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在八年前，那时我还是一个正在就学的老童生，闲暇时间比较多，书看得相当杂。一次旅行，在火车即将要开的时候，上来了一个身穿袈裟的老和尚，大约有六七十岁的样子，恰好就在我的上铺，硬卧列车的上铺高且险，见他有点不方便，我就将下铺让了出来，老和尚平淡地道了谢，坐了下来。
大约是在八年前，那时我还是一个正在就学的老童生，闲暇时间比较多，书看得相当杂。一次旅行，在火车即将要开的时候，上来了一个身穿袈裟的老和尚，大约有六七十岁的样子，恰好就在我的上铺，硬卧列车的上铺高且险，见他有点不方便，我就将下铺让了出来，老和尚平淡地道了谢，坐了下来。由此我们谈了起来，他是僧人，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了三界之外。好在我还看过几本佛经，记得只言片语，因此总能接上几句，逗起老和尚的谈兴。火车在咣啷咣啷地走（那时还没有提速），我们在叽哩咕噜地谈佛论经，最后，要熄灯前他告诉我，现在他正在跟某活佛修习藏传密法，灌顶一次胜过读经几十年。
临别时，他预言我早晚要入空门，因此给我留下了地址，告诉我他的身份，记得好像是五台山龙捧寺的住持。回学校以后，不知怎么就对藏传佛教来了点兴趣，当然，我并没有野心探究藏密的玄理，只是想弄清楚藏传佛教的来龙去脉。于是去了几趟雍和宫，找来若干介绍藏传佛教的书看，忙活了一通，横竖就是弄不明白，随即也就放下了，显然我不是老和尚预言的个中人，资质有限，连这种门外的东西都弄不明白，更弗论升堂入室了。
不过，虽说是已经放下，但一旦读书涉及藏密，提到活佛和灌顶。甚至出现达赖、班禅的字样，心里还是有点怪怪的。这种感觉，终于在因朋友之赐吞了一本书之后基本消失了。
说“吞”是名副其实，因为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中间连口水都没喝。这是一本口述史，记录了一个上世纪30年代由于国外势力的策动，西藏地方政权对内地心存敌视的条件下，凭着两脚走进西藏的汉人的故事。一个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西藏的三大寺获得最高佛学学位的汉人喇嘛的传奇，一个身为国民政府高级官员的喇嘛在西藏办学的经历。更重要的是，这本书给我们解剖和展示了那个神秘的，饱浸藏密文化的西藏，告诉了我们许许多多连做梦都想知道，但却无从知晓的那个时代西藏僧、俗两界的细节。
在人们的印象中，宗教几乎都跟政治有着不解之缘。成千上万的宗教教派初始的时候，也许只是教主“借教敛钱”或者“借教成名”，一旦成了点气候，无一不在政坛短兵相接，做铁锤的有，成铁砧也有。佛教在诸宗教中，大概要算是最为软性的一种，凡是笃信佛教的国家，国势往往不昌，大概是过于慈悲为怀，缺乏攻击性所至。在中世纪，佛教对政治的干预远远抵不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甚至连昙花一现的拜火教和摩尼教也有所不如。佛教进入中国以后，“沙门不敬王者”的旧习逐渐在王权的威势下消尽，连最痴迷佛门的皇帝也不过是用佛教来当工具而已，梁武帝总是玩着要当和尚的游戏，但毕竟没有真的出家。武则天佞佛，但却让俊俏的小和尚给她做面首。凡是佛教势力一大，占了过多的资源，就会生出灭佛的“法难”。不过，即便如此，并不等于佛教界在政治上无所作为，佛界只是退到了一个合适的清客位置，依然对俗界的政务发生着或大或小的影响。只有一个地方例外，那就是西藏。西藏佛教进入得比内地晚，但发展的势头却要猛得多，最后居然形成了僧侣直接掌权的政教合一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和平解放。口述史的主人邢肃芝老人在内地就已享高僧之名，而进入西藏之后，又获得了藏传佛教最高的佛学学阶——拉然巴格西。使得他无论是在佛教处于清客地位的内地，还是在处于主人地位的西藏，均能占据一个显要的高位势来介入政治，为我们留下了袈裟与权杖关系的最好注释。
