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是“戊戌变法”一百周年。一件事情过了百年，而且就在百周年的当口上，无论如何都值得拿出来抖抖灰，何况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大事，一场让人至今耿耿于怀的流产变法。“戊戌”对于我们的意义，首要的其实并不是当年的志士如何壮烈，而是它为什么那么快就失败了。
西太后是“戊戌变法”中的白脸，可也是个唱大戏的主角，虽然有些善良的人们宁愿历史上没有过这个老太婆。过去，我们顺着康、梁的笔调，把西太后骂得体无完肤，近来情况好像有些转机，不少影视剧里，老太婆的脸已经有了些许红色，开始由我们的“正旦”出面出演了。当然，无论怎么变，颠覆变法的罪魁这顶高帽子她是无论如何也脱不掉的。不过，事情已经过了一百年，演戏演电视是一回事，而学术研究又是一回事，对于后者，我们似乎应该换一个思路想一想，同样是奉旨变法，假如当年维新派不是捧光绪，而是捧西太后，情况将会怎么样呢？
现在，大概不会有太多的人坚持认为西太后是铁杆顽固派了。早在洋务运动的时候，她就表现得相当开明，如果当时她站在倭仁一边，那么至少同文馆是开不成的，她不仅同意开同文馆，而且硬是派反对开办的倭仁去主办，结果害得老先生不得不装病。不过人们可能不知道，“戊戌变法”其实也是她同意的，甚至百日维新的各项举措，也大都经过她点头，光绪要臣子们进献的“新学之书”，她是每种都要的，是不是全看了，不太清楚，但至少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她是看了的，而且还夸奖说“剀切”。作为一个国家的实际统治者，甲午的惨败对她的刺激其实并不比南海举人康有为小，她更非如陈叔宝全无心肝，如刘阿斗乐不思蜀，面对破碎的山河一味享乐，也有与光绪一道“母子对哭”的光景（刘坤一《慈谕恭记》，第300页）。这个粗通文墨的老太婆，虽然可能没什么思想，但却是个强烈的功利主义者，十分清楚利害的所在，什么东西管用。就是对她怀有恶感的人，也不能否认她是个精明强干、老于权术而且明晓利害的人物。甲午之后的她其实非常清楚，大清朝不变法，江山社稷不保，这一点她与光绪其实是具有共识的。
当然，这老太婆背上骂名也确有该着之处，因为她虽然知道中国非变法不行，在内心里却不希望光绪主持变法成功，大凡政治上的功利主义者，都有极强的权欲，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当然西太后自然也不乐意将已经握热的权杖痛快地交出来。也许是中国的不幸，变法正好赶上了西太后在各方压力下不得不交出权力的时候。本来，按清朝的祖制，根本就没有太后临朝这一说，可她却借特殊的机缘破了例，而且渡过难关巩固了权力。事实证明，她不仅有无师自通的权术本领，而且还有“同治中兴”的事功。尽管如此，在一个讲究祖制，有着排斥“女主”政治传统的朝代，随着她的一天天老下去和“第二个儿子”的长大成人，要她交权的压力还是越来越大。虽然在甲午战前，她已经在名义上把权力交给了18岁的光绪，但是举国上下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好事的人们依然不依不饶。甲午战败，没有人认为是光绪的过错，让她交权的呼声更见其高，御史们上书，指桑骂槐说她是信用宦官的汉太后，封疆大吏刘坤一觐见时，甚至当场暗示这一点，要她不要听信太监的话。
尽管后人都骂西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颐养天年，其实真正热衷于为西太后修园子的是光绪，修好了颐和园，好让母后把权让出来，至少别成天待在皇宫里指手画脚。可是，西太后进了颐和园，权力还没有真正交出来，已经感到浑身的不舒服了，优美的园林和舒适的住所，根本难以令这超级女强人开心。一天，西太后最宠的宠臣荣禄进园子看她，西太后让荣禄看宫内的扎花，并掂起一只花来说：“你瞧，这是我扎的花，你看好不好？”荣禄非常知趣，马上说：“老佛爷不止扎花扎得好。”西太后闻言长叹一声：“往后哇，我也就只能扎花了！”（赵凤昌《戊庚辛纪述》，第319页）显然，在颐和园游山玩水的西太后，一颗心依然在“朝堂之上”，是非常非常不情愿去“扎花”的。然而，如果变法成了功，那么站在台前的光绪就有可能获得他缺乏的声望、权力和自己的班底，到那时，她就真的可能只好去扎花了。
