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藏语中间，“马尔”这个词是油、酥油的意思。“康”的意思是房子、地方。所以，很多人按直译的意思说，马尔康这个地方的意思是酥油房子。
这种释名法，并不违背词义，但在情理上并不顺。藏族人为人为物为地方命名特别具有一种祈求吉祥的倾向，而酥油房子并不是一种经久的东西。在藏族艺术中，酥油构成的东西都不是一种永久的东西，比如正月庙会时节供奉于佛前的酥油花。
所以，一种更为广泛、也更为大多数人认同的说法是：解释马尔康这个藏语组合词作为地名的意义时，应该注重其衍生出来的“灯火旺盛的地方”这样一种特别的意义。
在大渡河上游的支流梭磨河上，现在的马尔康被誉为高原新城。梭磨河上的水电站提供的源源不竭的电能，确实把这片山谷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灯火明亮的地方。但这仅仅是解放后四十多年间才有的景象。
有一次，我去拜访一个据说很有学识的老喇嘛，从他山坡上的家里告辞出来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他指着山下镇子上的万家灯火说，早先为马尔康命名的就是一个喇嘛，那时候，这位高人就预见到了今天万家灯火的景象。
他说真正有德行的高僧能够预言未来。
他说的是预言，而不是占卜未来。
我想向老僧讨教这个传说起自哪个年代，那个高僧叫做什么名字。但我知道这样做会使大家都非常扫兴，于是便望着山下明亮的灯火，在黑暗中默然而笑，未置可否。
我只是知道，马尔康这个地名由来已久。
在那些年代里，马尔康宽广的河滩曾是狐狸的天堂。
马尔康得到这个名字，完全是因为，在此宽广的河滩上，有一座叫做马尔康的寺庙。寺庙本身在那时荒芜的河滩上，相对说来，确实也算是一个灯火明亮的所在。
光明与黑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不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一座佛寺起这样一个与光明有关的名字，肯定还有其意欲在蒙昧的时代里开启民智这样一种象征的意义。佛教典籍的名字中，就不断有与灯火相关的字眼出现。
前面我们说过，第一次给嘉绒土地区带来文化与智慧光芒的是出生于西藏的毗卢遮那。从此之后，大渡河中上游地区，和岷江上游的部分地区便形成了一种相对统一的嘉绒文化区，在整个藏族文化中一直保持着自己鲜明的地方文化特征。
但在这之后一个相当漫长的年代里，当地的嘉绒土司们因为自身利益的种种考虑，建立起了一种不同于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在西藏，是神权至上，世俗政权要依附于神权。而在整个嘉绒地区，是中央王朝册封的土司手握世俗大权，而僧侣阶层必须依靠世俗权力的支持才能生存。而在很多时候，土司家族本身同时掌握着神权。比如前面已经说到过的小金川流域的赞拉土司与沃日土司先祖，都是苯教的巫师出身。
而在15世纪以前，嘉绒地区土司和贵族们所倚重与扶持的，大多是本土宗教苯教势力。在马尔康宽广的河谷台地上，也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早期属于苯教，后来，随着周围政治环境的变化，又改宗了藏传佛教的格鲁教派。但马尔康这个寺名，却一直没有变化。到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也是因了这座寺院，在寺庙前宽广平坦的白杨萧萧成林的河滩上，形成了一个季节性的市场。商人们来自嘉绒各个土司的领地，还有很多商人是来自四川盆地的汉族与来自甘肃的回民。在鲜花遍及群山的美丽的夏季，各路的商人们络绎而来，一夜之间，花草繁盛的河滩地上，就冒出了许多漂亮的帐篷。有老年人回忆那时的情形说：就像一个雨夜之后长出许多蘑菇一样。我触及这种回忆，是在阿坝州政协一年一度会议的饭桌上。我因为写了一些文字的缘故，成了州政协常委会的一员。所以，常常不甚费力就能从老先生们口中套出一些早年的回忆。这些老先生中有些人，早年间就是其中一些帐篷的主人。
这种回忆就好比会议供应的好酒。
另一位老先生听到关于帐篷与蘑菇的比喻，便愉快地笑了。他说：“蘑菇。有两年，只要晚上下雨，我的帐篷边上就会生出蘑菇来。那时我有一个女人，她把这些蘑菇用牛奶煮了，那味道……啧啧。”
人们把这个繁荣一时的季节性街市也叫做马尔康。
解放后，因为地缘政治的需要，这里建成了永久性建筑的时候，并渐渐成为一个颇具规模的镇子时，地名也叫做马尔康。
而那座曾经辉煌的寺院，倒是日益被遗忘了。
说到寺院，我们将再次回到过去的年代，回到15世纪，怀想一个嘉绒大地上的古人，怀想一个嘉绒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古人。他就是在嘉绒历史与毗卢遮那一样有名望的僧人：查柯·温波·阿旺扎巴。
在这音节连绵的一长串汉字中，只有阿旺两个字是这个人本来的名字，其他的都是一种附加成分。查柯，是藏文典籍中嘉绒地区的别名，这两个字出现在阿旺的名字前，自然表示了他的出生之地。实际上，他就出生在马尔康县境内，当时梭磨土司的辖地柯觉。柯觉是他出生之地的藏语名字。近几十年，那个四周山坡上长满白桦、云杉和箭竹的小山寨和山寨背后的山沟又有了一个新的名字：203。
这个名字在解放后才出现的伐木工人、道班工人和长途汽车司机口中流传。对同一个地方，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使用着不同的地名。
203，是一个伐木场的名字。这个伐木场数百上千的工人，在这个地方砍伐了几十年原始森林。随着森林资源的枯竭，这个伐木场已经撤销，但这个名字却就此流传下来了，也许还会永远流传下去。
还是回头再说此地几百年前出生的那位明灯般的人物阿旺扎巴吧。
他名字中的第二个词温波是苯教中法师的称谓。这也就是说，他是查柯地方的一位苯教巫师。直到有一天，他突然走出了自己熟悉的山水，和这个地区的许多追求智慧的人物一样，沿着越走越小的大河，沿着越来越高的雪山，走向了青藏高原，走向了西藏，走向了拉萨。也正是在西藏高原顶部更为浓烈的佛教氛围中，成了一个佛教信徒。他是为了让心中智慧的明灯更加明亮而去到西藏，结果，却改变了自己的信仰。所以，他的名字后面又出现了两个字：扎巴。扎巴这个词，正是藏族佛教寺院中，对于刚刚接触教义不久的和尚的称谓。
现在，我们知道了，查柯·温波·阿旺扎巴的意思，就是来自查柯地方的当过苯教巫师的阿旺和尚。
可以想像，这肯定是阿旺扎巴在西藏皈依新的教义后，一心向学的朋友们给他取的一个颇为亲切的名字。
当我站在梦笔山口，背对着即将离开的小金，眺望着公路盘旋着穿过森林，慢慢深入山谷，山沟向着低处直冲而下，看见了我的家乡的时候，我就想起了那个高僧的名字。
心中默念时，耳边就好像响起了一串悦耳的音节。
而且，我的眼前突然就出现了一泓清泉。那泓泉水就在梦笔山马尔康那一面一个向阳的小山坡上。山坡草地上，疏疏落落站立着一些柏树。
很老的柏树，树枝很虬曲、但枝干却非常挺拔的柏树。
我去过那个被许多嘉绒人视为圣地的地方。
最近一次是在两年之前。那是一个深秋天气，我们把一辆丰田吉普车从马尔康开出来，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梦笔山下那个一路向下俯冲的山沟里。过去，这条山沟曾经是猎人的天堂。只有几十户亦农亦牧亦猎的人家散布在数十公里长的一条山沟里。这条山沟叫做纳觉。如果我没有意会错的话，这个名称的意思就是很深的山沟。但是说起来，在从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逐级抬升的邛崃山系中，这样的一条山沟并算不上有多么深远。所以留下这样一个名字，肯定是因为当年这条山沟里的森林。白桦、红桦、杉树、松树、柏树以及高山杜鹃组成的树林蓊郁如海，使这条山沟显得分外的神秘与深广。
于是，人们才给了这条山沟这样一个名字。
于是，这条山沟里稀稀落落散布着的村寨也获得了同样的名字。
20世纪的下半叶，以建设的名义，以进步的名义，伐木工人开进了这条山沟，于是，伐木场的建立给这个寂静的山寨带来了二十多年的喧嚣与繁荣。代价当然是蓊郁森林的消失。然后，伐木场撤销，曾经上演了现代生活戏剧的那些工段部、伐木场部又变得一片静寂，最后一座临时搭建的木头房子在一个雨夜悄然倒塌，遗弃的斧锯在泥沼中很快锈蚀。
只有纳觉寨子上的人永远属于这条山沟，子子孙孙，世世代代。
收割后光秃秃的土地一块一块斜挂在山坡上。而在临近溪水的大路边上，那些石头砌成的寨子静静耸立着，仿佛一个不太真实的梦境一般。
一些个头矮小花纹斑驳的母牛在寨子四周。这些母牛是黄牛与犏牛杂交的后代。这些杂种牛身上已经没有了父系的矫健与母系的优雅，但似乎能在任何地方都找到吃的东西。带刺的灌木，路边上扑满尘土的枯草，牧人们丢弃的破衣烂衫，某处废墟断墙上泛出的盐碱，它们会吞下所有能够到口的东西，然后产下一点稀薄的牛奶。
现在，这片土地上，村子的四周，这种形象委琐的杂种奶牛的数量似乎是越来越多了。严冬到来的时候，它们甚至成群结队从四周的村寨进入镇子，在街道上逡巡，四处搜寻食物。这些食物的种类很多。被风卷着四处滚动的纸团，墙上张贴的标语或公告背后的糨糊，菜市场上的废弃物，它们甚至把头伸进垃圾桶里，用头拱动，用舌头翻检，都能找到果腹的东西。
正是因为这些杂种奶牛的形象，我家停止了订购城郊农民每天送到门口的一瓶牛奶。
在这个差不多等于是去朝圣的路上，我不应该描绘这样的牲畜与生命，但是，这种牲畜就是不断地三三两两地出现在眼前，让人看见，让人想起它们默默寻食时的种种情状。
好在现在是在纳觉，离乡政府所在的卓克基镇已经有十多公里的路程，而县城的所在地就在更远的地方了。这些显得特别认命的杂牛们，踩着十月的一地薄霜，在收割后的地里有一口无一口啃食玉米秸子。这倒是一种洁净的食物。村子里的小孩子们有时也会下到地里，拔一根秸子在手里，慢慢咀嚼，细细地品尝那薄薄的甜味和淡淡的清香。
我也有过一个那样面孔脏污、眼光却泉水般清洁明亮的童年！
想起日益远去的童年时光，内心总有一种隐隐的痛楚与莫名的忧伤！
只是不记得，那个地里铺着薄薄霜华的十月的清晨，我在纳觉寨子边是不是也如此这般地想起了童年。
只是记得，纳觉寨子边的这个早晨也像所有下霜的十月的清晨一样，阳光照耀得特别明亮。山坡上稀疏的树林里传来的野画眉的叫声十分清脆悠扬。
那是一长加两短的清脆鸣叫。
人们听见那声音，可以想像出任何一个三个音节的词组或句子。在嘉绒的不同地方，人们会把这三个音节听成不同的句子。在纳觉这个地方，人们把这野画眉叫出的三个音节听成天气预报。
我们把车寄停在一户人家的院子里时，女主人对我们说画眉是在说：“勒——泽得！勒——泽得！”
这句藏语是天要热的意思，也就是说，成群的画眉向我们预报今天是个晴天。
女主人还说：“你们肯定是去朝阿旺扎巴的，凡是有人去山上朝拜时，这条山沟里总是风和日丽的好天气。”
