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关于大师和大楼的名言，现今已经被人们说滥了。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是说大学关键要有大师，而不在于有没有大楼。这话人家不仅说了，而且用实践证实了。当年西南联大的大师们，就是在草屋平房里，培养出迄今为止依然令国人感到骄傲的大师，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还活着。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当今中国学界，并不见得只有学人和媒体推崇梅贻琦先生，大学校长私心向往者，也不是一个两个，但是，我们现在的大学，却难觅大师的踪影，几个原先据说很有大师相的苗子，不知怎么就是长不起来。一说大师，人们只好拿几个老一辈的长寿者（在旧中国受的教育者）打哈哈，不厌其烦地让老人家发挥余热。从南到北，无论哪个大学，都一个模样，只有大楼没有大师，这些年，大学可以骄人的业绩，正像陈平原说的那样，也就是盖大楼了。
盖大楼当然也是事业，有的大学并不讳言这一点，甚至自豪地称之为我们的大师大楼事业。应该说，在多少年教学设施短缺、教学和科研条件较差的情况下，校长们能筹来款项，把大楼盖起来，让教学和科研条件有所改善，也是一件不小的好事，虽然有些大学楼盖得奢华了一点，建了太多的校园五星级酒店，过于豪华的体育馆，以及大而无当、却又很费钱的大校门。但总的说来，中国大学的教学条件，比起十年前，的确改善了很多，这的确是个成就。
但是，大学毕竟是大学，现在中国的大学，虽然有房子有地，有大机关和大后勤，要管自己一亩三分地里所有人的吃喝拉撒，甚至生老病死，但是，大学不是一个城市，更不是一个建筑公司，从本质上讲，大学，是不能把盖大楼当成自己的事业的。换句话说，大学者，只能是有大师的事业，只要有大师，有没有大楼，都是大学。
如果把1889年设立京师大学堂作为中国大学的起点的话，一百多年的大学史，曲曲折折，到了西南联大的时代，已经走出来一条自己的路。然而，1952年院系调整之后，一刀切地改成苏式教育体制，二十几年下来，中国大学教育几十年的积累，被挥霍殆尽。改革开放以来，大家有共识，从苏式专才教育改成美式的通识教育，本身蕴含着大学的回归。只是，在百废待兴的基础上的回归，本身要求的是力度非常大的改革，贴近教育本质的改革，简单地说，只有改革，针对教育体系的改革，才会有我们今天念兹在兹的“大师事业”。
显然，追寻大师事业，大学有两个大关必须得过：第一关，大学要从单位体制里走出来。所谓单位体制中的单位，就是一个在都市里半封闭的村庄（还有围墙），村里的人，吃喝拉撒、生老病死都得管，有车队、食堂、医院、中小学，甚至派出所，校长俨然小国之君。这一关，目前只过了一半，而且是一小半，大学依然有摆脱不了的后勤集团，这个集团，不仅是自己的包袱、学生的怨府，而且在学校有着非常大的发言权，实际上影响和左右着学校的政治。第二关，实现从官僚机构中的出走，逐步实现大学自治、教授治校。现在的大学就像一个政府机关，所有的党政妇群工机关一应俱全，运转按机关规则和潜规则来，校长就是一个行政官员，不仅机关干部，连教授都是他的下属，乃至他的士兵。这一关，现在的大学不仅没有过去，而且大有向后转的趋势，大学的官僚化行政化变本加厉，愈演愈烈。上世纪90年代起，由“211”和“985”工程兴起的高校大跃进，本质上，就是一场强化大学的官僚体制、靠官僚挟带大量投资运作的大学扩张运动，里面唯一的所谓现代因素，是引入了公司管理的量化考评制度，把现代公司制度的某些因素，畸形地嫁接到大学这个衙门上，这种制度嫁接，使得我们的大学，显得更加荒谬和不伦不类。
现在的大学校长和书记，尽管百分之百都实现了高知化，不是教授也是研究员，但是，他们职务实际的外在价值，却是跟所谓的校长完全不相干的三个东西：一是都市里的村庄的村长，属于旧体制下什么都管的村长，或者叫大队书记；一是官僚行政链条中的一个环节，负责上传下达；一是国有垄断公司的老总，独占国家资源，却干不出多少效益。这三种角色，离一个大学应有的目标，都很远，很远。从某种意义上说，只要我们的大学负责人没有办法摆脱这三种角色，那么，他们能做的，大概也就只能是盖几栋大楼，甚至可以说，比起其他的事来说，他们最有效、最不浪费、最不遭人恨的事业，就是盖大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