建立新朝大业。
这期间，曹家人居然反抗了，第四任皇帝，高贵乡公曹髦，竟然武力“讨贼”，跟司马昭拼个你死我活，当街被人捅了个透心凉，血溅当场。这事，后来南渡之后，丞相王导讲给晋元帝司马睿听了，司马睿当即掩面大哭，说真的如此的话，国祚怎么可能长？的确，司马家的西晋，还真的短命，实际上二世而亡。
曹髦是个聪明人，喜欢读书。能作诗，也通经。继位之后的活动，既有跟侍从论诗的记录，也有到太学跟太学生讲经的经历。他继位，是因为前面的皇帝曹芳被废，聪明的他，当然知道人家找他来是干吗的，他也平静地接受了做傀儡的现实。赐给司马师象征专权征伐的黄钺，特许其“入朝不趋，奏事不名，剑履上殿”，让人想起在汉献帝面前的曹操。从仪式上，司马师的臣子味道，已经不多了。继位不久，司马师死，兄弟司马昭接班的权力过渡，曹髦也没什么动作，顺从地把大将军的头衔加给了司马昭。然后眼睁睁看着一个又一个忠于曹家的封疆大吏——毌丘俭、文钦、诸葛诞，先后被逼反，而后被翦灭，自己毫无作为。
但是，曹髦却不是一个甘心做傀儡的皇帝，他想做点什么，甚至还梦想做曹家的中兴之主。跟群臣讨论夏朝的中兴之主少康和汉朝开国之君刘邦的优劣时，群臣都认为少康不如刘邦，曹髦独出心裁地认为，不能以是否开国定优劣。少康于危难之际，恢复祖业，其实比“专任智力”的刘邦要强。
但是，向慕少康是一回事，做少康又是一回事。曹髦怎么样才能使奄奄待毙的曹家朝廷起死回生呢？他的办法，是提倡道德，忠孝仁义。将所有他祖先曹操嗤之以鼻的道德信条，都强调到极致。为此，他用尽了自己那一点可怜的自由空间，拼命提倡儒学，讲求道德，还接见后来被载于“二十四孝”的王祥，让他建言建策。
然而，道德在实力面前，是苍白无力的。倡导德业的曹髦，只能一点点看着司马昭在篡位大业上推进。终于有一天，身为大将军的司马昭，要做相国、封晋公、加九锡了。到了这里，离篡位登基，就只有一步之隔了。我们看到，这一回，司马昭居然没有得逞，他装模作样地前后九次推让，而曹髦最后也就算了，把一堆帽子，搁在了一边。
显然，这样做犯了大忌。做相国、封晋公、加九锡什么的，原本就是司马昭的意思，推一推，让一让，无非显得自己谦虚。曹髦知趣，应该非给不可才是。真的不给了，皇帝就有麻烦了。所以，隔了一年之后，封晋公、加九锡的事儿又来了。这回，司马昭推让不那么厉害了，一堆辉煌的帽子扣在脑袋上之后，《三国志》上，曹髦的事迹就中断了，突兀地出现了一篇以太后名义发的令，说是曹髦忤逆不孝，居然要举兵进西宫杀她。
当时的太后虽然没有生曹髦，但在名义上，却是曹髦的母亲。要杀母亲的人，当然得死。于是年方二十的皇帝，就驾崩了。史书上写的是“卒”，因为死后的曹髦，被贬为庶人。幸好，裴松之的注释，给我们提供了事情的经过。原来，司马昭的步步紧逼，已经把曹髦逼到了忍耐的极限，加九锡这件事一旦落下来，曹髦的神经就崩溃了。“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怎么能不知？于是，他拼了。仗剑而出，亲自带领几百个童仆，就去跟司马昭拼命了。临行前，请教了三个近臣，只有一个王经劝阻了他，剩下两个赶紧去司马昭那里报信（这个王经，随后被司马昭杀掉）。当日是见了太后，当然不是杀她，而是告知她一声。
飞蛾扑火这样的事儿，结果当然是一定的。但皇帝血溅大街的现实，也让司马昭的篡位，显得特别的难堪。不得不推后一点，让他的儿子过皇帝瘾了。紧是这样，曹髦的悲惨故事，直到司马睿时代，还在朝野流传，让司马家的后世子孙，做起皇帝来，底气明显不足。
特别悖理的坏事，做不得。做了，给子孙留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