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实做事，低调做人
高峰说，师父教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踏实做事，低调做人：无论在舞台上如何风光，散场时，走在人群里必须低着头，不要让观众瞧见你的脸。
如果说人生最大的福气就是顺风顺水，那三十岁的高峰算是被老天赐到了这份福气。德云社后台有太多八点档的辛酸戏码，高峰是少数没有坎坷人生的一个。只是这个1983年出生的男人，骨子里却透着1938年的味儿。
高峰的记性很好。三十年的人生，这个男人记得从小到大的每一个朋友的名字，记着每一次前行的辗转。记性好是件好事情——还是孩子的高峰就显出比同龄孩子更好的学习能力和判断能力——不用怎么用功，学习成绩一直很好。不过记忆力太好也有不好的一面——记得越多，你会发现失去的原来更多。
高峰出生在天津，爸爸是工程师，妈妈是普通工人，算不上大富大贵的家庭，但也殷实富足。小时候的高峰就和别人家的孩子不一样，别人家的孩子是从早到晚不见人，他是窝在家里撵都撵不走，家人甚至怀疑他会不会有自闭症倾向。
所以，打小开始，高峰就是一个标准的“宅男”，看书听广播成了习惯，他幼小的心里住了位平静的“老人”，他和自己对话，和这位“老人”对话。
高峰小时候下楼时看到一位老太太收啤酒瓶，不小心把啤酒瓶掉地上摔碎了，他抬脚就踩上了，顿时脚被扎破，鲜血直流。他看着自己的脚，既没有慌张，也没有哭，一瘸一拐地回家，十分冷静地跟父亲汇报刚才发生的事情，全部叙述完了后，他指了指脚说，最后，脚破了。父亲脱下他的鞋才发现血已经止不住了，抱着他就往医院跑，缝了好几针。缝针的时候也没有哭闹，微笑地看着医生操作，他说自己打小打针就不哭，而且还乐，出了事情从来都很冷静。
这就不奇怪为什么现在的他大多数时候是平静的，欢喜不多言，哀怒不多语。心里的那位“老人”掌控了他的人生——云淡风轻的悠然，是他给自己打造的城堡。
上小学时，他依旧没有改变，总是默默做自己喜欢的事，唯一高调的一件事是他做了九年的数学课代表，而且一直保持着班主任老师教哪门功课他就哪门功课好，看起来很有讨好班主任的嫌疑。
他记得每一位老师的名字，前前后后好几十位，就连代课老师名字和相貌他都记得很清楚，这样的好记性为他后来做相声演员奠定了基础。性子静，自然就爱琢磨，可这么静的性子，竟然打小就喜欢听相声。
高峰一直说收音机是他第一个相声老师，读书前就跟着家里人听，天津有浓郁的相声艺术氛围，几乎任何时段的广播都有相声，大家也都把听相声当成很重要的娱乐项目。那时广播里放的都是老相声艺术家的段子，原汁原味的传统相声，让他对马三立先生、郭荣启先生等这一辈的老先生有了深刻的印象。上学后他开始有了自己的选择，按自己的喜好收听不同时间段的相声。很长一段时间，高峰基本都是收音机不离手，即使是睡觉也要将收音机放在床头。
除了相声，小品、戏曲也让高峰着迷。上台表演也特别早，还在念小学的他表演的第一个节目是赵本山的《小草》，性格内向的他竟然大大方方上台用夸张的表演让同学们乐得东倒西歪，他很享受这种逗乐观众的感觉。自告奋勇去了父亲单位上演出，台上台下的高峰简直就是两个人，上台了口若悬河，多夸张都愿意尝试，下台了出奇安静，多一点儿风头都不愿意出。他骨子里有这行老先生们的韵味儿——醒木拍响是角儿，满场暗灯就是路人甲。
这个行业很残酷，多少人数十年依旧默默无闻，听不到响，见不着利，可功夫却是一分钟都不能落下的。只有耐得住寂寞和冷眼，才可能得到关注和追捧，所幸高峰倒没有遭受多少冷眼尖酸，但寂寞这件事，却一直伴着学艺到今天。
1996年，高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天津市实验中学，天津市实验中学被称为“市五所”，是全市最好的五家学校之一，为了奖励他考进天津市实验中学，父亲给他买了一辆四百元的自行车，这是他第一件“奢侈品”。
