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思想，差不多是防身的武器，可以批评什么主义，可以避免一切纷扰，我们人总以为思想只有智识阶级才有，可是这是不尽然的；有时候，思想不但普通人没有，就是学者也没有，普通人每天做事，吃饭，洗脸，漱口……都是照着习惯做去，没有思想的必要，所以不能称为有思想；就关着窗子，闭着门户，一阵子地胡思乱想，也绝对不是思想的本义。原来思想是有条理、有系统、有方法的。
我们遇着日常习惯的事，总是马马虎虎地过去，及至有一个异乎平常的困难发生，才用思想去考虑和解决。譬如学生每天从宿舍到课堂，必须经过三叉路和电车站，再走过二行绿荫荫的柳树和四层楼的红房子，然后才至课堂。这在每天来往的学生，是极平常而不注意的事，但要是一个新考进来的学生，当他到了三叉路口的辰光，一定有一个问题发生：就是在这三条路中，究竟打哪一条路走能到目的地？那个时候，要解决这个困难，思想便发生了。
要管理我们的思想，照心理学上讲，须要用五种步骤：
一、困难的发生。人必须有歧路的环境或疑难问题的时候，才有思想发生。倘无困难，决不会发生思想。
二、指定困难的所在。有的困难是很容易解决的，那就没有讨论和指定困难的所在的必要。要是像医生的看病，那就是有关人命了。我们遇着一个人生病的时光，往往自己说不出病之所在。及请了医生来，他诊了脉搏，验了小便，就完了事。后来吃了几瓶药水，就能够恢复原状。他所以能够解决困难，和我们所以不能解决困难的不同点，就在能否指定和认清困难之所在罢了。
三、假设解决困难的方法。这就是所谓出主意了，像三叉路口的困难者，他有了言主意，必定向电车站场杨柳树那边跑。这种假说的由来，多带赖平日的知识与经验。语云：“养兵千日，用在一朝。”我们求学亦复如此。这一步实是最重要的一步。要是在没有思想的人，他在脑袋中，东也找不到，西也找不到，虽是他在平常，能够把书本子倒背出来，可是没有观察的经验和考虑的能力，一辈子的胡思乱想，终是不能解决困难的啊。
但是也有人，因为学识太足了，经验太富了，到困难来临的时候，脑海中同时生了许多不同的解决方法。有对的主意，给个人的感情和嗜好压了下去，把不对的主意，反而实行了。及后铸成大错，追悔莫及。所以，思想多了，一定还要用精密谨慎的方法，去选定一个最好的主意。
四、判断和选定假设之结果。假若我脑海中有了三种主意：第一主意的结果是a、b、c、d，第二主意是e、f、g，第三主意的结果是h、i，那个时候，就要考虑它三个结果的价值和利害，然后把其中最容易而准确的结果设法证明。
还有我们做事，往往用主观的态度，而不用客观的态度；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某人说话，不负责任”的解释了。
此次“五卅”惨案，也有许多激烈的青年，主张和英国宣战，他们没有想到战争时和战争后，政治上、商业上、交通上、经济上、军事上的一切设备和结果。他们只知唱高调，不负责任地胡闹，只被成见和一时感情的冲动所驱使，没有想到某种条件有某种结果和某种结果有没有解决某种条件的可能。
五、证实结果。既已择定一个解决困难的方法，再要实施实验，看它实效的如何以定是非价值。遇有事实不易在自然界发生的，则用人造成某种条件以试验之。例如欲知水是否为氢氧二元素所构成，此事在自然界不易发生，于是以人力合二原质于一处，加以热力，考察是否能成水。更以水分析之，看能否成氢氧二元素，即从效果上来证实水的成分。
