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政治能有什么关系呢？莫非是翻译的政治类的著作对政治的走向起了影响？非也，我这里的翻译是名词，指的是历史上在统治机构中曾经出现过的翻译人员，又称通事。
我们在抗日题材的影视剧中，大概很容易见到翻译官形象，非尖嘴猴腮即状若肥猪，个顶个地狐假虎威帮着日本鬼子欺压中国人，看起来比日本人更可恨。在实际历史过程中，有没有行为好一点的，能暗中保护一下贫弱的老百姓的？想来是有的，比如身处南洋的著名作家郁达夫，似乎也隐名埋姓地给日本人做过翻译，据说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估计像郁达夫这样的人毕竟是少的，而且日本统治者一个个蛮横的命令，往往在中国老百姓耳朵里听来，都是从翻译官的嘴里冒出来的，所以，这些人遭人恨，也是该着的事。在中国的历史上，像抗战时期沦陷区那样，统治者需要借助翻译的情景，其实并不少见。在南北朝的北朝初期，以及金元两朝，通事都是政府里必不可少的官员。其实清朝政府机构里也有翻译，但主要在朝中从事文字档案的翻译，并不直接与老百姓打交道。
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几乎所有少数民族王朝都接受了汉化，好像他们一进入中原，就立马向优越的汉族文化低下了头。其实，他们的汉化程度实在是大不一样的，而且汉化的过程也并非都那么自觉自愿。特别是当他们刚刚铁骑横扫了中原的时候，作为胜利者，其实并不乐意吃那个辛苦学习被征服者的语言文化，他们心里肯定认为没有这个必要。正因为如此，在少数民族政权里，才普遍存在着借助翻译直接治民的情况，金元两朝尤甚。据史料说，金人入主中原之后，“凡官汉地者，皆置通事”，而做通事的人，一沾上权力的边，几乎马上就发现了其中的含金量，于是“高下经重，舞文纳贿，人甚苦之”。燕京（现在的北京）这个地方当时出了这么一档子事，说是有位从事经济活动的和尚不知怎么一来与他的交易对象发生了经济纠纷，对方欠钱不还，于是和尚将官司打到了金朝的燕京留守那里。谁想那个欠钱的人事先贿赂了通事，在公堂之上，任凭和尚千说万诉，而通事只告诉金人的留守说，因为近来久旱少雨，和尚想要自焚以动上天，为百姓求雨。留守大人一听这是好事，于是不由分说就将和尚拉出去架上柴火烧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八）。
这个和尚死得真是比窦娥还冤，究其原因，翻译无论如何脱不了干系，但是这种借助翻译审案的体制恐怕责任更大。作为强势一方的异族统治者，很少有乐意学习被统治者语言文化的，因为他们看不起这些语言和文化。古代入主中原的草原民族如此，近现代的西方殖民者也如此。他们不是不知道借助翻译介体进行统治的弊病，但他们宁愿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可以逼使被统治的民族学习他们的语言，从而实现文化上的同化。还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存在士人自觉地学习鲜卑语，以求跻身异族官场的现象（参见《颜氏家训》）。而对于现代的西方殖民地来说，这种情况就更加普遍，被统治的民族如果不自觉地主动同化于殖民者，那么就任何前途都没有。如果说，古代中国统治中原的少数民族因为与汉族的文化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优势的汉文化最终没有被同化反而同化或者部分同化了对方，那么在近现代条件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似乎没有多少抵抗西方同化的本钱。
今天的世界，英语已经成了一种不是世界语的世界语，究其根本，不能说不与当年日不落帝国无所不在的殖民统治有关。而说英语的美国，在今天又凭借其超强的经济和政治、军事甚至文化实力，在无形之中强化了英语的地位。当世界几乎所有的椅子坐上去的规则都是用英语写的，那么想坐上去的后来者，不学习英语几乎是没有丝毫办法的。
在英语铺天盖地而来的背后，是不发达世界的民族语言乃至文化不可讳言的没落。尽管抵抗的声音一直有，而且喊得还相当响，但没落却依旧是没落。君不见连号称拥有世界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的中国，连学文史的大学生已经有不少看不懂文言文了，而他们在大学期间，工夫花得最多的是学英语。而学者中能熟练运用英语写作的，显然要比虽然不懂英语，但母语水平相当高的人地位高得多。至于其他的小民族，语言被忘记，文化在流失，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就像鼓吹生物多样性的人们在拼命倡导动植物保护，可每年依旧有大量的生物物种在消失一样，弱势文化的泯没恐怕至少在目前依然是个没有停下脚步的趋势。
也许有那么一天，人们发现所有的人都在讲一种语言，上帝当年在巴比伦塔前的阴谋终于破产了，人们可能最终修成了通向天国的巴比伦塔，多少代人幻想的世界大同终于实现了，可是就是不知道应该庆幸呢还是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