尽管后来的历史学家指责维新派只依靠皇帝，不发动群众（显然有些人是指望康有为他们像共产党八路军一样），中央维新路径在今天看来其实是当时最现实也最经济之路。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依靠皇权推行变法无疑是最便利的。维新派面对的，一个是统治了近四十年，精明强干，富有政治经验，势力盘根错节，树大根深的西太后；一个是生性懦弱，缺乏经验，甚至没有自己基本班底的光绪皇帝（所谓“帝党”，不过是没成形的胚胎）。尤其是在西太后不肯放权的基本态度已经非常明显的情况下，他们所依靠的皇权具体应该落在谁头上呢？如果是有经验的政治家，选择的方向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历史上维新派就像我们所知道的那样，他们选择了光绪。
无疑，光绪的确要可爱得多，他年轻、大度而且易于接受新思想，更重要的是，他是合乎道统和法统的统治者。然而，尽管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眼里，光绪像个圣人，说他几个月的新政，“古之号称哲王英君，在位数十年者，其可纪之政绩，尚不能及其一二也”（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一第253页）。后来的文学作品也纷纷对之饱掬同情之泪，连他喜欢的女人珍妃都沾光显得相当灿烂，可是在政坛的力量对比上，他与西太后仍像是轻量级新手对重量级拳王一般。可惜的是，维新派不仅不考虑走走太后路线，反而拼命地通过一篇篇经过他们改纂的《日本变政考》、《俄彼得变政记》之类的东西，鼓噪光绪“乾纲独断”，完全不理会属“坤”的这一面会有什么反应。最后居然幻想策动素昧平生的袁世凯，要他用他的七千士兵进入有十几万重兵的京城，围捕西太后，康梁政治上幼稚已经达到了可笑的程度。
其实，对于西太后来说，她所需要的，只是一个说得过去的借口，能够让她出来继续秉政的借口，谁给她找到了借口，她就会倾向谁，她最欢迎的是有实用价值的东西，而非思想或主义的倾向。1901年以后的事实证明，只要不触动她的权力地位，也甚至可以走得比光绪当年还要远。可悲的是，维新派所吝啬的借口，后来却被顽固派给找到了，这就是尽废新政，只有尽废新政，西太后重新训政才师出有名（费行简《慈禧传言录》，第468页）。按这些人的意思，光绪主持变法没有搞好，弄得“官”怨沸腾，所以要西太后出面收拾局面。维新派的代价是六君子的头挂在菜市口，而中国则更惨，不仅是个《辛丑条约》和赔掉四万万两白花花的银子，而且还失去了变革的时机与还算可以的外部环境。
当然，我们应该谴责西太后，说她竟然将自家的权欲放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之上，但是，在历史的现实中我们的民族恰恰摊上了这么一位不那么自觉，又偏偏绕不开的人物，同时又没有力量把她推翻。有太多的教训证明，在中国的变革中，想凭借喜好和道德倾向来行事，十有八九是要碰钉子的。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搞不清在留下的史料中哪些是历史的真实，哪些是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自我粉饰，因此“戊戌”研究几乎变成了康梁话语的天下，他们怎么说，我们也不经意地跟着怎么说。在口诛笔伐西太后的同时，也轻易放过了全面总结“戊戌”教训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