邢肃芝老人出家的那个年代，无论在世界还是中国，都处于宗教势力消退的势头上。老人童年出家生活的回忆无疑是准确的，寺庙不仅会遭到军警的骚扰，而且连记者也会欺负到和尚头上。更大危险来自于办学堂的热潮，老人第二次出家住的种善寺，就因当地乡绅的办学热情被强占了去，连一向号称灵验的菩萨也被从大殿里搬出来堆在院子里。实际上，这种毁庙办学的现象从戊戌维新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苗头，到了清末废科举之后，已经成为一种时髦。在西人东来的过程中，中学的节节败退，也累带着佛教和道教等本土宗教成了落伍的宗教，其教义和轨仪似乎只剩下了“迷信”的意义，而其僧团和寺庙更是只有浪费资源的价值。这种源于现代化的毁佛势头，搅杂着传统的道学精神，来势相当凶猛，以至于佛教界不得不更加依赖于有权势的军阀政客，施展灵异的旁门左道，以求自存。佛教对世俗权力的依赖，无可挽回地堕入了更低一层次。
正像邢肃芝老人口述史里说的那样，风头最劲的太虚法师既要借助张学良的力量保护陕西的佛寺，还要答应去蒋介石的小小的祖庙雪窦寺担任方丈，更需要将一堆军长师长甚至国民党中委纳入自己的门下。佛教的高僧大德，要为军阀政客做升迁法事、护国（集团的命运）法事、平安法事，许多赫赫有名的军阀，像赵恒惕、孙传芳、刘湘以及书中提到的四川省长王陵基（书中提到的是他的号王芳洲，似有误，应为方舟），都是那时节大开法会的主儿。更有甚者，还让佛教直接作用于军阀集团对内部的整合，比如湖南军阀唐生智，就在擅长藏密的顾法长的参与下，让全军将士受居士戒，练成了一支“佛军”。
当然，这一切只是象征着佛教的式微。从某种意义上讲，邢肃芝老人的老师太虚法师提倡的“人间佛教”的努力，以及一向看不起藏传佛教的内地佛教界引入藏密，都可以说是佛教界某种挽回颓势的尝试。正是由于这种尝试，年轻的邢肃芝有缘接触到了藏密，从而引发了他雪域求法的念头。
从年轻的邢肃芝身上，我们还能看到事情的另一面，虽然佛教在式微，但对佛学的探求在近代知识界却出现了一个高潮。这其中，既有杨仁山、欧阳竟无以及支那内学院师生的努力，也有马一浮、章太炎等人对佛理的探究。已经在僧、俗两界小有名气的邢肃芝，之所以放弃眼前的尊荣，甘愿冒九死一生的危险，尝艰难跋涉的辛苦，步入一个完全不可知境地，应该说，支配他行动的也是知识界佛学探究的冲动。
在西藏，虽然藏传佛教与内地佛教有很大的不同，但同样一边是与世俗功利的紧密纠葛，一边是对佛理佛法的孜孜追求。与内地的清客模样不同，佛教在西藏是唱大戏的主角，喇嘛教中的花教、白教、红教和黄教各个教派，谁跟权力靠得近，谁就占主导地位，到了清代，西藏早已是黄教的一统天下，藏地喇嘛教黄教教派的最高领袖——达赖和班禅分别是前藏和后藏的实际统治者。不过，在邢肃芝入藏的时候，达赖已经挤走了班禅，控制了全藏。西藏是个贵族的社会，同时又是一个佛教的社会，这两个基本点决定了西藏政治的特色。首先，西藏的统治者是以封建领主的形态存在的，100多个世袭贵族家族构成了西藏上层社会的主体，他们都有自己的世袭领地和庄园，拥有对领地农奴生杀予夺的大权，在俗界，只有贵族才有可能成为政府官员。其次，西藏又是个佛教的世界，高级僧侣不仅是社会的精神领袖，而且拥有最高的世俗权力。而他们本身也是另一种形态的贵族，虽然大多无法从血缘上世袭传承，但通过活佛转世，同样可以以寺庙为基地，成为传世的贵族，一样拥有领地、财富和农奴，甚至拥有武装，事实上也是封建领主。对于世俗贵族，信奉佛教是他们之所以可以做贵族的合法性依据，他们不仅要皈依佛祖，布施和供养僧侣，而且要绝对服从宗教领袖，一旦他们有人在这方面出了问题，就可能被革除出贵族行列。对于僧侣贵族，他们虽然是通过宗教的渠道获得的贵族身份，但却只能依从世俗的领主方式才能存在。
