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叫做小金的赞拉与叫做大金的促浸，是包围着莫尔多神山的一个广大的群山耸峙的地域。
两个地域由一条叫做小金川的河流和一条叫做大金川的河流汇聚到一起。两条河流在我正在离开的丹巴县城边汇聚到一起，才有了大渡河的开始。
这两条河流及其众多的支流养育了藏族文化中独具一格的嘉绒文化群落。
早上的空气湿润而又凉爽，我沿着小金川河岸向小金进发。
两个小时后，我再一次经过前些天到过的叫做岳扎的小村寨，再次经过莫尔多神山脚下。
大河两岸，都是望不到尽头的高大群山。群山都裸露着坚硬的岩石骨骼，岩石缝中的灌木都显得隐忍而坚强。
孤独而虬曲的松树站在高高的岩岸上。
走了很长时间，这大河两岸的景色依然没有一点改变，好在这是个天上浮满薄云的好天气。这种天气是适合赶路的。于是，我走过一个又一个村落。
两三层的房子因为平顶也因为四周高大雄浑的山峰而显得低矮，房子都由黄泥筑就或石头砌成很厚的墙，因此都显出很坚实的样子。过去，部落战争横行，再后来，中央政府设立了各级政府后，却又是土匪横行的时代。于是，这些寨房无一例外都只开着枪眼般的小窗户。在那些时代，这些寨房本身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堡垒。一个村子，总是这样十几座几十座堡垒般的房子攒聚在一起，不仅形成了一个个生产上自给自足的群落，也形成了一个个武装的自我防卫的群落。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那最剧烈的社会动荡过后，这些村落就只是一个又一个的基本行政单位与生产群落了。
这些文化交汇带上的村落在一切将被破坏殆尽的时候，终于迎来了和平。
和平带给这些村落的最大的变化就显现在窗户上，过去枪眼般的窗户越来越轩敞。这一带村落自乾隆年间史无前例的那场大战以后，被汉文化同化的趋势越来越强。所以，那窗户也多半是照了官方修建的乡政府窗户样子，卫生院和派出所窗户的样子，一个长方形中分出双扇的窗门，每只窗门装上三格玻璃。三格玻璃大多是那些有政府机关的砖瓦房子，而这些农家的窗户却多是接近正方形的两扇两格玻璃的窗子，这种窗户倒是与农家房屋那种朴拙的样子十分相配。
我不知道当建筑史学家考察社会变迁时，会不会特别注意到房屋的眼睛——窗子——的变化。但在这个地方我是特别注意到了这种变化。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一件往事，一件属于1979年的往事。
那时，我作为一个师范学校的实习生到一个偏僻的乡村学校实习。
到校的第一天，校长找我谈话，要我到从中心学校出发要步行大半天路程的一个村子里建一所学校。校长很严肃，因为这个村子里从来没有建立过学校。校长说我将是这所学校的创始人，也是这所学校的首任校长，并且在刚刚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就自己领导自己。
严格说来，我将去建一所新学校的地方应该不叫一个村子，因为二十多户人家散居在一条二十多公里长山沟两边的原始森林中间。
但是，这时的村子并不是一个自然村落的意思，而是一个最基本的行政结构。
记得当时校长准备给我的建校经费是500元人民币。他把我带到乡政府，与乡长见面。乡长把文书叫来，文书写了条子，郑重地盖上乡政府的大印，呵着气把印油吹干了，封好信封交给我，说，交给村支书，他会安排劳动力来建学校。那几百块钱，只要交到村支书手里就可以了。而现在我所以回忆起这件往事，其实是与窗子有关。
从乡政府回到学校，校长叫来兼任着保管员的嘎西老师，让我领两扇窗子。
有些汉语词汇在藏族人中间——哪怕是在藏族教师中间——都没有过准确的意义。所以我以为校长是叫我从嘎西那里领取玻璃。但是，当嘎西打开保管室的门，吭哧吭哧地从很多灰尘与杂物中搬出两扇旧窗户时，我真有些傻眼了。这是两扇从旧房上拆下来的窗户框子，上面并没有半块玻璃。
校长看着我疑惑的眼光，说：“你要带上这个，村里的木匠不会做这种窗子。”
我的眼光肯定是说为什么一定要做成这样的窗子呢？
校长又说：“没有这种窗子，就不像是一所学校了。”
校长确实是这么说的，没有这种机关房屋上的窗子，那建筑就不像是一所学校了。说完这句话，校长的孩子来叫他回家去割蜂蜜。他便背着手走了。
嘎西老师看看我，又看看那两扇窗子，什么也没说，走了。
留下我在那里，呆呆地面对着那两扇窗子，不知道怎么把这两个大木框子运到几十公里外那条山沟里去。我一直在保管室门口站到黄昏。最后，是这两个大窗框粉碎了我成为某所学校创建人并成为首任校长的梦想。
晚上，我一夜未眠，早早起来，等到乡邮电所门口，终于等到护线员起床，便冲进屋里，拿起电话的摇把，经过好几个接线员，把电话要到了重山阻隔的县文教局，找到了一位局长，我说：“我是一个实习生，不懂得怎么去建立一所学校。”
于是，局长又叫我去叫校长。校长赶到时，电话已经断了。
校长再次拿起摇把，说了很多个我要县文教局后，把电话要到了局长桌子前。
然后，我就被免掉了创建一所村办小学的光荣任务。
放下电话后，校长问我与局长是什么关系，我说没有什么关系。他回过身来说：“要有什么关系，你也不会分到这里来实习了，最后分配你还是会在这里。今年不去，明年正式分了，还是你去。”
于是，嘎西老师又把两个窗框搬回了保管室。
过了一学期，等我正式分到这里的时候，他却像是忘了这回事了。再过了半年后，我调离这所不通公路的学校，临走时，我提起这档子事来，他说：“我看你肯学，也听人说你学问好，到这所学校来，已经委屈你了，我不能再委屈你了。”
其实，我是想问他，为什么一定要搬去这么两扇窗户呢，但这个问题最终没有问出口，因为我被他家里的蜂蜜酒给噎得喘不过气来了。
这是有关去小金的那些藏式建筑上的汉式窗户引起我的一些回忆。
但我当时可能并没有这样的联想。
在那样的荒凉而又气势雄浑的河谷里漫游，一个又一个村落会引起一种特别的美感。虽然常识告诉我，群山中的荒凉也是人类暴行的结果，但是呈现在眼前的一切，却显得那么地老天荒、亘古如斯的假象。于是一个又一个村落的出现就形成了一种特别的美感。
当身后一个村落慢慢逝去，两岸的山峰便紧逼过来，平坦的梯级谷地消失了，山岩寒浸浸的阴影深重地投在路上，河水一下便汹涌起来，在千军万马的奔腾怒吼中涌起成堆的雪浪。不时，有风化的岩石呼啸而下，重重地砸在路面上，又蹦跳着扑进了翻卷的雪浪。
过去，这些山岩上曾是猴子与岩羊的栖息地，现在，却再也难觅其踪迹了，有的只是在岩洞里筑巢的野鸽与雨燕。
过去的时代，在这样的道路上独身行走是非常危险的，一是道路逼仄，一旦失脚，便粉身碎骨、万劫不复了。当然，对于脚下的险路人们总是万分小心的，但对等候着财喜的剪径强盗，就只有望天浩叹了。
但在今天，一条对于汽车司机来说还潜伏着很多危险的公路，对于我的双脚来说，已经足够宽阔，不至于让我身子紧贴着内侧的陡壁，还被外侧绝壁上嗖嗖上蹿的冷气弄得头晕目眩。当然，在还没有到达共产主义的时候，提前要想在过路人身上来各取所需的人还是有的，但那种形象，比起过去时代的职业强盗来，终究不是那么可怕了。
一段逼仄的山道过后，峡谷又豁然开朗。
河谷两边的阶梯状的台地上，又出现了村落与绿色。村落中总有几株巨大的核桃树，隐蔽了整个村子，使这些村子显得幽静而又遥远。村子四周是大片的苹果园。小金苹果至少在四川内地的市场上，是一个很响亮的名字。当地政府把种植苹果当成农民增加收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早在中国农民开始走向市场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民们就在并不富余的玉米地里，栽满了苹果树苗。夏天路过的时候，好多并不壮大的苹果树上，已经零零星星地挂满了青涩的果实。
这样的努力，表达的是农民依靠土地获得富裕的愿望。
过去，这些村民的前辈曾经在同样的土地上种植过鸦片，那个坐在村口核桃树下，脸容平静而眼神混浊的老人可能就在大片艳丽的罂粟花中，有过灿烂的关于财富的梦想，但他终于还是穿着破衣烂衫深陷在这个核桃树荫笼罩的村庄。
现在，他的子孙又来继续他的梦想。
十多年很快就过去了，在一个世纪行将过去的时候，他们的苹果正在渐渐失去当年的魅力，因为科技人员缺乏，面对病虫害，特别是面对品种退化束手无策。在四川成都市，在我下班的路上，就会经过一个水果市场，但在那里，我看到来自家乡的苹果已经日益减少，更多的是陕西出产的红富士和美国蛇果了。
当年，从核桃树繁盛的枝叶间，传来布谷鸟不知疲倦的悠长鸣叫。村子周围一片片的玉米地间，是大片大片正在挂果的苹果。玉米地与果园之间，是一盘盘硕大的金色葵花。房前屋后，还种着大丛大丛的麻。那些果树与绿意与阴凉使我离开公路，走进一个村庄。
不等我开口，在第一个人家的门口，我就受到了主人真挚的邀请。
男主人正在用山麻柳木刨一根锄把。男主人有一个汉姓姓张，一个藏族的名叫扎西。张扎西，一个藏汉合璧的名字。就像有一种中西合璧的名字张约翰或者查理·王一样。
他那叫做措措的女人正在做当地人脚上常见的那种藏汉合璧的爬山鞋。鞋子整个看起来是汉式的，但上底的方式，在鞋子前部包上麂皮的方式，又是藏人制作靴子的方式，所用的线也是屋后的麻秆上剥皮搓成的结实的麻线。
麻籽成熟后，又是一种很好的香料。
在主人端来的茶里，我就尝到了这种香料的味道。
更有意思的是，男女主人都不能非常熟练地使用汉语或者是嘉绒藏语。听着他们一段话里夹杂地使用着来自两种语言的词汇时，我的舌头感到了这种搅和带来的不便。但从他们脸上却看不出我的那种难受。但有一点却非常明确，在这种夹杂的语言中，藏语的发音还很纯正，并且成为一句话中最富有表情的关键部分；而当一个个汉语词汇被吐出来时，声音就变得含混而浊重了，一个个词吐露出来时，难免有些生硬的味道。但我知道，我无权对此表达个人的喜好，这是历史用特别的方式在这片土地上演进时，留下的特殊的脚迹。
女主人进屋为我准备吃食，张扎西放下手里的活计，说：“儿子回来后，他的话你就能听懂了。我们的汉话不好。”
我用藏话回答主人：“我是藏人，我们一样都是嘉绒藏人。”
