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前，曾读过一个美国传教士与南美热带丛林中瓦欧达尼部落（Waodani）的故事，当时印象很深，后来又渐渐开始淡忘。
前不久，遇到一对在美国住了二十多年的华裔夫妇。我们是老朋友，却很久不见面了。问起他们的孩子，这才知道，他们的大儿子读了军校，小儿子却一边读书，一边用自己筹来的微薄资金参加海外传教活动，正在筹备去非洲。这对朋友自己都不是基督徒，父亲感慨地说，美国文化的吸引力真是很强。这句话让我心中一愣。
想起住在美国的一些朋友，即便他们都来自以无神论为主流的故乡，现在却有很多人走上了一条以前不曾想到的路途。我也想到，自己过去想到美国文化，先冒出来的总是眼花缭乱的好莱坞、百老汇或者麦当劳。美国历史短，它的文化也很自然被看作是“速食文化”。很少有人从文化角度来描述美国属于潜流的宗教影响，也很难深入探究信仰者的精神世界。
就在此时，我又读到那个五十年前故事的意外续篇，就想把整个故事讲给大家听。
那是在1956年，故事的主角是美国人眼中的标准邻家孩子。他们曾经是普通的年轻大学生，还有“二战”战场上回来的年轻士兵，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适龄男青年上过战场的很多。这五个年轻人是：
吉姆·埃利奥特（Jim Elliot）来自俄勒冈州，在大学里是“学生海外传教会”的主席。他在费城认识了一个叫伊丽莎白（Elisabeth Howard）的基督徒女孩，不久相爱成婚。
皮特·弗莱明（Peter Fleming）来自华盛顿州的西雅图。他比吉姆·埃利奥特小一岁，二十七，刚刚拿到他的文学硕士学位。他娶了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奥莉弗（Olive），美国人说起来是“童年甜心”。
埃德·麦卡利（Ed McCully）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密尔沃基。他读大学的时候是班主席，还是个橄榄球明星。后来获得奖学金，去马凯特大学（Marquette University）法学院深造。故事发生的时候，他的妻子玛丽露（Marilou）已经怀了他的第三个孩子，一家四口在等待新生命的诞生。
罗杰·尤德里安（Roger Youderian）来自蒙大拿的农庄，“二战”中是一名空降特种兵，参加过著名的阿登森林战役（the battle of the Bulge）。从战场上回来，他跑到美国北端的明尼阿波利斯，重新续上被战争打断的学业。他结识了后来的妻子巴巴拉（Barbara），一起参加了福音传教会。
五个年轻志愿者
纳特·萨因特（Nate Saint）是“二战”中的空军飞行员。他在军中认识了当护士的妻子玛吉（Marj），有了三个年幼的孩子。
萨因特是一个喜欢思索的人。美国军队有随军牧师的传统，军中牧师主持战场上的葬礼，也主持士兵们的弥撒。萨因特和许多年轻士兵一样，在战斗间隙阅读《圣经》。“二战”是一场异常惨烈的战争。战争的残酷，或许使得萨因特有了一些平时所没有的感悟。早在1943年，萨因特和战友们在战斗间隙聚会，讨论如何改变人的心灵，讨论自己能够点点滴滴做些什么。他们是飞行员，就自然想到一个主意，在战争结束后，他们可以利用飞行技术作一些特殊贡献。有了飞机，一些以前进不去的蛮荒之地，以后就可以进去了。