初中二年级，十三岁的高峰第一次上台说相声，表演的曲目是高英培、范振钰的《钓鱼》，他认为这是缘分，因为多年后他正式拜在范振钰先生门下，开始了对相声的系统学习。
和同学李孝群合说的这段相声大获成功，老师、同学都很喜欢。能找到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不是件容易的事，李孝群当时有一盘相声磁带，A面是《钓鱼》，B面是马志明先生的《纠纷》，两个小家伙天天凑在一起听这盘磁带，时间长了，不但可以一字不落地对嘴形，甚至表情动作都揣摩得八九不离十。
这次表演给了高峰很大的信心，也让高峰积攒了一定的知名度，学校开始组织或推荐他们去参加一些演出或比赛。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去慰问老红军，八九十岁的老人家们坐在客厅里，高峰和同学站在中间卖力表演，全程无任何人笑，而且完全没有反应，两个人坚持演完，鞠躬尴尬下台，正反省哪有问题时，工作人员对他们说，“演得挺好的，就是老人家们都耳背，听不到”。
没有老师指导，高峰一个人反复听反复琢磨，初中高中的英语磁带全都消了用来录相声，连同学的磁带也没放过，就这样积攒了六七百盘磁带，听一遍，录一遍，倒带的时候再听一遍——听相声已经成了高峰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他说那时他不听相声就写不了作业，对此，父母表示理解和支持，他在自己的小房间里自得其乐，这是属于他的世界，他的小房间在这一刻就是他的茶馆、他的舞台。
高峰小小的脑袋里装满了相声段子，直到现在，这些老段子高峰张口就能来，一个字都错不了。用相声圈内人的说法，可能就是祖师爷愿意赏这碗饭给他。
初中毕业，高峰再次如愿以偿，没有费什么力气就考上天津市的重点高中，按道理这种级别的重点中学应该是学业紧张，气氛严谨，但高峰还真就在这样的地方找到了相声搭档，一找还是三位。
这三位同学分别在不同时段为高峰捧哏，高峰逗哏的地位始终坚挺，演出一直颇受大家喜爱。课余也打篮球，但基本不进球，也踢足球，基本碰不着球。
说到踢足球，高峰有一个同学叫韩燕铭，是足球特长生，球踢得特别好，很早就去了天津队，高峰喜欢看他踢球，觉得他踢球跟别人不一样，聪明，是用脑子踢球，预言他日后在这条路上必有作为，后来这个同学成了天津康师傅足球队的主力球员。高峰从韩燕铭身上看到了用脑子做事的重要性，也暗自提醒自己日后无论做任何事，都要学会用脑子，不能使傻劲儿。
一次，高峰想对一同学使坏，准备使劲儿撞一下这同学，让他栽倒在暖气上，于是趁同学不注意时冲过去，可这个同学却巧合地走开了，结果高峰自己一头撞到了暖气片上，头都撞破了。这件事给了他教训——人不能存坏心。从这以后，高峰立志绝不瞎逗，不做出格的事。
我不知道这么心思缜密又爱冷静分析问题的高峰会不会生活得很累，这么小的年纪竟然懂得从各种事情和人身上去总结一些生活的道理，同时时刻警醒自己、反省自己。小时候的情况不得而知，但长大后的好处我全看到了，在德云社这么些年，他靠着严谨作风、谦逊品性得到了众人的尊重和信任，他是最不多事的一个人，也是最让人放心的人，有什么事你交给他办，准没错。
高峰在念高中时参加过许多相声比赛，团委组织的演出经验也丰富之极，主要表演的段子都以马志明先生的作品为主，以至于后来很多人都说他的表演风格像马志明先生，马先生成了他相声启蒙的重要导师，至今他还收藏着一封马志明先生给他的亲笔回信。
高二开始，高峰突然对学习失去了兴趣，倒也不是被相声耽误，只是猛然间没有了动力，心思开始转移，学习成绩也慢慢下降，但好在毕竟有优异的底子，高考时虽然发挥不是很好，但勉强也到了本科线，考上了天津农学院的水产专业。