这回，他露出了一个藏族人吃惊时那种典型的表情，并吐出了舌头。男主人说：“我们这种藏族叫客人见笑了。”这回，是一句完整的嘉绒藏话了。
女主人端着午饭出来了。
在院子里的树荫里，我面前的盘子里是一盘热气腾腾的蒸洋芋，旁边是一小碟盐，盐碟旁边是菜园里刚摘下来的青辣椒。我就这样一口洋芋一口蘸盐辣椒吃了起来。
这是典型的家乡饭食的味道。
一盘洋芋很快一扫而光，女主人又端来了一大碗酸菜汤，里面有很浓重的陈猪油的味道，这也正是家乡饭食的味道。一大碗汤喝进肚子里，汗水慢慢从额头上沁出来。女主人却在抱歉，说：“酸菜是洋白菜做的，要是冬天，就有上好的元根白菜，味道就更好了。”
女主人所谓的元根白菜，学名叫做蔓菁，有萝卜一样的根茎，但叶子却很粗糙，但正是这种粗糙，煮成酸菜，成了我们一种特别对胃口的嗜好。而洋白菜做别的菜十分细嫩，要比元根白菜可口十倍，但做成酸菜，总给人一种过犹不及的感觉。
和客气的主人闲话，话题也无非是地里的苹果树苗，和今年的收成之类的事情。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关心什么呢。当我想把话题转向村子的历史时，话题便开始模糊起来，变成了一种不可信，又不可不信的传说。
我问他小时候是不是看到这里山上有过森林，他摇头，说：“倒是有些零零落落的柏树，却都一天天减少了。”他说，“听说村子的后山上大片森林包围着一个海子，海子中有一条溪水流下来，就从村子中央穿过。海子里有一对金色野鸭，有一天，有人犯下了罪孽，金色的野鸭就从海子里出来，顺着溪流而下。鸭子走后，那个海子就干枯了。”
我问：“森林呢？”
男主人的眼光变得迷茫了，他说：“那都是老辈子人的传说。”他从生下来就没有见到过这里的山上有森林。
这是我走过的无数嘉绒村庄中的一个，当我走出一段时，村庄在明亮的阳光里躲在核桃树荫下，像一个老人睡着了一般。岁月已经是很老很老了。
前面，被太阳照耀着发出刺眼光芒的公路上，一股陡然而起的小旋风裹挟着尘土迎面而来。过去的藏族人不会认为这是不同温度的气流相遇搅动的结果，他们认为这是有不散的阴魂在作祟。于是，我也像一个乡间的农人一样，对着这股小旋风吐了一泡口水。
小旋风便应声消散了。
当遇到又一个有核桃树荫笼罩的村子的时候，我便找到一个人家住了下来。
在这里，我探访到一些这一带村落过去种植鸦片时的情形，还听到一些红军的故事。一、四两个方面军在长征中都经过了这个地区，这个县东南部的达维，就是一、四两个方面军当年在长征途中会师的地方，所以，在百姓中间有不同的故事版本流传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故事听得多了，我多次想写出另一种版本，而且一点也不会有损于红军的伟大与长征的悲壮的小说，但因为怕吓着了编辑，几次想动手，又几次作罢了。
就这么停停走走，第二天晚上，宿在宅垄。
宅垄这名字我是很早就听说过的，因为该地流行一种特别的锅庄舞：据一些专家考证，这种舞蹈与吐蕃时代的战时的出征舞有一定的关系。我没有见过这种舞蹈，想必是很雄浑苍劲的吧。吐蕃时代，这一带地方是藏兵屯守之地，很多藏族人身上，都有屯兵们那种好勇斗狠的血液。乾隆年间的大小金川之役后，这一带地方又成了川陕汉族兵丁的屯守之地。长时期寓兵于民，形成了嘉绒地区，特别是大小金川地区强悍的民风。所以，土风舞中，有些战争时出征舞蹈的遗存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换句话说，要是没有这种遗存，反而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也许是心里潜在着想一观那种土风舞的欲望，所以，时间才到中午时分，我就在宅垄停留下来。初看上去，宅垄一点也不像会有土风舞遗存的样子。一条尘土飞扬的公路穿过散布在山脚下的村子中央。村子外面才是河岸上的台地，台地上种植的照例是正在抽穗扬花的玉米。玉米地里照例栽着些还没有长大的苹果树。而在村子中间，还挺立着一些看上去很苍老的梨树。
村子中间的马路两边，有开小杂货铺的人摆在露天的台球桌，这一点，也就像前面走过的任何一个马路边的村子一样：总有几个无所事事的年轻人围在一起，打九子的花式台球。他们打台球时，还有人往台球桌那沾满灰尘的绿绒面上丢上一块或五块的人民币。我停下脚步，看正在进行中的赌局。这一局是开杆的那个人输了，他嘴里不干不净地交替使用着藏汉两语中差不多所有的下作词汇，脸上却露出满不在乎的笑容。赢钱的人口中也满是这种藏汉双语交替出现的脏字与脏词。而在上一代人那里，情形却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又一局开杆了。
这次上场的人，把所有的气力全部用上了。一杆出去，满台球乱滚乱撞，结果，有三只球滚进了不同的袋中，但是，白色的母球打着旋飞到了台子外面。
我叹了口气，因为他根本不需要用这么大的气力。
不但击球的这个年轻人，所有围着台球桌的年轻人都对我投出不友好的目光。
这些年轻人总是对过往的陌生人投出这种警惕的、不友好的目光。
但我并没有退让，理由非常简单，如果我没有离开乡村，也会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我知道这种目光中所有的虚张声势，所有的嫉妒与所有的色厉内荏。那个把球打出台外的家伙把台球杆横在手里，向我逼近。那是一个威胁的姿态。公山羊在即将向对手发起进攻时，就会低下头，并把一双尖角朝向前面，用蹄子刮擦脚下的石块，用那种姿态与声音发出威胁。这些村子里或多或少都养有这种好斗的山羊。就在我们脚下坚硬的公路上，还可以看到早晨羊群走出村子时，撒在路上的黑色药丸一样的羊粪蛋蛋。
我知道，自己应该开口说话了。
于是，我说：“你的气力很大，但全部用在打球上，真的有点傻。”
我当然说的是藏话，是本地人还能听懂的嘉绒藏话。于是，这个手里拿着球杆向我逼来的小伙子站住了，愣了片刻，他笑了起来，说：“我说呢，要不是本地人，一个外地过客，哪个有这么大的胆子。”
我说：“依我们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对外来的客人不是应该更客气一点吗？”
小伙子没有回答我的话，而是把球杆递到我手里：“来，我们两个赌这一局。”
我摇摇头，说：“不会。”
他又说：“那你就赌我赢还是输？”
我说：“不管你们哪个赢了，都该请我喝瓶啤酒。”
他想了想，在台面上已经下了五块钱注的情况下，又加了五块。
这局当中只有两颗球是对手打进袋的，但他却输了，因为他连续三次把母球击飞到台面外头。
这时，我们的四周已经聚集起一帮姑娘。姑娘们还跟上一代的女人们年轻时一样，扎在一堆，看着一个陌生的男人，莫名其妙地骚动并互相推搡着嬉笑不止。在这些姑娘的嬉笑声中，我们一人提起一瓶啤酒。对于一个走了好几小时长路的人来说，一瓶啤酒正是一种最最解渴提神的饮料，我一口气把啤酒全灌进肚子里。姑娘们又笑了起来。小伙子们又把啤酒全部灌进了肚子里。我又掏出十块钱，每人又灌了一瓶啤酒。
我坐在梨树阴凉下一块凿得方方正正却不知为何弃置在那里的花岗石上，倚着树干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已是夕阳衔山的时候，姑娘们和大多数的小伙子都散去了。
那个本想跟我打上一架的小伙子却还守在旁边。
我叫他带我找一个睡觉的地方。他说可以住在他家里。
我摇头：“我要一个倒头就可以睡下的地方。”
他说：“到乡政府去，有干净床铺。”
那个有干净床铺的屋子里摆着几张旧木床，屋里有一股尘土的味道，但我还是打开被子就睡下了。如果不是渴，不是风吹在窗户的破洞上发出一种奇怪的声响，我不会在深夜里醒来。好不容易摸索到墙上的开关，打开电灯，我没有找到一口水喝，两只塑料水瓶空空荡荡。从内部格局来看，这是一座建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汉式的老房子。墙上的白灰皮正大块大块地剥落下来，露出里面麦草混着黄土的干打垒墙。我走到院子里，月光如水，夜色清凉。但我仍然很渴，仍然不像能找到水的迹象。突然想起，今晚在这里停留是想看到有着出征舞特色的宅垄锅庄。但现在，偌大的一个院子只有月光下的几株树影，一扇扇门窗后面都是静寂无声的睡眠。
看看天上的星空，预示着黎明的金星已经从山脊后面升起来了。
我背上背包，系紧鞋带，又上路了。穿过一座座石头房子的阴影，走上公路的时候，全村的狗都叫了起来。狗们清脆的吠声一时间弄得山鸣谷应。等我走出村子，回首望去时，好几只狗竖着尾巴站在穿过村子的公路口向我吠叫。
转过一个山弯，狗叫声没有了，有的只是我自己的影子。又走了一个多小时，月亮落到山背后，就只听到一双脚在地面上嚓嚓移动的声音了。
两年以后，我作为一个电视片撰稿人再次回到宅垄。
又一次回到我稀里糊涂住了一个晚上、连房钱都没付就在半夜里溜掉的那个院子里，但却没能在那个晚上在那里再住上一宿。电视摄像机在这个时代常常能引起非凡的热情。那次，四川省国外藏胞接待办公室的鄢长青拉我一起承担了拍摄一部对外宣传片的任务。鄢长青曾是很有潜质的一位藏族作家，后来转向摄影与摄像，成了圈子里有名的一把好手。那次，借了拍摄这部片子的机会，我跟他在马尔康、大小金川和理县等地足足跑了两月有余。这跟我一个人的漫游完全大异其趣。因为拍电视，就能受到相关部门的重视，而重视往往就等同于特别的照顾。那两个月，我们带着一部丰田越野车，每到一地都有陪同人员安排了好吃好喝。正是那一次，我再一次到了宅垄。
之前，我和鄢长青由县里的人陪着徒步在四姑娘山里，风餐露宿了三四天。那已是深秋十月的天气了。要不是一场大雪把我们和许多饥饿难当的动物一起压下山来，我们还会拖着耐心的主人在冰川之下的沟谷里盘桓好些天。
回到小金县城，县长为我们摆酒。县长是本地藏族，作陪的政协杨副主席是学美术出身，又是文化上的有心人，对现在的小金过去的赞拉漫长的历史与特别的风土，无不了然于心。
喝得有些头大的我，说起了那个曾经在宅垄的夜晚。
主人笑了：“你怎么会以为随随便便就可以看到呢。现在的年轻人不会，会的都是中老年人，不是逢年过节看不到了，除非是专门去组织一次。”
负责接待的统战部长拍板专门组织一次。