西藏地方政府被称为噶厦，或者是噶厦政府，噶厦由四位平行的噶伦（类似于宰相）执政，四噶伦中，有一个僧侣的席位，三个世俗的席位。噶伦以下，基巧、宗本、代本、甲本都是僧俗并设，有僧官有俗官。这种僧俗混合的政府官吏体制，俗官由贵族担任，僧官则由喇嘛接任。由于担任僧官的喇嘛不可能在血缘上世袭，这样等于是在贵族社会里面为平民另辟了一条升迁的小道，平民可以做喇嘛，然后通过投靠僧官，刻苦学习，慢慢熬上去。平民当然大大地多于贵族，做喇嘛的平民更是多于做喇嘛的贵族（平民做喇嘛，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西藏的民俗），所以竞争性无疑是很强的。平民出身的喇嘛必须具有相当的资质，不仅精通密、显两套佛学，而且医卜、星相都通才可能被僧官看上，看上以后，还要学点做官的公文书写。
虽然佛教充盈于整个社会，但官场上却没有因此有什么道德掩饰，所有官的获得都要买，而且是明码实价。一个噶伦多少钱，一个宗本多少钱，所有想买的人都清清楚楚。买了之后，上任再利用手中的权力把钱捞回来，而且加倍。当然僧官也不例外，想要做官都得公开地买。喇嘛做官自然得靠当僧官的师傅来买，徒弟做了官，再加倍地孝敬回来。总之大家都是在做投资—回收的买卖，无论僧俗。不过，对于贵族而言，大的贵族领地多，收益丰厚，自然投资的本钱也大，所以一般来说官做得也大，小贵族只有投靠了大贵族，或者有其他的机缘，才可能置身高官的行列。自然，所有的官，最大的卖主就是达赖喇嘛，虽然他不一定亲自料理这种买卖，甚至可能并不知情。
由于进入了权力中心，所以俗界所有的权力斗争，宫廷阴谋，打打杀杀，佛教界自然也都卷了进去，有时候甚至连达赖、班禅也成为受害者。分裂西藏的阴谋虽然跟某些国外势力有主要的干系，实际上佛教界的某些领袖也堕入其中。为了适应掌握政权的需要，佛教界最大限度地被武装了起来。在内地只有少数寺庙才有的武僧，在藏地普遍地存在，这些习武的僧人不习佛经，不守戒律，却要像士兵那样习武操练，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实际上是僧兵。遇有战事，各寺都要像领主一样，派自己所属的僧兵参战。佛教的基本戒律就是不杀生，但由于在游牧的藏地，绝对的不杀生无以为活，所以在传人之初就已经有了变通——杀大牲以救小生。而由于操纵权力又不得不来第二次变通，由那些不谙佛理的习武僧来操办杀人之事，任由他们堕诸恶道，从而换来“真正的僧侣”的清净。
甚至，权力和金钱也侵蚀到了佛学的领域。在西藏，凡是佛教中人，除了习武僧之外都要研习佛理，就是大小活佛和达赖、班禅也不例外。学习佛理需要获得佛学阶位，不仅要熟悉佛教的经典五部经论，以及黄教祖师宗咯巴的理论，而且要善于运用经典解答各种问题，最后通过三大寺（甘丹、哲蚌、色拉）的考试答辩才能如愿。一般的喇嘛当然需要学习，因为没有学位不仅只好做低级喇嘛，而且也没有机会担任高级僧官。大小活佛也要学习，因为得不到学位他们就名不符实。但是，在三大寺的学习状况往往跟你的权势和财力密切相关，因为在寺里不仅吃住请师傅授课都要钱，而且只有有财力放小布施（给自己学习单元的喇嘛施舍钱粮），才能免予做杂务，也就是说才好安心学习。有权势的活佛们，往往动辄搞大布施，即全寺甚至全部三大寺的僧侣每人一份茶饭和钱。所以，随着布施能力的增大，活佛们通过考试的难度则降低，至于最大的几个活佛，他们的考试只是走过场而已。这样，同在三大寺学佛的人们就分出了三六九等，最低等的是不仅要承担各种杂工义务，还要为别人服役挣钱才能维持学习的；高一点的是能够做小布施免除杂役，可以专心学习的；再高一点的不仅可以免除杂役，还能雇人服侍；最高等级的当然是那些学习期间依然仆役成群的活佛们。邢肃芝就是在内地政府和一些财东的支持下，才放得起小布施，得以专心学习，获得了藏传佛教的最高学阶。