走出这家院门时，有人开了一句玩笑。他说：“要是天天都有人来朝拜阿旺扎巴，那这个村子的庄稼与果树就都要旱死了。”这句话一出口，大家都没有像往常听到这类笑话一样笑出声来。于是，说笑话的人掌了掌自己的嘴巴。
走在朝圣的路上，这群平常什么都敢调侃的人，心里突然便有些禁忌了。这时，另一种鸟叫起来，叫的是四个音节，于是大家心里都响起了一个名字：阿旺扎巴！阿旺扎巴！大家都陷入某种特别的磁场中了。
山路蜿蜒向上，路边的灌木落尽了叶子，干硬的树枝擦在靴子和裤腿上，嚓嚓作响。黄连、野樱桃、野蔷薇、报春、杜鹃、红柳和银木，这么多的树丛丛密密，在夏天是那样的千姿百态，现在却僵直地伸展出深色的枝干，一片萧然。只有柏树还深深地绿着，在轻风中发出叹息般的细密声响。太阳越升越高，石头上、枯草上的霜花慢慢化开，于是，森林黑土的浓重气息又充满了鼻腔。
当我们在一片背风的枯草地上坐下来休息时，一队香客超过了我们。他们的脸上有着更多的虔诚与期望，于是，他们有着比我们这一行人更亮的眼光。
我在1999年夏天走下梦笔山的北坡，穿过大片的杜鹃花丛与更加高大的冷杉巨大的树影时，想起了山下的那个村庄，想起了那个十月的朝圣之旅。
后来，我在一块林间草地上找到了几朵鹅蛋菌。这是蘑菇中的上品。于是，我找来一些干树枝，在冷杉树下刨出一块干燥的地方，用树上扯下来的干燥的树挂引燃了一团小小的火苗。其实，在那样的野地里生火，很不容易看到火苗。我只是感到手上有了灼烫的感觉，看到银灰色的树挂上腾起一股青烟，就知道火燃起来了。把打火机仔细收好时，干枯的树枝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我知道这火真正燃起来了。于是，我又从杉树上剥下一些厚厚的树皮投进火里，这才回身去采摘那几朵蘑菇。
这种蘑菇顶部是漂亮的黄色，从中间向四周渐次轻浅，那象牙色的肉腿却是所有菌类里最最丰腴的。我准备好了用猎人的方式来享用一顿美餐。
在大山里，时间的流逝变慢了，我等待着那堆树枝燃尽，在那些通红的炭屑上，我就可以烤食新鲜蘑菇了。
我用小刀把黄色的菌子剖成两半，摊放在散尽了青烟的火上，再细细地撒上盐和辣椒面，水分丰富的菌子在火炭上烧得冒着水泡，吱吱作响。当水分蒸发掉一多半后，吱吱声没了，一股清香的气息四处弥漫。
我像十多年前打猎时烧菌子果腹时那样吞咽着口水，然后把细嫩的菌子送进嘴里。多么柔软嫩滑可口的东西啊！山野里的至味之物，我们久违了！
吃完两大朵菌子，我从树下抠起大块的湿苔藓把火压灭，继续往山下走去。我走的是一条捷径，不一会儿，我又穿出森林，来到公路上。一辆吉普车驶来，我招招手，吉普车停了下来。开车的是个外地的商人，这个季节，到山里来四处收购药材与蘑菇。
他希望我走得远一些，好跟他一路搭伴，但我告诉他只坐到山下那个叫做纳觉的寨子边上。
我只打了个小小的瞌睡，那个寨子一幢幢覆盖着木瓦的石头建筑就出现在眼前了。正午刚过不久的时分，寨子显得很安静。几辆手扶拖拉机停在公路边上。地里有几个在麦子中间拔草的女人。寨子对面的山坡上，那些沙棘与白桦树间，飘扬着五彩的经幡。
再往下不远的溪水上是一座磨坊。
地里拔草的女人们直起腰来，手搭凉棚，顶着耀眼的阳光向我张望。这时，要是我渴我饿，只需走到一户人家的门口，地里的女主人就会放下活计赶回家来，招待我一碗热茶，一碗酥油糌粑，或者还有一大碗新鲜的酸奶。
但我只是向这些女人挥了挥手，便转身顺着一排木栅栏走到通往查果寺的那条小路跟前。
离开公路几步，打开栅栏门，我进入了一片麦地，麦子正在抽穗灌浆，饱满的绿色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一种令人心生喜悦的光芒。夏天的小路潮润而柔软。
穿过麦地，走出另一道面向山坡的栅栏门，我就到一片开满野花的山坡上了。那些鲜花中最为招眼的，是大片的紫花龙胆。
小路蜿蜒向上，当我走出一身细汗的时候，隔着一道小小的山梁，便已然听到了寺庙大殿前悬挂的铁马在细细的风中发出一连串悦耳的丁当声。我不是一个佛教徒，但这清越的声音仍然给我一种清清泉水穿过心房的感觉。
然后是几株老柏树高高的墨绿色的树冠出现在眼前，我不由得加快了脚步，于是，那座在嘉绒声名远播的寺庙便出现在眼前了。
但是，除非亲历此地，没有人相信一个如此声名远扬的寺院会是如此素朴，素朴到有些简陋的程度。我这样说，是跟在并不富庶的藏区那些金碧辉煌、僧侣众多的寺庙相比较。这样一个简朴的寺院深藏于深山之中，在一片向阳的山坡上，只是一座占地一两亩的建筑。我想，作为一个精神领地的建筑，本应就是这般素朴而又谦逊的模样。
要不是回廊里那一圈转经轮，要不是庙门前那个煨桑的祭坛正冒着股股青烟，柏树枝燃烧时的青烟四处弥漫，我会把这座建筑看成深山里的一户人家。
我久久地站在庙前，一边聆听着檐上的铁马，一边往祭坛里添加新鲜的柏枝。
这时我听到身后响起爽朗的笑声。转身时，一个老喇嘛古铜色的脸上漾开了笑容对我合起了双掌。他的腕上挂着一串光滑的念珠，腰上是一把小刀般大小的钥匙。
他说：“要我开开大门吗？”
我说：“谢谢。”
然后，我跟着他踏进了回廊。他走在前面，我一一地推动着那些彩绘的木轮，轮子顶端一些铜铃丁丁当当地响起来。转行一圈，那些经轮还在吱吱嘎嘎地旋转。喇嘛为我打开了大门。在他打开的这个殿里，我的目光集中在那座素朴的塔上。
塔身穿过一层楼面，要在上一层楼面才能看到逐渐细小的塔尖。而在这层佛殿里，所能看到的，就是佛塔那宝瓶状的肚子。这是一座肉身塔。塔身里就供着阿旺扎巴圆寂后的肉身。
在塔肚的中央部分，开了一扇嵌着玻璃的小小的窗口，喇嘛说，从这个窗口可以看到阿旺扎巴的肉身。当地老百姓都相信，阿旺扎巴的肉身在他的生命停止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还在生长指甲与毛发。这种传说多少有点荒诞不经，而且，不止是在这个地方，在藏区很多地方，针对不同的高僧与活佛，都有相同的故事版本。所以，我谢绝了喇嘛要我走到那扇小窗口前去向里张望的邀请。
只是在塔前献上了最少宗教意义的一条洁白哈达。
然后，就站在那里定定地向塔尖上仰望，在高处，从塔顶的天窗那里，射下来几缕明亮的光线。光线里有很多细细的尘埃在飞舞。几线蛛丝也被那顶上下来的光线照得闪闪发光。
我喜欢这个佛殿，因为这里没有通常那种佛殿叫人透不过气来的金碧辉煌，也没有太多的酥油灯燃烧出来的呛人的气味。
更因为那从顶上透下来的明亮天光。
光芒从顶上落下来，落在我的头顶，让人有种从里向外被照耀的感觉。当然，我知道这仅仅是因为有了此情此景，而生出来的一种特别的感觉。
当我走出大殿后，这种感觉就消失了。但我相信，这样素朴的环境更适合于我们表达对于一个杰出的古人的缅怀，适合于安置一个伟大而又洁净的灵魂。因为宗教本身属于轻盈的灵魂。那么多的画栋雕梁，那么多的金银珠宝，还有旺盛到令人窒息的香火；本来是想追寻人生与世界的终极目的的宗教，可能就在财富的堆砌与炫耀中把自身给迷失了。
喇嘛把我带到他的住处。喇嘛们的住处是一座座紧挨在一起的木头房子，房顶上覆盖着被雨水淋成灰白色的木瓦。从低矮的木头房子的数量看起来，这里应该有十多位喇嘛。但这会儿，却只有这一个喇嘛趔趔趄趄地走在我面前，带着我顺着一条倾斜的小路，走到他的住处前面。
喇嘛的小房子前还用柳枝作栅栏围出了一方院子，院子辟成了小小的菜园。菜园里稀稀落落地有些经了霜的白菜。我看了一眼喇嘛，他笑了，说：“没有肥料，菜长得不好。”
我也笑了笑，说：“很不错了，一个喇嘛能自己种菜。”
夕阳衔山的时候，我吃了他煮的一锅酸菜汤。他告诉我做酸菜的原料，就是自己种的白菜。傍晚的阳光给山野铺上了一种柔和的金色光芒。在不远处的一株柏树下，一道泉水刚刚露出地表，就给引进了木枧槽里。于是，就有了一股永不停息的水流声在哗哗作响。飞溅的水珠让向晚的阳光照得珍珠般明亮。
就在这种情境中，我们谈起了阿旺扎巴。
当年阿旺扎巴离开嘉绒向地势更高的西藏进发。他所以如此，肯定也是在巫师作法那狰狞怪异的仪式中感到自己心灵的迷失。
他不是去西藏朝圣，因为在那个时代，苯教徒的圣地不在西藏，而在嘉绒地区大金川岸边的雍忠拉顶寺。温波·阿旺是要去寻找。
寻找什么呢？我想，他本人也不太清楚。当他上路的时候，心里肯定也像我们上路去寻找什么一样，有着深深的迷茫与淡淡的惆怅。
但他上路了。他上路的时候并不知道要去西藏寻找什么。很多嘉绒人都曾经和他一样上路，但最后却什么都没有找到。但是温波·阿旺比所有这些人都要幸运。因为，当他走上高原时，遇到了一群同样在宗教里困惑与迷失的人在高原顶端四处漫游，在漫游中思考与寻找。
任何一种曾经清洁的宗教随着时间的流逝，都在世俗化与政治化的过程中，令人痛心地礼崩乐坏。
于是，阿旺扎巴在高原上与一群寻找的人聚集在一起，从藏传佛教的一部典籍转向另一部典籍，从一个教派转向另一个教派，但是，期待中的那种最美妙的觉悟并没有出现。最后，他们遇到了一个先于他们寻找并宣称已经找到了答案、解脱了困惑之苦的大师，于是，众多寻找的灵魂便皈依了他。
按这位喇嘛告诉我的藏历时间推算，阿旺扎巴上路的时间应该是公元1381年。喇嘛说，他是与另外三人一起上路的。而自打上路之后，这三个人便从我们的视野里永远地消失了。这种消失是历史一种严格的法则。
阿旺扎巴正式拜格鲁教派的创始人宗喀巴为师。
到了1407年，阿旺扎巴于本教派的教义已经有了深厚的心得。于是便受大师派遣，与后来被追认为一世班禅的师兄克珠杰云游前后藏，宣喻本派教义与教法。
在15世纪，越来越多像阿旺扎巴一样的人聚集在了宗喀巴的周围。当别的教派纪律松弛，并因为与世俗政治越来越深的执迷而日益堕落的时候，宗喀巴的新教派带来了一种清洁的精神和一种超远的目光。
于是，阿旺扎巴便皈依了，成为宗喀巴最早的82上座弟子之一。不久之后，青藏高原上的各个地区，都散布开了宗喀巴这些早期弟子的身影，他们要在广大的青藏高原上弘传这一新的清洁的教法。
他们要在人心中培植吸收着日精月华、生命旺盛的新的菩提。
在被后世信徒弄得云山雾罩的宗喀巴传记中，我找到了有关家乡这位前苯教巫师的记载。那是很不起眼的一个段落。这个段落说，这位前苯教巫师这时已经深味菩提精神，是一位功业日益精进的黄教喇嘛了。
于是，宗喀巴做了一个梦，梦见一株巨大的冠如伞盖的檀香树在黑云蔽天的藏区东北部拔地而起。那枝枝叶叶都是佛教教义高悬，灿烂的光华驱散了那些翻滚的黑云。
大师的梦总是有很多意味的，而且这个梦的寓言是那么明显：藏区东北，正是温波·阿旺的家乡查柯，那里是俗称黑教的苯教的繁盛地带，所以，即或在平常时候，在宗喀巴看来那地方也定会是黑焰炽天。
无巧不成书，阿旺扎巴也在相同的时候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两只大海螺从天上降落在他手中，于是，他便面东朝着家乡的方向吹响了海螺。海螺声深长嘹亮。阿旺扎巴请大师详梦。
大师谕示说：“你的佛缘在你东方家乡。”这时，阿旺扎巴已经随从大师28年。
于是，阿旺扎巴做好回乡的打算，来到了大师的座前。
大师赐他一串佛珠，阿旺扎巴当着众弟子的面发下宏愿，要在家乡嘉绒建立与佛珠同样数量的格鲁派寺院。而佛珠是108颗。这就是说，他要回到家乡，建立起108座佛教寺院。
