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片古今谈

一进十月门,国家的庆典多,而民间的喜庆事,似乎也跟着凑热闹,红帖子满天飞,每次吃完寿筵喜酒回家,口袋塞满了素不相识人的名片。有的印满头衔,有的叙述政纲(市议员候选人),这种无孔不入,广结善缘的手法,实在令人叹为观止!在汉和帝在位,蔡伦还没发明造纸以前,通名晋谒,用削木书写,汉初谓之“谒”(谒者书刺,自言爵里),汉末谓之“刺”(书姓名于柬日刺)。汉以后,虽然改用纸张,而仍相沿曰“刺”。到了唐代,每年新进士要到长安平康坊妓院去游乐,要用红笺写“名纸”,到了明朝才改叫“名帖”,至于改称“名片”,是民国初年的事,距今还不足一百年呢!

笔者当年在北平,每逢春节,总要留一两天时间逛逛厂甸,人家是买古玩玉器、书籍字画,我则专逛旧货摊。我在破铜烂铁堆里曾发现过几方汉印,食髓知味,我对旧货摊兴趣因而非常浓厚。有一年我在旧货摊上看见一本蓝布面很厚的旧账本,其中夹着若干张大红名帖,翻了几张发现先伯祖文贞公、先祖仲、鲁公名帖,均在其内。大概各科甲翰林的有四五百张,不敢多翻,花了十吊钱,约合两毛多钱买了回来。细一查对,从乾隆十年起乙丑正科至光绪三十年甲辰正科止,正科、恩科、备科除了三鼎甲以外,所有太史公凡是风采踔厉、积学雄文者,几乎网罗殆尽。还有一张伊藤博文的,有一尺多长,跟翰林名帖一样,至于光绪六年庚辰正科、九年癸未正科,曾人值词林的翰林公几乎一张不缺。

我曾经拿了这些名帖,请教过藏园老人傅增湘前辈。据沅叔先生说:“中了进士之后,分为四级:一级为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以及全科的翰林;二级为主事;三级为知县;四级为中书。其中主事、知县、中书三者,一贴榜便算受职,所谓榜下即用,就有隶属的衙门管辖,唯独翰林,发榜之后,就是进入翰林院(叫进院不叫到差),改称庶吉士。既未受职,还不算正式官员,所以在这短短期间,轩昂自肆,所用名帖,部是亲自楷书,镌好木戳,印在梅红纸上,最长的有二尺,最小的也有一尺多,字则大的四寸见方,小的也有二寸,张张铁画银钩,雄伟挺秀,这是翰林们炫耀放纵时候,这不但主事、知县、中书不敢用这种名帖,就连三鼎甲也不能用。因为三鼎甲一发榜,便是翰林院的修撰编修,已经算是国家官员了,所以你所搜集名帖全是各科翰林,没有一张是历届三鼎甲的。至于能把庚辰、癸未两科的翰林名帖集全,大概原主的先世或他本人,与这两科翰林中有特别渊源,碰巧志伯愚、仲鲁两位前辈同擢巍科,真是巧而又巧了。关于伊藤博文那张梅红大名帖,可能是见猎心喜,游戏之作吧!”可惜这些名帖,都留在北平。

晚清时期,进谒上司,同僚拜望,新亲往还,还有投递名帖习俗。外省官员进京公干,自己没有车马,又无随从,在没有马车人力车之前,通衢大道旁空旷场所,独停放若干骡车(北平人称之为车口),可临时讲价雇用。是否让赶车的投帖,要事先讲明,大概投帖要多给几吊钱或多赏酒钱,这个钱赶车的也不白拿,他投帖时,还在头上扣一顶红缨帽,表示是自用长随。投帖要挟着护书或拜匣,护书就跟现在的卷宗夹一样,不过是布面而已。用拜匣的,可就讲究啦,有苏漆、建漆、广漆、嵌螺钿、雕红之分,名帖式样有单帖、折帖、全帖几种样式。古人说“自言爵里”,这些名帖,有的叙明身份,有的写明与被访人的关系,如晚生、侍生、眷生、教弟、姻侍生、姻愚弟、门生、世愚侄等,让接帖的人,一望而知彼此关系,不致扑朔迷离,有不知先生为何许人也的尴尬。

北洋时期,我初次到政府机关服公,在财政部印刷局供职。局长濮一乘特准每星期六下午到局办公,所以我被列为局里正式办公人员,而非挂名拿干薪的差事。不但每月照领薪饷,还有一份伙食津贴可拿。依照局方惯例,凡是属于芷式办公职员,到差之后局方印赠名片三百张。一百张木纹纸的,一百张松香烫漆,一百张烂纹字的。纸张考究不说,木纹、烫漆、烂纹印制方式,在当时都是一般印刷厂印不出来的。方形仿宋体字,是印刷局所特有,后来有位技工离开印刷局,到中华书局工作,带了一全份方体仿宋模样,从此中华书局代印名片,方体仿宋字体非常整齐。后来上海文化界讥笑中华书局还代印名片,才慢慢取消了。