我以为都是酒桌上的慷慨激昂，过了也就忘了。第二天，去县里办的大理石厂和新建的冷冻库参观。这些年，本地水果产量大增，加之盛产专供出口日本的松茸，所以建了这样一个大型的冻库。下午回到招待所休息，却突然来了车叫带了机器去宅垄。
三台车在深秋季节干燥的公路上扬起了滚滚尘土，不到半个小时，车子就开进了当初我半夜离开的那个院子。我认出了那个院子，因为那斑驳依旧的石灰粉墙，和墙上一条“文革”时代遗留下来的标语。乡上的干部迎出来，喝茶，做乡下的特色饭：酸汤加玉米搅团。汤里放了剁得细碎的当地辣椒，又香又辣，让人一身透汗。玉米搅团又黏又香，慢慢品味，还有些回甜。乡干部向县里的领导汇报工作，我跟老鄢不好旁听，便出去转转。
那些台球桌还支在路边，但桌子边上没有了那些好勇斗狠而又可爱的年轻人们。
正是繁忙的秋收季节，年轻人们也下地收获去了。村子比我上次经过时好像美丽了一些，我想是因为那些经了霜便变得彤红的梨树叶吧。转了一圈回来，在乡政府所在那个略略有些破败的院子中央，有人在从拖拉机上卸下燃篝火的木柴。
乡长解释说，真正跳得好这种舞的人都住在半山坡上那些村子里，他们要从地里回家，吃了东西，打扮齐整了才能下山来。于是，我们回到屋子里喝茶等候。
黄昏慢慢降临到山间。
就在这个时候，从后山坡上传来一种隐隐的声音，像是山里松涛的轰鸣，但是，这里早在许多年前就已经童山濯濯，早就消逝了林涛的声音。再仔细倾听，原来是许多人在陡峭的山路上奔跑。他们一路奔跑，一路发出音节单调的吼叫。
呵——
呵呵——
呵呵呵呵呵——
真正是松涛动地的那种来自自然的声音。不一会儿，一群盛装的嘉绒男人就站满了院子。在我的感觉中，他们就是来自过去时代、小金还叫做赞拉时的嘉绒男人。他们头上戴着毛色鲜亮的狐皮帽子，身穿宽肩长袖的氆氇大氅，齐膝的下摆上是巴掌宽的水獭皮。还有少数男人胸前的大斜襟上，是两掌宽的豹皮。嘉绒藏服的男装最提神的部分是腰，男人都扎着质地粗放的紫红腰带，腰带上侧悬着银鞘上镶了珊瑚的漂亮腰刀，和并插着象牙筷子。正前面的腰带上，是一个小皮袋，皮袋里面盛着火绒与几块石英，皮袋下端，是一块半月形的铁片做成的火镰。
于是，过去的时代就一下站在眼前了。
那是没有洋火，更没有打火机的时代。出征的男人们需要埋锅造饭时，先在野地里架好了干燥的草与柴，然后，从悬在身前的皮袋里掏出石英，捏一小撮火绒按在石英上，用皮袋上的半月形铁片猛烈划拉几下，溅出的火花蹦到火绒上，火绒中冒起一缕缕若有若无的青烟，再把火绒凑到架好的柴草中，鼓了腮帮子一阵猛吹，一蓬火就这样蹿起来了。
这是出征路上的情形，到了战地，火镰还有更大的用场，就是用它来点燃火枪的引线。我放过那种老式火枪，瞄准了目标，枪声响起之前，紧贴着枪托的那半边脸必须忍受着火绳吐出的火焰烧烤。直到今天，我的脸颊上，一块带着细密黑点的皮肤，就是放火枪打野鸽子时被烤焦的。
眼前的男人们大多是中老年人。其中的许多人，头发胡子都花白了。刚才他们在下山的路上，发出山鸣谷应般的啸叫。现在他们就穿着盛装，默默地聚集在了乡政府的院子里。所以，让人感到是过去的时代站在了面前。
如果说他们的服饰与嘉绒其他地方有所不同，主要区别就在狐皮帽子上。他们头上所有的帽子，都保留了狐皮上的尾巴，并自然地披垂在脑后，轻轻一点风，长而柔和的狐狸毛就灵敏地翻动，给人一种特别的美感。
男人们聚集整齐了好一会儿了，同样盛装的女人们才逶迤着姗姗而来。和先到的男人们相比，女人群里多一些年轻而羞涩的面孔。
乡长指派人把两坛酒摆放在院子中央，然后，县长点燃火堆，山上下来的一个白胡须老者念一段祝颂文，开了酒坛口上的泥封。这些所有开始的程式都与我所熟悉的一模一样。还是那个开启酒坛的精瘦的老者，走到已经自动围成圈子的队列最前面，抖开了手里钉在一圈红色皮子上的一串黄铜铃铛。
十多个清脆的铃铛声合在一起，竟有了一种动人的沙哑。
就在这沙哑沉郁的节奏里，老者迈开了舞步。整个圈子都摇曳着身子迈开了舞步。
女人们的曼声吟哦凄厉而又美丽。
男人们的舞步越来越快，并向着假想的敌人发出威胁性的吼叫。
我在本质上是个喜欢沉思的人，一个不好动的人，最外在的表现就是不太喜欢舞蹈与体育运动，更不要说专门研究各地舞蹈的异同了。所以，我确实不能分辨出特别有名的宅垄的锅庄舞与嘉绒地区别处的舞蹈有什么太大的不同，而且，当时我也没时间去细细观赏。鄢长青扛着摄像机，一边气喘吁吁地叫好，一边指挥我把灯打到男人的手上，打到女人的脚上。强烈的摄影灯光一到，除了所照的局部，舞蹈的整体就隐入黑暗中去了。直到电池耗尽，我才有机会坐下来看了一会儿舞蹈。最后的那些感受是：虽然热情的主人一再强调，这是为了我们两个人安排的难得一见的舞会，但我从那些舞蹈者的脸上，特别是那些男人脸上的表情看出，其实我们在与不在，都与他们无关。他们跳着的是他们自己的舞蹈，在舞蹈中沉溺于自己的激情与激情中的回忆，与有没有人观赏无关，与有没有人摄制电视片无关。
在这种舞蹈中，人们可以回到过去，回到无限久远而且宽广的记忆中去。
舞会终于在文化馆派来的民歌手的曼声歌唱中结束了。
盛装的农人们又沿着蜿蜒曲折的山道踏月回家。山谷中又回应着他们中气十足的吆喝声。今天夜里，男人胸中窜动着出征武士的豪情，女人心中，则是充满缠绵凄切的爱情了。在月下的田野里，又有艳丽的情爱之花要开放了。那是我们都渴望着真实触摸的人性中最美丽的部分。
回到县城招待所，我久久不能入睡，想像的就是月光下的爱情，渴望的也是那种月光下的爱情。
想到了两年以前，我独自一人在宅垄天明之前，独自一人在公路上行走。
那次，我走走停停，快到中午时分，走进了小金县城，走进了小金县委那个栽着许多苹果树与柏树的熟悉的院落。
走进这个院子，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曾经住在这个院子里的年轻汉族女子。那时，我也是一次漫游中在此驻足，住在招待所里一边休息，一边写短篇小说。那时，她每天穿过院子，送些葵花子啦、核桃啦、苹果什么的到我的房间。于是，她每天两三次的造访竟成了我住在这个院落里的小小期盼。
直到有一天，她投进了我的怀抱。这是漫游路上很难遭逢的，因为短暂和突然而令人难忘的浪漫之花。后来，这个女人就离开这块土地永远地消失了。现在，这个女人的面容都已在我眼前模糊不清，但当时她投在我怀中时那种自己吓坏了自己的颤抖却是永远鲜明如初。
现在，这个院落里没有了这个女子，也没有了那新鲜的颤抖，有的只是一丛丛金盏菊，一树树坠在树枝上青青的果实，和我一身的疲惫。我推开县委书记的门。
这位老熟人看我一眼，对我的样子并不吃惊，倒一杯水放在我面前，说：“我叫招待所给你安排饭和房间。”
等他安排完一切，我已经在沙发上呼呼大睡了。即或是楼下某个房间里还留下我温馨的记忆，但疲惫的来临还是势不可挡。据说，因为我霸占了那条三人沙发，书记召开的一个重要会议因此挪到了另一个地方。
书记县长们开完会，才来叫我一起用饭。
席间，他们在讨论引种法国葡萄的事情，我想了一会儿一路上的狗吠与月亮落下后的黑暗，他们的话题还没有结束的意思，我便上街去闲逛。
小金县的美兴城，对我而言，是一座相当熟悉的县城。
对我来说，城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看点。但是，一个漫游的人，大睁着一双眼睛，又总是期望有所发现。虽然我们并不是常常都能有所发现。县城里没有一座具有藏族风味的建筑，也没有一点过去的嘉绒的影子。
唯一值得一提的是紧挨着县委办公楼的天主教堂。可惜的是，这座教堂除了一个富于异国风味的门脸外，打开大门，里面已经没有任何与宗教相关的东西了。
在这个县城里，我在一个小茶馆里，向人打听这座教堂的过去。知道了这座教堂是法国传教士于民国十三年也就是1924年建造。想再打听更详细一些的情形，但所有的茶客说起来都语焉不详。有人告诉我，当初，教堂里的外国神父雇了一个信教的当地女人当杂役。后来，这个女人还为这个外国神父生了女儿。
所有人都信誓旦旦地告诉我，她混血的女儿是城里的一个美人。
后来，在一个更为正式的场合，有人指给我这个女人，不知是因为受了强烈的心理暗示，还是真有一些血缘的遗存与混杂，我似乎从她脸上隐约看出了些西欧人面相的消息。如果传说是真的话，那种血缘的特征除了使这位女子有不同于本地人漂亮特征的漂亮外，并不具有太多的意义。而我最为感兴趣的是，这样一座直到今天还算漂亮的建筑所代表的那种异质背景的文化，究竟在这座小小的镇子里留下了些什么样的踪迹。也许是因为我特别的愚钝，尽管我很多次去到这个叫做美兴的依山面河的镇子，却没有捕捉到过天主教在此地存在传播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任何迹象。
我不由得为一种曾经艰难进入的文化那么容易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感到惆怅。虽然我不是崇洋媚外的人，但我相信，当年，教堂里风琴声响起，藏人们用生硬的腔调念诵祈祷文时，应该也是非常虔敬的；他们吟唱圣歌时，肯定别具一种生涩而又曼妙的美感。
但是现在，教堂的大门紧锁着。因为我是县委书记的朋友，有人来为我打开。但里面，就是一个寻常的礼堂的布置，一排一排的椅子，前面没有圣像，也没有祭坛。一排桌子横放在台子上，到开会时，蒙上一些桌布，放上一只麦克风，领导就可以发表讲话了。我坐在下面，试图想像一下管风琴声回荡，一个外国传教士对着蒙昧的土民宣喻教义时的情形。结果，眼前却出现了县委书记向几百人描画这个贫困地区美好富裕前途的情景，不禁自己笑出了声来。
走出大门外，阳光明亮得有些晃眼。我发现身上沾了好多的尘土。
教堂门口立着一块牌子，标明这座教堂也是一个革命文物。因为这座教堂跟红军长征联系在一起了。
1935年6月13日，红一方面军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一座大雪山——海拔四千多米的夹金山，从东南方进入小金县境，在夹金山下的达维与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李先念部胜利会师，并在达维喇嘛寺召开了会师大会。