其中一个飞行员，吉姆·特拉斯顿（Jim Truxton），等不到战争结束，就在1944年的战场上，筹备了一个“传教航空联谊会”（Mission Avitation Fellowship）。这个简称为MAF的传教组织在“二战”结束的1945年正式成立。1946年他们筹款买了第一架飞机。在这一年，一位名叫贝蒂·格林（Betty Greene）的女飞行员，就驾驶着MAF的新飞机，深入墨西哥丛林开始工作了。
萨因特是这几个年轻人中最早涉入厄瓜多尔丛林传教的人。他从1948年开始，就为MAF在厄瓜多尔工作。在那里，陆续到来的这五个年轻人成了好朋友，其实那是五个家庭。他们的妻子带着孩子，始终和丈夫在一起。他们在美国都有过很不错的生活，也有人来自富裕的家庭，所以五十年代他们就在一些家庭影片中留下自己的影像。在这些留存的资料影片中，他们年轻、快乐，欢天喜地的和朋友们聚会、跳舞、恋爱，和今天我们身边的年轻人没有什么区别。就在一边轻轻松松享受战后好日子的时候，他们一边在做决定：收拾行李，然后去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生活。
在厄瓜多尔工作期间，他们第一次听到一个名字，“杀手奥喀斯（the killer Aucas）”。那是南美印第安人的一支，是一个仍处于石器时代的原始丛林部落群，生活在与世隔绝的雨林深处。在厄瓜多尔，谁都知道，那还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生活在原始状态的种族。他们解决自己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就是杀。杀戮带来仇恨，仇恨引出更多的杀戮。偶有外人闯入这个地区，也莫名其妙地就被杀掉。“奥喀斯”也就成了传说中的嗜血部落。
蓦然想到，我们今天自诩为文明的人们，其实也常常无法走出蛮族的逻辑。奥喀斯理论也是我们今天现代人的理论。受到伤害，理所当然复仇。再有，如果我不杀你，你就要杀我，杀人也就成了生存的选择。多少学者在用逻辑推理，依然无力把自己推出这个恶性循环。
丛林之外的厄瓜多尔人，虽然害怕“杀手奥喀斯”，却也心安：好在“杀手”们深深锁在亚马逊河的支流库拉赖河（Curaray River）附近的热带雨林里。只要不去那里招惹他们就可以，反正他们绝对杀不到外面来，随他们自生自灭好了。
这五个年轻的美国志愿者，却决定深入雨林，去寻找到那些奥喀斯人。他们的想法很单纯，杀戮是心灵的黑暗，不应该让奥喀斯人生活在黑暗中。对他们来说，无所谓蛮族，大家都是上帝的孩子，都是平等的。这是基督教的概念，这个概念引出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深刻地影响了他们故乡的文化形成，而他们是在这个氛围中长大的。对他们来说，奥喀斯人留在这样黑暗的状态中，只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这样的状态，叫做“黑暗”，不知道人还可以选择另一种状态，就是“光明”。而自己的使命，就是“告诉”。这些青年当时还不知道，他们将进入人类史上最危险的一个群落。后来的专家发现：上溯五代人，奥喀斯人的死亡人口中，有一半是被自己人杀掉的，包括不能自食其力的老人。
厄瓜多尔当地人警告这几个外来的青年，那是一个最危险的地区，那里的人“只认长矛”。但他们说，所以我们应该去。
对这五个年轻的家庭来说，他们的目标就是想用和平的福音，去停止一个原始部落的杀戮长矛。
