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刘彻被某些国人推崇为大帝，汉武大帝，有电视剧为证。实际上，这位汉朝排序第五的皇帝，是个烂皇帝。只不过，命很好，不是一般的好。如果隋朝的杨广命有他一半好，伐辽用对了人，取得了胜利，那么，他绝不会是炀帝，而是从里到外光鲜的武帝了。老子杨坚是文帝，他是武帝，理所当然。
汉武帝登基时，汉家经过文景之治的几十年休养生息，家底超厚，有本钱折腾，他也就真的开始折腾。其实，北边的匈奴之患，由来已久。到底是跟这些游牧人死磕呢，还是放他们一马？防还是要防，但以和平交易为主，对汉朝更有利。其实很明显，就该选择后者。成本低，代价小，对国家经济和百姓生活损伤都不大。一般来讲，游牧人的侵扰，是季节性的，草原有灾，他们会南下，如果无灾无害，大体就相安无事。游牧人侵扰农耕人容易，反过来，农耕人要深入反击，事倍功半，劳民伤财，要想彻底消除隐患，基本上不可能。然而，汉武帝选择的是大动干戈。
汉武帝刘彻，依靠的主要将领，一个卫青，是他的卫皇后的弟弟，一个霍去病，是卫皇后的外甥。都是拉裙带上来的，标准的外戚。汉武帝呢，也是标准的任人唯亲。自古以来，凡是这样用人，多半要砸锅。然而，汉武帝用的这俩人，却都是将才。是他有知人之明吗？未必。没见他选拔，也没见他筛选。后院里拎出两个，就当菜，还真成了硬菜。说来说去，就是命好。
靠着这俩能打的，跟飘忽不定的匈奴人缠斗，的确重创了他们，但汉朝的损失要数倍于敌。农耕人出征，长途奔袭，十万人马作战，按沈括的算法，至少得有三十万人马运粮草。深入大漠越远，后勤供给线越长，所需的人马就越多。前线损失过半，后勤损失完全。匈奴消停一点，这边汉朝的国力大损。文景之治好不容易攒的家底，都给折腾没了，粮没了，钱没了，人也快没了，老百姓叫苦不迭。如果像隋炀帝伐辽那样，前方战绩不佳，那么汉武帝的江山，没准就完了。那么后世给刘彻的谥号，多半是“炀”。再编电视剧，肯定轮不到他了，总不能来个“汉炀大帝”吧？
国库见底了，汉武帝着急。加强国力，一靠国家资本主义，铁盐国营；二靠横征暴敛，对商人加税。最后，都是把负担往老百姓身上搁。这样折腾一阵，国库是满了，但百姓穷了。这他不管，只要匈奴威胁小了，就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武功盖世，是天字第一号。理所应当，再活五百年。于是，好神仙，求长生，学秦始皇，东南西北到处走，满世界找神仙。大把大把的钱扔出去，浪费在路上，丢在水里。便宜了贪官，便宜了方士，坑死了百姓。堂堂帝王，屡屡被骗得半死，可是至死不悟。跟他同时代的司马迁写《史记》，其中的《武帝本纪》，说来说去，就是在骂他。要说完全是因为司马迁受了他的宫刑，公报私仇，倒也未必。因为大家公认，司马迁作为史官，史德还是不错的。说一千道一万，还是汉武帝刘彻做得太差。一个皇帝，好园林，好宫室，好出巡，好封禅，好神仙，好大喜功。有这么多好，还能有个好？这一系列耗费资财的行动，都是汉武帝自己干出来的，每折腾一次，就是流水一样的民脂民膏。
这样的皇帝，固然有司马相如这样的马屁文人，写了长篇的《上林赋》来歌功颂德，留在史书上的形象，就该是司马迁笔下那副德行。看来，司马迁的《史记》，汉武帝没有过目，大概也没有工夫过目。要看，也看《上林赋》，听东方朔插科打诨。那年月，人也没后来那么坏，汉武帝百密百疏，也想不到弄一个文网，严查文人的思想。被割了关键零件的司马迁，还被招进宫里，做了权力不小的中书令，每天下班回家，继续写他的谤书。
说到中书令，这也是汉武帝作的孽。在他之前，汉朝的宰相制度运作良好，轮到他了，非要削弱宰相的权力，把原本宫里的一个沟通内外的小机构尚书台扩展起来，逐渐把大权收到宫里。于是，自他之后，种下了宰相逐渐被闲置，权归尚书台制度变异的根苗。而这尚书台，由内官（宦官）主持的时候，就叫中书令。所以，汉武帝，又是一个破坏制度的罪魁。信任宦官，大权独揽，实际上是从他开始的。
汉武帝最大的功业，是打击匈奴。但打完了匈奴还在，他死后，匈奴喘过气来，威胁也照旧。他的后世子孙，还是得跟人家相处，打不过了，依旧得和亲。大美女王昭君，就是这样，在他的后世子孙手里，便宜了匈奴呼韩邪单于。这点业绩，除了可以让后世山寨的沙文主义者不断意淫一下之外，在历史上，几乎没有任何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