妇女印名片,民国初年很为流行,黎大总统元洪的夫人黎本危,据说是汉口沙家巷妓女从良,出身不高,识字无多,在她左右攀龙附凤的女官,当然也没有什么高明人物。她要印名片,当时妇女所用名片都是圆角烫金边,偏偏有人给她出馊主意,在名片上压出一双翔凤展翅凸形花纹。她非常得意,遇有公府款宴使节团,她就向各位公使代办夫人致送这种名片。后来被熊希龄夫人朱其慧女士看见,告诉她,那是上海长三堂子姑娘们的花样经,母仪天下贵为元首夫人,岂可如此轻率失仪,此后她再也没有散发这种名片了。民国十三四年,笔者在上海期间,商界中酬酢,喜欢飞笺招花,当筵劝酒,招来莺燕都带有粉红水绿压花凸字,尺寸极小的名片送人(当时上海男妓钟雪琴也用这种粉红凸花小名片),由此才知道朱其慧劝阻黎夫人使用这种名片的原因。

笔者在南京工作时,有位同寅柳贡禾君,其叔是国学大师柳诒征。柳君填的词蕴藉俨雅,词韵清蔚,颇得朱疆邮、沈寐叟两位前辈的激赏,可是他词送到新申两报从未刊出过,我猜想是他那笔晃漾恣肆的狂草,编辑手民都无法全部认识,所以只好割爱。我试把原稿照抄寄出,寄给《申报》也好,《新闻报》也好,全都照登,所以后来他的诗调都由我誊写好,然后付邮。有一天他忽然送了两盒名片来,另附铅铸名戳,赫然是清道人李瑞清把我名字用魏碑字体写的法书,印成名片的。当时清道人在上海九华堂挂有笔单,可是寸楷以下小字,已久不接件,不是他们有深厚友谊,这三个“唐鲁孙”小字是得之不易的。我既有铅铸名戳,用完再印,抗战胜利来台,我还印了两百张名片带来,可惜铅戳留在北平,名片用完现在已经没法再印了。

台湾在光复之初,本省同胞受了五十年日本教育,对于祖国的文字习俗都未尽了了,所以在所用名片上出了若干笑话。某君结缡之喜,收到贺礼,他还知道写谢帖,大红片子,写着收礼人领谢,倒是中规中矩的,旁边他还印上“鼎惠恳辞”四个字,收礼后说恳辞,已经不通。“鼎惠恳辞”照字面上讲,当然没什么不对,可是在内地的习惯,这四个字平常都印在讣闻上,现在印在谢帖上,似乎有点别别扭扭的。

当年我在一家卷烟厂工作,有商家送来卷烟里用的香料,在日据时代香烟里都加入这种香料,因为脂粉气过重,一般人都不爱抽日本制香烟,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绝对废弃不用。可是这位商人在内地大量搜购运来台湾,认定总可大赚一票,可是香烟改变配方,原本奇货可居的,变成无人问津的废料,于是钻头觅脑四处托人求售,最后打算横施压力,强迫烟厂就范。有一天烟厂来了一位趾高气扬的先生,掏出名片,衔名一大堆,最后写着是某某人之子。他对我们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好在我们早已报备有案,始终坚持原则,最后他技穷而走。这是我来台所看见的又一张怪名片。

上一届省议员选举,有一位侯选人名片用的是透明塑料片,他把他户籍所在地的一处名胜,印在名片的另一半上,让选民别忘了跟他的乡谊。印制精美,很多收到这种名片的人,留起来当书签用。有一位候选人,大概跟铝业公司有关系,他的名片是铝箔制的,彩色柔丽,非常醒目。据笔者所知,铝箔上印彩色需高度技术,后来打听出来,那位候选人的铝名片,是从日本印制来的。各种选举,候选人尽量介绍自己的从学经历和现在头衔,让选民对他有进一步了解,原本是无可厚非的。不过我接到过一张名片,衔名写了十多项,把自己姓名挤在左下角,细看这位仁兄的头衔,不是什么名誉理事,就是什么团体顾问,甚至某某运动团队的副领队、某某慈善机关赞助人,细一琢磨,没有一项实际的工作。这种好大喜功、华而不实的人如果当选,还能不出卖风云雷雨吗?

笔者初入社会时,先师阎荫桐夫子曾经叮嘱过我:“在外酬应一定要准备一些印有姓名、籍贯、地址、电话的名片,以便跟初交的朋友交换,假如人家给你名片,你不回一张,很容易让人误会你架子太大,或不愿意折节下交,岂不冤枉;至于那些名片上印有‘专诚拜谒’、‘启事盖章’字样的,不是自抬身价,就是自命不凡矫揉造作之徒,不足为法。”多少年来,恪遵师训,身边总要带几张名片,以备不时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