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读和友 漫卷诗书喜欲狂

编辑给我命题作文,说要谈谈这三十年的阅读。多少年不需要做作文了,一动笔就犯难,写什么好呢?使劲想了一想刚刚开放时的情景,当时感觉最好的,不是高考,也是不思想解放,而是突然有书可读了。“漫卷诗书喜欲狂”,是杜甫的诗句,原意是官军收复他的家乡,羁旅生涯有望结束,因此漫卷诗书,收拾行李,准备回家,高兴得要发狂。回想起来,当时的我,虽然未必高兴到发狂,但也一样漫卷诗书,不是收拾行李,而是四下狂购,以填欲壑,只要看见但凡像点样的书,价都不问,一卷而走。

我生而不幸,刚识字会看书就赶上文化大革命,举国烧书,红彤彤的,除了毛选四卷,什么都不许看了。这就好比刚学会开车,就禁止上路,手痒心也痒。实在痒得没法子了,就和几个同病相怜的小伙伴偷偷弄点秦火之余的东西来看。在看的时候,还安慰自己,不是非要看毒草,而是要批判,看着看着,批判的事就忘到爪哇国去了。那个时候,虽然吃不好穿不好,但最感痛苦的,还是没有书看,那种饥渴的感觉,至今让我难以忘怀。有时候为了借本书,可以连续跟几乎不怎么认识的人连续磨上几个星期。

因此,改革开放,对我最大的恩惠,就是有书可读了。我那时的理想,就是做一个稍微大点的图书馆的管理员,可以每天泡在里面读书,想读什么读什么。所以,我也来了个漫卷诗书——泛义的诗书,一股脑把所能买到的世界名著都买了回来。一读才知道,其实它们中的大部分我都看过,当时看的时候书都没有封皮,不知道书名,也不知道作者,这回一看,哦,原来如此。

这三十年,最初几年,我印象最深的一本书,是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上大学,读的是农机专业,课程奇重,每天八节课,晚上还要做试验或者制图。我忙里偷闲,每周抽出点时间来啃这个大部头,啃到最后,感动了上帝,图书管理员竟然破例让我把书带回宿舍。最终花了两年时间,啃完了这部294卷的大家伙,笔记记了几大本。为什么要看这本书,我当时其实不明白,决没有如此神机妙算,预料到我日后会做历史,只是觉得想看,也就看了。由于之前在中学的时候通读过范文澜的《中国通史》,加上也看过许多文言文的作品,包括没有标点的《司马文正集》(司马光)和《刘宾客集》(刘禹锡),因此,读《资治通鉴》没有什么障碍。这部书,不仅让我对中国历史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但并非教科书式的了解,而且知道了原来古人是这样写历史的。

当了教书匠之后,最早看的两部书在学术上很不上档次,一本是张国焘回忆录,一部是陶菊隐先生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前一本让我觉得历史怪怪的,怎么一个事情,居然会有如此相反的叙述。后一个非同小可,直接点燃了我阅读军阀历史的欲火。接下来,我在人民大学读研的时候,就不务正业,不做党史,却一头扎到军阀史里,从开始的稀里糊涂,死活弄不清楚历史的头绪,到逐渐明白,从黑胡同里钻了出来,从而有了我的一部所谓的专著《武夫治国梦》。其实,做这段历史,真正令我开了点窍的,是陈志让先生的《军绅政权》,这本书不仅好读,清晰,而且开启了我认识军阀历史的别种视角——原来研究是可以这样做的。

我这个人没长性,做历史原本就是野狐禅,没有家法,自然谈不上守家法,所以,做了段军阀史之后,又改做晚清史。像做军阀史一样,史料没少看,一般都是数以千万字计算的,但相关的研究著作,令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周锡瑞先生(Joseph Esherick)的《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此前也读过他的《改良与革命》,但印象没那么深。此前,我看到的有关义和团起源的著述,基本上都集中在义和团的组织源流上,即给义和团找个根正苗红的出身,因为1949年之后的义和团研究,由于政治的因素,必须正面歌颂,不仅强调其反帝爱国,而且强调它的反封建因素,所以,给义和团找爹,大家都自觉地在号称是具有反抗封建统治的民间教门里面寻觅。找来找去,你说是这个,我找的是那个,文章和书写了一堆,让我这种后来人看了个云里雾里,也没有弄明白义和团的爹到底是谁。好像谁说的都没道理。心里曾经冒出过一个大逆不道的想法,是不是这个义和团就没有什么正经八本的组织源流哇?看了周锡瑞的书,豁然开朗,原来给义和团找爹,根本就是个不靠谱的事儿,这玩意,就没有什么组织源流。

再后来,我又喜欢上党史了,这时候,我看到了高华先生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耗了他十几年功力的力作。仅凭公开材料的一点一滴的爬梳,居然能把延安整风这样划时代的大事说得如此清晰透彻,真让我佩服。读完书之后,我有幸结识了作者本人,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作为一个读书人,书是看不完的,喜欢的书,也不知道有多少。明知道家里都放不下了,但是每周都得到书店逛逛,看到入眼的,还是买回来。这辈子没有希望,只能埋在书里做蠹鱼了,但愿下辈子好点。挑几个说说,一不留神,编辑给我规定的字数已经够了,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