阿旺扎巴再次穿越青藏高原时，已经是15世纪初叶了。
就像当年宁玛派的高僧毗卢遮那一样，整个嘉绒大地上都留下了阿旺扎巴的身影与传说。他建立的108座寺院中就包括了眼下供奉着他灵塔的这一座。我曾经与宗教史研究人员和地方史专家一起，循着他传法建寺的路线实地追踪他的足迹。
我不是地方宗教史的专家，也没有成为这种专家的志向和必要的学术上的训练。我只是要追忆一种精神流布的过程。
实际情形跟我的想像没有太大的差异。
在很多传说中他曾建立起寺院的地方，今天都只剩下了繁茂的草木，有些地方，荒芜的丛林中还能看见一点废墟与残墙。是的，这种情形符合我的想像，也符合历史的状况。其实，真正能找到确实地点，或者至今仍然存在于嘉绒土地上的阿旺扎巴所建的格鲁派寺院大概就是三十余所。
最后一所，在距查柯寺近百公里的大藏乡，寺庙名叫达昌。
“达昌”的意思，就是完成，功德圆满。也就是说，阿旺扎巴建成了达昌寺后，便已完成了自己的誓言，功德圆满。
达昌，也许是我所见过的传说为阿旺扎巴所建的寺院里最壮观的一所。
不过，当我前去瞻仰时，那里只是很宏大的一片废墟。那所古老寺庙毁灭于“文革”。而眼前这所僻居于深山之中的查柯寺，同样没有逃过“文革”的浩劫。据说，红卫兵们就曾把阿旺扎巴保全完整的骨殖从灵塔中拖出来，践踏之后，摒弃在荒草之中。后来，信徒们又将其装入灵塔。“文革”结束之后，才又重新受到供养。至今我还清楚记得，正午强烈的阳光下，我坐在达昌寺的一根巨大的残柱上，看着地上四散于蔓草中的彩绘壁画残片，陷入了沉思默想。
后来，达昌寺的住持从国外回来，重新建立这座寺院，我一个出生在寺院附近的朋友，常常来向我描绘恢复工程的进度。我还听到很多老百姓议论这个住持的权威与富有。
过了一段不是太短的时间，终于传来了重建寺院已经大功告成的消息。据说，寺院的开光典礼极一时之盛。不但信众如云如蚁，还去了很多的官员与记者，甚至还去了一些洋人。但我没有前去躬逢其盛。我想阿旺扎巴当年落成任何一座寺庙时，都不会有这样的光彩耀眼。要知道，他当时是在异教的敌视的包围之中传播佛音、拨转法轮的啊！
达昌在举行盛典的那些日子，我想起的却是这个清静之地，而且，很少想起那座灵塔。眼前更多浮现的是那些草地与草地上的柏树，想起柏树下清澈的泉水。
而在今夜的星光下，我听着风拂动着柏树的枝叶，在满天星光下，怀念一个古人，一个先贤，他最后闭上眼睛，也是在这样的星光之下。虽然，那是在中世纪的星光之下，但对于整个宇宙来说，就算是一千年的时光流逝又算得了什么呢？
是的，今夜满天都是眼泪般的星光，都是钻石般的星光。
在这样晴朗的夜晚眺望夜空，星光像针一样刺痛了心房里某个隐秘的地方。
我就在柏树下打开睡袋，露宿在这满天寒露一样的星光之下。快要入睡前，我还要暗想，这些星光中是否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而且这智慧又能在这样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降临在我的身上。
第二天一早，我就上路了。
这是夏天。夏天的山野里，树叶上，草丛中，所有的碧绿上都有露水漾动的光芒。这是我最最熟悉的一种光芒。
早晨的山野在薄薄的清寒中一片寂静。没有风，也没有声音。
山梁后边还未露脸的太阳越升越高，光线越来越明亮。我手里拿着一根带着很多叶片的树枝，一边走一边挥舞，为的是扫掉前面的露水。尽管这样，不一会儿，一双鞋很快就被冰凉的露水浸透了。
这样的寂静给我的感觉是真正的早晨还没有开始。
真正的早晨是随着通红的太阳从山梁上猛然跃出那一刻开始的。太阳好像猛然一下就跃上了山梁，并在转瞬之间抛撒出耀眼的金光，一切都在片刻之间被照耀得闪闪发光。更为奇妙的是，森林中的鸟们也在太阳放出明亮光线的那一刻，突然开始齐声鸣唱。
这时，新的一天才真正来到了山野之间。当我走到山下，重新踏上公路坚硬的碎石路面时，花草与树木上的露水已经干了。
公路顺着山谷底部的溪流向着一个更加宽大的山谷俯冲而下。而向着这条向下俯冲的山谷，更多的小山谷在这里俯冲汇聚。这种汇聚是森林孕育的众水的汇聚。越往下走，山谷越开阔，峡谷中的溪流就越来越壮大。
一辆汽车疾驰而来，我扬起手，汽车一个急刹停下来，立时，车后的尘土漫卷而来，整辆汽车与人都被笼罩在尘土中了。我跳上汽车，引擎一阵怒吼，飞扬的尘土又落在后面了。
司机这才对我笑笑说：“我看见你从山上下来的。”
那么，昨天晚上他是住在纳觉寨子里了。
他又递给我一条毛巾，我慢慢地擦干了脸上的汗水。
司机又问：“你到哪里？”
我说：“回家。”
的的确确，我这是正在回家的路上。
也许是正在盛夏季节的缘故吧，我觉得山里的植被比几年前茂盛许多了。这条长长的山沟曾是一个编号为203的伐木场。那么多远离他们内地贫困故土的农民，在这里穿上工作服，拿起锋利的斧锯，摇身一变就成了工人阶级。那个时代，任何一条山沟里，伐木工人的人数都远远超过当地土著居民的人数。现在，随着森林资源的枯竭，他们都永远离开了。于是，这些山沟又开始慢慢地恢复生机。
当然，砍伐以前的森林与砍伐以后的森林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砍伐以前，这些森林是常绿的针叶乔木的天堂。主体的部分从低到高依次是马尾松，是银灰树皮的云杉，是铁红树皮的铁杉，是树皮上鼓着一个又一个松脂泡的冷杉。在这些参天的树木之间，亭亭如盖的落叶乔木是一种美丽的点缀。比如白桦，比如比白桦更高的红桦，比如枫，比如麻柳，还有能从山下谷底一直爬到比冷杉还高的杜鹃，从五月的谷底一直开到七月的山顶，热热闹闹地美丽了整个夏天。
那些成林的乔木存在的时候，每到向晚时分，山间便会回荡起海水涨潮般的林涛，但是，现在的森林已经很难发出这种激荡着无比生命力的澎湃声音了。我的眼睛也很少能看到记忆中占地特别宽广的阔叶乔木撑开巨伞般的冠盖了。
眼前这种砍伐后又重新生长起来的林子，在林学家那里有一个名字，叫做次生林。次生林的主体是低矮的灌木，杉木与松树显得十分孤独。林学家还警告我们，这样的次生林如果再一次遭到破坏，那么，这些山岭便万劫难复了。每一次离开四川盆地，走近大渡河谷和岷江河谷，看到那些处处留着泥石流肆虐痕迹的荒凉山野，就是森林不止一次遭到砍伐的最终结局。
这样的次生林，蕴蓄水量，保持水土和调节气候的功能已经大大减弱了。不止一个地方的农民告诉我说，当那些森林消失在刀斧之下后，山里的气候就越来越难以把握了。夏天的雨水和冬天的风越来越暴烈，随着森林的减少，夏天的洪水总是轻而易举就涨满河道，成为农民收成的最大破坏因素；而一到冬天，一些四季长流，而且水量稳定的溪流，就只剩下满涧累累的巨石了。
对山里靠玉米、靠冬小麦、靠马铃薯为生的农民来说，森林调节气温的作用越来越弱，秋天的霜冻比过去提前了。霜冻的结果，使许多作物不能完全成熟。
在一个叫做卡尔纳的寨子，主人从火塘里掏出烧熟的连麸麦面馍，我拿在手里却是软软的感觉。
主人看到我诧异的眼光，不好意思地说：“我们这里再也吃不到喷喷香的麦面了。”
我问他这是为什么。
女主人脸红了，好像这一切都是她的过错。她声音很低地说：“因为麦子不好。”
这也是一个次生林满坡山野的村庄。
经过主人的一番解释，我终于明白了个中的缘由。每当麦子灌浆的时候，霜冻就来了。于是，麦子便陡然终止了成熟的过程，迅速枯黄。一年一年，农民们的收获期提前了，但是，在晒场上脱粒之后，装进粮柜里的都是些干瘪难看的麦粒。
从这种麦子磨成的面粉中，再也闻不到阳光与土地的芬芳，而且失去了麦面那特别的黏性。在火塘里烧熟后，不再呈现象牙般的可人颜色。我不止一次在农人家里拿起失去了那漂亮颜色的麦面烧馍。慢慢掰开，里面是黑糊糊的一团，鼻腔里充溢的不再是四溢的麦香，而是一种与霉烂的感觉相关联的甘甜味道。不由使人皱起了眉毛。
吃到嘴里，的的确确难以下咽。
最后是满怀歉意的女主人给我弄来一些大蒜和辣椒，才勉强把这还勉强可以称为麦面做成的食物咽到了肚子里。虽然那个时候，我的随身背包里有更可口的食品，但我不好意思这样做。我要对付的只是一两顿这样的东西。而他们年复一年辛勤耕作，能够指望的就是这样的收获。当我看到主人家里两个面孔脏污的、眼睛却明亮如泉的孩子大口大口地对付这食物时，我感到内心阵阵作痛，但要是因此就于事无补地泪水盈眶，也太过矫情了。
我在拉萨的一次会上说过，我在嘉绒地区的旅行，不是发现，而是回忆，现在我发现事情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此次的嘉绒大地之旅，因为时间短促，更因为特别像一次为了旅行的旅行，我真的没有任何发现，但一草一木都会勾起我连绵不绝的回忆。
甜蜜的回忆，痛苦的回忆，梦境一般遥远而又切近的回忆！
最重要的是，我珍视自己有着的这些记忆！
即使是在一辆在坎坷不平的公路上蹦跳不止的破旧吉普车上，眼望着山谷两边无尽的绿色，许多记忆中的情形依然反复出现在眼前。
不久后，吉普车就拖着背后长长的尘土尾巴，冲出了纳觉沟。宽阔的梭磨河谷出现在眼前。
眼前展开的是又一种景象，这里就是真正的嘉绒了！汽车在一路向下滑行，但我却在离开成都十多天后，登上了高原。或者说，登上了通向青藏高原的某一级台阶。而面前的路，却一直向下。其实，就算是下到梭磨河谷底，也有海拔2800米的标高。
我在下降中已经上升了，或者说，我正在整个的上升过程中短暂地下降。
吉普车冲出山谷时，我请求司机停下车来。
他很奇怪：“你不是要回马尔康吗？”
我告诉他：“但是我想在这里休息一会儿。”
他的眼里露出疑惑不解的神情。
我跳下车来，他帮着我重新把背包背在身上。我站在那里，看到这位仍然心存疑惑的司机发动了引擎，然后车子猛然启动，车后扬起的尘土把我笼罩其间。等到尘土散尽，我才继续迈动脚步，走纳觉沟剩下的最后一公里左右的行程。这一公里的路仍然像整条山沟一样急剧地向下俯冲。
我为什么如此确切地知道距离？因为那个标明一公里的里程碑就竖在靠着溪沟的路基之上。这一公里对我来说是相当重要的，这三千多步是一个重要的过程，让我逐渐靠近自己真正认同的家乡，靠近还保有嘉绒昔日美丽的田野与村庄。
我的下半辈子的生命中，离开是长久的，归来只是短暂的。
公路边上的湍急溪流边上，有些小小的草地，一些年轻的核桃树。在嘉绒地区旅行，当你看到路边核桃树的出现时，说明一个村庄已经渐渐靠近。
接着，另一种熟悉的景致又出现在眼前了。
那是一座小水电站，水泥的沟渠，水泥的堤坝，青砖的厂房，水流翻过水坝时形成一道小小的人工瀑布，然后，电线从这里带着难以琢磨的电力，走进一个又一个嘉绒人的村庄。
与之相映成趣的是，水电站下游一点，就是一座传统的水磨坊。石砌的矮墙，平坦的泥顶上长满了厚厚的野草。水磨房上边的木头闸门关着，顺着木头枧槽奔涌而来的溪水受到阻拦后，在那里飞进出一大团扇形的水花。
当我走过了水电站与磨坊，转过一个山弯，从一面岩石峭壁的阴影下走出来，眼前猛然一亮，出现了那个叫做西索的嘉绒村庄和开阔的梭磨河谷地。
我的目光越过河岸这边西索村大片飘扬着的经幡，覆盖着木瓦或石板的屋顶投向大河对岸。对面是地理学上叫做河谷冲积台地的典型地貌。经历了千秋万世的河流，在不同的高度上都留下了一片片大小不一的冲积扇。当下一个地质年代开始后，河流开始又一次深深地下切，下切到一定的深度，又会稳定几百上千年，再一次在两岸淤积出一些平坦的台地，并且等着在下一次地质变化动荡的年代里开始又一次深深的切割。