两天后，随军行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到达小金县城。在此地，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中央军委名义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和蒋介石卖国宣言》。宣言中重申红军长征的目的，是为了北上抗日。但在当时的情形下，红军还是只能选择继续西进的路线。
当晚，就在这座天主教堂内，红军召开了一、四两个方面军的干部大会，会后还进行了联欢活动。这是官方一种简略的记载，具体的情形如何，我们已经很难想像了。当时，四方面军参加这个会议的是李先念所部红三十军的干部。会师之后，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还接济了疲惫而又损失惨重的红一方面军不少粮草与弹药。
毛泽东与周恩来等人，还在这座教堂里度过了几个夜晚。
翻过大雪山后，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又与相对来说兵强马壮的四方面军会师。这些夜晚在长征途中，应该是几个相对轻松的夜晚，可以放心入睡的夜晚。
还要过上一些时候，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才会前来与毛泽东等会面。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张国焘仗着兵多枪多，与来自江西苏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处处对抗。于是，红军两个方面军在阿坝地区的雪山草地间的艰难行进，也成了毛、张二人之间的一部斗勇斗智的传奇故事。
这已经不是本书所应涉猎的范围，且按下不表。
我从丹巴出发自西向东，经过新格、宅垄等地，到达小金县城。到了此地之后，顺公路而行有两个选择。
继续往东，到达维、日隆。达维是一、四方面军的会师地。日隆在这些年也渐渐有名了。日隆在过去的古驿道上，是从四川盆地进入赞拉的门户，所以老一辈土著人口中，日隆这个地名还会多一个字叫做日隆关。后来，当驿道上的商业衰落时，日隆就被人淡忘，变成一部分人尘封的记忆了。
但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旅游业的兴起，日隆又重新被发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成了一些喜欢探险旅游者在地图上常常指点的一个名字。对登山爱好者，日隆就是海拔6250米的有“蜀山皇后”美誉的四姑娘山。对一般的旅游者，日隆与四姑娘山下有“东方阿尔卑斯”之称的双桥沟风景区有关。
有一次，在风雪交加的三月，我被大风雪阻在日隆，在镇上的饭馆里就着大块牛肉喝酒驱寒时，就看到饭馆墙上，挂着好些登山爱好者团体留下的鲜艳的旗帜，上面照例有很多人的签名，和四姑娘山花之旅、冰山之旅等等字样。那是游客们夏天留下的东西，而在三月的风雪之夜，四姑娘山四座渐次升起的金字塔状的高峰正超拔在光风蕴雪的云层之上，沐浴星光中。而在这个小饭馆里，昏黄的灯光在蒙眬的醉眼里显得更加暗淡。
凌厉的风声把世界整个充满。
还是回到小金县城吧。每次我离开这座小小县城的时候，都要去看一看建在城边山坡上的烈士陵园。顺着山势一排排拾级而上的坟茔里躺着的大部分人，都不属于这片土地。他们的家乡在很远的地方。最初的一部分，是红军军官与战士。无名的战士，有名的军官。再一部分，就是解放初期躺倒在这片土地上的解放军战士。
其实，我到这里来，和石碑后面躺着一个什么样的人没有太大关系。使我深深感动的，是这些人怎样在这样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他们在涉足此地之前可能连做梦都未能梦见的陌生之地，面对了突然降临的死亡。有人死于灼热的枪弹迅即的一击，有人在残酷的刀下痛苦挣扎，临死之前望一眼天空，这个异族人土地上的天空，那么晴朗，肯定显得又高又蓝，那是多么美丽的一种蓝啊！
美丽的蓝容易让人想到未来，想到慈母与家乡。
然后，死神掀开黑色的大氅猛烈地扑来，黑色覆盖了一切，包括红色的希望。
烈士陵园的位置居高临下，小金县城尽收眼中。
现在这个叫做美兴的镇子，过去的藏族名字叫做美诺，是赞拉土司官寨的所在地。但现在，除了两边大山上斜挂着的一块块补丁似的耕地，耕地间一些汉藏合璧的民居，这个镇子本身已经没有一点历史的遗存了。
清代的赞拉土司，却是被称为“嘉绒甲卡确基”的嘉绒十八土司之一。
前文说到过，嘉绒的贵族多数在吐蕃统治时期从西藏本土东迁而来。在嘉绒当地的口头传说和土司家族志中，不约而同地都提到祖先来自西藏本部距拉萨18个马程地西北琼部。
传说古代西藏的琼部地方人口众多，共衍生为39族，因其地日渐贫瘠而东迁至青藏高原东北边缘地带的大渡河流域和岷江流域的嘉绒地方。
西藏的吐蕃政权分崩离析后，这些贵胄家族各自拥兵自重，凭借深谷高山的自然屏障，自成一方小国。贵族们都自称“嘉尔波”，也就是国王的意思。但是小国寡民的日子并不能历之久远。
元代以后，蒙古统治者的势力席卷青藏高原。
元代是在整个藏区施行不同统治方式的开始。在西藏本土，利用新崛起的萨迦教派势力，分封若干万户，而在青藏高原东部开始实行土司制度。明王朝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可能是最无建树的一个王朝，基本沿用了元代在藏区的统治方式。
满清一代，满族人入关抵达中原后，正式在整个嘉绒地区分封了土司。土司制度最为繁荣的时期，嘉绒全境共有满清政府所册封的十八个土司，俗称嘉绒十八土。大渡河上游以莫尔多神山为中心的大小金川流域正是十八土司辖地上嘉绒宗教文化的中心地带。
其中，小金川流域内，即今天的小金县境内，是赞拉与沃日两个土司。
“赞拉”一词，在藏族中有凶神的意思。当地人相信，所以有此一词一是因为当地藏兵能征惯战，加之境内多高山深谷，这些高山又大多是莫尔多神山属下的配臣与武将，是嘉木莫尔多的护卫之神，所以得此地名。
后来，地名又演化为土司之名。
小金川的赞拉土司，与大金川的促浸土司，本是同根所生。藏语中的说法是，出自同一种骨头。同一种骨头，就是同一个根子。根子在藏语中是一个很短促、也很神圣的词，叫“尼”，意译成汉语是血缘的意思。
这个来自西藏琼部的家族在嘉绒地区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在明代，一个族长叫做哈依木拉的，其名声已经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我问过给我讲述这个传说的老僧人，这个很远到底有多远，传过了几条河，几座山？在民间传说中，常常说，九十九条河，九十九座山，但那只是一种形容，在实际的地理范围内，是不可以想像的，要真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早就抵达大洋之岸，叫人望洋兴叹了。
远和近，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我坐在一个小庙里，很唐突地问那个老喇嘛，很远到底是多远。
老喇嘛不解地看着我，然后猛烈地咳嗽起来。
他没有回答，我想也用不着回答。再说，我也不该拿这种玄妙的问题去为难这位具有干部身份却总是十分谦卑的喇嘛。毕竟，他还告诉了我很多有用的东西。
有了这次访问，我便知道，这位哈依木拉是位法力高强的苯教法师，所以被明代某皇帝赐印一方，誉为演化禅师。清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清王朝为其家族重颁演化禅师印信。这个家族臣服清王朝后，其士兵服从清王朝征调，随同大将军岳钟琪远征西藏本土，击退入侵西藏的尼泊尔人，有功归来后，其家族分授促浸与赞拉土司。关于这段史实，清代大学者魏源在《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中也有记载：
一促浸水出松潘，徼外西藏地，经党坝而入土司境，颇深阔，是为大金川。其赞拉水源较近，是为小金川。皆以临河有金矿得名。二水皆自东北而西南……康熙五年，其土司嘉勒巴内附，给演化禅师印，俾领其众。其庶孙莎罗奔者，以土舍将兵，从将军岳钟琪，征西藏羊峒番有功，雍正元年奏授金川安抚司。莎罗奔自号大金川。而以旧土司泽旺为小金川。莎罗奔以其女阿扣妻泽旺。泽旺懦，为妻所制。
这其中，即或是清代学人中多愿研究地理的魏源也犯了一个不小的错误。促浸的大金川源出于青海，而非松潘。松潘自明代以来，就是川西北一个军事位置重要的边地要塞，但松潘城旁所出之水，却是大渡河以北地带的岷江。这两条在川西北群山中奔流的大河在进入四川盆地后，在乐山大佛脚下和青衣江一起三江汇合而成继续流向东南，在著名的酒城宜宾与金沙江汇合，才是一泻千里的浩荡长江。
到清朝乾隆年间，赞拉土司走向了自己的末日，最初的起因在前面所引魏源那段文字中已见端倪。乾隆十一年（公元1746年），大金山土司莎罗奔借处理家族纠纷之名，夺小金川土司印，并进占其所领牧地。次年，莎罗奔又进而侵占邻近的革什杂土司与明正土司领地。朝廷震动，命令曾在贵州平定苗族叛乱有功的云贵总督张广泗领大军进剿。赞拉土司泽旺逃往四川成都。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皇帝起用老将岳钟琪，并命大学士讷亲往前线督战。后因战事不力，在前线连吃败仗，乾隆下诏将张广泗与讷亲问斩，再派大学士傅恒督战军前。
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金川之役久战不绝，劳师费帑，清王朝正举棋不定之时，莎罗奔主动提出向朝廷议和归降，皇帝允准，莎罗奔归赞拉土司领地。赞拉土司泽旺恢复对其辖地的管辖权。
促浸土司莎罗奔年老后，由其侄子郎卡继土司位。
