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毓方
承重庆出版社寄来《此心安处是吾乡：季羡林归国日记1946～1947》书稿，让我作序。翻阅几遍，惶惑之下，不知从何着手。
忽然想起一则疑团。
据《季羡林自传》，1946年，季羡林从欧洲返回祖国，因陈寅恪推荐，进了北大。他写到：
按北大当时的规定，国外归来的留学生，不管拿到什么学位，最高只能定为副教授。清华大学没有副教授这个职称，与之相当的是专任讲师。至少要等上几年，看你的教书成绩和学术水平，如够格，即升为正教授。我能进入北大，已感莫大光荣，焉敢再巴蛇吞象有什么非分之想！第二天，我以副教授的身份晋谒汤用彤先生。汤先生是佛学大师，他的那一部巨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集义理、词章、考据于一体，蜚声宇内，至今仍是此道楷模，无能望其项背者。他的大名我仰之久矣。在我的想象中，他应该是一位面容清癯、身躯瘦长的老者；然而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他身着灰布长衫，圆口布鞋，面目祥和，严而不威，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暗想在他领导下工作是一种幸福。过了至多一个星期，他告诉我，学校决定任我为正教授，兼文学院东方语言文学系的系主任。这实在是大大地出我意料。要说不高兴，那是过分矫情；要说自己感到真正够格，那也很难说。我感愧有加，觉得对我是一种鼓励。不管怎样，副教授时期之短，总可以算是一个记录吧。
同一场面，季羡林在《回忆汤用彤先生》一文中说：
第二天，少曾（阴法鲁号）陪我到设在北楼的文学院院长办公室去谒见锡予先生，他是文学院长。这是我景仰多年以后第一次见到先生。把眼前的锡予先生同我心中幻想的锡予先生一对比，当然是不相同的，然而我却更爱眼前的锡予先生。他面容端严慈祥，不苟言笑，却是即之也温，观之也诚，真蔼然仁者也。先生虽留美多年，学贯中西，可是身着灰布长衫，脚踏圆口布鞋，望之似老农老圃，没有半点“洋气”，没有丝毫教授架子和大师威风。我心中不由自主地油然生幸福之感，浑身感到一阵温暖。晚上，先生设家宴为我接风，师母也是慈祥有加，更增加了我的幸福之感。当时一介和一玄都还年小，恐怕已经记不得那天的情景了。我从这一天起就成了北大的副教授，开始了我下半生的新生活，心中陶陶然也。
我可绝没有想到，过了一个来星期，至多不过十天，锡予先生忽然告诉我：我已经被聘为北京大学正教授兼新成立的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并且还兼任文科研究所的导师。
同一内容，还可举出第三个版本。季羡林在散文《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中回忆：
当时正值第二次革命战争激烈进行，交通中断，我无法立即回济南老家探亲。我在上海和南京住了一个夏天。在南京曾叩见过陈寅恪先生，到中央研究院拜见过傅斯年先生。1946年深秋，从上海乘船到秦皇岛，转乘火车，来到了暌别了11年的北平。深秋寂冷，落叶满街，我心潮起伏，酸甜苦辣，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阴法鲁先生到车站去接我们，把我暂时安置在北大红楼。第二天，会见了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汤先生告诉我，按北大以及其他大学规定，得学位回国的学人，最高只能给予副教授职称，在南京时傅斯年先生也告诉过我同样的话。能到北大来，我已经心满意足，焉敢妄求？但是过了没有多久，大概只有个把礼拜，汤先生告诉我，我已被定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时年35岁。当副教授时间之短，我恐怕是创了新纪录。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望。
你看，一个星期后，季羡林由副教授转为正教授，这事如板上钉钉，确凿无疑。
然而，此番面对重庆出版社送来的打印稿，愕然发现，上述三种说法都与日记有出入。出入在何处？且让日记说话。