接触茶馆相声，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高考结束后的假期，高峰无意中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叫中华曲苑的相声专场演出的消息。那年是2001年，高峰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有剧场相声，可以在现场听相声。
邀了几位同学，高峰第一次坐进剧场里，从此开启了他的剧场相声生涯。从这之后，高峰成了剧场的铁杆观众，只要有剧场有演出，高峰几乎一场不落。
去剧场听相声，这是他原本不太痛快的大学生活里唯一开心的事。每逢周二周四，这个团体都会到一个叫燕乐茶社的剧场里演出——燕乐茶社培养了许多相声大家，名流辈出，其中就有侯宝林大师。
侯宝林先生1943年到1948年在天津停留时，就是在燕乐茶社说相声。最开始叫燕乐，后来改名为四海，“文革”时改名为红旗，“文革”后再次改回燕乐，燕乐升平之意。剧场十分简陋，但很有传统艺术的氛围，票价很便宜，六元一张。有意思的是，1991年，我姐夫在燕乐唱过一年的评戏。高峰恐怕是这个剧场里年纪最轻的观众，因为多是老先生演出，表演的又都是很原汁原味的传统剧目，所以观众大多是老人家。
但高峰很喜欢这样的氛围，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从小就钟爱这些传统艺术，不仅是相声，说书、快板等他都喜爱，常常在茶馆里一泡就是一天，痴迷地舍不得离开。那些老段子也是反复听，耳濡目染地在这样的环境中褪去了毛躁青涩，告别了稚嫩的青春。
大学里有一个相声社团，当时还只是雏形，人数很少。据说现在天津农学院的相声社团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已经颇具规模。高峰在那时，相声社团其实就三个人，高峰、他同系的一个同学，还有一个唱京剧的。
虽然相声社团规模很小，平时也不太受人关注，但每次演出还是很受欢迎的，效果出奇的好，不过高峰并没有因此成为学校的风云人物，他依旧很安静地过着自己的生活，生活的重心都放在听相声学相声上。所以，美好的大学时光里，高峰竟然没正式谈过一次恋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仅有的那两次磕碜的经历，不提也罢！
南开大学东方艺术团成立了一个兴远相声社团，名字来自于天津之前的两个相声基地，声远茶社和联兴茶社。兴远相声社团的老师是姜宝林先生，姜宝林先生算是第一个指点高峰的专业相声老师，虽然不多，但仍让高峰获益良多，让他和专业相声又近了一步。
真正系统学习专业相声，要从高峰的师父范振钰先生说起，这位高峰嘴里的老恩师，影响了他的相声人生。
最早接触范振钰先生是在2003年，高峰认识了准备拜范振钰先生为师的五个朋友，大家一起研究相声说相声，他们说起要拜师，而且是范振钰先生，问高峰是不是也一起拜师，高峰很激动，他是听着范先生相声长大的，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范先生在《鱼龙百戏》的电视节目里看到过高峰的表演，虽然不认识，但对高峰还是有印象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天津布衣街对面的饭馆二楼，高峰和范先生有了面对面说话的机会，高峰提出想拜师，范先生很爽快地就答应了，敬了一杯酒，这事就这样定下来，高峰心里欢喜无比。
2004年6月6日，高峰和五位师兄弟正式拜师，场面隆重，邀请到了众多相声名家和曲艺界老先生，进行了拜师仪式。
