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文人的脾气 别把诗人的话当真

诗人的话当不得真,据说这是古训,说是唐朝一位诗人作诗云:“舍弟江南没,家兄塞北亡。”上司见了,很是哀怜,说:想不到君家不幸如此。不想此公答道:没的事,我只是作诗而已。后人嘲笑这位仁兄,说:既然是作诗,何必把兄弟全搭上,为什么不写“娇妻伴僧眠,美妾入禅房”?

不过,尽管如此,还是有拿诗人的话当真的。同样是唐朝,唐宣宗时,令狐绹为相,推荐诗人李远为杭州刺史。唐宣宗说,我听说此人有诗云“长日惟消一局棋”,这样的人,能治理好地方吗?令狐回答说,诗人的话,当不得真的。两下僵持了半晌,最后唐宣宗说,先让他上任干着,紧看着点,以观后效。乖乖,差点因为一句诗,丢了好大的一个肥缺。

唐朝毕竟是唐朝,皇帝虽然把诗人的话当了真,也不过是担心诗人光顾着下棋耽误了公事。可是到了宋朝就不一样了,王安石变法,大才子苏轼写了几句诗发牢骚,结果被御史摘出,说他诽谤新政,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反对改革,于是逮捕下狱。好在宋朝祖制不杀大臣,苏轼最终得以保全小命,发往远恶潮湿的黄州做团练副使。诗人的话,撞到了政治的枪口上,终于惹出祸来。

转眼到了明朝,朱元璋一做了皇帝就大兴文字狱。不过,倒霉的大多是些地方上的小知识分子,上书写什么“生民作则”之类的话拍马屁,不幸拍在了马腿上。朱元璋用凤阳话把“作则”误会成了“作贼”,结果拍的人纷纷掉了脑袋。真格的诗人,因为作诗丢命的好像还没有。大概是因为明朝采用特务统治,锦衣卫、东西厂特务密探神出鬼没,诗人的诗兴未免稍减,大家一哄而起写小说去了。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刚刚兴完大狱,杀了宰相胡惟庸并三万余大小官员,废了宰相,自己既当国家元首,又做政府首脑,天天累得半死,不得已从翰林院找来几个老儒,帮他处理公务。其中一个名叫钱宰,年事虽高,但办事写东西还算让皇帝满意,算是最得朱元璋宠爱的一个“秘书”。一天散朝回家,忽然吟诗一首:“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见过皇帝,朱元璋说:你昨天作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你呀,何不改“嫌”为“忧”呢?老钱宰吓得一个劲地磕头,余生估计一个字的诗也写不出了。

到了清朝,皇帝进步了,自己就有爱诗如命的,像乾隆一个人作的诗传下来的据说就有四万余首。不过他一爱诗不要紧,诗人的脑袋可就有点危险了,几十上百的文字狱出来了,连“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这样的风月诗句,也被上纲上线为恶毒攻击清朝皇帝的“盛世修书”。诗人的话,还就是被真真切切地当了真。

诗人的话被当真,诗也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