不过，尽管直接掌握权力，使得藏传佛教界让人看起来很是不那么清净，但其实跟别的地方一样，藏传佛界也存在着研习佛理的热情与虔诚。几乎所有沾濡过佛学的人都有这样的共识，佛学的确堪称诸神学中最具哲学意味的一种，能相当限度地满足人们求智的需要。尽管佛教的传播过程中庸俗化的倾向一直就存在，而且有时还很强烈，但佛学却以其深邃的人生哲学和平和的论理精神，吸引着士大夫。可以说，自魏晋以来，智者近佛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而且一直延续到近代。藏传佛教虽然很有些神秘色彩，西藏原来的本教的因素也在佛教中有所反映，但其佛学的固有吸引力却并没有丝毫减弱，甚至可以说，藏传佛教对教义的讲求，对佛理的探索还更加在意。直到今天，佛学界还公认，学习藏文是进一步深研佛理的前提，道理就在于藏文佛典之博大精深。正像邢肃芝老人介绍的那样，在西藏三大寺求法的人们，对所有的五部经论，不仅要个个研习，而且要求反复背诵，烂熟于心。其用功程度大大超过内地的学佛者。
从某种意义上讲，处于藏传佛教顶端的佛学重镇甘丹、哲蚌、色拉这三大寺，在神学的研修上更接近于近代的研究性大学。每个寺庙就像大学本部，下分成大的学区札仓，札仓则由更小的学习单元康村组成。每个学员都有具体的导师指导，寺庙、札仓和康村三个层次的结场辩经，有点类似于课堂讨论和学术讨论会，经过反复而且平和讲理的辩难，学业自然会更加精进。这种学习体制，让人很容易想到英国的剑桥和牛津，的确比较容易出学理型的人才。
在很久以前，一位藏族学者就跟我说过这样的话，在西藏，喇嘛是唯一的文化创造者。这话当时我并不太理解，现在我明白了，在西藏，佛教不仅是—般人升迁的唯—途径，而且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好智慧的人们的心灵需求。不少平民通过当喇嘛，进入寺庙学佛，做上僧官，变成了僧侣贵族；也有不少的平民通过做喇嘛的修习，多数是一边为人佣工一边修习，最后修成高僧大德（自然也有躲进深山进一步修行，从此在俗界消失的痴迷者）。因此，佛教在精神和世俗两个方面，将西藏的精英（包括贵族的有志之士）吸引了进去，自然拥有最大的文化创造力。不仅如此，佛教在西藏还有另外一层的意义，佛教在自己名义下笼盖了一切文化。在近代科学技术没有传人之前，中世纪的所有学问几乎都包含在了佛教里面，凡诸文学、绘画、音乐、建筑、医药等等，都是僧侣的专利，僧侣既是社会的上层也属于下层，正是他们中的精英决定了西藏文化的走向。而导致佛教吸引精英、笼盖一切的原因，恰恰有佛教在政坛上起主导地位的因素。
邢肃芝老人是位智者，他的智慧不仅仅是因为他通晓佛家经典，掌握了数百种的密法，而在于他明了佛家的真义，恰在于太虚提倡的“人间佛教”四字。离开了“人间”，不管是遁入深山也罢，修成一道红光也罢，总之是不见了踪影，不见了踪影对这个世界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佛教的真谛不是逃世，也不是避世，而是人世。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有善业恶业，佛教自也难免。佛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纵有十力精进，得十地正果，也须在人间吃苦。正因为如此，邢肃芝老人在学成了之后，开始了出入僧、俗两界，亦官亦僧的生涯，争得了国民政府最高层的支持，凭借自己在藏地佛教界的优势，招徕内地第一流的师资，在西藏办学，以文化教育交流的形式，抵御国外势力的大规模渗透。虽然，由于时局的变幻和中央政府政策的失当，使得老人当年的努力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但是这种尝试在今天也是富有积极意义的。
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其实梦幻泡影就是历史，历史总是跟权杖与袈裟相伴而行。
信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