高峰说范先生是个特别不愿意麻烦别人的人。有一次做完手术，高峰去照顾先生，特意定了闹钟打算早起，心想着不能让先生等自己。早上刚六点，高峰起来后，发现先生已经、洗漱完、收拾完屋子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了，高峰很不好意思，先生却笑呵呵招呼他吃早饭。
范先生最大的爱好就是抽烟喝酒，最“好”的成绩是一天四包烟，酒也是从不离手。高峰打趣先生，说半个桃能喝一杯，几个花生米能喝一杯，有俩饺子更是过年了。
先生从不坐飞机，因为飞机上不能抽烟，坐火车时枕头边上放瓶二锅头，醒来就得先喝一口。烟酒过度导致先生身体很不好，好在福大命大，几次都化险为夷了。
一段时间，范先生跟姐夫提过高峰，但正式向姐夫推荐高峰的是高峰的另一位师父，金文声先生。
金文声先生是高峰的快板、评书老师，结缘是在当年的燕乐茶社。燕乐茶社有两个剧场，一个大点的剧场说相声，小剧场说评书。金先生每天在小剧场表演一段，六七十个观众围坐，很多时候观众就坐在他脚边。茶社很简陋，桌椅板凳放得也很随意，三元钱一张票，包括听书、喝茶、瓜子、花生、山楂糕。
高峰经常去听金先生说书，拿着本子认真记，揣摩金先生表演时的语气、表情、手势。因为说书也赚不到什么钱，先生请不起服务员，只能由师娘帮忙打扫卫生，收拾桌椅。散场后很多年轻人都不走，留下来帮忙打扫，这其中就有高峰。
一日散场，高峰照旧留下来帮忙，金先生在一边抽烟，叫高峰过来，说听说你会唱快板，你唱一段我听听。高峰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借了一副板，给金先生唱了多半段的《小寡妇上坟》。
金先生听后说，毛病很多。让高峰又重新唱了一遍，这次一边听一边一句句纠正，这句该怎么唱，语气怎么转，怎么换气。说了一些后，时间晚了，金先生说要不这样，你来家里，我系统给你归置归置。听先生这么说，高峰简直不敢相信，金先生是王派快板的正宗传人，能得到先生的教导，那真是莫大荣幸。
金先生二十出头来天津，主攻山东快书，为此他一直不敢改口音，所以没有办法唱快板，但他对快板的造诣可是大师级的。就连王凤山先生的快板很多都是金先生教的——王先生不认字，金先生就写好了念给他听，然后王先生一句句记下，再练习。因此但凡是王先生的快板，金先生都能来。王先生比金先生大十五岁，从艺术辈分上来说因为牵扯多人关系而有点拧巴，不好论辈分，半师半友，有着很深厚的感情。当年金先生来天津时是王先生把他领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至今金先生的人事关系还在那里，金先生念王先生的好，称王先生为师父。
年少的高峰对相声曲艺的知识如饥似渴，不放过任何可以学习的机会，没人教的时候他一个人想办法琢磨，有人教自然更下功夫，只要是你能在这上面跟他说两句，他都能虔诚得像个教徒。高峰有个本子，上面记录着他多年来听的每一场演出，里面的精彩之处，心得体会，也记录着自己每一场演出，很多人都说高峰运气好，运气只是一方面，认真努力才是成功的前提。
从这开始，高峰开始跟金先生学习快板。
金先生教学的方式是让学生先唱，整个过程他从来不中间打断，他拿笔拿纸做记录，把有毛病的地方记下来，学生全段唱完后，他再逐一给学生指出问题，然后让学生重唱一次，有特别严重的地方，他会反复指导，一遍一遍，不厌其烦，直到问题解决。
高峰现在还保留着很多当年跟金先生学艺时的录音带，在本子上记录了很多金先生言传身教的句子，时常翻起，当时学艺的情境历历在目。
金先生和姐夫有很深的交情，他多次向姐夫推荐高峰。
高峰第一次见到姐夫是在燕乐茶社。2004年，金先生复出说书，之前金先生因心脏搭桥手术休息了一年，在燕乐复出演出《三侠传》，姐姐和姐夫去后台看望金先生，高峰也在后台，和姐夫有过照面，不过当时他只是知道这位老师叫郭德纲，在网上看过姐夫的相声，印象很深的一段是徐永刚和姐夫的《说武术》。那时姐夫还在做捧哏，但表演形式很特别，和其他相声演员都不一样，很有创意，区别于传统的捧哏形象，语言生动活泼，虽然话语很少，但句句有力有包袱，给高峰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次碰上，高峰没有跟姐夫直接交流，见面匆匆忙忙，没说上话。
