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个菜园子，篱笆虽然有，可基本上形同虚设，任谁都可以进来动锄撒种。这一方面是因为守在园子里的所谓专业人士自家素质其实并不太高，抱残守缺，拿腔做调，老是端着写些谁也不要看的文章，还自鸣得意。另一方面历史的学科门槛也的确比较低，至少对所谓的专业训练要求并不那么严格，外行只要读几年书，扒开篱笆也就进来了。不过，进来可是进来，能不能种出像样的东西来，可就两说了。近来，外行论史，像模像样的固然有，但掺了太多水的水货也不少。不过，我今天要说的，是一个像样的。
《文武北洋》的作者来自媒体，论起史来，也有一般传媒中人写东西的毛病，自信过满，激情过剩，而且有意无意露出道德评判的法锤，在是非上面纠缠过多。不过，总体而言，作者文字还相当耐读，可称道处随处可见，虽说翻案文章做得多了一点儿，但也不能说人家没道理。特别让人感兴趣的是，作者的那股钻牛角尖的劲头。作者对他感兴趣的北洋人物，硬是一个一个寻踪索迹，刨根问底，遍访这些人的故居遗迹，在寻访中顺便发思古之幽情，让我们仿佛回到了那个其实并不遥远的过去。
历史的叙事无非是后人对历史的一种解释，但是任何的解释如果离开真实，也就失去了意义。说到底，历史毕竟是个追求真实的学科，如果哪个研究者敢于宣称自己根本不在乎历史的真实，那么他的言说就只能是自己和家人的自娱自乐。可是今人回不到过去，历史的真实往往要经过研究者观念与价值的过滤，那些以证明某些观念和理论为己任的研究者自不必说，就是那些追求客观、力图复原历史的人们，由于时代的距离，也难免隔膜，有意无意地以今人的成见，去框架古人的行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者有之，张冠李戴者亦有之。事实上，对于有志为史者，情境的建构是至关重要的，即通过古人的遗迹，考古的发现，去想象和建构古人生活的空间，让自己的思绪和情感回到过去，从心里生出“理解之同情”，这样，也许隔膜才会小些。
有幸的是，“文武北洋”的历史过去还不太久，尽管有太多的恶意破坏，但遗迹多少还剩了点儿，那时的枪炮和用具也有留下来的。更可贵的是，北洋人物赶上了照相机的发明问世，因此有不少照片传了下来，我们不仅能看到当年那些赳赳武夫和狗头军师的模样，还能浏览那年月军队和社会生活的剪影。人称北洋三杰“龙虎狗”之“虎”的段祺瑞，他那身着马褂打台球的照片和地道哥特式洋房的执政府，留给有心人的，是远比一本传记还要多的意蕴。胡帅张作霖和他两个乳臭未干的儿子同穿将军服的照片，以及大帅府那村意盎然的壁画和外面的关公庙，同样也会告诉人们某些难以用文字表述的东西。可以肯定地说，这些东西看多了，只要你是个有心人，一定会对这些早已经故去的人物有某种感觉，这种感觉是文字无法带给你的。
对于专业史学工作者来说，也许《文武北洋》的作者并没有披露太多他们所不知道的东西，但是，专业人士的笔下却很难有如此耐人寻味的叙事，更难以有重建历史情境的努力。当读者跟着作者，从一个断壁残垣，走向另一个断壁残垣的时候，历史在他们的心目中逐渐鲜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