地质学家们把河水切割开来的地球表面的每一个断层看成一本大书中信息量丰富的一个篇章。当地的居民不懂得这样的道理，他们只是通过世世代代的劳作，把这些层层的台地开垦为肥沃的良田。现在，一个又一个的寨子就坐落在这些台地上，在大片的良田与森林的边缘。这样的台地次第而下，直到杨柳与白杨荫蔽的河岸边上。在这些宽阔的河谷里，河水会冲刷出一个宽阔的河滩，铺满含金的沙与光滑的砾石。洪水来时，河水才会漫过宽广的沙滩冲击河岸。
我在飞跨梭磨河的花岗石拱桥上停下了脚步，向四方瞭望。
风从上游吹来，吹在我的背上。风不大，但却劲道十足，吹得我的衣衫发出旗帜般噼噼啪啪的声响。
河的下游是东南方向。一川河水在高原阳光的辉映下闪闪发光。
河的左岸，是斜依在山湾里的西索寨子。寨子背后，翠绿的山坡一直向上，几朵洁白的云彩泊在山梁上。在山梁那里，陡峭的山坡变得平缓了，灌木林变成了大片的高山草场，草场上放牧着寨子里的牛羊。所有的嘉绒寨子，在午后这段时间里，都是一天中最最安静的时刻。孩子们上学了，劳作的成年人这会儿是在一天中离寨子最远的地方。在寨子内部，厚重的木门上挂着一把把铜锁。钥匙就静静地带着金属的沁凉躲在某个墙洞里边。屋里的火塘里的火熄了，火种悄悄地埋在灰烬中间。铜壶里的水，罐子里的奶，似乎都在沉思默想。
在屋子外边，果树的阴凉里躺着假寐的猎狗。
小小的菜园里，几株正在结籽的花椒树下，栽种着大蒜、葱、芫荽和辣椒。这些都是嘉绒农人随时使用的作料。我不用走进寨子，就能看见那些让人倍感亲切的景象。有些人家的菜园里，还盛开着金黄耀眼的大盘大盘的葵花。
这些年，很多人家的屋顶都栽上了一些漂亮的花卉。这个季节正在盛开的自然是花期很长的灯盏花，更加美丽的却是从野外移栽回来的红色、黄色和象牙白色的百合花。
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熟悉而又永远亲切万分的景象。寨子在纳觉溪流的对岸，于是，溪上低低的一座木桥的出现也是势在必然。只是现在，任何一个寨子前的木桥都比过去宽阔坚固了。因为，那时过桥的是人，与牛与马；现在，差不多是每一户人家都有一辆拖拉机每天都要开回到自己家门前。
当我看见这一切时，只是站在河风劲拂的桥上。
在大河右岸，脚下的公路与另一条公路汇聚到一起。而在那条公路里边，一层层的台地拾级而上，直到我目力不及的地方。直到有白云栖止的山顶，仍然有土地与村庄。
走下大桥，顺着大河流去的方向，再有八公里，是那座我非常熟悉的高原山城，整个嘉绒的心脏，灯火旺盛的马尔康。
从卓克基沿梭磨河而下，短短的九公里路程中，河流两岸，是一个又一个美丽的嘉绒村庄。查米村那些石头寨子，仍然在那斜斜的山坡上紧紧地聚集在一起，笼罩着核桃树那巨大阴凉。村子前宽阔的柏油马路上，汽车轰轰隆隆地来来往往，但咫尺之间的村子依然寂静如常，浓荫深重，四处弥漫着水果淡淡的香气。
再往下走，在河的对岸，河谷的台地更加低矮宽广。在广阔的田野中间，嘉绒人的民居成了田野美丽的点缀。墙上绘着巨大的日月同辉图案，绘着宗教意味浓重的金刚与称为雍忠的万字法轮的石头寨子，超拔在熟黄的麦地与青碧的玉米地之间。果园、麦地，向着石头寨子汇聚；小的寨子向着大的寨子汇聚；边缘的寨子向着中央的寨子汇聚。于是，有了这个叫做阿底的村子。
然后是查北村，再然后是被人漠视到叫不出名字、但自己却安然存在的村子。
在这些村子，过去的时代只是大片的荒野，而在这个世纪的后半叶，嘉绒土地上的土司们的身影从政治舞台上转过身去，历史深重的丝绒帘幕悬垂下来，他们的身影再次出现，作为统战对象出现在当代的政治舞台上时，过去的一切，在他们自己也已是一种依稀的梦境了。历史谢了一幕，另一重幕布拉开，强光照耀之处，是另一种新鲜的布景。
就在我这个下午依次走过的几个村子中间，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一座座新的建筑开始出现：兵营、学校、加油站，叫做林业局的其实是伐木工人的大本营，叫做防疫站的机构在这片土地上消灭了天花与麻风。现在，有着各种不同名目的建筑还在大片涌现。这些建筑正在改变这片土地的景观。但至少在眼前这个时候，在离城不远的乡村里，嘉绒人传统的建筑还维持着嘉绒土地景观的基本情调。
我希望这种基调能够维持久远，但我也深深地知道，我在这里一笔一画堆砌文字正跟建筑工匠们堆砌一砖一石是一样的意思。但是，我的文字最终也就是一本书的形状，不会对这片土地上的景观有丝毫的改变。我知道这是一个设计的时代，在藏族人新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中，我希望在相关部门工作的我的同胞，把常常挂在嘴边的民族文化变成一种实际的东西。我一直希望着在这片土地上出现一种新型的建筑，使我们建立起来的新城市，不要仅仅只从外观上看去，便显得与这片土地格格不入，毫不相关。
很多新的城镇，在从四川盆地到青藏高原这些渐次升高的谷地中出现时，总是显得粗暴而强横，在自然界面前不能保持一种谦逊的姿态，不能或者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要与周围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保持一种协调的姿态。
但在进入这些城镇之前的村庄，却保持着一种永远的与这片山水相一致的肃穆与沉静。我常常想，为什么到了棱磨河谷中，嘉绒的村庄就特别美丽了呢。我这样问自己，是因为梭磨河是我故乡的河流。我害怕是因为了一种特别的情结，因而做出一种并不客观的判断。现在我相信，这的的确确是一个客观的判断。
马尔康，作为一个城镇，在中国土地上，大多数情况下，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也像是进入中国任何一个城镇时一样，有一个城乡结合的边缘地带。在这样一个边缘地带，都有许多身份不太明确的流民的临时居所，也有一些不太重要的机构像是处于意识边缘的一些记忆碎片。流民的临时居所与这些似乎被遗弃但却会永远存在的机构，构成了一种特别的景观。在这种景观里，建筑总是草率而破旧，并且缺乏规划的：这样的地方，墙角有荒草丛生，阴沟里堆满了垃圾、夏天就成了蚊蝇的天地。这样的地带也是城市的沉沦之地。城镇里被唾弃的人，不出三天立马就会出现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地方，在中国的城镇与乡村之间，形成一种令人绝望的第三种命运景观。
一个城市如果广大，这个地带也会相应广大；一个城市如果狭小，这个地带也会相应缩小，但总是能够保持着一种适度的均衡。
在进入马尔康这个只有半个世纪历史的城镇时，情形也是一样。
马路两边出现了低矮的灰头土脸的建筑。高大一些的是废弃的厂房，一些生产过时产品的厂房，还有一些狭小零乱的作坊。更大一片本来就像个镇子的建筑群落，曾经是散布在所有山沟里的伐木场的指挥中枢，现在，也像是大渡河流域内被伐尽了山林的土地一样显得破败而荒凉。在这里，许多无所事事的人，坐在挤在河岸边棚屋小店面前，面对着一条行到这里路面便显得坑坑洼洼的公路。一到晴天，这样的公路虽然铺了沥青，依然是尘土飞扬。
这种情形有时像一个预言，这个预言说：没有根基的繁华将很快破败，并在某种莫名的自我憎恶中被世人遗忘。
我希望在地球上没有这样的地方，我更希望在故乡的土地上不存在这样的地方。因为每多一个这样的地方，就有一大群人，一大群不能左右自己命运的人，想起这里，就是心中一个永远的创伤。
马尔康也像任何一个中国城镇一样，已过了这样一个令人难堪的地带。一个由一批又一批人永不止息、刻心经营的，明亮整洁甚至有点堂皇的中心就要出现了。
这中心当然漂亮。
这种漂亮当然不是跟纽约、跟巴黎、跟上海相比，而是自己以为，并且让我们也认同的一种相对的整洁、相对的气派和相对的堂皇。比如露天体育场，比如百货大楼，比如新华书店，比如政府的建筑所形成的一个行政中心。而我所说马尔康的漂亮更多地还是指穿城而过的河流。中国有许多城市都有河流或别的水面，但大多是一些被污染的水体。正因为中国许多有名的河流与水面都受到严重污染，我们才会为这条穿城而过的湍急的河流的清澈感到自豪。
清澈的河水总是在河道里翻涌着雪白的浪花。
有了这条河，就有了这个顺河而建的三道不同样式的桥梁。有了桥，整个镇子就有了自然的分区与人工的联接。因为中国人在城市的构造上最不懂得体现的就是分区。不懂分区，当然也就不懂得联接。中国人的联接就是所有东西都紧贴在一起。
在四川另一个藏族自治州首府，前些年的一次水灾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据说，这种损失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当地有人忽发奇想，在内地已经被认识到有巨大危害的“向湖泊要地，向大海要地，向河流要地”的做法，在这里再一次可悲地重复了一次。
人们耗费巨资在穿城而过的湍急的河上盖起了水泥盖子，水泥盖子上面建起了市场。在设计者的想像中，河水会永远按照他们的意思在盖子下面流淌。但是，自然界遵从的是一种非官方、非人智的规律，于是，一个洪水暴涨的晚上，洪水和洪水下泄时带来的树木与石头，把径流有限的河道给堵起来了。洪水便涌到地面，在原来规划为街道和居民区的城里肆意泛滥。我在电视里看到过灾后的景象。
其实，就算不发生这样的洪水，他们也不该把河面封闭起来。
因为，他们不该拒绝河流提供的公共空间，以及流水带给这个城镇的特别美感。
因为，这些处于中国社会边缘的城镇所以显得美丽，并不是因为建造他们的人有了特别的规划与设计，而是因为周围的自然赋予的特别美感。
我的家乡马尔康的情形也是一样。城里并没有特别的建筑让我们引以为豪。穿城而过的梭磨河上四季不同调子与音高的水流声，是所有居民共同倾听的自然的乐音。每一个倚在河岸栏杆上凝神的人，都会听到河水的声音是如此切合地应和着时时变化的心境。与河相对的是山。山就耸峙在河的两边。
那两边是乡野与森林的景色。特别是在河的左岸，大片的树林从高高的山顶直泻而下，并在四季中时时变化，成为我们在镇子里生活中抬头就可以看见的一个巨大画幅。冬天，萧瑟的树林里残雪被太阳照得闪亮发光。落叶们躺在地上，在积雪下面，风走上山岗，又走下山岗。春天来临时，先是野桃花在四野开放，然后，柳树发芽，然后是白杨，是桦树，依次地从河边绿向山顶。五月，最低处的杜鹃开放，然后，就是浓荫覆地的夏天了。
夏天因为美好，所以总是短暂。
最是秋天的山坡让人记忆久远。那满坡的白桦的黄叶，在一年四季最为澄明的阳光照射下，在我心中留下了这世间最为亮丽与透明的心情与遐想。现在，我回来，正是翠绿照眼的夏天。一切都还是原来的样子。如果有一点的变化，那就是街上的人流显得陌生了，因为很多很多的朋友，也像我一样选择了离开。如果你在一个地方没有了亲人与朋友，即便这个地方就是你的家乡，也会在心理上成为一个陌生的地方。