这就是当初传教航空联谊会（MAF）成立时的构想。他们有了MAF提供的小型飞机，就有可能去人迹罕至的地区，履行自己的使命。他们的小飞机涂着亮黄色，很是醒目。飞机先把他们带到一个传说中奥喀斯出没的地区附近，然后，在一片潮湿闷热的密密雨林中，他们建起营地来，与野兽和蟒蛇为邻。与外界的唯一联系，就是MAF给他们的无线电通讯设备。
他们差不多都是来自凉爽的美国北方，却要适应亚马逊流域热带原始森林的环境，不仅是男人，还有女人和他们的孩子。在此后留下的资料影片中，有一些是他们营地的生活状况，那是五个家庭聚成的大家庭，艰苦却也快乐。他们的表情是平和而快乐的，显然他们知道他们要做什么，虽然并不清楚将有什么在等待着他们。
他们开始寻找奥喀斯部落的踪迹。每天，飞行员带着同伴出航，在一片绿色的雨林上空盘旋寻觅。他们终于发现，在密密的绿色之中露出一个被开拓出来的“斑点”，那是人的聚落！虽然“找到”了，可是根据以往有关奥喀斯部落和外界偶遇时的杀戮记录，立即展开面对面的接触几乎不可能。
就在他们努力的同时，萨因特的姐姐瑞秋（Rachel Saint）也在附近参加类似工作。她在厄瓜多尔人的茶叶农庄里，巧遇了两个干活的印第安女孩，原来这两个女孩是躲避同部落男人的追杀而逃亡出来的奥喀斯人。瑞秋开始和她们做朋友，这才知道，她们把自己的部落叫做瓦欧达尼。瑞秋把其中一个叫做达玉玛（Dayuma）的女孩带到自己住的地方埃兰（Ila），向她学习部落语言。如同拨开密密丛林，通往“杀手奥喀斯”部落之路，终于隐隐露出来。消息传来，吉姆·埃利奥特风尘仆仆，特地赶到埃兰，向达玉玛学了一些最基本的交往语言。
就这样，他们一步步在朝着目标往前走。
在美国家里的时候，有一次萨因特在铅笔上拴了一根绳子，捏着绳子的端点画圈，然后对妻子解说，他们没有直升机，他在考虑怎样利用小飞机绕圈飞行，控制直径和速度，使吊在下面的东西能够“定点”。现在，他们就运用自己发明的“技术”，开始尝试间接接触，为此他们还改进了飞机。1955年10月，在瓦欧达尼部落的上空，他们“定点”地送下去一个篮子，篮子里是五个家庭精心准备的礼物。看到收上来的篮子空了，他们觉得：已经又向前走出了一步。
11月12日，他们还是像往常一样送下礼物。这一次，收上来的篮子不是空的，篮子里系着一只大大的、美丽的热带鸟，那是来自奥喀斯人的礼物！回到营地他们兴奋异常。五家人一起商量，他们是不是要冒险向前再走一步。他们觉得，“面对面接触”的时机，似乎已经来临。
这一步他们迟早会走出去，只是什么时候、如何走的问题。他们还是很小心地策划着。一个妻子提出来：她们随丈夫一起从库拉赖河进入，把营地往里再移一步。丈夫们反对：太危险，还是他们先进去，建立一个临时营地。他们已经从飞机上看好一个河滩，那里可以起降小型飞机。五个年轻人都自愿要去。
1956年1月3日，他们在营地举行了最后一次祈祷聚会，然后飞往距离奥喀斯部落四英里的库拉赖河畔，一次次地运送材料建立了临时营地，还在大树上搭建了一个“树屋”。他们把这里叫做“棕榈滩”。对于他们的妻子们，那是一段非常紧张的日子。他们都知道，以前有一些和他们一样的人，因为做同样的事情，结果被南美印第安人杀死。在1944年，就有四个义务工作者被杀死在玻利维亚的丛林里。因此，“棕榈滩”经常和营地保持无线电联系，营地再向MFA通报情况。
三天后的1月6日，“棕榈滩”上终于出现了三个瓦欧达尼印第安人，两个女人，一个三十岁男人。志愿者们自己称那名男子“乔治”，几年后才知道，他叫尼奇维（Naenkiwi），一个才十几岁的女孩正是达玉玛的妹妹吉玛利（Gimari），那个妇人是她的姑姑明塔卡（Mintaka）。吉姆·埃利奥特试着用学来的瓦欧达尼语，加上手势和他们简单交流。传说中的“杀手奥喀斯”看上去似乎并不可怕，他们也好奇，也一样微笑。应“乔治”的要求，萨因特用小飞机把他带到部落上空，他高兴地探出身子，对下面大喊大叫。第二天，一对男女印第安人离开回部落，讲好隔天再来。看来一切都正常。
