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你们在《努力》上曾责备颜惠庆、王宠惠不应该“没有计划的上台，没有计划的下台”。但是不但王宠惠至今没有计划，你们也不曾提出什么计划。难道你们有了那篇四个月前的《政治主张》就算完事了吗？
我有点忍不住了。今天拟了一个假定的计划，是专为目前的时局做的。一个人的理想自然是不会周到的。但你们曾说过，“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没计划”。也许我这一个笨拙的发起，可以引出许多更好的、更高明的“大政方针”来呢。
（一）政治的。
大家都说，目前第一件要事是财政。其实那是错的。政治不能署名“w.g.t.”解决，财政决不能解决；你要办新税，各省不睬你；你要大借款，大家要反对；你要节省政费，裁了一千个冗员，还禁不起山海关附近的一炮！所以我主张先从政治方面下手。我的计划是：
（1）由北京政府速即召集一个各省会议。
（甲）名称。如政府不受“联省会议”之名，尽可叫他做“全国会议”，或“统一会议”。
（乙）组织。每省派会员四人（省议会举一人，省教育会与省商会各举一人，省政府派一人）。中央政府派三人。国会举三人。主席得由政府任命（以免纷争）。
（丙）地点。我主张在北京，因为北京虽在北京政府势力之下，然而比上海确实自由多了，文明多了。
（丁）权限。这个会议得讨论并议决关于下列各项：
a.裁兵与军队的安插。
b.财政。
c.国宪制定后统一事宜。
d.省自治的进行计划。
e.交通事业的发展计划。
这五项问题，没有一项和国会的权限冲突的，国会不应该吃醋，政府也不应该因怕国会吃醋而不敢举行。况且此次政府召集的财政会议，岂不也是一种各省会议吗？既可以召集财政会议，何以不可以召集各省会议？况且我可以断定那单讨论财政的会议是无效的。
（2）由北京政府公开的调解奉直私斗，消除那逼人而来的大战祸。（对于这一件事，全国赞成弭兵的人也应该加入。）我这个提议，初看了似乎未免带孩子气，但是我这话是板起面孔来说的正经话。本年四五月间的奉直战争固然是胜败太不彻底；但我们试问，奉直若再开战，就能打出一个彻底的结果了吗？况且人民有什么罪过，必须忍受这一回一回的战祸吗？即使一时打不起来，而两方拼命的预备作战，搜括一切款项，作为军费，那么浩大的军费也是人民不能长久负担的。况且前次直奉战争所以结束得快。大都是因为张作霖大举入关，故一败涂地；现在奉军若取守势，战祸便不知何日终了了。假使战事延长至两三个月——这是很稳健的计算，北中国的什么事业（教育、矿业、工商等）都不能不根本毁坏了。所以我们无论怎样推想，都回到一个同样的结论：直奉的私斗决不可不消除。
如果王宠惠们只愿做大官，只愿做一个“无抵抗力的内阁”（这是前某报的妙语），那也罢了。如果他们还想做像个样子的政治家，他们应该用公开的条件来调解消除直奉的私斗。我主张的条件是：
（甲）双方减缩军备，克期同时裁兵。
（乙）东三省取消独立，交还盐税及车辆。直系各省也不得提取铁路收入。
（丙）任曹、张、吴三人为北方裁兵专使。
（丁）北方各省实行废督，废巡阅使。
（戊）其他事项，由上述之各省会议解决之。
我也知道这件事决不是王宠惠们干得了的。但是我们既谈大政方针，就不能不列这一条了。我很希望国民注重此事，养成舆论，作一个实际上弭兵的大运动！就是王宠惠们干不了，这件事总得有人干的。
（二）财政的。
财政的计划，说的最详细的是《努力》第八第九两期rt的《中国财政的出路》。他说财政的“根本整顿方法”分两项：
第一，划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界限。
第二，力行裁兵减政。
第一条是要靠国宪和各省会议的。此时空谈“划分财政”，是没有用的。纸上的划分是早已有过的了。故单有国宪的规定，还是不够的；各省会议的一关是逃不过的。第二条的裁兵一项也必须等各省会议和奉直和议两事举行之后，方才可有把握。此时中央能行的只有减政一项。六七月间的减政计划，近来似乎又渐渐停顿了。大概欠薪太多是不能减政一个大原因。然而欠薪不能还而冗员又不能减，天天债台高上去，也终不成事体。如有相当时机，应该把陆军、海军、参谋三部并作一部，设一个总长，两个次长，名为“军事部”。国宪制定之后，教育权既归地方，教育部也可废去，改为内务部的一司，此类的例甚多，一时不必细举了。