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郎卡又开始觊觎周围土司领地。邻近老迈而又生性懦弱的赞拉土司泽旺被郎卡派兵驱逐。于是，一次完全改变这一地区政治与文化面貌的战争开始酝酿。郎卡在驱逐了泽旺后，志骄意得，完全不把四川总督开泰要他归还赞拉土司领地的威胁放在眼里，并继续向周围的土司领地不断袭扰，制造事端。郎卡势力日益壮大，并不把清王朝几次三番的训谕放在眼里。
这固然与郎卡土司的夜郎自大有关，也与四川总督优柔寡断、对在地形复杂的山高深谷中与当地士兵作战心存疑惧有关。
从清朝一代，直至民国，代表中央政府号令藏边的政府官员都把嘉绒地区的土司辖地视为畏途。一则不见于正史，却在四川官员中广泛流传的野史正说明了他们的这种畏惧心理。这一则被署理四川的各级朝廷命官奉为信史的传说与大渡河相关。
说的是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开国之初，展开地图与众将确定宋代的有效疆界时，就把大渡河以西的广大崇山峻岭地区归为化外之地。传说里说宋太祖以所佩玉斧沿大渡河划出一条线，指出宋军不能出河西以远。
这样一则不见于信史的传说在四川官吏中的广泛流传，确实是大有深意的。
正是在这样一种心理的支配下，四川命官对于名义上具有统辖权的嘉绒地区土司间的纠纷总愿意视而不见。正是在这样一种吏治之下，大金川土司郎卡才敢于把来自朝廷的警告置若罔闻。而乾隆皇帝对于这样的轻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他认为第一次息兵于将胜之时，已经尽显朝廷对化外之民的怀柔之意，金川土司再次作乱，不能再有姑息。于是于乾隆三十一年（公元1766年）诏四川总督阿尔泰檄促浸附近杂谷、梭磨、党坝等九土司，从四面进兵讨伐。
但是阿尔泰举棋不定，加之九土司各怀心事，阳奉阴违，迟迟不能向大金川兴兵。
阿尔泰只是一次次训令大金川土司郎卡归还侵占的土司辖地，却并没有认真进兵平息事端的实际举措。而郎卡又使用莎罗奔的手段，即与相邻土司的联姻手段。
关于这次事件始末，魏源在《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中有简略的记载：
三十一年，诏谕总督阿尔泰檄九土司，环攻之，而阿尔泰姑息，但谕返诸土司侵地，即以安抚司印给郎卡，且许其与绰斯甲结姻。而以女妻泽旺之子僧格桑。……土司中巴旺、党坝，皆弹丸非金川敌。其明正、瓦寺亦形势阻隔，其兵力堪敌金川。而地相僵者莫如绰斯甲与小金川。阿尔泰不知离其党羽，反听释仇结约，由是两金川狼狈为奸，诸小土司皆不敢抗，而边衅棘矣。
这段文字，主要是谴责满人总督阿尔泰的，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嘉绒人郎卡这位一代枭雄颇富雄才大略。直到今天，在很多当地百姓心目中，郎卡还是一个传奇人物。很多人都会十分遗憾地说，如果他治下有像清朝一样广大的国土与兵力，如果周遭的嘉绒土司不听清帝差遣，助满、汉兵攻打，历史可能是另外一种样子。但是，我们知道，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
但仅从魏源那段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出郎卡这个满怀野心的土司在地缘政治上也有着相当的谋略。巴旺土司境在现在的丹巴县，地在大金川东南。党坝土司位在大金川土司辖地以北，现在的辖地不过是马尔康县境不到两个乡的地面。这一南一北两土司面对大金川咄咄逼人的姿态，一向唯唯诺诺，绝无与之强力抗衡的力量。而其他兵强马壮、更具实力的土司如梭磨、杂谷、瓦寺等，又山河阻隔，不与大金川直接接壤，没有实际的利益冲突。唯一对郎卡扩张野心形成阻碍的，就是东南两面的小金川土司与绰斯甲了。而郎卡又以联姻的方式将其拉到了自己的一边。
而这种势力的急剧膨胀，进一步刺激了大金川土司的野心，而满清重臣的首鼠两端只是使其更加狂妄。
于是，一场完全改变了嘉绒藏区面貌的大战就在所难免了。
这时，郎卡年老病故，泽旺自来懦弱，大小金川土司职柄由两人的儿子掌握，两个年轻气盛的土司加速了事件的演进。
还是再来征引魏源的记载：
时泽旺老病不知事，郎卡亦旋死，其子索诺木与僧格桑，侵鄂克什土司地。三十六年，索诺木诱杀革布什扎土官。僧格桑亦再攻鄂克什及明正土司。我兵往护鄂克什，僧格桑与官兵战。事闻，上以前此出兵，本以救小金川，今小金川悖逆，罪不赦。阿尔泰历载养痈，至是又按兵打箭炉，半载不进。罢其职，既而赐死。命大学士温福自云南赴四川。以桂林代阿尔泰共讨贼。
在乾隆皇帝一道又一道御旨的催促下，温福领兵出成都经都江堰，逆岷江上行至现今阿坝州内的映秀，转向瓦寺土司辖地今天的卧龙自然保护区的耿达沟，越巴郎山直抵小金川土司东边险要门户——海拔四千多米的巴郎山。桂林领兵顺大渡河而上至打箭炉，以此为前进基地，从今丹巴县境内直出南路。大兵压境之时，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子僧格桑向索诺木割地救援，索诺木方才派兵驰援。
闻听此消息，在北京紫禁城里的乾隆皇帝连连下旨，指导遥远的西方战事，并对小金川土司深恶痛绝，下定了铲除之心。他在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八月的一道谕旨中说：
前谕于擒获僧格桑后，别择小金川安分妥当之人立为土司，俾令管理。今思小金川可作土司之人不外僧格桑支属，此等蕃夷锢蔽已深，积习恐难湔改。况与金川又属姻亲，易于蛊惑，难保日久不复滋事。莫若于凶渠就获之时，即将小金川所有地方，量其边界，附近如鄂克什、明正、木坪、杂谷等土司分拨管辖整理，不必复存小金川土司之名，庶该处蕃众旧染潜移，各知驯谨畏法。
至此，小金川土司的命运已经决定，剩下的只是上演一场血与火为主题的历史戏剧了。
一场早已决定了结局的历史大戏。
嘉绒土司僧格桑们用尽一切智慧与武力，流尽这片土地上人们滚烫的鲜血，其作用也无非是使这幕大戏上演得更加曲折，更加轰轰烈烈。
登上小金县城美兴镇后的岩石嶙峋的山坡，我的眼前出现的不再是史书中所描绘的那种石碉林立、关卡处处、兵戈四起的景象，而镇子周围的乡村也不再是一个藏族地区所应有的那种乡野的风景与情致。
那场惨烈战争的厮杀声已经消逝在时间深处，历史的背影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遥远而模糊。我甚至找不到一个人，找不到一个凭吊的地方。按照记载，赞拉土司的官寨应该曾在小金县城那些汉式民居中间的某个地方静静耸立。但是，没有一石一柱、一段残墙、一点画栋，透露一点隐约的消息，指出它大概所在的位置。
在藏民族社会中，文字在很早很早的时候就发明了。
但是，十分不幸的是，这文字很快就走入了寺院的高墙，记录了僧人们许许多多难测其高深的玄思妙想，却没有流布民间，为后人留下一段历史面目清晰的记录。在一个寺院，我问一个据认为是该寺中最有学问的喇嘛这个寺院有多长的历史了，他正正经经地回答我说有一万多年。我当然不会同意他的看法。我不用援引世界公认的进化论，说人类获得智慧才多少多少年。我只是说佛教的始祖释迦牟尼才诞生多少多少年，一个佛教寺院比这个宗教创始人历史还长是多么不可思议。喇嘛生气了，在很多人面前宣布我不是一个对佛教虔信的人，因此不是一个真正的藏族人。
在这片土地上，很多教派与寺院兴起又衰亡，但却没有用它们掌握的文字为人们留下一些可以使人信服的历史记载，确实让人感到十分遗憾。而在这片土地上活动不久的天主教，那些西洋的传教士，不仅仅在他们眼中的这些化外之地，建起了教堂，传播福音，而且，这些传教士总是对刚刚涉足的这些土地上的一草一木、一沟一壑都感到浓厚的兴趣。那些传教士往往就是专业或者业余的自然学家、考古学家和地理学家。就在小金川人出入四川盆地必经的原瓦寺土司领地卧龙，就是一位名叫大卫的美国传教士于1869年发现了与中国人毗邻而居数千年的大熊猫，并开始发掘认识其在生物进化史上的巨大潜在价值。在与瓦寺土司地界相邻的岷江上游，20世纪30年代曾发生一次大地震。巨大的山崩埋葬了古驿道上一个繁荣的小镇，并让岷江主流上出现了数公里长的湖泊，当地人叫做叠溪海子。但是，为如此重大的自然灾害留下最详细、也最具科学眼光记载的也是一位外国传教士。这使我们想到东方文化中某种令人遗憾的缺失。
这种东方文化中的缺失同样存在于藏族文化中间。
这种文化导致了具有漫长历史的文明没有明晰而确实的历史记载。
我没有找到在赞拉土司领地上活动过很多年的传教士们留下的有关此地的记载。但我始终相信，这种记载肯定是存在的，只是被湮灭在一大堆似是而非的类似神话的传说中了。在藏族贵族与一些精神领袖的传说中，因为太多神化的附会，太多超凡的解释，导致了历史本来面目的模糊与消隐。
现在，科学的历史观让我们懂得了如何看待和如何记载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变故。但是，当我们想要洞见历史真实的面目时，始终只能看到一个伟岸而又模糊的背影。
模糊的背影里有血与火的余光，有铁马金戈的余响。
模糊的背影滤掉了触目惊心的残酷与无奈，只剩下了动人的可以赋予许多想像的神秘与浪漫。
我转身钻进图书馆，求助于清代的用汉文写下的官方记载，一部《清实录》中辑出的有关赞拉与促浸土司以弹丸之地和十数万百姓，与全盛时期的清王朝抗衡的历史记载，足足有五六本之多。但都是领重兵进剿的将军的奏折与皇帝亲批的御旨。在那些繁琐的公文往返中，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改变了大小金川地区面貌的战争，也成了一个隐约的消息。
我们只是借此知道一个大约的轮廓，不得已，还是再引魏源所作的记载吧：
上命官兵先剿小金川，而勿声大金川之罪。
皇帝盛怒之后，损兵折将之后，开始冷静下来，认真对待了。
五月桂林遣将薛琮等将兵三千入襄五日粮，入墨垄沟。被断后路，我兵告急，而桂林不赴援夹攻，致全军陷没。泅水归者仅二百余，桂林匿不以闻，被劾奏。乃以阿桂代桂林为参赞大臣赴南路。十一月阿桂以皮船宵济，边夺险隘，遂直捣匪巢。十二月军抵美诺。僧格桑已送其妻妾于大金川。而自赴泽旺所据之底木达。泽旺闭寨门不纳，遂由美卧沟窜入大金川。我军到底木达俘泽旺。而檄索诺木缚献僧格桑不应。
至此赞拉土司全境陷落。
