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误国”几乎成为历史界的某种定论，据说“清谈大师”王衍临死前就是这样“招供”的：“呜呼，吾曹虽不及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晋书》卷四三《王衍传》）似乎也怨不了别个。不过，细究起来，好像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中国人是个喜欢刨根究源的民族，可惜头脑又偏偏过于简单化和直线化。无论哪朝哪代出了毛病，总会就近找出点原因，把屎盆子往上一扣就算完事。先是女人倒霉，大老爷们丢了江山社稷，不知怎么都怨女人的脸蛋太漂亮，把男人给迷坏了。后来又赖到士风和学风上，“五胡乱华”赖清谈误国，唐朝毁了赖朋党太多，宋朝亡了赖理学过盛，明朝完了赖士大夫都谈“心性”，清朝衰了就赖讲考据的光钻故纸堆。其实，我们这些后来学史的人不应该跟着古人瞎起哄，在有了电脑和因特网的今天，至少应该明白，历史绝不会是1+1=2的一道算式。
“清谈”作为一种士风，不仅仅包括“谈”，而且还有“吃”（药）和“喝”（酒），更要紧的是放浪形骸，不拘礼法。虽然算起来应该说是“魏晋风度”，可是源头却在东汉末年。名士仲长统有诗云：“寄愁天上，埋忧地下，放散六经，灭绝风雅。”（《后汉书》卷七九《仲长统传》）与后来“竹林七贤”的歌咏意思差不多。郑泉好酒，临死前与同伴说，一定要将我埋在烧制陶器的窑旁，等到日后化为陶土，烧成酒壶，也好天天盛酒。（《丹铅总录》卷二五）后来阮籍闻步兵衙门有厨子善酿酒，而求为步兵校尉。刘伶一边灌酒，一边走，后面跟个童子扛着铁锨说，死了就埋。谁能不说，这两者之间不是异曲同工呢？
魏晋士风的转移，是东汉士风太苦、太矫情的必然结果。苏轼说，东汉光武帝喜欢名节之士，“故东汉之士多名节，知名节而不知节之以礼，遂至于苦节，苦节之士，有视死如归者，苦节已极。故魏晋之士，变而为旷荡，尚虚浮而亡礼法”（《东坡集》卷六二）。其实，东汉之士不仅苦节，而且守礼也守得苦。父母死了，在墓道里一守就是十年。后来风流放诞的东晋名族王家之祖王祥，为了孝敬后母，“卧冰求鲤”，苦孝而获大名，一出山就被聘为州别驾，儒家礼法，已经变成了他们借以求名的工具，守得越苦，名声就越大。当然，为了名声而视死如归的也大有人在。党锢之祸，士大夫死节者比比皆是；党锢之祸，张俭望门投止，多少人甘愿破家而相容。当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群雄并起之时，统治者功利主义大行其道，可是又偏偏不肯摘下儒家伦理的大帽子，所以整个空气显得有些别扭。由魏及晋，司马氏诸开国功臣十分辉煌地把别扭变成了虚伪。按鲁迅的说法，在这个过程中，有些老实的人就愤世嫉俗起来，走了极端，干脆“旷荡”，什么也不讲究了，儒家的六经也被《老》、《庄》、《易》这“三玄”所取代。这在这些老实人原本只是个人行为，但是名士们一潇洒起来，大家都看着好看，争相效法，遂蔚成风气，变成为史家诟病的那个样子。
实际上，对于中国文化而言，魏晋士风的转变是一件好事，用今天的话来说，堪称是一次“思想解放”，虽然发动解放的人们开始并不自觉或者并不情愿。没有这次思想解放，中国历史上文化的大融合、大吸纳和大飞升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在现实政治中，清谈之风却绝非益事，对制度的运行带来了无穷的麻烦。
清谈一形成气候，就与门阀结下了不解之缘。原来的开风气者虽然并不都是世宦大家，但是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对贵胄子弟吸引力是相当大的，大概“高干子弟”的好奇心总是要重一些，只要是玩邪的，玩刺激的、时髦的，他们都感兴趣。由于九品中正制的缘故，门阀控制了几乎全部高官显位，他们的生活习惯也就自然影响到了政治制度的运行。
喜好醇酒妇人，也许会误点事，但问题不大，因为历朝历代，官场上从来少不了女人与酒，程度不同，也不过就是五十步一百步之别，没什么大不了，只要不像刘公荣那样终日沉醉，好像酒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喜欢谈玄，只要在家中的客厅里也问题不大，虽然从《老》、《庄》、《易》侃到佛经佛理，从名士谈到和尚，其实也不大会耽误治国理天下，因为这些东西与历代统治思想并不抵触，只有像王戎那样，以清谈之高妙与否选拔人才，阮瞻以“将无同”三字而得官，才有些不妥。吃药当然不是一个好习气，不过那时为了得长生而吃的“五石散”之类的含汞制剂，由于毒性太明显，真正吃得“至死不渝”之人未必会太多，像王述那样，性情暴躁，跟个鸡蛋较劲的（《晋书》卷七五《王述传》“述性急为累，尝食鸡子，以筋刺之不得，更大怒，掷地，鸡子圆睁不已，即下床，以屐齿踏之，又不得，嗔更甚，乃拨纳口中，啮而吐之。”）和普遍的身上多虱子，未必就是如鲁迅所说的，是吃药的结果（鲁迅认为，吃药导致皮肤脆嫩，所以士人爱穿旧衣服，不加洗涤，所以多虱）。五石散的成分主要是汞，从医学上讲，汞中毒主要损害的是肾脏，而非神经系统，或者皮肤。