不止是马尔康，在嘉绒藏区，在所有这些近半个世纪仓促建立起来的城镇中，早年间人们心中那种飞扬的激情正在日渐淡化，于是，发展的缓慢与觉醒的缓慢压迫着那些社会机体中活跃的成分，于是，他们选择了离开。我也是其中的一员。
人群在我眼里变得陌生了，但整个人流中散发出来的那种略显迟缓的调子却是熟悉的。这是一种容易让青年人失去进取心的调子，是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摒弃的调子。但是，强烈的日光落在街边的刺槐上，落在有些灰头土脸的柏树上，那团团的阴凉，不知为什么却给我一种昏昏欲睡的情调。
我热爱的这个镇子还在等待。但没有人知道，要在一个什么样的机遇下，人们才会真正面对自己和这个地区的前途，而真正兴奋起来。
在马尔康镇上，我真正要做的只有两件事情。其中一件，是去看一棵树。
是的，一棵树。据说，这棵树是榆树，来自遥远的山西五台山。
居住在马尔康的近两万居民中，可能只有很少很少的人知道，这棵树的历史与马尔康的历史之间的关联。
这棵树就在阿坝州政协宿舍区的院子里。树根周围镶嵌着整齐洁净的水泥方砖。过去，我时常出入这个地方，因为在这个院子里，生活着好些与嘉绒的过去有关的传奇人物。解放以后，他们告别各自家族世袭的领地，以统战人士的身份开始了过去他们的祖辈难以设想的另一种人生。
那时，我出入这个院子，为的是在一些老人家里闲坐，偶尔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会透露出对过去时代的一点怀念。我感到兴趣的，当然不是他们年老时一点怀旧的情绪。而是在他们不经意的怀念中，抓住一点有关过去生活的感性残片。我们的历史中从来就缺少这类感性的残片，更何况，整个嘉绒本身就没有一部稍微完备的历史。
那时，我就注意到了这棵大树。因为这是整个嘉绒地区都没有的一种树。所以，我会时时在有意无意间打量着它。
一位老人告诉我，这是一棵来自汉族地方的树，一颗榆树，是很多很多年前，一个高僧从五台山带回来的。
我问：“这个高僧是谁？”
老人摇摇头，说：“我也不晓得，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常去的那幢楼的一边是院子和院子中央的那棵榆树，而在楼房的另一边，是有数千座位的露天体育场。这个地方，是城里重要的公共场所。数千个阶梯状的露天座席从三个方向包围着体育场。而在靠山的那一面，也是一个公共场所：民族文化宫。文化宫的三层楼面，节日期间会有一些艺术展览，而在更多的时候，那些空间常常被当成会场。当会开得更大的时候，就会从文化宫里，移到外面的体育场上。
我想，中国的每个城市，不论其大小，都会有相类的设置，相似的公共场所。如果仅仅就是这些的话，我就没有在这里加以描述的必要了。虽然很多在这城里呆得更久的人，常常以这个公共场所的变迁来映照、来浓缩一个城市的变迁。说那里原来只是一个土台子下面一个尘土飞扬的大广场。现在文化宫那宏伟建筑前，是一个因地制宜搞出来的土台子。那阵子，领导讲话站在上面，法官宣判犯人也站在上面等等，此类话题，很多人都是听过的。而当我坐在隔开这个体育场与那株榆树的楼房里，却知道了这块地方更久远一些的历史。
这段历史与那株榆树有关，也与这个山城的名字的来历有关。
曾经沧海的老人们说，在体育场与民族文化宫的位置上，过去是一座寺庙。寺庙的名字就叫马尔康。那时的寺庙香火旺盛，才得了这么一个与光明有关的名字。
马尔康寺曾经是一座苯教寺庙。
乾隆朝历经十多年的大小金川战乱结束之后，因为土司与当地占统治地位的苯教互相支持，相互倚重，战后乾隆下令嘉绒地区，特别是大渡河流域的所有苯教寺庙改奉佛教。马尔康寺中供奉的神像才由苯教的祖师辛饶米沃改成了佛教的释迦牟尼与格鲁派戴黄色僧帽的大师宗喀巴。
马尔康改宗佛教之后，依然与在金川之战中得到封赏的本地土司保持着供施关系，卓克基土司的许多重大法事，都在这个寺庙里举行。
那时候的马尔康寺前，是一个白杨萧萧的宽广河滩。最为人记取的是，每年冬春之间，一年一次为本地区驱除邪祟、祈求平安吉祥的仪式就在庙前举行。每次，信徒中都会有不幸者被作法的喇嘛指认为“鬼”，而被驱赶进冰冷的梭磨河中。在那样的群众性集会上，不幸者领受死亡之前，还要领受非人的恐惧；而对更多的人来说，那肯定是一种野蛮而又刺激的游戏。
宗教每年都会以非常崇高的名义提供给麻木的公众一出有关生死、人与非人的闹剧。
人们也乐此不疲。
现在，在这个地方，最能刺激人的就是现在的体育场上偶尔一次的死刑宣判了。在那里，人们可以从一个深陷于死亡恐惧的人身上提前看到死亡的颜色，闻到死亡的气味。时代变了，那些被宣判的人的死亡不是别人的选择，而是他们内心的罪恶替他们的生命做出的选择。但是，世世代代，看客的心理却没有多大的变化。
给我讲故事的老人中，有一两位，在过去的时代，也是掌握着子民生杀予夺大权的。但是，现在他们却面容沉静，告诉我这个广场上曾经的故事。他们告诉我说，现在政协这些建筑所在的地方，就是马尔康寺的僧人们日常起居的居所。
其中，有一位喇嘛去五台山朝圣，回来时就有了这棵树。
关于这棵树，老人们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是那位喇嘛在长途跋涉的路上，折下一段树枝作为拐杖，回来后，插在土里，来年春天便萌发了新枝与嫩芽。这就是说，这株树不远千里来到异乡，是一种偶然。
持第二种说法的是一位故去的高僧，他说，那位喇嘛从五台山的佛殿前怀回来一颗种子，冬天回来，他只要把那粒种子置于枕边，便梦见一株大树枝叶蓬勃。自己详梦之后，知道这是象征了无边佛法在嘉绒的繁盛。于是，春天大地解冻的时候，他在门前将这颗种子种下。
现在，树是长大了，但是，佛法却未必如梦境所预示的那般荫蔽了天下。
马尔康寺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衰败，并于60年代毁于“文革”。于是，原来的那些僧人也都星散于民间了。只有这株树还站在这里，在一个逼仄的空间中，努力向上，寻求阳光，寻求飞鸟与风的抚摸。有风吹来的时候，那株树宽大的叶片，总是显得特别喧哗。
“文革”结束后，那些老人们陆陆续续住进了政府新盖的楼房，榆树旁边这一座，就是其中的一幢。
那座被毁的寺庙，代表了这个地区历史的寺庙要在原地恢复已是不可能了。于是，便向后造在了可以俯瞰这个体育场和这座高原新城的向阳山坡上。
站在马尔康总有城郊农民的拖拉机和各个部门的小汽车来来往往的大街上，抬头就可以看见那个新建的寺庙，看见那个寺庙的金色的顶冠。
太阳开始下沉的时候，我顺着山路往山上爬去。
太阳下沉的时候，山的阴影便从河的对岸慢慢移过来，一点一点遮蔽了街道与楼房。最后，金黄的太阳光离开了所有的街道与楼群，照在山坡上了。我始终走在移动的阳光前面。
当我站在寺庙面前的时候，太阳已经拉在身后很远的地方。
寺庙的大门紧闭着，经幡被风吹动着，显出一种寂寞的调子。我并不想进入这个寺院。一个新建的寺院，因为没有了历史的沉淀，不会给我们特别的触动。如果说，过去的马尔康寺是一种必然的存在的话，那么，眼前这座簇新的寺庙，就只是一种象征。我来到这里，是想能对过去的时代有所怀想，但是，眼前的这样一个建筑却怎么也不能给我带来这种感觉。突然想起一个在文工团吹唢呐的若巴。他是我的忘年朋友，而且从同一个乡的山野里来到山脚下的新城里生活了很多年。如今我离开了，他却永远在这个山城里停留下来。
解放前，他是一个庙里的小喇嘛。等到二十年前脱离了乡村生活来到这座小城的时候，常常看到他穿着演出服在舞台的聚光灯下独奏唢呐。乐队演奏时，他又吹起了银光闪闪的长笛。
记不得是怎么认识他的了，也记不得是不是问过他吹这么好一口唢呐是不是与早年的寺庙生活有关。
清楚记得的是，这座寺庙建成后，也就是每天的这个时候，会看见他疲惫地笑着从山上下来。问干什么去了，最初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说是庙里请他去塑大殿里的泥胎金妆的菩萨。问他什么时候学的雕塑，他说，少年时代在庙里当和尚的时候。
我也没有问过他是不是在寺庙里的时候学的唢呐。
他还嘱咐过，让我上山去看看他塑的佛像与绘制的壁画，于是，这会儿我倒真想进去看看这位乡兄的手艺，但是，那彩绘的大门上却挂着一把硕大的铜锁。风吹过来，挂在檐前的布帘的滚边便一路翻卷过去，并且一路发出噼噼啪啪的寂寞声响。
当然，更多的时候，他不是总在吹奏唢呐与长笛，也不是在庙里雕塑菩萨或绘制壁画，而是在这个小城里各幢机关的建筑里进出，为文工团申请经费。因为他同时担任着这个已过了黄金时期的文工团的生计与基本的运转。于是，他的暴躁脾气就显现出来了。
有一次，在成都的阿坝宾馆，我看到他与文工团的另一位团长。说是去木里给一个寺院的菩萨造像去了。木里是四川另一个民族自治州里的一个藏族自治县，非常靠近如今被人称为女儿国的川滇交界处的泸沽湖。我笑说他的手艺传到了很远的地方。
这位从前的少年喇嘛、今天的文工团长说：“呸，就为挣一点钱，自己得一点，交给团里一点。”
于是，我便无话可说了。
我便想起眼下这个城里的好些这样的朋友，每个人都在默默工作，每个人都心怀着某种理想，但是，这个城市的去向却与这么些人的努力毫不相关，甚至可以说是完全相反。于是，我选择了离开，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随意地做出这种选择。
太阳慢慢地沉在山梁后面去了。我坐在一道黄土坎上，眼望着这个体积还在日益膨胀的山城，真还看出了些宏伟的意思。不要以为宏伟只与高大雄奇相关，在这样一个俯瞰的视界里，面积上的铺展也能造成同样的感觉。
我坐在那里，夜慢慢降临了。
于是，下面那宏伟铺展的建筑里，纵横的街道上，灯火便辉耀起来了。夜色省略去了城里那些不太美丽的细节，只剩下满城五彩的灯光，明明灭灭。于是，这个山城就真正成了名副其实的灯火明亮的地方了。
而背后的寺庙却慢慢陷入了黑暗，只有顶上的琉璃瓦，在星光辉耀下，有一抹幽然的光芒在流淌。
在寺院下方的山坡上，有两个需要建在高处的建筑，一个是气象站。气象站的白色建筑，在朦胧的灯光中有一种特别的美感。这个地方预报着山下小城的天气，对于小城的大多数居民来说，天气不是有着自在的规律，由气象站预报出来，而是气象站在决定明天下不下雨，吹不吹风。当气象站接连预报了几个晴天之后，人们会骂，他妈的，该下点雨了。当气象站预报了连续的两个阴天，我也骂过，这狗屁气象站也该出点太阳了。
高原上的人们很难忍受连续两个以上的阴天，他们总是喜欢艳阳高照的爽朗天气。这是天气培养出来的一种习惯。
气象站下面一个平台上，挺拔的白杨树中间，是一座顶上有着一盏红灯的高高的铁塔，铁塔下面是几个巨大的碟形天线，这是电视台的卫星地面站。山下的小城每一家每一户开着的电视机的信号都来自这个巨大的发射塔。据在电视台工作的朋友讲，在这山上搞转播的人可以看到一些不能转播的外国节目，他们对我发出过邀请，但我终于没有去过。今天，我想顺路进去看看，但那些朋友也都不在这个城里了。
