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们这些1977、1978年考上大学的人来说，当年的恢复高考，如同久旱遇到了甘霖，一个当年看起来似乎很仓促的决定，改变了我们，也改变了中国。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年的改革，起步的时候，并没有多少新东西，不过是恢复秩序和恢复常识，用当时一句时髦的话说，就是拨乱反正。因此，高考的恢复，可以说是改革的开始。
回首当年，整个社会对高考的痴迷，今天回想起来，依旧令人激动。不过，过了30年之后，回头再看，就会发现，恢复高考所引起的巨大反响和产生的巨大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此前十年“文革”造成的秩序过于混乱所赐。当一个社会上大学的人可以有文盲，而且这些上大学的人不仅上学，还要管大学、改大学的时候，这个社会的高等教育就连起码的秩序也谈不上，因此牵动整个教育体系，都处于混乱状态，学校没有考试，没办法正常上课。社会没有正常的上升阶梯，年轻人，尤其是那些优秀的年轻人没有奔头，整个社会，蕴藏着巨大的隐患和不安。恢复高考，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使混乱多年的教育体系安定下来，走向正轨，人心安定，多年压抑的能量得以喷发，为后来的一系列改革，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在一个长期混乱和无序的社会状况下，任何一种有助于改善社会状况的举措，都会产生超过这个举措本身的效应，此前的状况越糟，由此引发的连带效应就越大，实际上，不是这个举措有多么高明，而是此前的社会状况过于糟糕。新中国的统一高考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传统社会科举的部分的复活。通过国家统一考试的形式，对每个考上的人，赋予国家预备干部的身份，统一考试的内容，不仅强调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而且其他科目，也有“标准答案”式的趋向。这种高考制度，好处是重建了国家政权与社会精英之间的制度性联系，通过一种为中国社会广泛认可的方式，定期将社会精英吸纳到国家政权中来，对于以国家政权为中心的秩序建设，有着极大的好处。这种高考制度，对于当时推行的苏式专才高等教育，也是适应的。应该说，在“文革”前的十几年中，高考制度，对于当年的国家建设、新的工业化城市化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然，在今天看来，这种高考制度的弊病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全球化时代需要通才的时代，高考制度，将中小学变成了自己的附庸，使得整个中小学教育体系，都在围着高考的指挥棒转，使得素质教育无从谈起，通才教育，自然也就无从谈起。从某种意义上说，统一的考试，统一的试题，对学生的创造性，已经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放大了“标准答案”式教育的危害，使得学生头脑僵化，思维固化，人格弱化。多年的程式化高考，连作文都形成几种固定的模式，造成现在的中小学生，不知道什么是好文字，只知道什么是在考试中可以拿高分的文字。
应该说，30年后，高考的改革已经提到议事日程。当今的高等教育，早已从当年的面向政府，转向面向社会，政府已经无力包下所有的大学毕业生，只能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投向社会，因此，高等教育的改革，第一位的就是如何使自己的教育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作为高等教育的入口，高考必须适应素质教育的改革，也就是说，进入大学的中学生们，不一定博闻强记，掌握大量标准答案，而一定要思维活跃，有一定的创造性。因为社会越往前走，对于教育世界性的要求越高，对创造性的要求也越高，要想在新的时代，使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先便要求自己的国民具有创造性。
可悲的是，改革30年，教育的改革举步为艰，高等教育甚至还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大跃进”，幻想在不改变体制的前提下，靠大量资金的投入，在短时间内打造出几十上百所世界一流大学来。在这个“大跃进”的热潮中，原本早就应该启动的高考改革，被一拖再拖，使其病上加病，积重难返，甚至造成了大学的衙门化和高考弊端相连接的错综复杂的局面，使高考改革，平白增加了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