1956年1月8日，纳特·萨因特用飞机的设备呼叫营地，把这一切通知妻子，他们估计大约下午两点半，印第安人还会来访。萨因特答应在四点三十五分再次与营地联系。
可是，从此再没有传来他们的呼叫声。他们失踪了。
五个年轻志愿者失踪的消息传回美国，立即有志愿者组成搜索小组。在他们失踪地点附近，一名飞行员从空中俯瞰，发现河里有尸体。情况不明，降落条件困难，飞行员不敢贸然下去。美国有许多类似的民间组织和个人，为了自己的理念在海外活动，例如中国抗日战争期间大名鼎鼎的飞虎队，一开始就是这样一个由飞行志愿者组成的民间组织，而不是政府派出的军队。在一般情况下，绝大多数民间活动由于规模小，美国政府都并不清楚。可是，一旦发生在海外的美国公民有危急情况，政府自然有责任救助。但是人不在美国本土，涉及主权问题，政府出面救助有时就很困难。最后，美国和厄瓜多尔达成谅解，由美国空军的直升飞机，进入这个地区实行救援。
五个年轻人都找到了，他们被长矛多次刺杀至死后扔在河中。飞行员萨因特被砸碎的手表上，时间停留在三点十二分。
通过媒体的报道，消息已经传开。因此，在美国空军派去厄瓜多尔的救援飞机上，还载着一些报刊记者，其中就有著名的《生活》（Life）杂志的匈牙利裔摄影记者康奈尔·卡帕（Cornell Capa）。
康奈尔·卡帕是“二战”期间最著名的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的弟弟。罗伯特·卡帕拍摄过大量1936年西班牙内战和“二战”期间反法西斯战争的照片，也拍摄过中国的抗日战争，最后死在1954年越法战争的采访拍摄中。他的一系列传奇故事和精彩的战地摄影世界闻名。康奈尔·卡帕的摄影风格有些不同，可他也是个非常踏实的摄影记者，有精细的艺术感觉，也对重大社会事件和政治事件具有特殊的职业敏感。他们兄弟二人的摄影作品近年还一起在日本展出过。
康奈尔·卡帕拍摄了整个过程，从寻找失踪者到最后一名殉难者被葬入坟墓。在为《生活》工作之前，康奈尔·卡帕本人和这次失踪的萨因特一样，也曾是“二战”中的美国空军飞行员。料想这个特殊的航空联谊会与昔日战友的特殊选择和遭遇，一定先震撼了摄影家本人，所以，他感性的新闻照片才和《生活》的报道一起，震动了所有的人。有人说，这一类的殉难事件很多，一般都不为人知晓，是康奈尔·卡帕的摄影镜头，才使得这一殉难事件成为二十世纪美国最重大的新闻事件之一。
这个区域仍处于危险状态，美国空军的任务是救援，虽然救援人员都有武器，也要尽量避免冲突。因此，死者被匆匆在当地安葬，五个家庭的遗孀没有能够去墓地送行。1956年1月13日，空军的直升飞机在离开之前，特地带着她们，围绕亲人遇难的沙滩和墓地的上空飞行以告别。
几年后才得知，有五个印第安人攻击了他们。五个被杀害的年轻志愿者中，有两个是“二战”战场上回来的士兵，在总部的坚持下，也都带了自卫防身的手枪。可是在生死关头，大多没有开枪而束手被害。后来知道，只有一个志愿者最后开了一枪自卫，致使一名攻击者受伤，在回去很久之后死去。可以想象，假如他们都积极自卫，绝不会是这样的结果。一位遗孀对这样的结果却并不意外，她回忆说：丈夫临行对她说，不论发生什么，我都不会动用武器，“对于进天堂，我已经准备好了，可是他们却还没有”。
直升飞机载着所有的遗属和孩子，全部撤离。