2005年，姐夫再次去金先生家看望金先生，金先生当天强行留住姐夫，说我之前一直向你推荐的一个人，高峰，你今天必须见一面。留住姐夫，金先生马上给高峰打电话，可高峰当时在实验室做实验，信号很差，完全收不到电话。金先生就留着姐夫，一遍一遍打，直到晚上快11点，高峰出了实验室接到金先生电话，说：“郭德纲老师在我家，你赶紧来一趟。”
高峰挂了电话，打车直奔金先生家，到了金先生家已将近十二点了。姐夫问高峰都在哪里演出过，平时都演过什么节目，最拿手的是什么，简单的一番对话后，姐夫说这样，你下周六来北京上我那看一场，周日来演一场。当时的演出不像现在这么频繁，每周六日下午相声大会，晚上是姐夫的单口，在广德楼演出。姐夫说完匆忙告别，连夜赶回北京。
这对高峰来说是一次好机会，意味着他可以从天津走出去，到北京说相声了。后来高峰和姐夫、于谦一起拜在金先生门下学评书，姐夫成为了高峰的师哥。
高峰拜金先生为师也得益于范先生。范先生有一次让高峰领他去剧场听评书，高峰就带着范先生来到燕乐茶社，听金先生说评书，演出完毕后，两位老先生约着吃饭。席间，范先生将高峰托付给金先生，说自己年纪大了，恐怕教不了高峰什么了，希望金先生以后多提携——这些是高峰日后才知道的事情，所以他对老恩师范先生充满了感激之情。
高峰周六一大早便坐火车来到北京，上午看了姐夫表演的《黄鹤楼》，下午继续去德云社看演出。他做事一向这样，赶早不赶晚，而且一定做足功课，把握好每一次机会。
高峰是个腼腆的人，第一次来德云社演出，拎了个小包到德云社后台，看见姐夫正在里面排练节目，不好意思进去打扰，就默默坐在一个角落等着，姐夫的门虚掩着，他也不敢往里看，就这样坐了好半天。
直到姐夫瞧见他的身影，亲自出来招呼他，他才又拎着小包走进去，这是他第一次进德云社的后台。
第一次演出很紧张，虽然天津大小园子他都演过，有足够的表演经验，但在北京还是头一回，压力自然大。和李文山先生合作表演马三立先生的代表作《开粥厂》，演出效果还算不错，但后面部分还是因为太紧张而说乱了，返场时唱了一段快板《小寡妇上坟》。在德云社的第一次演出，成功。自此，高峰开始了他在德云社的日子。
高峰在德云社有一个响亮的名号——德云社总教头。所有来德云社学习的孩子们，都先由高峰指导训练，学习得差不多了，有好苗子才送到我姐夫那儿，所以来德云社学艺，第一关先过的就是高峰。
高峰为人谦逊低调，多年来的学习工作让高峰形成了非常严谨的处事习惯，不争名不争利，从未做过什么出格的事。直到2010年，一场国安球迷风波，把高峰推到了风口浪尖。
2010年大年初四，德云社在天津人民体育馆商演，高峰的节目叫《不说相声说足球》。之前在德云社剧场也说过一些关于足球的段子，讲一些与足球有关的小笑料小包袱，效果都还不错，小段子越攒越多，慢慢凑成一个独立的作品，《不说相声说足球》就是这样来的。
相声行业里有这么个演出手段，在哪演出就说自己是哪的人，说当地的好处，也是为了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和观众显得亲近。
高峰表演《不说相声说足球》的时候捧了天津足球队，过程中为了效果，说了一些调侃北京国安的话，就因为这个，闹出来大事故。
玩笑话激怒了北京国安球迷，上千名愤怒的球迷包围德云社，气势汹汹要求交出高峰，场面几度失控，直到警察赶来，数小时才劝散了球迷。当时高峰躲在剧场里完全不能出来，几次想出来道歉，但都因为现场球迷情绪过于激动而不能实现。
球迷离开后，姐夫担心高峰出意外，与姐姐一起特地把他接到家里过夜。可能是压力太大，当晚高峰突犯急性阑尾炎，疼得要命，心里想着自己刚惹了这么大个祸，不好意思再麻烦姐姐姐夫，强忍到后半夜，实在坚持不住了，才叫醒姐夫和姐姐，连夜去医院手术。现在他说起这件事还一直强调，“太不好意思了，走的时候连被子都没给郭老师叠”。