对于当时的行政体系来说，最糟糕的事情其实是清谈之中那种不理俗务，懒散、悠闲和一味追求雍容优雅气度的积习。一方面是对于一切事务性工作都不屑一顾，近乎于不食人间烟火；一方面是火烧眉毛不着急。这毛病从东汉末年的名士就遗传下来了，孔融在做青州刺史时，人家来攻城，眼看就守不住了，他老人家还在“隐几读书，谈笑自若”，总算还知道城陷要逃命。（《后汉书》卷一○○《孔融传》）阮简当开封县令，一天正在下围棋，下属报告说来了劫匪，情况紧急，他连头也不抬，“长啸曰，局上有劫甚急”（《太平御览》卷一五八《陈留风俗传》）。魏晋名士自然不会落后于先辈，王衍口不言钱，当然不是真的对孔方兄没有感情，主要是懒得管这些“俗事”。自王衍之后，把钱叫做“阿堵物”的比比皆是，王衍不仅给清谈留下了一个手持麈尾风流倜傥的形象（手持麈尾成了清谈名士的特征），还为后世撇清高的造了一个近乎“不朽”的名词。王衍虽然据说临死时悔得一塌糊涂，但他的子孙们却风流和雍容得糊涂一塌。晋室东渡之后，“王与马共天下”，王家成了东晋第一望族，王氏子弟有名士派的就格外多。据《世说新语》载，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在车骑将军桓冲手下做骑兵参军，他屁事也不管，一次桓冲好容易碰上了他，问他：“你在我这里做什么官？”他回答：“好像是马官。”“那你管多少马？”“我连马都没见过，怎么会知道有多少。”按道理，如果桓冲没有勇气把他撤职，就该知趣地别问了，可是他偏还不甘心，又问：“最近马死了多少？”这回王名士拿出了清谈斗机锋的本事，回答说：“未知生，焉知死。”
那个时候，越是这种名士派就越吃香。王徽之的老爸王羲之年轻的时候，人家郗太师来王家挑女婿了，别人都去逢迎，他却躺在东床上吃饼，结果人家偏偏挑了他做女婿，不仅安享美女，而且还留下了千古佳话。这样一来，最直接的结果是，东晋往后，高官显宦都是世家子弟霸着，可是他们的大多数什么也不干，成天摇着麈尾在药、酒、女人和围棋再加上和尚之间转。
名士派头的另一种风格是火烧眉毛不着急。淝水之战，前秦近百万大军压境，可风流宰相谢安照样下棋，安然自若，连军情汇报都不听，一门心思要杀人家“大龙”。仗最后打赢了，大家一迭连声地夸他“谈笑静胡沙”，如果要是败了呢，恐怕也又是一个阮简，惹后人笑骂（其实，这仗东晋赢得很侥幸，如果不是苻坚军队里大批的汉人不愿意打仗，在战场上捣乱，那么谁输谁赢很难说）。说来说去，只能怪人家谢安命好，而孔融和阮简命不好。
东晋时期，朝廷各机构中以中书、门下和尚书省最为关键，丞相之权随着君权的消长时有变化，而三省的权力却一直长盛不衰。三省长官一直为门阀世族所把持，别人休想染指。这帮人站着茅坑不拉屎，什么也不干，但是国家机器又不能停止运转，总得有人干事才行。起初，这些把住权要的名流们让自己的子弟来替自己干事，哪里知道这帮大少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个个比老子懒。没有办法，各机构的实际权力就落到了那些上不了台盘的“卑官”、“琐官”手里。以掌握机要、起草诏令的中书省为例，这个机构是东晋以来为士人最看重的地方，号称“凤凰池”，长官中书令和中书监自然不干事，中书侍郎和中书郎也忙于摇麈尾逗机锋，所以最后竟然是九品的中书舍人真正干事，也真正掌握实权，而做这些卑官的都是“寒门微族”，因此，南朝“寒人掌机要”成为一个特色。有权就能生事，南朝也出现过几个因掌机要而弄权的角色，像阮佃夫、王道隆、茹法亮等，但是在门阀世族势力盘根错节，而且世族掌权当政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的情况下，几个“寒人”出身的权臣毕竟难以改变世族统治的局面，虽然史书上说他们如何如何地威风，但比起在他们之前和之后的宦官来，依然是小巫见大巫。
这种飘在天上的清谈之风，终于将门阀政治送上了不归路。历史往往是这样，凡是贵族横行的时候，文化也许会很有点色彩，但政治却一塌糊涂。清谈以及相伴而来的醇酒妇人，最终毁掉了贵胄子弟的政治能力。侯景之乱，豪门贵胄之家，只能衣锦绣、怀金玉在家等死，至此，横行了几百年的门阀制度，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