第一次读这个故事，就是到这次撤离为止。年轻生命的倏忽即逝总是给人以触动，更何况五个年轻志愿者的经历如此特别、结局如此惨烈。可是怎么说，故事也该结束了，虽然它还留下一个悬案：救援人员从“棕榈滩”捡回了殉难者留下的相机，胶片被冲洗出来。那些照片记录了志愿者们在遇难前一天和三个瓦欧达尼人的交往过程，可以看到这是个平常交往，友好、轻松。因此，遗属和所有人心中都藏着个不解的谜：仅仅一天，为什么一个普通交往就会转向一场血腥屠杀，究竟为了什么？
这个谜底似乎是无法揭开了。
一个浪潮掀过之后，一切归于平静。没有想到的是，瓦欧达尼部落的故事还在被默默地写下去。整个事件对美国来说，只是个民间新闻故事。在美国，这样的事情不会有任何来自官方的树立典范的宣扬。没有官方推动，民间行为的持续，只能依托在一个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上。当时至少有一千名大学生，在这一事件影响下，报名参与海外传教活动。有不少飞行员受这一事件感召志愿加入MAF。对库拉赖河畔瓦欧达尼部落的传教计划没有中止，新的替补飞行员接替死去的萨因特来到这里。原来的营地在继续运作。
还不仅如此。真正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两年后的1958年，殉难者的妻子、家人，会带着孩子回到亲人遇难的地方，继续尝试和那些杀死了她们亲人的部落民交朋友。还把这样的努力在自己家族里一代代地传下去。
纳特·萨因特从小是由姐姐瑞秋·萨因特带大。瑞秋和另一个遇难者埃利奥特的遗孀伊丽莎白一起，默默续下了新的工作合约。信仰令她们没有仇恨，也支撑她们把亲人留下的事业继续下去。对她们来说，还是原来简单道理的延续：长矛仇杀还没有被终止，就需要有人去“告诉”瓦欧达尼人，把他们从蒙昧的黑暗中领出来。在我们看来，即便有人这样去做，也是一个不寻常行为；对她们来说，却理所当然。正是这一点差别，让我看到自己和她们之间难以轻易跨过的鸿沟。
照片中纳特·萨因特与瓦欧达尼人友好相处
随她们来到这里的还有已经成为基督徒的印第安人达玉玛。她听说“棕榈滩悲剧”之后，对自己族人毫无意义的动辄杀戮，也感到非常无奈和哀伤，她自己也是这种“文化”的受害者。因此，她想做些什么帮助志愿者们，但却不能贸然回家。时机来临是以后的事情，渐渐有消息传出，当年追杀达玉玛的印第安男子已经死去，是达玉玛回家的时候了。
达玉玛活着回来，令瓦欧达尼部落大吃一惊。通过他们告诉达玉玛的往事，当年谜一般的悲剧经过也被揭开：1956年1月7日，那五个青年志愿者最后一夜住在“棕榈滩”的树屋上。他们一点都不知道，瓦欧达尼部落有五个男人正在准备杀死他们的长矛。决定他们命运的竟然是部落的一件“家务事”。在此之前，部落不满意男子尼奇维和少女吉玛利交往，于是告诉他们，必须在吉玛利姑姑明塔卡看管下，他俩才能够待在一起。就是在这样背景下，三人一起来到“棕榈滩”，志愿者们当然对这些一无所知。1月7日那天，这对恋人独自回到部落。为应付部落的追究，尼奇维谎报说有外来者要追杀他们，在惊慌逃跑之中，他们才离开了明塔卡。部落人信以为真，当场拍板定下这场杀戮。事情荒唐而可悲，可是对瓦欧达尼人，这很正常，为一件小事而屠杀，天天都可能发生。
达玉玛成为志愿者们和部落的一个桥梁。她告诉族人：终生在杀戮中的恐惧生活是可以改变的，并非整个世界都生活在这样的状态下。在她的帮助下，瓦欧达尼人发出邀请。在悲剧发生两年后的1958年，终于等到这一天：瑞秋·萨因特和伊丽莎白·埃利奥特——当年遇难者的姐姐和妻子，一起走进这个杀死她们亲人的部落。那是整个事件的真正转折，她们代表“棕榈滩”遇难群体的遗属们来到这里，不是来报复，只是带来和平，没有仇恨，唯有关心和爱。在这个部落的历史上，他们第一次看到，杀戮有可能并不引出报复。那是一种异质的精神层面的陌生。
