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政协委会邵鸿先生批评大学行政化的问题采访了我，问的问题很有限定性，可以理解，媒体大概不敢把这个问题挑得太明白，害怕我的过激言论，影响了某些人的情绪。
现在大学有病，病得不轻。其病，不仅仅是行政化，还是行政主导的垄断公司化，这才是真正可怕之处。现在的大学，不，全国的学校，其实只有一所，那就是教育部大学，所有的学校，无论大小，都是分部、支部、支支部。连中小学的课程设置，教什么，课间操跳什么舞，跑步跑多少米，教育部都要管。大学的毕业证由教育部统一发，研究生录取分数线，教育部定，哪个学校该上博士点，依然教育部说了算。大学有行政级别，副部级和局级，凡是副部级的大学，校长都是空降部队，正如何兵教授说的那样，闭门家中坐，校长天上来。农村里村民至少还可以选村长，大学教授对于谁来当校长，连问都没有问起——教授算老几？连系主任你都没资格选。
这样的大学，是个挣钱的机器，学官们谁不说扩招好哇，一个几千人规模的大学，变成几万人，从前一年学费几百，变成几千，个别特殊专业，打个幌子说是跟国外联合办学，就是可以收到几万，谁说钱不好花呢？谁说教育部不提倡产业化？它提倡的是垄断性的产业化，全国上下，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教育部大学。民营的大学，只限制在职高层次，外面的人想进来办学，连门都没有。全国的老百姓，想上学吗？只能上我们这里来，除非你有本事出国。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市场只消继续垄断下去，我们这天字第一号的教育部大学，不愁没有生意。
这样的天字号大学，根本不承认教育有自己的规律、学术有自己的规则。有权就有一切，学校就是个衙门，三六九等，带长为大，教授不带长，放屁都不响，官大学问必然大，因为评价所有人的学术的大权，掌握在他们手上。微观上，教师评职称，教授爬级别，都得领导说了算。学术委员会，评审委员会，当然有，但无非长官们的咨询机构，或者说秘书机构，如果有个别委员吃错了药，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那么，对不起，下次你就出局了。宏观上，课题的评审，学校什么一级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加上博士点硕士点的评审，都是学校和教育部长官的事，几乎所有的评审委员，都带长。实在不带长的，那是年纪太大，在单位早过了退休年龄，挂不上长了。
在大学里做教师，光上好课不行，得完成计件工分，完不成就不聘你了。说一个研究项目做几年不出成果可以没人追究，那是极少数特牛的教授、有院士头衔者的事，剩下的人都得忙工分。无论课题多么荒唐，多么没用，但想要在学校里出人头地，就得争，争上争不上，还要看你跟握有评审大权的领导关系怎样，至于争了课题，真正的学术被挤掉了，那没办法。现在大学里，真正坚持做学问，那只有一条路可走边缘化，边缘到什么程度，职称不要，工资最低，所有人都看不起。现在盛行的就是课题学术、应景学术、评审学术，说破大天，就是教育部的面子学术。因此，有这样多的学术腐败，抄袭，不轨，一点都不希罕，教授无非是长官的奴才，做奴才的要完成任务，给长官长脸，自己的脸就只好不要了，不要脸的人，何事不可为？为了也白为，不炒热到白热化，犯事者根本得不到处理。
把学生教成什么样子，有人操心吗？有，教育部有评估。有人批评，评估就是造假，错。评估是作戏，作戏总得让人化妆嘛。其实，评估的核心，是大学教育的同质化，不管你什么大学，最后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教学、实习，都一个模子，连卷子怎么批，都全国一个样，最后再统一教材，统一教案，统一教法，那么，今后教育部大学就不用聘教授了，刻些光盘，弄点软件，统一播放就行。那时候，我们的大学，就只剩下官和兵，老爷和差役。
大学的病能治吗？能。唯一的办法是开放，就像当年经济领域的开放一样，打破国有一统天下。天下公理，大学想办好，三个前提必须遵循：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如果在这块土地上真的出现了这样的大学，那么我们的垄断公司生意就有危险了，不改，学生就跑光了。
我们的大学有病。