rt君说的“目前过渡方法”，也有两项：
第一，规定中央军政费之最大限度为每月五百五十万元。
第二，整理各项长短期内外债及垫款（包括欠薪），总数约四万万元。
他指出交通收入，盐余一部分。崇文关税，山西解款，四项每月不过三百万元。所以他主张等到适当的时期，举行大借款四万万元，以三万万四千万抵债，以三千万为一年军政费的补助，其余即作为裁兵基金。利息为六厘，担保为海关增率税。
他这两个过渡方法，其实只是大借款的一个法子。前天报上登出芮恩施在顾维钧茶会席上发表的财政演说，似乎可以表示政府确也有大借款的希望，但芮恩施的一篇浅薄的演说是没有用处的。外款非不可借，但现在政治未统一之前，大借款是决不能成立的。即使如芮氏说的，外国资本家肯借款，中国的国民未必肯承认这笔借款。借款给军阀政客去分赃，是决通不过的。
所以我主张现在救急的财政办法是：
（1）从速解决政治的纠纷。先从上文说的两事下手——召集各省会议，消除直奉的战祸。
总计中央名义上的收入，应有、假如各省都像山西那样忠顺（山西省每年解中央二百余万元），中央的财政问题早已解决大半了。现在中央的势力不能放一个湖北省长或山东省长，还有人希望用财政会议来解决财政问题，岂不是做梦吗？即如盐税一项，别说那四川的一千万元，东三省近在咫尺，现在也扣留盐税了。这岂是一个财政会议就能解决的吗？所以我主张第一步是政治纠纷的解决。
（2）为目前计，宜从速宣布财政的收支实况，约如下各项：
（甲）收入尚有几项？
关余，
盐余，
省解款，
崇文关税。
中央机关收人：交通，农商，司法等。
（乙）负债实数：
a.欠饷详数。
b.临时军费。
c.每月必需军饷总数。
d.每月必需行政费（包括教育）。
e.各机关欠薪实数（包括国会）。
f.京师军警费。
g.京师军警积欠。
h.内外债到期应付利息。
i.内外债到期应付本。
（丙）现在每月支出实数。
a.究竟各军发饷若干？
b.各机关发薪详报。
c.各种内外债基金已拨付若干？
d.其它实支。
（丁）收支比较，总亏若干？
这种公布是不可少的。政府现在想用一纸“依法惩办”的命令来禁止索薪的举动，那是自欺欺人的政策。即使你能禁索薪团的包围，你还不能禁各机关的罢工，更不能禁军队的闹饷。只有开诚布公的把财政的状况宣布出来，大家也许还可原谅政府一点。况且政府为什么总不肯公布财政的实况呢？岂不是因为军费太多，怕人不平吗？其实当此变态的时代，军费之多自是大家意中之事，又何必瞒人呢？况且政府越秘密，大家越猜疑，所以越不能心平，所以倒不如一切公开的好。
况且国民若不知道财政的实况，政府虽有救济的计划，也不能得大家的赞助。假如政府此时下令回到民国元年各机关人员一律支薪六十元的办法，大家能不要求先查账吗？假如政府此时大借外债，大家能不要求先报告用途吗？所以我们可以说：没有公布，什么财政计划都行不去。
（3）公布财政实况之后，应通盘筹算，做一个目前救急的小计划。这个计划应分两个部分：
（甲）分还积欠。发给债券，按月摊还。
（乙）均平现状。无论交通财政，应与其它机关一律均平待遇。或发半薪，或竟回复元年每人六十元的办法。
这个计划应包维持北京地方治安的方法。北京举行地税，专供地方之用，是应该办的。况且北京警察制度较完备。征收新税也不致有什么大困难。（北京中小学的经费也须由中央筹给，而北京市民不负一文钱的学校税，岂非怪事？）
（4）大借款如不可免，此时也只宜做计划，研究用途的分配，条件的磋商，而不能骤然实行，这时候若贸然做大借款，决没有不失败的！
以上计政治方面二条，财政方面四条，是我试做的对于目前时局的计划。此外尚有蒙古问题与承认俄国的问题。铁路问题与新银行团的问题，因不愿占《努力》太多的篇幅，此时只好不谈了。最后我要重引《努力》的话作结论：“一个平庸的计划，胜于没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