带着埃利奥特留下的刚刚学步的女儿瓦莱丽（Valerie），伊丽莎白·埃利奥特在部落里住下来。后来，纳特·萨因特留下的孩子，史蒂夫·萨因特（Steve Saint）也随瑞秋姑姑在部落里生活过。父亲被杀死的时候，他只有五岁。十四岁的时候，史蒂夫和姐姐一起，就在他们父亲被杀死的河水里接受洗礼。他很自然地渐渐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另一个家。他说：在这里，每个孩子都有家人曾被长矛刺死，我父亲也是，这让我感觉自己是这个部落的一员。
史蒂夫·萨因特在离开之后，每年都来部落看他的瑞秋姑姑。在瑞秋·萨因特等志愿者长期的努力下，这个部落中的大多数人，包括那些当年杀死了五名志愿者的杀手，放下了杀戮同类的长矛。
瑞秋·萨因特的后半生一直住在瓦欧达尼人中间，直到1994年去世。史蒂夫·萨因特在美国有了自己的家庭和事业。姑姑去世后，他带着家人在部落里住了一年半，他和那个“厄瓜多尔的家”始终保持联系。近年，瓦欧达尼部落要求他回去，“教他们一些只有外面人才会的事情”。史蒂夫·萨因特去的时候，带去一些牙医的器具，还带了自己的三个孙子孙女。
史蒂夫·萨因特还带去另两个女孩，她们是当年被杀死在河边的另外两个遇难者的孙辈。其中那个叫做海伦（Helena Weatherall）的女孩这样描述自己承继的外祖父留下的工作，她说：现在，好多大学生正在到尼泊尔这样的地方旅行。那是几天，也许一个星期，你觉得很有意思。可是，你设想一下，假如是奉献你整个一生，并且说“我要留下来和他们住在一起，而且可能因此失去自己的生命”，“那可是有点不一样的事情”。
海伦的父母是在德国工作的志愿者，她的丈夫是在中东工作的志愿者。不管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在最危险和最困难的地方，总是有这样有信仰的志愿者默默工作，救死、扶伤、助贫。他们对灾难的发生根源无能为力，他们的信仰令他们帮助灾难中无助的个人。如果他们为此失去生命，常常没有人会注意。
我想起我的天主教苦修派修道院的朋友弗兰西斯讲的一个故事。他们教派的几个修士在非洲工作，那里突然战事四起。志愿者们被一群暴徒围住。暴徒对这些修士说，你知道我是什么人，我是杀个人根本不会眨一下眼睛的人。修士回答，我是在你屠刀落下的时候，也不会眨一下眼睛的人。
他们走着自己的信仰之路，不管我们这些外人能否理解他们。对于他们个人，这只是信仰，但他们的集合和传承，就成为文化积淀不可忽略的一个部分。
写这个故事的时候，阅读了一些相关资料。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整个瓦欧达尼印第安人的发展路径，呈现出原始部落文化在现代文明扩展下的复杂面貌，读来的感受渐渐超出了故事本身。
与石器时期的瓦欧达尼相类似的原始部落们独特文化的存在，依仗的是绝对的封闭。部落消亡的现象一直在发生，主导消亡的是疾病和部落之间的战争、杀戮乃至自相残杀，总的来说是一种自然淘汰的方式。
原始部落的扩张性不强，一个重要原因是能力有限。文明发展，其实是人的能力在增强，同时需求也在增长，然后是交互刺激，发展后的文明也就渐渐具备了获取更大资源的超强能力。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个世界必然遭遇，由于两者之间的差异过大，遭遇之后酿成悲剧的可能性也不小。