乾隆命大军继续向大金川进兵。最后，这场战争是以大清王朝的胜利而告结束，而我们能检索的资料都是胜利者的记录，如果能看到失败者一方的记录与反应，应该是一件更有兴味的事情，但是，这一切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个假想。也许，这一切会有实现的一天也未可知，我们期待着地方史专家们能发掘出一些更翔实更感性的资料。
我们永远期待着。而现在的现实是，当我们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时，很多过去的藏族地名都被一些新的汉语的地名所代替了。
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十二月，大金川战事结束。
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一月，乾隆皇帝下旨，小金境内的赞拉土司与大金川境内促浸土司被永久废除，大金川土司领地设阿尔古厅，小金川境内设美诺厅。
小金川境内的美诺厅下设八角、汗牛、别思满和宅垄屯。传说两金川战事结束后，两地境内仅剩下万余嘉绒藏民，且多为妇孺老幼。但是，有前述两番战事在前，清王朝认为前车之鉴未远，便将这剩余人口大部分赏赐给随从征战有功的各路土司。剩下的部分妇孺，自然随战胜后留守屯田的汉族兵丁成为番妇了。这部分人在气候温和宜于垦殖的大小金川河谷生殖繁衍，产生出一种混合了藏汉血缘与文化因子的粗犷而又顽强的文化带。
在写作此书期间，我在西南民族学院检索到一段资料，是20世纪50年代初对小金县结思乡的一项社会调查，署名是“四川民族调查组”。结思乡是改土设屯后别思满屯的一部分。其中一项人口统计很有意思，就是汉族人口已经占到一个相当的比例。我没时间也没有必要和权力去现在的结思乡查阅户籍档案，但根据我在家乡三十多年的所见所闻，敢肯定，现在这个乡的户籍上，汉族与藏族的人口比例要低于近五十年前的那次调查。虽然，在实际生活中，人人都会说，这些年来，汉族在这些地区的比例已经有了相当部分的增加。
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局面出现呢，原因非常简单。在解放以前，作为一个藏族人，在一个汉文化占主流的社会里是受到严重歧视的。
解放后，有了行之有效的一套少数民族政策，特别是考虑到在升学与干部提拔上的一些照顾性指标，很多人可能从汉族人摇身一变，又成了藏族人。
本来，两金川战役结束后，那些屯兵开始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第一批后代时，其血缘就混杂不清了。所以，这片土地上新的一代人在选择族别时，当然有理由根据趋利避害的原则来确认遥远生命源头的某种血缘了。
血缘问题，在这些汉藏交界的地区，对许许多多人来说，都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也是一个心照不宣的问题。
所以，即或是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宣称自己是这种民族或者那种民族也是一个看起来匪夷所思、其实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我想讲讲我自己的故事。
我是一个回族与藏族的混血儿，所以选择了藏族作为自己的族别，仅仅是因为，从小在藏族地区长大，生活习惯最终决定了我自己在血缘上的认同感。
在我成长就学的年代，恰恰在极“左”路线的统治下，藏区的藏文教育在学校里被彻底取消。于是，我就在一个藏族地区上汉文学校。先后的两个小学老师，都是出身于四川内地乡村的师范毕业生。特别是我的第一位老师张玉明，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已经是我母亲的老师了。
后来，我也上了师范学校，成为一个教授汉语文与历史的中学教师。在我最后任教的那所中学，我娶了一个教英语的汉族人做我的妻子。两年后，儿子出生，我在公安局为他报户籍时，族别报了汉族。
我并不以我的族别为耻，但在为儿子选择族别时的想法却很简单，他完全在一个汉语环境里长大，将来也不可能因为血缘上的原因回到保持藏族文化与藏族生活习俗最完整的乡村里去。所以，我为他报了一个汉族的族别。
但是，这个做法受到绝大部分人，甚至包括我的汉族妻子的反对。
这个错误做法我一直坚持了11年。直到我要离开家乡，去到四川省会工作时，才下决心把这个决定当成一个错误来加以更改。因为儿子将随我到一个差不多全部是汉族同学的学校里就学。我决定更改族别而让他在一个全新的环境中记住自己的血缘，因为在我们夫妻和他共同设计的未来道路时，已经没有多大可能使他还会跟他父亲出生的乡土背景有更多的关联。
所以，唯有族别可以让他记住他的生命所来的地方。
记住他生命水源中一支特别的源头。
结果，我到公安局去履行这个我认为非常简单的手续的时候，却遇到了很大的麻烦。虽然履行这个手续的年轻的户籍警察曾是我与妻子共同的学生，但她必须根据文件来办事。这份有关族别的文件是由中央某个部门下发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去找在该县任县长的朋友。
县长是小金川土著，回族，可以肯定其祖先是在乾隆平定大小金川以后才作为移民进入的。而回族进入嘉绒藏区大半与商业有关。周县长叫办公室给我出一纸证明，证明我儿子可以从父亲的血缘更改为藏族。
就在这个时候，又来了一个本县干部，要求更改一家两口的族别。他们是要从藏族改到汉族。原因与我一样，也是因为要调动到内地工作了，但我们的更改是相反的方向。不用开口，人人都懂得这人如此行事的原因，但真正是藏族血统的办公室主任偏偏明知故问。
于是，对方回答说，他夫妻俩都是汉族，但是，在藏区工作，考虑到子女受到的教育也是相对低质量的教育，所以，报一个藏族，将来高考升学时，分数上享受些照顾才不至于过分吃亏。现在，他们往内调了，如果带着这个族别出去，会叫人看不起。
那一天，从县政府开出的证明，轻而易举地就改变了三个人的族别，背景都是一样的。而且，从开证明的人，到要求开具证明的人，谁都没有错误。
讲述这个故事，无非是想说，一些文化上的变化，文化上的认同感，远非纯生物意义上的血缘问题那么简单。当我们宏观上无法对此变化进行把握的时候，我想倒不如把这样的细节呈现给读者，让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对一个地区，对一个民族，对一种文化的衰变做出自己的思考与判断。
我相信，我们的读者尚未失去这种能力。
在很多与青藏高原有关的书籍中，在很多与青藏高原上生活的藏族人生活有关的书籍中，有一种十分简单化的倾向。好像是一到了青藏高原，一到了这样一种特别的文化风景中，任何事物的判断都变得非常简单。不是好，就是坏，不是文明，就是野蛮。更为可怕的是，乡野里的文化，都变成了一种现代都市生活的道德比照。
乡野的生活并不是香格里拉的天堂。青藏高原边缘这些步步升高的大地的阶梯上，也有很多的痛苦。只不过，蒙昧太久的人民尚未学会用自己的声音来进行表达！
人们啊，我们要警惕！警惕我们自己的内心与双眼！
我离开小金县城继续在赞拉大地上旅行。
每一处，每一天，我的旅行都在重复过去旅行的记忆。而这一次在北京签下了这本名叫《大地的阶梯》的书的合约后，我就决定还要重新漫游因为那么多凶神般大山而被称为赞拉的这片山地。
上路时的感觉还跟当年在丹巴县城写下《野人》时的感觉一模一样。正好长江文艺出版社寄来了我的第二本小说集《月光里的银匠》。我在路上重读《野人》，并抄下这些段落。纵然十年过去了，但在路上的感动与激越还是与当年一模一样：
当眼光顺着地图上表示河流的蓝色曲线蜿蜒向北，向大渡河的中上游地区，就已经感觉到大山的阴影中凉风习习，就这样，已经有了上路的感觉，在路上行走的感觉。
就这样，就已经看到自己穿行于群山巨大的阴影与明丽的阳光中间，经过许多地方，路不断伸展。我看到人们的服饰、肤色、口音和精神状态在不知不觉间产生种种变化，于是，一种投身于人生，投身于广阔大地，投身于艺术的豪迈感情油然而生。
不过，这次我大多数时间是在车上，到达小金县城，我才弃车步行。我所以采用这种方式，只是想补上一些空白的段落，一些在过去的旅行中曾忽略的段落。
北出小金县城两公里，小金川主流上几道铁索飞架，当地人称此桥为猛固桥。其实，要把这种桥称为铁索桥是不那么准确的，这叫我们想起现代那种机制的钢索桥。
准确地说，这种桥应该叫做铁链桥。
每一根铁链都是一锤一锤由过去的无名铁匠煅打而成。据说，那时的铁匠炉就设在桥头上。一座座红红的炉火，一个又一个明亮的铁砧，一双一双布满老茧的手，把一块块顽铁变成一环又一环的铁扣，然后，再环环相扣，紧紧相握，这才组成一根横跨在湍急河流上的铁链。
猛固桥由五根这样的铁链组成。
三根是桥面，两根是桥的护栏。
这种构造的铁链桥，在大渡河流域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第一次的出现，是人人都从影视里面看到过的泸定桥，然后是小金县城下的三关桥。加上这座桥，我已经看到过三座同样构造、只是大小不一的桥了。
前两座桥至今都在使用，所以，不但桥面上铺着桥板，桥的两头还带着高高的门楼。只有猛固桥，已经没有了任何一点附属建筑，但那气势与当地人所起的名字非常相称，只要有人在上面铺上桥板，在上面行走，我想不会让人产生丝毫安全上的担心。只是，永远也不会有人在那环环相扣、有力扭结的铁链上铺上木板了。因为一个时代过去了，与那个时代相伴的驿道也早已没入了荒草与流沙。就在横空的铁索下面，一道毫不起眼的水泥拱桥把两岸的公路连接起来了。
过了这座桥，沿小金川主流北上，正是红军当年长征的路线。当年朱毛率领红军由此北上，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二座大雪山梦笔山，到达今天马尔康境内的卓克基土司辖地，休整一段时间后继续北上。
但是，我此行是为了寻访小金境内另一土司沃日土司故地，所以，不过这座桥，顺至四姑娘山的公路沿达维河东去。