于是，我走在了下山的路上，山下满城灯火，我脚下的山路却隐入了黑暗。好在，我是走惯山路的，也曾经是走惯山里的夜路的，所以，脚下还算是稳当，只不过速度稍稍慢了一点。这城里的满眼灯火，其实也与我相关。这当然不是说我曾在这灯火中读书、写作，也曾在灯火中与朋友闲谈，与家人围坐在冬天温暖的炉火前。
看到这满眼的灯火，我又想起了二十多年前，一个十多岁的后生，作为拖拉机手在一个水电站建筑工地上的两年生活。现在，就是这座拦断了梭磨河建起的水电站成了这座城市的主要电力来源。那时，在从马尔康出发顺梭磨河往下十五公里的松岗，滴水成冰的冬天，数千人在朔风呼啸的河道里修筑拦河的水泥大坝。那些最寒冷的夜半，重载的拖拉机引擎被烧得滚烫，坐在敞篷驾驶座上的人，却像块冰那么凉。于是，我落下了一身严重的风湿病也就势在必然。经过多年的治疗，我已经不必每年春天再进医院了。但是没有医生能治好我右手那蹊跷的抖颤。
抖颤到什么程度呢，当我端起相机的时候，一切都在眼前晃动模糊了，于是，这本书里的图片也是由我的朋友们提供，而不是我试图照下来、最终却模糊不清的那些图片。
今天，当我看着山下的大片美丽灯火时，我第一次意识到，这当中闪烁着的，也有我青春时代的理想的光华。当时在那个电站工地上，有我们十个从当地农民工里选拔出来的拖拉机手。其中一个最为忠厚的英波洛村的阿太，和拖拉机一起从公路上摔下了十多米高的河岸。记得那时我已经离开了工地，考进了马尔康师范学校。
那是一个黄昏，全校学生站在冬天寒风刺骨的操场上听患了面瘫的党委书记讲话。那时的学生，对于特别冗长的讲话总是怀着一种愤怒的心情。
天正在暗下来，校长的面影与声音都开始模糊不清了。这时，一位总显得有些玩世不恭的女同学对我说：“嘿，松岗电站工地的拖拉机手死了，原来是你们一起的吧？”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关心这种事情，脱口便问道：“谁？”
她笑了，说：“我怎么会知道那个拖拉机手的名字。”原来，随同摔死的还有一位她的同学——没有考上学校而被招了工的知青。据说，有领导想要电站工地上有几位女拖拉机手，于是，原来与我一起吃了满肚子柴油烟、受了两个冬天河边风寒的伙计们，就有了各自的女徒弟。
后来，我听到准确的消息，那个把性命丢在了河滩上的人是阿太。偏偏是我们这十个人当中手艺最好、个性又最为沉稳的阿太。说实话，我把可能死于非命的所有人挨个排了一遍，也没有想到会是他；最要命的是，他摔死的地方的对岸，就是他家那已经有些年头的石头寨子。从石头寨子的楼上，他的妻子与子女，每天都可以看到他肝脑涂地的那片砾石累累的河滩。
又过了些年，听说，我们其中的一个斯达尔甲的，在工地所在地的寨子里当了上门女婿，又过了些年，听说他死了，原因是酒。我想起来，原来在一起的时候，大家就不怎么喜欢他，原因很简单，他喝醉了酒，就把想当老大的想法全部暴露出来了。
听到阿太的死讯时，我落了泪。
而在马尔康车站旁的露天茶馆里，有人把后一个死讯告诉我时，我只是叹息了一声，然后低头喝茶，仰面看天。
马尔康的天在大部分时间都非常的蓝。只是这种情境之下，很饱满的蓝色却让我给看得非常空洞了。
这时，在下山的路上，看着这满城的灯火，我想起了这两个故人，想起了青春时代的劳动来了。
我想，如果用数字的方式来看，这满城的灯火里也有我的一份贡献，还有我的伙计们的贡献。于是，我停下脚步，朝着那些最明亮的灯光数过去：一盏、两盏、三盏……是的，这座城市不仅与那株树有关，还与我自己的记忆与劳作相关。
以后，每当有人说马尔康在藏语里的意思就是灯火旺盛的地方的时候，我都会感到，这所有的光芒中，有着我青春时代的汗水的光芒，梦想的光芒。
于是，我决定去看看松岗，看看那座电站。
沿梭磨河而下，十五公里处就是松岗乡，再往下是金川，金川再往下便是我们已经去过的丹巴。
电站距松岗乡所在地还有两公里左右的路程。
当松岗电站的大坝出现在我眼前时，我却没有一点激动之感。我怀揣着一纸入学通知书离开的时候，大坝刚刚浇铸完基础部分。现在坝里蓄满了水的部分，那时是一个不小的果园。春天，那里是一个午休的好地方。大家把拖拉机熄了火停在公路上，走进果园，背靠着开花的一株苹果，斜倚在带着薄薄暖意的阳光下，酣然入眠。
那时普遍缺觉，一台拖拉机两个人倒班，再说了，加一个班，还有一块五毛钱的加班费，可以在小饭馆里打到两碗红色的甜酒。
有时候，我的同伴们会小心地赌上一把。但我只想睡觉，睡我那十六七岁的人那永远不够的睡眠。
但是，那个大坝在我眼里却没有让人激动的感觉。因为我付出的劳动，因为记忆中那上千人挑灯夜战的盛大劳动场面，我觉得这个大坝应该更加雄伟高大。我想上大坝走走，却被一个值班人员不客气地挡住了。
于是，便更加兴味索然。
好在，再有两公里的样子。公路再转过几个山弯，就是松岗了。于是，我便离开电站，奔向了松岗乡。
中午时分，我在一个小饭馆里坐下，要了菜和啤酒。坐在窗前，望着对面山嘴上的松岗土司官寨。
在我眼前，很多建筑都倾圮了，只有两座高高的石碉，还耸立在废墟的两头，依然显得雄伟而又庄严。其中一座碉堡的下部，垮掉了很大一部分，但悬空了大半的上部却依然巍巍然在高远的蓝天下面。松岗这个地名，已经是一个完全汉化的地名，其实这是藏语名称茸杠的译音。这个地方的名字，便是由那山梁上那大片废墟而来，意思就是半山坡上的官寨。
饭馆老板我认识，因为我们那时曾在他的地里偷掰过不少玉米棒子。为此，他来找我们的领导大吵大闹过。当然，他不认识我，所以，我也没有为此补上一份赔偿。
我只是跟他谈起了松岗土司寨子。他告诉我，那座悬空的碉堡，是“文革”武斗时一个重要的堡垒，进攻的一方曾用迫击炮轰击，却只炸出了下半部分那个巨大的缺口。我说，再轰几炮不就倒了吗？
他笑笑，说：“那个时候嘛，也就是摆摆打仗的样子，没有谁特别认真地打。”
看他年纪，应该知道一些末代土司的事情。他果然点头说，见过少土司的。我也多少知道一些这个末世土司的故事。后来，这个土司在20世纪50年代末从西藏逃去了印度，后来，又移民到了加拿大。80年代还回到这里，故地重游过。
这也是土司故事中一个有意思的版本，一个末世土司的版本。在百姓传说中风流倜傥的末世土司叫苏希圣。苏本人并不是土司家族出身，他的家族本身只是我家乡梭磨土司属下的黑水头人。后来，梭磨土司日渐式微，黑水头人的势力在国民政府无暇西顾的民国年间大肆扩张，很多时候，其威信与权望已在嘉绒众土司之上。
说起来，事情恐怕也不仅仅像是巧合那么简单，到了土司制度走到其历史尾声的20世纪50年代，嘉绒境内的众土司们都有些血缘难继的感觉了。松岗土司也不例外。正是土司男性谱系上出现了血缘传递的缺失，一个势力如日中天的头人的儿子，才过继过来，成了这里的少土司。
这些故事听起来，也像是一些末代帝王故事的翻版，所有宫闱戏剧的一种翻版。
而松岗土司家族本身，原来也只是杂谷土司辖下的一方长官。只是到了乾隆十六年，其治所远在几百里外的杂谷土司因侵凌梭磨土司与卓克基土司被清兵镇压，杂谷土司苍旺被诛杀，杂谷土司本部所在辖地改土归流。松岗这块土地则授由梭磨土司之弟泽旺恒周管辖，并授予松岗长官司印。
这是松岗土司之始。据说这首任土司继土司位两年就死去了。后来十二世至土司三郎彭措，因其无恶不作，激起民变，于1928年被杀，并被抛尸入河，土司无人继任。土司治下八大头人分为两派，轮流襄助土司太太执政十五年后，方有末代土司苏希圣入掌土司印。七年后，嘉绒全境解放，土司时代的事情，就一天一天地变得越来越遥远了。
那天，在仰望着土司寨子废墟的那个小饭馆的窗台上，我看到一个几页已经没有了封皮的铅印小册子。其中一段像诗歌一样分行排列的文字是歌颂松岗官寨的：
东边似灰虎腾跃，
南边一对青龙上天，
北边长寿乌龟，
东方视线长，
西边山势交错万状，
南山如珍珠宝山，
北山似四根擎天柱，
安心把守天险防地，
飞中耸立着，
松岗日郎木甲牛麦彭措宁！
我曾多次听人说，每个土司官寨造就之时，都有专门的画工绘下全景图，并配以颂词，诗图相配称为形胜图。那么，这段文字就是发掘来的那种颂词吗？在没有找到原文或者是找到可靠的人翻译出来之前，我不敢肯定这段文字就是。但我总以为，这肯定就是那种相传的形胜图中的诗句，只不过，译成汉语的人，可能精通藏文，但在汉语的操作，尤其是关乎诗歌的汉语操作上，却显得生疏了些。因为在讲究藻饰的藏语里，这段文字的韵律会更顺畅一些，而词汇的选择也会更加华美与庄严。
就在同一本小册子上，还记住一些较为有趣的事情，有关于土司衙门的构成及一些司法执行情况，也凭记忆写在这里吧。
每天，土司寨子里除了土司号令领地百姓、决定官寨及领地大小事宜之外，还有下属各寨头人一名在土司官寨里担任轮值头人，除协助土司处理一应日常事务外，更要负责执行催收粮赋，支派差役，有能力又被土司信任的头人，还代土司受理各种民事纠纷与诉讼案件，负责派人发送信件，捕获人犯等等。
值日头人的轮值期一般在半年左右。所起的作用，相当于大管家。在值日头人下面，还有小管家，由二等头人轮流担任，经管寨内柴草米粮，并把握仓库钥匙。
小头人也要到土司官寨轮值。这些本也是一方寨民之首的头人，到了土司寨子中，其主要责任却是服侍土司，端茶送水。
另外，土司还有世袭的文书一名。世袭文书由土司赐给份地，不纳粮赋，不服差役，任职期间，另有薪俸。其地位甚至超过一般的头人。
松岗土司还有藏文老师一名，最后一任土司的藏文老师名叫阿措，除了官寨供给每日饭食外，另有月俸六斗粮食。据说最后一位藏文老师因为土司年轻尚武，只喜好骑马玩枪，最后便改任寨里的管家了。
过去在这里当修电站的民工们，偶尔也从当地人嘴里听到一些土司时代的趣闻轶事，其中一些就有关于土司的司法。就说刑法里最轻也最常用的一种是笞刑。大多数土司那里，此刑都用鞭子施行，在松岗土司领地，老百姓口中的笞刑直译为汉语是打条子。笞刑由平时充任狱吏的叫腊日各娃的专门人员执行。而打人用的条子是一种专门的树条，并由一个叫热足的只有十余户人家的寨子负责供应。当地人说，这种条子一束十根，每根只打十下，每束打完，正好是一百的整数。
据说官寨里还专门辟出一间屋子来专门装这种打人的树条。
我曾多次去过通往大金川公路边的那个叫做热足的寨子，有一次，我问那里的老人有没有全寨人都砍这种树来冲抵土司差役这件事情。大家都笑笑，把酒端到来客面前，而不做出回答。
当然，也没有人告诉过我，这山弯里哪一种树上长出了专门打人的树条，更不会有人告诉我，土司为什么会选择这种树条而不是那一种树条。
而我记得最清楚的是，热足的寨子家家门前的菜园里，一簇簇朝天椒长得火红鲜亮，激人食欲。揉好一碗糌粑，就一小口蘸了盐的辣椒，结果两耳被辣得嗡嗡作响，像是有一大群炸了窝的马蜂绕着脑袋飞翔。
最后，他们没有告诉我什么树条是执行笞刑的树条，而是告诉我什么样的情形下会遭到鞭笞的刑罚。
老人扳下一根手指，第一：不纳粮、不支差役，即被传到官寨下牢，这时如不向土司使钱，便会被鞭笞几束树条，即笞刑数百，并保证以后支差纳粮，才被放回。
老人再扳下一根手指，第二：盗窃犯，笞刑数百后，坐牢。
老人竖起的手指还有很多，但他扳住第三根指头想了想，又放开手，摇摇头说，没有了。而我的感觉依然是意犹未尽，要老人再告诉我一点什么。老人有些四顾茫然的样子，说，讲点什么呢？看他的眼光，我知道他不是在问我，而是问他自己，问他自己的记忆。这时，他的目光落在了枪上。
那是一支挂在墙上的猎枪。