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开始，石油公司开始进入亚马逊流域开采石油。最初的冲突，是部落民遇到石油工人进入他们活动的领域，出于安全本能，发生杀戮伤害。五十年代末，传教志愿者进入原始部落，他们具备源于宗教信仰的人道理念，可是处在两个文明的夹缝之中，他们左右为难。
到了六十年代，随着石油开采的发展，既然瑞秋·萨因特等志愿者成为唯一能够和瓦欧达尼部落沟通的人，石油公司就希望他们能提供协助来实现瓦欧达尼部落的迁徙。一方面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今天的环境保护概念，即便是今天，在现代社会强大的需求面前，也还没有能够彻底解决环境保护和能源开采的矛盾冲突；另一方面，石油公司对于这些志愿者来说，是一个庞大得多的实体。志愿者根本没有能力阻挡或延缓石油开采。志愿者面前只有一个不容商量的选择：在他们视做亲人的原始部落生存环境即将随着能源开发而彻底恶化的现实面前，他们答应协助说服和帮助大部分部落的迁徙。他们做了许多艰苦的具体工作，力求让新的保留地生存条件比原来更好一些。他们的行为也引来后人的批评，指责他们助纣为虐，帮助了石油公司，为破坏亚马逊热带雨林“扫清了道路”。假如事情的争议焦点仅仅是在这里，或许还简单一些。更为复杂的是，两个文明相遇必然产生整体性的变化。你不可能只改变它文化中的一点而不改变其余的部分。
随着传教志愿者对部落影响的扩大，长矛杀戮在逐渐减缓，很多部落民有了宗教信仰。可是他们的文化，包括杀戮本身，是和他们的生存状态及生活方式本身相关联的，例如对老人的弃养杀害。而志愿者改善他们生活状态无疑也是在使得部落传统文化本身逐渐消失。他们开始从外界获得援助和资源，得到外部的食物、衣服、用品，在志愿者的帮助下，为类似婚姻结合的每一对男女提供一个遮蔽风雨的茅屋，如此，一个石器文明也就在消失之中。这些结果，也受到文化相对主义者的猛烈批评。
还不仅如此，瓦欧达尼部落被外部世界获晓，接触他们的危险降低之后，就有各色人等来到这里。他们和瑞秋这样常年生活在部落里、把自己当作部落一员的志愿者不同。他们有旅游的、猎奇的，有来采访的记者、来拍摄纪录片的各大媒体，有人文学者、艺术家等等，还有想利用部落民实现商业目标的，甚至想利用这批廉价劳动力的。在这些外部人群中间，的确不乏怀着好意和同情者，例如打算采访宣传原始部落，意在呼吁社会关注的记者。可是，大量的外部刺激，使得原来的部落文明在迅速变质和解体。对于这样的解体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至今还是争论久远的不同学术流派的课题。
在这样的过程中，大部分瓦欧达尼部落，也逐渐从和外部世界的交往中学到很多东西。一开始，他们眼中的外人都和入侵的野兽一样，是必须攻击的目标，“Waodani”（另一英译为“Waorani”），是他们对己的称呼，在他们的语言里，意思是“人”。而外面来的人，一律被他们称为是“Cowode”，也就是“野蛮人”的意思，在他们的眼里和野兽的地位差不多。在接触了传教志愿者之后，他们改变了对“Cowode”的印象，认为外部世界的人都是天使般的好人。而当他们接触更多外来者的时候，他们又一次倒过来修正自己的印象。
