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者应该怎样生活？这肯定是个问题。漫说从有儒者之名起，就有小人之儒和君子之儒的分别，就单算君子之儒，各个朝代也各有不同。西汉的时候，儒者近乎方士，董仲舒是独尊儒术的始作俑者，最擅长的不是写文章，而是指挥大批的巫婆求雨。当时朝廷征求地方人才，贤良、文学、治剧（善于断狱）和孝廉并举，真正吃香的，其实是那些具有法家特征的人才，这些人，进入官场，就变成了酷吏，那时的酷吏，都是能吏、廉吏。儒者真正走红是在西汉末年，自汉元帝起，皇帝开始把原来当幌子的儒学当了真，君臣一起比着儒家的信条操练政治，操练到驴唇不对马嘴的时候，就有点像演戏了。王莽篡汉，原本就是一场大戏，演得过头了，新朝也就谢幕了。
王莽演砸了，但他所提倡的儒学却留了下来，东汉开国，做官者通经成为一种必要条件。儒家经典不仅变成官僚的前提，而且渗透到日常政务之中。如果说，当年董仲舒依据《春秋》断狱只是个别事件的话，那么到了东汉，引经书断案，已经成为理所应当的常事。依六经断案，虽然有点牵强附会，但只要标准统一，其实也行得通。而通经作为做官的前提，问题就比较大，一来经本身就不统一，各家所习，南辕北辙的时候也不是没有；二来啃书本总是比较难，出人头地就更难。大批的人拥向太学，皓首穷经，什么时候是个头？于是有人就想起走偏门——在道德行为上下工夫，如果被人认为在孝悌方面有出众的表现，同样可以博得一个儒者，甚至是有名的儒者的名声。那个时候，只要有这方面的名声，做官甚至做大官也就不难了。
父母死了，按规定应该守孝三年，有人一守十年。兄弟分家，做兄长的一点钱也不要，全给弟弟，弟弟得了家产，然后再转给哥哥的儿子，结果兄弟俩都博得了好名。那时候，乡里有“月旦评”，士大夫的行为举止都是大家议论的内容，一旦被评个好名声，终身受益。不过，采用此法博取名声，也并非易事，以守孝为例，那是要在父母坟旁结庐居住，身穿麻衣，足着芒鞋，不能吃好的，不能近女色，守三年已经很难熬，何况十年？所以守孝十年的人们中，有人被查出在其父母的墓道里，生了若干儿女。显然，在履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训条方面，此公是比较有体会的。
虽然为了博得儒者的好名声，追求道德的完善，士大夫有的矫情到了作假的地步，但在社会上，大家并不因此而不矫情了。应劭《风俗通义》载，有老儒每逢想跟山妻那个了，就行礼如仪，请示道：为子嗣计，敦伦（做爱）一次如何？对自己要求严，对别人要求更严，《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为父亲守丧期间生病，母亲令一婢女送药给他，顺手替他倒了洗脚水，被人看见，从此抬不起头来。
其实，到了东汉名存实亡的时候，士大夫的矫情已经变成了对当权者的捣乱，比如孔融和祢衡，说话做事，不管不顾，动辄骂街。沿这条路走下去，魏晋南北朝士大夫自竹林七贤以来，走了放浪形骸的道路，礼教变成了粪土。原来规行矩步，竞相在儒家道德上求胜的风尚，一变为刻意乱来，蔑视礼法的士习。谁不这样做，谁就让人看不起。
儒者该怎样生活？历史上从来没有结论。自从儒学进了庙堂，儒者的生活就成了问题，聚光灯下，想不让人看出别扭来，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