从前我的父亲有一次到满洲去勘界。一天到了一个大森林，走了多天，竟迷了路。那个时候干粮也吃完了，马也疲乏了，在无可无如何的时光，他爬上山顶，登高一望，只见翠绿的树叶，弥漫连续，他用来复枪放起来，再把枯树焦叶烧起来，可是等了半天，连救援人的踪影也找不到。他便着急起来了。隔了回儿，他想从前古书里有一句话，叫做“水必出山”。他便选定了这个办法，找到了河，遵了河道，走了一日夜，竟达到了目的地。
又有一例。禅宗中有一位烧饭的，去问他的大法师道：“佛法是什么？”那大法师算了半天，才回答道：“上海的棉花，二个铜子一斤。”烧饭的说道：“我问你的是佛法，你答我的是棉花，这真是牛头不对马面了。”隔了三年，他到了杭州的灵隐寺去做烧饭，他又乘便问那主持的和尚道：“佛法是什么？”那主持和尚道：“杭州的棉花，也是二个铜子一斤。”他更莫名其妙，于是便跑到普陀山、峨眉山……途中饱尝了饥渴盗匪之苦，问了许多和尚法师，竟没有得到一个圆满的解决。有一天，他到一个破庙房，碰到一个老年的女丐，口中咿唔地在自语着，他在不知不解间，听得一句不相干的话，忽然间竟觉悟了世界上怎样的困难，他也就明白了“佛法是什么”。他在几十年中所怀的闷葫芦，一旦明白了，不是偶然的。这就是孟子所说“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只要把自己的思想运用，把自己的脑筋锻炼，那么，什么东西都可以迎刃而解了！
在宋朝有一个和尚，名叫法贤，人家称他做五祖大师，他最喜欢讲笑话。他讲：从前有一个贼少爷，问贼老爷道：“我的年纪也大了，也不能天天玩耍了，爹爹也可以教我一点立身之道吗？”那贼老爷并不回答他，到了晚上，导他到一座高大的屋宇，进了门，便把自己身边的钥匙，开了一个很大的衣橱，让他的儿子进去，待到贼少爷跨进衣橱，贼老爷把橱门拍地关上，并且锁着，自己连喊“捉贼，捉贼”的逃走了。那时候，贼少爷在衣橱里是急极了，他想：“我的爹爹叫我来偷东西，那么他为什么把我锁在里边，岂不是叫他们活剥剥地把我捉住，送我到牢狱里去，尝铁窗风味吗？”可是他既而一想：“怎么样我可以出去？”便用嘴作老鼠咬衣服的声音，吱吱地一阵乱叫，居然有人给他开门了，他便乘着这个机会，把开门的人打倒，把蜡烛吹灭，等他仆人们来追赶他，他早已一溜烟地跑回家了。他看见父亲之后，第一声就问道：“你为什么把我关在橱里呢？”那贼老爷道：“我先问你，你是怎样出来的？”他便把实情一五一十地讲给贼老爷听，他听了之后，眉开眼笑地说道：“你也干得了！”要是这位贼老爷，在困难发生的时候，不用思想，他早已大声喊道“爹爹啊！不要关门啊”了。
我们读书不当死读，要讲合用。在书本之外，尤其要锻炼脑力，运用思想，和我的父亲，禅宗的烧饭者和贼少爷一般无二。他们是能用条理有系统有方法的思想，去解决他们的困难的。
我记得前几天有一个日本新闻记者问我：“现在中国青年的思想是什么？”我便很爽快地答道：“中国的青年，是没有思想的。”这一句话，我觉得有一点武断，并且很对不起我国的青年，可是我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当我在北京大学教论理学的时光，我出了三个问题：
（一）照你自己经验上讲，有何可称为思想的事实？
（二）在福尔摩斯探案中，用科学方法分析出来有何可称为思想的事实？
（三）在科学发明史上，有何可称为思想的事实？
到了后来，第二第三都能回答得很对，第一问题简直回答的不满十分之二，而他们所回答的，完全是答非所问，这便因为他们平时不注意于运用思想的缘故。
（原载于1926年1月5日《学生杂志》第13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