猎枪旁边，挂着的是一些牛角，牛角大的一头装了木头的底子，削尖的那一头，开出一个小小的口子，口子用银皮包裹，口子上有一个软皮做成的塞子。这是猎人盛装火药的器具：为了狩猎时装填火药更为方便，牛角本身从大约四分之三的地方截为两段。连接这两段是一个獐子皮做成的像野鸡颈项一样的皮袋。倒出火药时，只要掐住了那长长的野鸡颈子一样的皮袋，前面那段牛角中，正好是击发一枪所需要的火药。火药如果太多，猎枪的枪膛就会炸开，伤了猎人自己。那截皮颈是一道开关，也是一个调节器，可以使枪膛里的火药有一些适量的调节。打大的猎物时，装药的手稍松一点，枪膛里会多一点火药来增加杀伤力；打一般的猎物，装药的手总是很紧的，即使这样，有时打一只野鸡，枪声响处，只见树上一蓬羽毛炸起，美丽的羽毛四处飘散，捡到手里的猎物的肉却叫铅弹都打飞了。
除了装填火药的牛角，猎枪旁边还有一只烟袋大小的皮袋，里面装着自己从砂石模子里铸出来的圆形铅弹。
这些东西，都跟猎枪一起悬挂在墙上。
老人从墙上取下猎枪，从牛角里倒出一些火药，摊在手里。那些火药本该是青蓝色的，像一粒粒的菜籽，现在都已经板结成团。
老人叹了一口气。我知道，这种火枪，在土司统治时的寓兵于民的时代，是土司武装的主要兵器；在土司制度寂灭之后，这些火枪又成了打猎的武器。就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寨子的农民一到秋天，还必须带上猎枪守在庄稼成熟的地头，与猴群，与熊，与野猪争夺一年的收成。而在今天，随着森林的消失，猎枪已经日渐成为一种装饰，一种越来越模糊的回忆了。
梭磨河流到热足这个地方，两岸花岗石骨架的大山，十分陡峭地向着河谷逼迫过来。
一株株的柏树，在岩石缝里深深扎下根子，居然苍翠地蔚然成林，像一个奇迹一般。
走出寨子，站在陡峭的高高河岸上，听到在逼仄的河床中，河水发出如雷的鸣响。很有劲道的河风升上来，让人有着可以凭借这股力道飞腾起来的感觉。但那仅仅只是一种感觉。而我的双脚仍然顺着河岸上的公路行走。
有了公路以后，那个老人在我离开他家时对我说，我们这个叫做热足的寨子已经不叫热足了。送我出门的时候，他还指给我那个被更多人叫做热足的地方。那里，横卧在湍急河流上的花岗石拱桥的桥头上，趴着几座汉式的瓦顶白墙的房子。
老人说：“那里才是他们现在的热足，好像我们这里什么都不是了一样。”
这略有不平的话有些含糊不清，但我听得懂他的意思。
其实，这也是时代大的变迁中一些小小的不为人知的变迁。那些建筑，是这个时代才有的地形标志，而且，因为坐落在公路边上，又处于那座重要的桥头而被看成热足这个地名的新的标志物。就在这寂静的山间，一个不为人知的弹丸之地，也有着一种重心的转移。在过去的时代，在孤独的行脚者奔走于驿道上的时代，人们说起热足时，肯定是指那些散落在零星庄稼地中的那群石头寨子；而现在，那些长途汽车司机和上面的乘客，说起这个地名时，想起的却是路边上那几幢毫无生气的瓦顶房子。
现在，我离开了寨子，走出庄稼地边的曲折小路，顺着公路向那几幢灰头土脸的房子走去。
不久，就看到了一面扑满了尘土的地名牌立在我面前。
我又一次想起了老人家颇有怨气的话，不禁独自笑了。
那几幢房子里有一幢毫无疑问是属于养护这条公路的道班。
还有几幢房子却已经被废弃了。废弃的房子周围辟出了一些小小的菜地。瘦弱的绿色里，挂着一些青色的番茄。房子的墙上还写着很祈使的句子。我们把这种句子叫做标语。而在藏语里头，没有一个这样对应的词，如果一定要硬生生地译过去，就只有咒语这个词义与此大致相当。我就曾经在一个村子里听一个村长对一个年轻人说：“你们这些会写汉字的年轻人，往墙上，往岩石上写一些咒语吧，乡里的干部来，看见了会高兴的。”
这些废弃的房子的墙上写的标语是：
“严禁打捞漂木！”
“保护国家财产，打击偷窃漂木行为！”
确确实实，有些漂木搁浅在岸上时，会失去踪迹，被人出卖给过往的长途汽车司机。更多的时候，是巨大的原木在河道里被撞得四分五裂，而沿岸很多地方因为森林的消失，寻找燃料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于是，自然而然地，河道里这些已经没有使用价值的原木碎片就成了人们搜求的东西。背回家里，烧锅做饭。包括水运队自己，也是燃烧这种来自河里的燃料。每到洪水季节，大渡河和岷江流域，那些人口较多的镇子上，河岸两边就站满了男女老幼，打捞河里那些破碎的漂木。
虽然，每一个地方的河岸上，都用浓墨写满了这种标语。但很多镇子上，河里的木头碎片成了唯一的燃料。据说，一棵树在山上伐倒，赶进河里，漂流到四川盆地的打捞点时，剩下的部分可能只有四分之一。也有一种说法，用这种方式运送的木材，最后的利用率大概是三分之一的样子。看到这样估计出来的数字，我们有理由为嘉绒山水中那么多无谓消逝的森林恸声一哭！
关于郑重其事的文字游戏的例子有很多。
就在热足这个小小的地方，就不止一个。比如道班这个词，大家都知道是养护公路的养路工人的定居点。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突然有一天，道班前的牌子完全换掉了。“道班”变成了“工班”。比如，现在我的眼前，热足道班的门口就立着一块牌子：热足工班。所以做出这种改动，是领导着众多道班的机构有一天突发奇想，认为人们容易把“道”与“盗”联系起来。
于是，所有的牌子都换上了“某某工班”的字样，但是人们已经改不过口来。
还有眼前这个水运队的称呼，一直以来，任何一条漂流着木头的河上的人们都不是这么叫的。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一个搞远程水上运输的船队的名字。在人们的口语中，一直把他们叫做流送队。他们的工人自己也是这么称呼。流送，对于他们是一个更形象、也更贴切的名字。但是，偏偏要在字面上固执地叫做水运队。
过于相信文字的魔力的时候，任何语言都可能成为巫师的咒语。
而今天，我站在热足桥头绝对不是要在这里思考语言问题，我是要在此选择我的行进路线。我在这座花岗石拱桥上徘徊。桥下，是丰水期的河水在奔涌，在咆哮。浊黄的水体上腾起一道道白色的雪浪。就在离桥不远的下游几百米处，另一条水量更为丰沛的足木足河从左岸的两道岩壁中间奔涌而出，与梭磨河水汇合到一起。两水相激，在高高花岗石岩岸下涌起巨浪，巨大的涛声滚雷一般在山涧回响。
公路在这里又一次分开了一条支线。
主线，顺着梭磨河一直往下，过金川，再到已经到过的丹巴。过了桥，顺着足木足河，一条支线伸向更深的山中。而且，又一路生出些分支，最后，都一一地消失在大山深处。我现在考虑的是去不去这条支线，如果去，我将又原路返回到现在这座桥上，再重新选择漫游的路线。
这件事情颇费周章。
最后，一辆中巴开过来，停在我面前。司机叫了我一声老师。
我慢慢回忆，这张脸慢慢变成一个总是洗不干净的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学生的脸。我犹犹豫豫地问：“沙玛尔甲？”
他摇摇头，说：“我是他哥哥。你上车来吧。”
于是，我就上车了。
车子开动起来，公路边的石崖呀，寨子呀，大多都还是二十年前的大致模样。那时，我在距此十五公里的足木足乡中学当过一年的语文老师。刚一上车，他就递给我一个巨大的苹果。我问他弟弟的情况。
他说：“弟弟给一个喇嘛当徒弟。”
“你弟弟出家了？”
他摇了摇头，说：“只是跟着喇嘛学画画。”
等我小小地睡了一觉，足木足就到了。我迷迷糊糊地跳下车，背上背包，站在那个曾经天天盼望信件的邮电所面前，突然有种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
那时，这个乡镇上很多房子都是新盖不久的，最新的房子就是这间邮电所和我们新建的中学校。过去，我认为这里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地方，但是现在的感觉却变化了，这里成了一个冷清且寂寞的地方。而且，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喜欢这种介乎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地方。
我去曾经当过一年教师的学校里转了转。
当时是这个镇子上最高大漂亮建筑的教学楼门窗破败，油漆剥落。这所已经撤销建制的中学，只是一个非常短暂的存在，只是一个最终将被淡忘的记忆。一个占地宽广的校园，现在只是一个乡的中心小学校。这个时候正值暑假，校园里空无一人，操场边上都长出了不少的荒草。
我站在操场中间，恍然听到那时一群年轻教师和学生在欢笑。
这时，有人牵了牵我的衣袖。我回过身来，却发现一个十来岁的男孩站在身后，正把背在身上的毛织的口袋取下来。
他有些大模大样地说：“嗨，老板。要不要松茸。”
他把口袋打开，用很多树叶与青草，包裹着一朵朵的松茸。我的鼻子里立即就充满了一股奇异的清香。
松茸是这些山林里众多野生蘑菇中的一种。这些年因为发现了这种野生菌类有防癌作用，成了外贸出口的抢手货，价钱一下子蹿至上百元人民币一公斤。
我对这个孩子用藏话说：“我不是收购松茸的贩子。”
于是，这个面孔黑里透红、一双眼睛却分外清澈的孩子立即不好意思起来。他吐了吐舌头，飞快地跑掉了。
这种神情让我想起了以前那些调皮的学生。其中就有那个据他开车跑客运的哥哥讲，在跟喇嘛学习藏画的那个学生沙玛尔甲。
我走出校门的时候，又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这是我当年的一个女学生，她怀里抱着一个婴儿，是她的儿子吧。当她看到当年比自己现在还年轻的老师，立即绯红了脸，吐出舌头，嘴里发出一声低低的吃惊的声音，跑开了。
回到这个地方，我确实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
而且，我说不上来，自己是不是喜欢这种感觉。
我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进行这次故地之旅，又因为一个更加偶然的原因来到这里。
离开学校，我把目的地定为从这里遥遥可以望见的那个叫做白杉的村庄。于是，我离开穿过镇子的公路，走上一条印着拖拉机新鲜辙印的大路。大路的下方，是顺着河岸一梯梯拾级而上的果园。我曾经带着学生，在这些地里帮助农民栽过苹果。现在，这些果树已经长大了，枝头上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再有一两个月，苹果的青色慢慢泛黄或变红，就可以采摘了。而在大路的上方，一片片间杂着正在熟黄的麦子和正在扬花的玉米。麦子和玉米之间，是拉着长长垄沟的洋芋地。洋芋深绿色的叶子中，开出一簇簇白色和蓝色的花朵。
穿过这大片的田野，再转过一个山嘴，就是我要去的那个村庄了。
突然，在麦子地里弯腰收割的女人们都直起腰来，把目光投向故地重游的我。女人们都有些吃惊又有些欢快地尖叫起来。我刚想，她们不至于对我显得如此大惊小怪，就听到背后响起一串噼噼啪啪的脚步声。原来，是刚才抱着孩子不好意思跑开了的那个女学生追了上来。在田野里农妇们的叫声里，她从长衫的怀里掏出几个通红的早熟苹果塞到我手里，又转身跑开了。