我们的大学有病，而且病得不轻，早就不是什么新闻了。大学毕业找不着工作，毕业即失业，近来大有蔓延之势，连我们大学中的巨无霸北大的学生都有卖肉和串糖葫芦的，遑论其余？有消息说有大学毕业生重上中专回炉，其实也不用大惊小怪，该来的，早晚会来。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学生居然有中专给他们回炉，看来，不是所有的中专技校都随着大学起舞，一并大跃进，虚火上升，浑身浮肿。
现在我们的大学，实际上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上不能教会学生做学问（尤其是做大学问），下也不能使学生具有基本的生活和工作基本素质。学生毕业后，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这其中很关键的，是我们的“学”出了毛病。
我一直在说，我们的大学是衙门，但这个衙门跟从前的衙门不一样，领导不仅有权，而且都是教授。为人诟病的大学的行政导向，不是说机关干部专了教学的老师的政，而是教学单位本身，甚至教师这个群体，也已经行政化了。几乎所有的教学单位的首长，都是当然的“学术带头人”，这些带头人，有的固然属于学而优则仕，学而有成做了官的，但也不乏学而不优则仕，然后仕而优则学（变成教授），最后杀个回马枪，也成了学术带头人。无论哪一部分人，在现在的行政导向面前，在纷纭的行政以及各种露脸的事务面前，即使那些素质还不错的，都做不了多少学问了，何况那些本来就是混事的。
然而，奇怪的是，带头人们越是忙于行政事务，科研成果反而越多，遍地开花，既懂国际事务，也懂国内政治，马列主义和西方理论都明白，十个指头弹十架钢琴，个个乱响，真是不服不行。当然，这些成果到底是谁做出来的，明眼人一看便知。官大学问大，在现在的中国学界，是一个“铁律”，官大资源就多，手里捏着年轻教师和学生的身家性命，谁敢不为他卖命呢？
在这样的带头人带领下，即使没有“计划学术”、“数字学术”、“课题学术”，大学里的学术也好不了。甘愿做奴隶的人们在为首长打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则逃到社会上兼职挣钱，有心做学问的人，成了大学里的边缘群体，茕茕孑立，日落西山。
没有了“学”的大学，教学、科研、学生实习和论文指导，就没了实在的内容。没有理论，没有文化，更没有经验，学生如果碰巧学出来了，那也是人家自己练的，跟学校关系不大。
大学无学的另一种表现，是大学并不知道大学是做什么的。这一点，大学的主管部门不懂，在它们看来，抓大学的教学质量，就是强化来自它们的行政监督和管理，这种监管，目的是为了让大学的教学“规矩”一点，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使大学变成中学（目前正在进行的本科评估就是如此），实际情况连这一点都达不到。同样，大学里的人（主要是领导）也不懂，在他们眼里，两个事情最重要，一是政绩，二是学校的规模档次。而所谓的政绩，则是跟数字学术、课题学术密切相关的，有了这些东西，再加上点公关的手段，学校的规模档次自然就上去了，所以，两件事实际上是一件事。现在的大学，大家都很忙，但大学要教什么，怎么教，其实没人操心。
对于解决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现在大学方面唯一的对策，似乎是强化自己职业教育的色彩，把大学办成职业技术学院，跟中专技校竞争。那些本来就不具备大学资格、在扩招潮中混水摸鱼上来的所谓大学自不必说，就是那些重点名牌大学，人文学科（文、史、哲）和部分的社会科学基本学科（社会学、政治学）一直处于萎缩状态，人文学科甚至到了要依赖办国学大款班，贩卖传统的经商处世之道来维持。大家根本忘记了，恰是这些学科，才是大学的基本。其实，所谓的大学（尤其是本科阶段），主要是培养学生基本素质的，即培养学生做人、做事的基本功的。具有这样基本素质的学生，只要花上很短的时间，学上一两门技能，从事任何工作都不成问题。但是，现在的大学，教学生做人，似乎仅仅是所谓的思想道德品质课的事情，而做事的教育，则基本上提不上日程，教师只管教，学生只管应付，四年下来，多数人的感觉是什么都没有学到。老师对自己教的东西，如何化为学生做人做事的本领，一直不甚了了，对自己教的学问既没有吃透，更谈不上联系社会的实际，半高不低的空中楼阁，教出来的学生，只能是上不上，下不下。
在老百姓付出巨大的成本之后，再让他们的孩子失业，包括再付出成本去中专回炉，不仅不人道，而且蕴含着巨大的风险，要想消除这个风险，唯一的途径，是治一治大学的病，大学的病，其病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