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答案，是我们中国做教师最熟悉的东西，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不仅要按标准答案判作业，判考卷，而且还要把标准答案精神灌输给学生，让他们牢记，学习就是向标准答案看齐，别的一切免谈。不知从什么开始，我们的教育决策者认为，这个世界的所有问题，都存在有唯一的标准答案，而这些答案就存在于我们的教科书和与之配套的教学参考书的编写者的脑袋里，当然，他们已经无私地把这些答案贡献在了他们编写的教材里，然后融化在教师的血液里，再然后由教师之手，融化在所有学生的血液中，我们伟大的教育过程就算大功告成。
如果因此认为标准答案仅仅存在于学校的学科里，那就错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需要标准答案，而且还真的就有标准答案。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很少能见到外国人，凡是外国人，尤其是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外国人有可能去的地方，上级都会发下一种标准答案，如果哪个倒霉的真的碰上了“鬼子”，而且被问到这些问题，就按标准回答，如果对方不按预设的问题问的时候，也有标准答案，四个字：无可奉告。
如果有人认为，标准答案仅仅是用来对付洋鬼子的，那又错了。事实上，在那个时代，很多关于国家、社会、人生、家庭、婚姻的大道理，都有标准答案，在正式的场合，多数被获准站起来回答的人，差不多都可以回答得大致不错，连口吻都相去无几。当然有些头脑不灵的农民兄弟，死活教不会，背不下来，则另当别论。实际上，应付外宾的下发标准答案，无非是一种特殊情况的补充答案。
说起来，中国最早主张生活标准答案化的人，应该算墨子，他似乎很讨厌“一人一议，十人十议”的状态，追求一个人说了、大家跟着的境界。可惜，此老和他的门徒，从来没有掌权当家，顶多帮人守守城池什么的，因此这么好的主张怎么也实行不了。法家的干将们一度很吃香，但是他们干脆取消了老百姓回答问题的权力，让所有人都必须傻痴痴地听君主一个人说，即使说错也不算错，无所谓对与错。而儒家则从始至终处于答案不统一的状态，从孔老夫子开始，一个问题，初一十五不一样，比如说仁，既说仁者爱人，又说，克己复礼为仁。幸好没过多长时间就被尊为至圣先师，从此没人敢追问到底老人家为什么前后不一，只好各自关起门来暗中揣摩，因此，总免不了彼此吵架，吵到不可开交，就告到皇帝那里，武力解决，你死我活。只有轮到农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当家了，才定出标准答案，所有人，以朱熹说的为准，但却仅限于考试，考完了试，大家想乱说，还是免不了私下乱说，直说到非圣刺孔而后止。等到满族人进了关，诸事认真起来，时不时来场文字狱，才吓得士大夫自己把嘴巴封上，转身埋头去搞考据。但老百姓说话，依旧各说各的，胡言乱语，在所难免，民间小知识分子，各逞才能，民间戏曲，不仅对皇帝常常大不敬，而且对圣人也不那么礼貌，出格的话比比皆是，一抓一大把。当官的，也只好睁眼闭眼，总之，能做到如《红楼梦》里贾母说的那样，大格不错也就谢天谢地了。
真正开启标准答案黄金时代的，是抗战时期。抗战时期的国家统帅是蒋介石，国家危难时分，蒋委员长认为国家意志要统一，因此主张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大力度进行标准答案建设，可惜，总也没人买账，令人头痛的异党异说取缔不了，一干自由派知识分子，还要说东道西，连资本家都不安份，组织星期五聚餐会，对国事指指点点。
墨子所希望的标准答案化生存，前提是人世间出现超凡的圣贤，人们按圣贤指点的去做、去说，大家省心省事，天下太平。后来的标准答案，不仅有圣贤，而且有圣贤的思想，这种思想，标志着真理，既然真理已经存在于世间，那么人们能做的，就是按真理指引的方向前进便是，为了方便人们行进，哲学家们，或者某些秀才，只需要将真理剪切或者说浓缩成一些简明扼要的标准答案，无论什么人，学习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答案背熟记牢，自然真理在握，可以战天斗地，斗人，斗那些不肯在真理面前俯首帖耳的人。只是，跟墨子的理想比起来，省心是省心，但事好像一点也不省。
今天，标准答案乖了一点，回到了学校里，回到了某些特定的地方，比如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在那里，村民回答记者的问题，基本上都是一个模子。但是，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可爱而且可畏的标准答案，就会从学校里从天下第一村里溜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