这样的学习过程，其实是他们和外部世界融合的过程。在原来的世界里，瓦欧达尼人是相对选择单一、相对单纯的。和外部世界的频繁接触之后，瓦欧达尼人之间严重分化，拉开了非常大的距离。仍然有少数的瓦欧达尼部落民，维持原来深山老林游猎和杀戮他人也自相残杀的石器时期的生活。1987年还有两名试图和他们沟通的志愿者被杀害。这两人都是厄瓜多尔人，一名修女和一名传教士。另外，游客被杀也偶有所闻。
部落民世代与外界隔绝，他们对许多疾病没有免疫力。据说从来自欧洲的外来者那里，带来了小儿麻痹症的病源，导致在瓦欧达尼部落的一次小儿麻痹症大流行。同样道理，他们对外部文明也缺乏免疫力。对逼近的外部文明，他们常常没有判断和择优拒劣的能力。大多数瓦欧达尼部落在最近二十几年里，令环保人士诧异地欢迎石油公司的到来，因为他们可以因此获得许多丛林生活原来没有的好处，例如石油管线形成的通道，成为他们外出的道路，扩展了他们狩猎的范围；修建机场等设施，带来了石油公司的金钱和物质补偿，还有年轻部落民的工作机会。但也有一部分部落民，则在环保人士的教育帮助下，开始成立自己的组织，选出自己的代表，呼吁人们对亚马逊流域环境问题的关注。达玉玛，那个第一个走出丛林，为自己的部落引入外部文化的瓦欧达尼女人，和另一名部落妇女，曾分别带着呼吁书前往美国首都华盛顿，要求美国政府关注美国石油公司在亚马逊流域开采石油，因而破坏环境的情况。与其说这是他们坚持保护自己原有文化的努力，还不如说，他们是在文化演变上更加向前跨进了一步，因为他们引进了来自外部世界的“政治”。而在引入“政治”的时候，甚至也同时引入了另一种层面的争斗，甚至“政治腐败”。瓦欧达尼因而变得十分复杂起来。这也是环保人士所没有料到的。
这是在我们看得见的眼前，生生演出的一场五百年来文明碰撞史的浓缩版本。
很久以前，我曾经有过和类似的游猎部落民长时间共同生活的经验。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们既不能完全用我们的价值观去想象他们的感受，也不能以绝对文化多元的思路去美化他们本身的状态和对外部世界的反应。那是一个极难把握的分寸。
特殊地域文化的保存，是一个艰难课题。封闭文化只要向外部文明露出一道哪怕只能射入一丝光线的缝隙，就不可能完全维持原状了，要保护留存这样的文化，也只可能是部分保留。既然谈及选择性改变，那么选择的标准是什么，是部落文化的标准，还是外部文化的标准？更何况就连外部文化都不是单一标准。还有，如何真正了解部落民的感受，他们究竟是希望更多停留在原始状态，还是希望享受你我正在享受的现代文明？“保护”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外部文明的概念。退一万步说，即使特殊区域文化的“去”、“存”选择，都已经有了确定无疑的答案，实际操作中又如何控制实现？回答这些问题，都需要时间。可惜的是，外部世界是一个“自我”膨胀的地方。面对异于自身的文化，“一味的傲慢”和“一厢情愿的理想化”，都源于人类对世界和自身认识的局限。可惜，我们看到的思维方式和行动，常常是在两极之间跳跃，而身边又是现代化疾风般推动的脚步声，容不得推敲和思考。演变是如此复杂，每个人都可能以其现代生活的方式参与其中，即使是对独特文化消亡表示惋惜和批评的人，最终可能都在为一个文明的消失做着间接的推动。
亚马逊丛林走过一群群自信的匆匆过客，他们常常成为主宰部落民命运的主角。而真正愿意奉献其一生来了解和帮助丛林原住民的志愿者们，往往是和丛林部落一起，在历史的宿命中成为悲剧的一部分。
一个独特文明，能逃避因文明碰撞而被改变的宿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