手术后在医院修养的高峰每天都能收到球迷的短信，有恐吓的，有谩骂的，有警告的，也有劝慰以后不能这样乱说话的，高峰百感交集，心里很不是滋味。
出院后，高峰特地发了一篇致歉信，向国安球迷表达了自己深深的歉意。
这次出书，高峰说到这起风波时，又特地嘱托我，想通过这次出书，再向北京国安球迷表达诚挚的歉意。事情虽然过去许久，但他一直在反省自己，当时的表演确实有思虑不周、欠妥之处，过分考虑演出的效果，没有顾及到北京球迷的情感情绪，为此，深感抱歉！
高峰也很感激姐夫，出了这么大的事，姐夫一句埋怨也没有，这种气度不是一般人可以有的。
德云社给了高峰最好的舞台，尽管他刚来的时候有很多不适应。
在天津表演惯了的高峰，一直醉心传统艺术，而德云社的节目创新居多，在传统剧目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时尚热点的元素。多元化的艺术形式，现代的相声创作，一开始高峰有些不适应，跟不上，不过他很愿意接受这些新元素，也一直坚信，正因为德云社和郭德纲的这种创新意识，让中国的相声再度焕发光彩。
当然，高峰也有功劳，他从天津带来了一个剧目《写春联》，这个活儿当时没有人使，里面的贪吃蛇小包袱是高峰的原创，还有一个剧目《点头数来宝》，也是高峰带到北京的，他也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团队，结合自己传统相声扎实的功底，开始了新相声的学习和表演。
相声表演搭档很重要，没有固定搭档是相声演员很头疼的事，但高峰很少因此为难。多年的演出经验，扎实的相声功底，多变的风格，无论与谁搭档他都能做到得心应手。可逗、可捧，可单口、可群口。一直以来高峰都是谁有空就搭一场，没人有空他就自己说书唱快板。德云社的相声演员他全合作过，他觉得这样也非常有利于提高业务水平，和不同人合作，能学到不同人的技巧，学艺的精髓也在于此。
2005年11月5日，德云社第一次在外地办专场，因为天气原因，晚上七点一刻的演出，下午四点所有的演员还都困在北京没出发，所有的高速都封了。
演出后台只有两个演员，就是姐夫和高峰，没办法，只能让他们两个上台演出。姐夫的节目是《西征梦》，高峰从来没听过，一句都不会，而且时间紧急，连排练的时间都没有，时间一到，高峰穿着大褂上台，给姐夫捧哏。
高峰一点没露怯，稳稳地接住姐夫所有的包袱，现场效果很好，观众完全看不出来这是临时救场。
还有一次在牡丹江的演出。两班演员一起往牡丹江赶，姐夫的航班因为天气原因被取消了，就是说牡丹江体育场几千人等的郭德纲专场，主角不能演出了。
高峰现在说起这两件事还心有余悸，不过剧场演出的魅力也在此，随时随地都会有问题出现，作为一名优秀的相声从艺人，解决危机的能力也是必备本领之一。
高峰三岁与相声结缘，如今三十岁的他也已成家立业，他和大多数80后的人不同，他身上有着太多传统艺术的影子，他始终记得师父的话，路低着头走，人低着头做。他说自己没有特别辉煌的时候，一直都是这样平平淡淡地学相声、说相声。即便在德云社多年，他还依旧是那个腼腆的、略带害羞的，如刚出道的小相声演员。
他不抽烟不喝酒，平日里做的事说的话看的书全都是和相声有关，他喜欢相声行老前辈老先生的故事，也希望自己能像老先生们一样，一辈子就做相声这一件事。
认识高峰的人都觉得他严肃古板，一点都不像个年轻人，可我眼中的高峰，始终单纯如初，他心里的那位老人也始终柔软谦卑，那是他坚持的世界，也是他唯一的收容。
如果你有时间，不妨来德云社听听“高老板”的相声和评书，感受传统艺术的味儿，看看你的心里是否也有一位老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