这条公路到达四姑娘山脚下，从日隆镇上作为岷江与小金川分水岭的巴郎山，出卧龙自然保护区，在映秀与国道213线汇合，再经几十公里，便与岷江一起冲出大山的屏障，到达利用岷江的雪山之水受益了差不多整个四川盆地的都江堰。
都江堰到成都仅五十余公里。
但我不需要走这么长远的路，我只要走到两天路程之外的在达维，看看建在河岸台地上的沃日土司官寨。
20世纪80年代中有两三次经过这个地区，但是，那时我还没有对土司的历史产生特别的兴趣。所以，那座正在倾颓中的建筑只是一种一晃而过的风景，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等到对土司时代的一切有了一些特别的兴趣时，却总是阴差阳错地与之擦肩而过。
1991年，我从上海回马尔康。当年气候反常，四处暴雨成灾。从成都出发，惯常回马尔康的路线被多处塌方阻断，交通阻绝。一路上只看到武警战士背负着高考试卷冒险涉过一道又一道泥石流，徒步向前。我们一队小汽车转而从卧龙保护区翻巴郎山，想从猛固桥从小金到马尔康。结果，翻过巴郎山又遇到泥石流，半夜到达日隆镇上，在一个饭馆里狼吞虎咽一顿以后，看见天上乌云翻滚，害怕又一场泥石流下来，给阻在半路。大家一商量，又决定继续上路。一队小车出发，我搭乘州电视台的车，和任台长的同学同行。这一路，我们的车换到前头打了头阵。车开出日隆十多公里，就听到被雨淋得松软的山坡上巨雷滚动般的声音。车子还未停稳，先是听见车内同行的小姐们一声尖叫，然后，车灯照着几块比我们的越野车还大的巨石滚到了公路中央。
车队在黑暗中也不敢贸然后退，司机都把油门吊在听不到发动机声的位置上，全体人员都竖起耳朵谛听山上的动静。但只见黑黝黝的山崖，耸立在铁灰色的天幕下；而在路基外面，几株纤细的树影下，传来洪水在河道里肆意冲击的轰隆声。从河水的声音还可以听出来，这段路基很高很高。
我大着胆子走到刚从山体中滑落下来的巨石面前。我用手电照着，司机用一段树枝比量了剩下的路面，又回去慎重地比了车身，吐了口气说：“刚好车身那么宽，试一试，过吧。”
我听见他在深深地吸气，给自己壮胆。
司机把缩在车里的两位小姐赶下车来，我跟台长同学一人一支手电，趴在路基下面，为司机监视那不可靠的路基。我趴在地下的时候，不禁打起一阵寒战。不是因为半夜的阴冷与潮湿，而是因为路基下面的深不可测的深渊里，喧哗的水声带着泥腥气一阵阵升腾上来，一股股扑在背上。
越野吉普开过来了。
当两只前轮过去的时候，外侧松软的路基就开始下陷，我想我是用另一只手紧紧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而在黑暗中，我相信自己是看到台长同学眼里发出了惊骇的亮光。好在我们都是经过了一些这类险情的人，知道这时汽车只能前进，才可能侥幸脱险。停下，或者后退，都只能随正在塌陷下滑的路基一起，滑进深不见底的河道。
汽车两个后轮转过眼前的时间几乎是像一个人的一辈子那么漫长。反正从此以后，我再也没经历过如此漫长的煎熬与等待。当两个后轮在我的手电光里缓缓转过时，外侧的轮子已经完全悬空了。而在这个时候，我们两个人的身子也正随着路基一起下滑。
据司机说，我们两个人同时疾呼：“加油啊！”
但我们都没有听见自己的喊声，却听到了汽车引擎发出的怒吼。车轮的旋转猛然加快了。汽车过去了！
我记不得自己当时怎么离开了下滑的路基，站在路面上来了。
身后的车队里发出了一阵欢呼。
我站在那里，任台长的同学过来，笑着说：“刚才你看我的眼光好亮啊！”
我说：“我怕你喊起来。”
“我也怕你喊起来。”
司机跳下车，从我手里夺过手电，照一下路基，看看车辙，一下软软地蹲在地上，半天没有出声。看到这种情形，后面的车队倒了车回日隆去了。一柱柱车灯越来越远，照亮的山体、岩石、树木也越来越模糊，最后，隐入群山的黑暗中，就像我们身后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一支浩浩荡荡的车队一样。
一切安静下来，河里的水声又响起来了。
司机还蹲在地上。我们三人都蹲下去，一人点燃一支烟。司机这才说：“要是你们刚才喊一声，那就完了。”
两个小姐战战兢兢过了险路，几个人又上路了。一天以后，这段险情就变成了一个笑话。就在那天晚上，我们的车从沃日官寨对岸的公路上开过，但那么黑的雨夜，连官寨一个朦胧的侧影我都没有看见。
第二天早晨，又一处泥石流使我们停下来。在这里，我们又与另一些汽车汇合，又一次组成一个五辆小车的车队，向马尔康进发。为了防备万一，我们几乎是带有强制性地从这个时候还严格按照作息时间上下班的道班工人那里，取走了一些炸药和简单的工具。
自己一路放炮开路，伐树架桥。五天后的一个夜晚，我们回到了山城马尔康。
第二次再走这条路，是在十月，在四姑娘山侧的海子沟冰川下的高山湖泊边遇到大雪。一行人非常狼狈地被大雪压下山来。用了一整天时间回到山脚，再乘车回小金县城时，天已经黑了，于是，顺便参观沃日土司官寨的计划只好取消。
直到现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我才有机会补偿这个宿愿。
于是，我从猛固桥头开始，背起旅行包，向那里进发。我想用这种方式靠近嘉绒地面上对我来说唯一没有到过的土司官寨遗址。
和赞拉土司的故事一样，沃日土司的故事也是一个面貌日益模糊的故事。
沃日土司本是赞拉土司的近邻。
和赞拉土司一样，其远祖也是苯教巫师的世家门第。传至一位叫巴比泰的远祖，于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归顺清王朝，被册封为沃日灌顶净慈妙智国师。而所授名号中“沃日”一词正是藏语中领地之意。而从境内发源于四姑娘山中的沃日河正好流贯其领地的大部分地区，在猛固桥头汇入小金川，因而得名沃日河。沃日首领于两金川之役爆发后，和当时嘉绒地区的大多数土司一样，与清军协同作战，并为清军供助粮草，立下了不小的功劳。
乾隆第二次出兵大小金川，本身就与该土司直接相关。
当时，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子僧格桑为独子，僧格桑之子也是独子。小金川土司的香火本就悬于一线。不料，泽旺土司之孙却突然暴病身亡。两家相邻的土司平时已有利益冲突，这时，赞拉土司一家便认为是沃日土司用苯教咒经作法，咒死了将来赞拉土司家族香火的传承之人，盛怒之下便向沃日土司进犯。这便为乾隆再征金川提供了口实。
传说，苯教巫师出身并有高强法力的沃日土司将赞拉土司泽旺父子扎成人偶念经诅咒，并在作法时用箭射穿，目的就是要把赞拉土司咒死并使其一家断绝香火。
而赞拉土司唯一的孙子就是因此才死去的。
于是，赞拉土司为复仇向沃日开战，攻寨略地，并不听四川总督调解，终于导致这一地区再一次兵刃相见。也许到后来，小金川土司父子会意识到过于相信苯教巫师法力是一种错误。因为当乾隆第二次对两金川重兵进剿，更靠近内地的小金川首当其冲。除了据守险要拼死抵抗之外，据史料记载，小金川土司也请了很多苯教巫师作法，想使清兵将领横死，使日夜不停袭击碉卡的清军铜炮爆炸，但都没有起到想像中那种巨大的作用。这时，他们可能会意识到轻率相信苯教法术的超凡力量而贸然对沃日用兵，引来清兵大军压境是一个绝对的错误。当然，对一个具有扩张野心的统治者、一个自以为是的小国之君来说，对巫术力量的信服，本身就是一个恃强凌弱的借口。殊不知，这场小规模的同族间的兼并，又成了一个野心更大的帝国皇帝进兵，以建立真正的一统天下的借口。
天朝大军来到这弹丸之地，苦战经年，终于，大小金川覆巢之下，再无完卵。而已面临绝境的沃日土司却得以再生升天。清兵到来之后，沃日土司自然积极助战，两金川战事结束，以随征有功，该土司被赏以二品顶戴。
沃日地方的土司制度便一直保留到1937年，才被国民政府宣布废止，沃日土司境内开始由当地国民党县政府编保设甲。但是，当时国民党政权内忧外患，设立的制度并未认真施行。沃日土司名亡实存，其统治一直有效维持到解放。
所有这些因循的历史故事，都显出了几分沧桑。而这一路行去，山川河谷，那被无限制地破坏掠夺的自然界的百孔千疮正与这些故事一样的沧桑，成为与我内心情绪十分配合的一种外在场景。
一个人走在路上，不断有人在我休息的时候，向我讲述暴力故事的现代版本。如果说，过去那些有关屠杀与集体暴行的故事还带着一些悲壮激情与英雄气概的话，现代演绎的暴力故事却只与酒精和钱财有关。
如果遇到不讲这种故事的人，却又会向你传达一种焦虑，那是不能脱离贫困的焦虑，一种不能迅速拥有财富的焦虑。
所以，我要说，这一路行来，短短几十公里的两天路程还未走完，当我远望沃日土司官寨的碉楼的隐约的身影时，心里那因为怀旧而泛起的诗情已经荡然无存。现在，总是遇到很多人问我一个问题，那就是作为一个对本地文化与本族生活有过很好表现的作家，为什么最终却要选择离开。
那么，我现在可以回答了。答案非常简单，不是离开，是逃避。对于我亲爱的嘉绒，对于生我养我的嘉绒，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保存更多美好的记忆。
现在，沃日土司官寨在我的面前出现了。此前，我已经不止一次到过了嘉绒土地上的所有土司官寨。今天，我要来补上这一课，在这样的地方，我能隐约地看到历史的面貌。可是，今天，当我到达沃日的时候，历史老人第一次把背朝向了我。而在过去我总是认为，对于一个写作者，历史总会以某种方式，向我转过脸来，让我看见，让我触摸，让我对过去的时代、过去的生活建立一种真实的感觉。
这种感觉一直都是我最宝贵的写作资源，但是，今天，唉！我觉得我无力描述所有的观感。确确实实，当我那天到达沃日的时候，在达维河的南岸，沃日土司官寨出现在一个宽阔的河谷台地上。
在嘉绒藏区，在逐次升高的群山的阶梯上，总是有一些这种宽阔而美丽的山间谷地不断出现。在这些宽阔的山谷里，总是有着比别处更多的绿色。
这是骄阳正烈的中午时分，果园和玉米地，在高原强烈日光照耀下闪闪发光。我隔着河瞭望那片醉人的绿色，可是，满头的汗水迷住了我的眼睛。
结果，被汗水刺痛的眼睛里流出了很多泪水，好像我是想到这里来痛哭一场。等我擦干泪水，再次抬头望去，就看到沃日土司官寨静静地耸立在这一片浓郁的绿色中间。