这时，田野里的女人中甚至有人吹起了尖利的口哨。
面对这些友好而又有些疯狂的女人，我只能不加理会，继续我的行程。不然的话，这些女人拥上来，难保不出现令人感到尴尬的局面。很多女人在一起的时候，她们会显得非常开放而又大胆。
走出一段，再回头，看到女人们并没有追上来的意思，我又放慢了脚步，边走边眺望着四周的风景。转过这个山弯，走上浅浅的山梁，就是此行的目的地白杉村了。
和许许多多的嘉绒村落一样，白杉村坐落在一个向阳的缓坡上，笼罩着那些石头寨子的，依然是核桃树浓浓的阴凉。从远处望去，可以看到村子中央那个也许比所有寨子都要古老的高高的碉堡，除此之外，还能望见一片闪烁不定的金属光芒，那就是规模不大，但却很有些来头的白杉庙。
我走进这座村子的时候，沙玛尔甲已经等在村口了。
当年的学生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他一直把我领到寨子三楼的楼顶平台上。黄泥夯筑的屋顶上铺着黑色的毛毡，画布绷在画架上，一幅佛像画到了一半。我问他师傅在哪里。他说，他并不跟师傅住在一起，有些时候，师傅过来看他的画，有些时候，他把画拿到师傅那里去听他的评判与指点。
我看看他的画，比例与尺寸都与传统藏画一样。于是，我说：“其实，这些尺寸比例都是《度量经》里规定死了的，还用得着跟一个师傅学这么久吗？”
他只是笑笑，给我倒了满碗的奶茶，又盛了一碗新酿的青稞酒放在我面前，才坐了下来告诉我说，跟着师傅，其实学的不是画画。
我说：“那是学的什么？”
他的回答是，学了两样东西，一样是藏文。他说，老师你想想，那时候，你们教的都是汉文，除了考上学校当了干部的少数人，汉文对留在乡下的我们是没有什么用处的。我想对他的这种说法予以反驳，但想了半天，也实在无法替一个藏族农民想出来一种特别的用处，于是，只好听他往下说了。他说，老师说得很对，学画其实不必要听老师讲什么，只要照着《度量经》规定的尺寸与色块，用尺子打好了底稿往上铺陈颜色就是了。但是，《度量经》是藏文，而不是汉文。所以，他学画的第一步，其实是跟着师傅学习藏文，以便能够明白经文上的教导。
我问他：“再一样呢。”
他没有说话，从屋里端出来一大堆东西，而且，是许多截然不同的东西。比如一些带色的树根，一些矿石，再有就是金粉、银子和珍珠。我一看这些东西就明白了。他是要告诉我，学习画画其实是跟着师傅学习如何制作矿物颜料。
树根与矿石中的颜料需要耐心提炼，银子与珍珠则需要细细研磨。正是这些非化学的颜料使藏画的持久性有了坚实的保证。很多寺庙的壁画就是因为这些颜料的运用，历经上千年的时光，而丝毫也不改变一点颜色。
所有这些，都是特别的技艺，需要师傅精心的指点。
我想见见这位师傅。但沙玛尔甲告诉我，他现在的老师被邻近的一个村子请去念经了，要好几天才能回来。
我问念什么经？
他说是防止冰雹的经。
这个季节确确实实也是一年的收成特别容易毁于冰雹的时候。
夏天，这些山谷里总有力量强劲的热气流不断上升，不断地把积雨的云团顶到高处，一次又一次，细细的雨滴就在高空的冷风吹拂下结成了冰雹，最后，落下来毁坏果园与庄稼。防止冰雹的最好办法是把小型火箭发射到可能形成冰雹的积雨云中，爆炸的震波使雨水及早落下，而不致在高空中结成收成的杀手。
虽然有了这种现代的防雹技术，这些村庄里仍然会请喇嘛念咒作法。现代技术与古老迷信双管齐下，最后的结果，是大家愿意相信两种办法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也有防雹失败的时候，但我也没有看见喇嘛的权威因此受到百姓的质疑。
我们说话的时候，晴空里响起了沉沉的雷声。不一会儿，就见一团浓黑的乌云从天边飘了过来，这正是那种随时可能降下冰雹的云团。他说，这是师傅作法后，从那边村子赶过来的。于是，他又在口里念念有词，还抓起些青稞种子朝着乌云奋力地掷去。接着，豆大的雨点便劈劈啪啪砸了下来。
我问他：“你真正相信自己有了某种法力吗？”
他没有答话，看着我笑了。
我也跟着他笑了。
当我们这小小的一方天地笼罩在豪雨之中时，宽阔的足木足河谷中另外的村寨与田野却依然阳光明亮！
豪雨很快过去，那变得稀薄、失去了力量的乌云也被高处的风给撕成一絮絮的，随风散去了。雨后的阳光更强烈，所有被雨水淋湿的东西，都被照得闪闪发光！
不远处的寺庙那边，出现了一弯美丽的彩虹。虹的一头正好扎在有一线溪水的村边的大山沟里，所以，年轻画师说，那是龙从天上下来喝水来了。我一方面感受着眼前的美景，一面却在心里想，我们十多年正规学校的教育，怎么在他身上已经没有了一点踪迹。
年轻的画师扣下了我的背包，才让我离开。他说，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晚上会回到这里来。他送我下楼时说，要让我住在这里，等他画完这幅画，作为献给我的礼物。他说，自己现在是老百姓的画家，一幅画能卖百把十元，而且，很多老百姓都乐于来购买。
走出他家的楼房。我往村子里走去。
这个村子中央有一个小小的广场。广场一边，核桃树撑开巨大的树冠，浓荫匝地；广场的另一边，则是在过去时代护卫着这个村庄的高高的石头碉堡。碉堡至少有十层楼的高，而村子里的其他寨子一般都是两到三层。所以，那高高的石碉给人一种特别鹤立鸡群的感觉。只是进入碉堡的门，开在有两层楼那么高的地方，而在以下的部分，没有一个出入口。需要进入碉堡时，要架起一道高高的楼梯。抽走楼梯后，下面的人无法进入，上面的人也无法下来。我想进碉堡看看，但是村子里的人告诉我，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好的木头做出那么长的梯子了。
梯子就是在一整根原木上砍出一台台梯级。
我看看开在碉堡半腰上的那道门，想想确实没有见过那么长的木头梯子。
虽然，现在已经远离了战乱频仍的封建割据时代，但有了这么一座碉堡，整个村子便汇聚在了一起。这个碉堡，自然便成了一个中心。所以，碉堡下面，就有了一个小小的广场。广场四周，便是一座座石头寨房。
隔着一条有溪水潺潺流动的深深的小山沟，对面山坡上是这个村子的另外一半。
这半边村子的中心是一座古代的碉堡。而那半边村子，则是一座只有一个大殿的寺庙。斜阳照耀之下，寺庙薄铁皮的顶子闪烁着灼人眼目的光芒。我只是坐在山沟这边的核桃树下，而不想下到沟底再爬上陡坡，去朝拜那座寺院。
过去，在这里做乡村教师的时候，我无数次去过那座寺庙。只不过，那时的寺庙还是一座没有完全倒塌的废墟。那时，同校的一位美术老师喜欢与我结伴在星期天去看那座废墟。我喜欢这座寺庙，是因为沉迷于一种被摧毁得不很彻底的东西所具有的一种特别的美感。我的同事，每次去都带着一个速写本，因为在一堵堵仍然端端正正耸立着的墙壁上，依然有许多残存的壁画。一些云纹，一些神仙身上灵动的飘带，一些牛头马面画，一些零碎的地狱场景。寺庙不知为什么失去了遮蔽风雨的顶子，所以，一堵堵墙上的壁画，都被雨水剥蚀得七零八落了。
我的同事临摹那些零碎的壁画，我却震慑于废墟给人的特别的美感。
那种美感，使我有了最初的诗歌的冲动，我发表的第一首诗，也是日后回忆这座寺庙废墟时写下的。
那是整个中国都在改正过去错误的时代，所以，有人开始使用政府的拨款与百姓的捐助来修复这座被摧毁的寺庙。毕竟不是寺庙可以集中大地上所有精华的时代了，所以，寺庙的顶子用铁皮来覆盖，也是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了。
当人们开始修复这座寺庙时，我跟我的同事都失去再去这寺院的兴趣。我是因为不能再欣赏废墟那独特的美感。她则是因为再也不能四处随意走到，任意临摹那些笔法灵运的壁画了。
又过了没有多久，我跟这位画画的同事，都相继离开。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嘉绒地区来了一位很有名的美国人，即写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那本书的索尔兹伯里。
我那时已经在文化部门工作。那时，我们一伙年轻人，眼看索尔兹伯里这位美国人，有那么多官员陪同，随意调阅对国人保密的史料，随意访问想访问的任何地方，都有些愤愤不平，同时也为那些得意地为美国人鞍前马后效劳的家伙感到羞耻。其中的一位，陪了一程这位美国作家回来，就曾不止一次得意洋洋地对人描述美国作家如何如何的情状。
更为离奇的是，有一次，这人竟对我们夸耀，说美国作家如何在行走长征路的时候，做出了重大的发现。
我问他是什么发现。
他说，发现了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召开分裂中央与红军那次著名会议的地方。
我说，这其实用不着他去发现，因为张国焘开会的那座小庙就在那里，许多知道一点地方史的人都知道，这个小庙就是眼前我所面对的白杉村里的寺庙。当年，一、四两方面军会合后，在嘉绒的河谷地区筹集了粮草，便登上青藏高原的台阶，经过混编的一、四两个方面军分成左、右两路军进入横跨川甘两省的若尔盖大草原。但是，行到半途，兵强马壮的张国焘不愿再受制于实力损伤严重的党中央，命令所部从川甘交界的大草原上重新返回大渡河流域的嘉绒山区，想要打回四川盆地，在天府之国的平畴沃野上建立起一块根据地。
我曾见过张国焘所部留在岩石上的标语，非常直截了当地写着：打到成都吃大米！
从草地返回嘉绒后，张国焘便在白杉村寺庙召开会议，宣布另立中央。
也就是所谓长征途中著名的“卓木碉会议”。
当年，寺院要修复的时候，只是听说，张国焘在大殿里开过很多背盒子枪的人开的大会，但却没有人在寺庙里，或者在周围找到一点能够证明这次会议确实在这里召开过的蛛丝马迹。
后来，张国焘指挥大军拥出大河谷，向四川盆地攻击前进，在现在出产名茶的蒙顶山下，被四川军阀部队顽强阻击，付出了惨重代价，不得已再次穿越雪山草地，北上与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一部会合。
当太阳落到山梁背后，那座寺庙顶上的闪烁不定的光芒消失后，我就在晚风中离开了这个村庄。
离开的时候，年轻的画师要我留下地址，他说，要把画好的画给我寄来。我把地址留给了他，但却没有指望他把画给我寄来。
在热足下了车，我想再一次让来往的车辆为我选择去向。往上，回到马尔康，去上溯梭磨河的源头。此行开始的时候，我就下定了决心，在此行之中，必然要去溯一条河流的源头，去登一座山。
往下，则是去过去嘉绒的中心促浸，今天的金川县。
我在热足桥头等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来来往往的卡车与小汽车对我扬起的手视而不见，更不要指望他们会看见我竖起的表示乞求之意的拇指了。
最后，一辆长途班车驶来，不等我扬手，便吱一声在我身边刹住了。
我上了车，目的地就是七十多公里外的金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