1946年1月23日，在瑞士：
写给汤用彤先生一封信，因为陈寅恪先生写信告诉我说北大想设东方语言系，让我把学历著作寄去。
1946年5月24日，在上海：
虎文回来，带了一大批信，居然有叔父他老人家的，我真是大喜过望。同时汤用彤先生通知，我已经被任为北京大学教授，可谓双喜。
1946年6月19日，在南京：
正在闲谈的时候，忽然接到北大寄来的临时聘书。
1946年6月25日：
早晨七点起来，洗过脸，吃过早点，就出去到中央研究院去见傅斯年。这位先生也半官僚化了，说话有点不着边际，谈了谈北大的情形。我觉得他们没有诚意聘我，他们当然高兴我去，不过没有我也行。
1946年9月16日，从上海乘海轮北上。
1946年9月21日，到北平，入住沙滩红楼。
1946年9月22日：
夜里虽然吃了安眠药，但仍没睡好。早晨很早就起来了，洗过脸，到外面澡堂里去洗了一个澡，回来，阴（法鲁）同孙（衍炚）在这里等我。我们一同出去到一个小饭馆里喝了碗豆浆，吃了几个烧饼，阴就领我去看汤锡予先生。我把我的论文拿给他看，谈了半天。临出门的时候，他告诉我，北大向例（其实清华也一样）新回国来的都一律是副教授，所以他以前就这样通知我，但现在他们却破一次例，直截请我作正教授，这可以说是喜出望外。
看明白了吧。留学生回国，先当副教授的规定，的确是有的。季羡林在南京接到的临时聘书，应该就是副教授的聘书。但是9月21日到了北平，第二天晋谒汤用彤，立刻就得知被破例聘为正教授。因此，若从6月19日接到临时聘书算起，到9月22日被告知聘为正教授为止，间隔是三个月零三天，若从9月21日到北平算起，到第二天被告知聘为正教授为止，则几乎没有间隔，所谓一个礼拜从副教授转为正教授的记录，纯粹是子虚乌有。
那么，季羡林为什么会有“一星期转正”之说呢？窃以为，22日，汤用彤院长虽然当面告诉他已被聘为正教授，但不是正式任命，所以在潜意识里，自己还是副教授。
然而——又是然而，既然已经当面告知，那么，关于正教授一事，就不存在“大大地出我意料”，或“绝没有想到”了。这两个词，只能限定在“东方语言文学系系主任，和文科研究所的导师”。
写到这里，还得赘一笔。2008年11月18日，季羡林作口述史时讲到这一段，他说：
我去北大是陈寅恪介绍的，这个问题我提过，当时陈寅恪是清华的教授，为什么他不介绍我去清华，介绍我到北大，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不过当时啊，北大那个门槛很高。我们去见……当时胡适不在国内。汤用彤文学院长，兼管这个学校的，那时候北大六个学院，文理法，农工医，北大六个学院，汤用彤是文学院的院长。是不是院务委员会主席，我不知道。反正我们去见汤用彤，在路上走的时候，中间有傅斯年，傅斯年是北大的副校长，代理校长，胡适的校长。路上走，他主要介绍北大这个门槛怎么怎么难，讲到别的大学教授要进北大，要降一级，教授改成副教授。就是介绍这个门槛高。一路就讲这个。到了那个，那时候是在城里，在这个啊，不是红楼，那时候是在北大图书馆后面，一个北楼，北楼就是办公的地方。陪我去见汤用彤，一路上就讲这个北大门槛怎么高，那个意思就是给我一个副教授，就已经是天恩高厚了。反正我记得一路上，就讲这个玩意儿。见到汤用彤，还没有进入正常的谈话阶段，他就先讲，我让你当一个礼拜的副教授，立刻给你改成正教授。当然出我意外啊，至于为什么，我不知道。不过当时我这个，你要说我没有资格，我1941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拿到哲学博士学位。这是1946年了。
这里又凭空冒出个傅斯年，证之以前引三种说法，尤其是他当年、当天的日记，可见纯粹是记忆混乱，把南京的谈话搬到了北平。至于“见到汤用彤，还没有进入正常的谈话阶段，他就先讲，我让你当一个礼拜的副教授，立刻给你改成正教授”云云，也是“积非成是而无从知，先入为主而惑以终身”的了。
季先生曾教导我“做学问要在不疑处存疑”，我今现趸现卖，也算是对先生的一份作业报告。
可见日记毕竟是有史料价值的，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2014年11月21日
（本文作者卞毓方先生为季羡林国际文化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