过桥的时候，我也一直抬头望着过去曾威震一方的堡垒式的土司官寨。
走到桥面上时，河岸升起来，挡住了我的视线，田野和果园的绿色以及绿色中央的一个旧梦一样灰黑色的土司官寨都从眼前消失了，只有护卫着寨子那个高高的碉堡方正的顶子还浮动在眼前。走过河上的桥，走上河岸，田野里的绿色又照亮了双眼！
走过大片的玉米地，看到玉米高大的植株下潮湿的垄沟里，还牵着长长的瓜蔓，瓜蔓上开着朵朵喇叭状的黄色花朵。一条大路穿过田野，把这片河岸台地从中分成了两半。大路笔直地穿过山脚下平整的肥沃土地，然后爬上绿色灌木和草丛稀落的灰色山坡，转过一道山梁，消失在渐渐浓郁的青苍山色中了。
就在我且行且走、瞭望蜿蜒上山的大路时，一片清凉的树荫笼罩在我身上了。我把背包靠在一道矮石墙上，发现自己已经站在沃日土司官寨的门口了。
没有什么新奇的感觉。这座官寨除了一般官寨应有的特征外，比别的土司官寨更多汉族建筑的影响。最是特别处，是堡垒般院落的大门，那完全是一座汉式的门楼，带着汉地很多地方都可以见到的牌坊的鲜明特点。
而最具有嘉绒本地特点的，当然是乱石砌就的坚固墙壁。其次就是用同样的乱石砌就的高高的碉楼了。我想拍几张照片，但是我发现，我该死的按快门的那只手的不明原因的震颤更加厉害了。这只手就常常这样反抗我的意志。我走过很多美丽的地方，都想留下一些用我的眼光、我的角度、我的取景方式拍摄的照片，并且不止一次添置照相设备。但是，这只在日常生活中只是在端起酒杯时会把很多酒洒在外面的手，却会在我举起相机，把手指搭在快门上时震颤不止。没有医生告诉过我这是什么原因，我也没有主动向医生讨教过所以如此的原因。我叹口气，放下了相机。出发上路很多天了，而且出钱资助这次旅行的出版社也要求我提供自己亲手拍摄的照片。
但我对自己没有一点办法。
只是把相机放在很深的黄包底下。我走进院子，四周的隔墙上探过了许多苹果的树枝，上面都挑着青涩的果实。院子里很安静。松软的地面上散落着从这巨大建筑上什么地方掉落下的木板。木板在潮湿的泥土上都有些腐败了，一脚踩上去，下面就叽咕一声涌出些泥水来。一脚一脚踩去，这院子里就满是那种我熟悉的腐败的甘甜味了。
院子四周的墙角边，长着一丛丛粗壮的牛蒡。
在正午时分，站在这样一个几乎被世人遗忘、而且只剩下对过去时代记忆的院子里，我看到一层层楼面上很多的窗户，看到一道道楼梯通到楼上，但是我没有登上那些楼梯，也没有把头探进那些斜挂着蛛网的窗户。因为我几乎就要相信，每一间安安静静的屋子里，都有一个灵魂在悄无声息地张望着我这个不速之客。每一次，在这样的环境里，我都几乎会相信这个世上真正有灵魂存在，或者说是这个世上应该有灵魂的存在，来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过去的鲜为人知的秘密。
站在正午的阳光里，站在满院子略带木头正在朽败时散发出的甘甜味中间，我就如此这般地陷入了自己的玄想。
在这种玄想中，内心总是隐隐约约地痛楚着，领受一种宿命般的感觉。
于是，我又想起了沃日土司的结局。
这个血统纯正的嘉绒藏族土司，到末世的时候，可能已加入了不少的汉族血统。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特别的兴趣去为一个湮灭了近半个世纪的家族重新建立一种清晰的谱系。我所以做出这个判断，是因为末代的沃日土司已经有了一个汉姓：杨。据说，末代的杨土司像许多土司家族走向没落时的宿命一样，整个家族不仅在政治经济上日益衰败，就是在纯生物繁衍的意义上，一种家族的基因和血统，历经几百上千年的风霜雨雪，终于穿越得越来越疲惫，终于失去了最后一点动力。我所知道的很多土司故事中，相当的一个部分，就是土司们为了香火的传续而担惊受怕。
一直都没有特别强大过，但一直都特别有韧性地传递着血缘与家业的沃日土司，最终也逃不过这种宿命。
最后一代姓了汉姓，有了汉名的土司性情懦弱，而且常常神志不清。
这样一个土司，自然被当时国民政府派任小金的县长玩弄于掌股之中。杨姓土司没有逃脱一桩政治婚姻，当地美女孙永贞嫁给了他。这也是嘉绒土地上土司故事中常见的一个版本：能干聪明而且漂亮的女人掌握了土司的大权。当然，随着时代不同，每一个重版的故事都会增加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鲜情节。
在沃日土司故事的尾声部分里的这个杨孙永贞，还是一个加入了国民党军统组织训练的特务。
这时，已经是20世纪40年代，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即将拉上大幕了。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布成立时，沃日女土司又到成都接受军统特务头子的训练，并被任命为游击军指挥官。回到领地后，她积极组织地方武装，准备与即将进入藏区的解放军队伍作战。
解放军队伍到来后，这位女土司果然领全境之兵向解放军开战。在最初一两年时间里，为刚刚建立的共产党政权制造了不少麻烦。关于这个漂亮的女土司，有很多的传说，今天，已经很难完全考辨其真伪了。但她骑得好马，玩得一手好双枪，往往能弹无虚发，却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在大军过处，她还是只能在众叛亲离的情形下节节败退，最后，被解放军生擒，并被人民政府因其罪大恶极而坚决镇压。
差不多同一时间，嘉绒土司制度终于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沃日土司在解放后又生存了相当长的时间，但是土司时代已经结束，一个个体的存活，除了人道的意义外，已经没有更深广的意义了。
我回到猛固桥头，缘小金川北上，往梦笔山进发。
一路行去，海拔高度明显增加。我不是专门的旅行家，不用带上海拔针，来做种种繁琐的记录。我是从植被的变化感觉到脚下的大地在升高。
这也就是我所说的在大地阶梯上攀登的感觉。
从来都是这样，先是大路两边藏汉合璧式的石头民居上，汉式的影响越来越少，纯粹藏族风味的东西越来越多。窗户与门楣上的花饰越来越鲜艳明亮，整个寨楼越来越高大，越来越气宇轩昂。而且，在路上走动的人们向你问候的时候，你听到越来越多的藏语里那越来越多的敬辞。
总是这样，越来越多的村寨周围出现迎风招展的经幡。
总是这样，清清的溪流被引进整根合抱的杉木挖成的水槽，冲击着磨坊下面的巨大木轮，从而转动了沉沉的石磨。
总是这样，当地势越来越高，天空便越来越蓝。洁白的云朵使这些双脚正在丈量的土地永远都像是世外般遥远。
就是这样，变化总是出现在围绕着村寨的土地里，先是玉米变成了小麦，小麦又变成了青稞。当青稞大片大片出现在眼前时，我才发现，自己已经是在一片青山绿水中间了。在阳光下闪烁着灼人光芒的大片岩石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大片大片的树林：枫树、白桦、马尾松、灰白皮的云杉、紫红皮的铁杉。风吹动树林，大片的阳光就像落在湖面上一样，在树叶上闪烁迷人的光芒。
我在林间绒绒的草地上坐下来。
对于这些草地来说，最盛的花期已经过去了。七月，是这些林间草地的野草莓的季节。鲜红的野草莓，一颗一颗，点缀在翠绿洁净的草地上，就像一粒粒红色宝石陈列在绿色的丝绒之上。当我坐下来，采摘草莓，一颗颗扔进嘴里的时候，恍然又回到了牧羊的童年，放学后采摘野菜的童年。
抬起头来，会望见某一座高山戴着冰雪的晶莹冠冕。
我庆幸在我故乡的嘉绒土地上，还有着许多如此宽阔的人间净土，但是，对于我的双眼，对于我的双脚，对于我的内心来说，到达这些净土的荒凉的时间与空间都太长太长了。
在这种时候，我不会阻止自己流出感激的泪水。
总是这样，海拔度越高，山间的谷地就越宽阔，山谷两边的山坡也越发平缓。
我背起背包，继续往前。在这样的地方，就是走上一生一世，我的双脚与内心都不会感到绝望与疲倦。
当最后一个农耕的村庄消失在我身后时，我已经在高山牧场上行走了。
在这些青草翠绿的高山牧场上，往往要走上几个小时，才会看到木头栅栏圈出的牛圈。看到铺着木瓦的牧人小屋，静静地冒出一缕缕若有若无的青烟。牧羊犬看到生人接近，警惕地吠叫起来。一个牧人提着猎枪从小屋里钻出来。我用家乡的语言大声问候。牧人便放下了枪，重新钻回屋里。我在一个清幽无比的泉水边俯下身来，畅饮一番。这时，主人已经飞跑到我身边，那只牧羊犬也摇着尾巴紧随其后。
我从泉眼上抬起头。沁凉的水珠滑下了我的下巴。
主人生气了：“客人哪，你以为我们家里不会为客人备好滚烫的奶茶吗？”
再次上路时，我的肚子里已经装满了主人能够拿出来的所有好吃的食物。
就是这样，我从山下尘土飞扬的灼热夏天进入了山上明丽的春天。身前身后，草丛中，树林里，鸟儿们歌唱得多么欢快啊！我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感谢命运让我如此轻易地就体会到了无边的幸福。
雪峰下的高山牧场正是花朵盛开的春天。
在我久居都市的日常生活中，很多时候，我会打开一本又一本青藏高原的植物图谱，识得了许多过去认识却叫不出名来的花朵的名字。今天，我又在这里与它们重逢了。
长着羽状叶片，在一根坚韧的长茎上簇拥出一座宝塔状花蕾，而那个塔状花蕾，正与季节一样，自下而上次序开出一层层紫色花朵，这是马先蒿。
丛丛怒放的黄色花朵们大多属于野菊的家族，这个家族的有些成员还会变异出一种蓝中带紫的颜色。
在这样的草地上，最最漂亮的当然是蓝色的鸢尾。一朵朵看去，在微风中都是将要带着某种意绪起飞的姿态，这种姿态的花朵连缀成片，抬眼望去，就是一种思绪化成的青烟。
我不能歌唱这些花朵，我只感激命运让我不断看见。
这样的行程是如此愉快，离开沃日土司官寨五天后，我登上梦笔山口，才意识到这些天的日子过得如此短暂。
站在梦笔山口，猎猎的山风变得无比强劲。与山口这边的高山草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山口那边，是大片蓊郁的森林。公路穿过森林，一头扎进山下的峡谷。那些峡谷的出口处，就是我的家乡——现在嘉绒藏区的中心地带马尔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