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到十冬腊月，北平大街小巷就平添一种市声，吆喝“画儿，买画儿”了。
在早年，无论贫富，家家都要买几张年画给小孩，有钱的人家，都粘在更房、门房、下房，或是护窗板上，乡间人家就把年画贴在卧房炕头上，借以点缀年景，又可以哄哄孩子啦。
沿街叫卖年画，在清末民初，平津两地都极盛行。虽然全国各省都有这种木刻年画，可是风格俗雅，各有不同。华北最著名的产地，有天津西边的杨柳青，俗称“卫画”，有深州附近的武强县，山东潍县的杨家铺，华中则有苏州阊门的山塘路等处。
年画无论南北，都是用墨线画成，刻成木板再印，印出来只有墨线轮廓，然后着色。杨柳青年画，都是挑选年轻女工着色，北方小姑娘多半缠足，不像南方赤脚大仙能够下田，既然不能到田间工作，针黹之余，年画着色就成了她们的副业了。她们着色是一人上一种颜色，先把画师着好颜色的年画做样本，然后在每张上着一种颜色，你涂红我抹绿，各捡一色不用换笔，这种分工办法涂起来非常快速，每个人一天能涂好几百张。杨柳青因为操作都是女工，比较细致工巧，产量不多，自然价钱较高，而且仅仅在平津一带行销。至于武强、潍县画年画的男女都有，着色迅速粗放，甚至行销远及西南云贵广大地区。
苏州年画，又称姑苏版年画。据康熙乙丑正科状元陆肯堂《趋庭随笔》说：“每年重九登高，一直到年尾大市，从仙塘路到虎丘，年画铺栉比鳞次，远地客商，争来抢购，盛极一时。”这一段述说，足证康熙时代姑苏年画的好景是如何了。光绪甲辰正科榜眼朱汝珍在他的《玉堂札记》里说：“太平天国攻陷苏州，纵火半月，虎丘一带遭劫最惨。”阊门外山塘路到虎丘，全被匪兵乱民烧掳一空，原有年画版悉被劈成柴烧。而这些年画，一般人家都认为是应景点缀，年年换新，没人留心保存；文人墨客，又认为粗俚不文，难登大雅，不屑保存，使得年画几近绝迹。到了光绪初年，民间元气渐复，苏州年画才在桃花坞又热闹起来，可是藻绘涂丹，跟乾隆年间凤格迥异了。
年画究竟始于何时，现在虽然已经无法详考，可是当年考古学家福开森氏藏有几张年画，经过多位考古家考证，从纸张跟颜料上看，确定是明世宗嘉靖年代的年画。年画中有一张是《云台二十八将》，图纸角上印有“嘉靖四十一年王二吉制”字样水印，其余几张墨色纸张完全相同。明朝嘉靖年代就有年画可以确定无疑。
高阳齐如山先生生前对于收藏兴趣极浓，他有几张康熙年画，跟法国公使馆参事杜博斯（中国年画收藏家）珍藏的康熙年代几十张年画相互印证，从印工清晰、着色精致上断定是康熙年代产物。
自嘉庆以迄道光，年画大部分是率由旧章原版印镌，都还不离大谱，经过发匪蹂躏掳夺的浩劫，康熙年画已荡然无存。到了同治光绪时代，听说他们幼年都爱听官监们给说《七侠五义》、《小五义》民间故事以及公案、说部，影响所及，于是年画又热闹起来。宫中虽然无处张贴，可是官监们偷偷买进官去托裱装订起来，供小皇上休闲时阅览。所以这时候年画如智化冲霄楼盗盟单，被压在月牙刀下，艾虎借七宝刀削月牙刀救师父，黄天霸拿一枝桃射虎，中镖倒地，布局、衣饰、神情、姿态都出名匠手笔，刻画得传神人理。据说当时有一位年画师傅叫戴连增，因为年画净挣下四五百亩地养老呢！
齐如老有一年在萤桥河边茶座瀹茗，跟我谈到年画，他说：“年画约分七类：一是劝善惩恶的画，二是历史画，三是儿童画，四是风俗画，五是吉利庆祝画，六是俏皮歇后语画，七是戏剧面。这些年画，有些是关乎风俗习惯，影响社会人心的好体裁，可惜我们的新旧学者认为是村农野老的玩意儿，没有加以重视。久而久之，自然归于淘汰，反而是外国人视为中华国粹，想起来真令人可叹。
“当年日本人在南满铁路博物馆收藏有几百张，法国巴黎博物馆收藏更多，并且把它分类，我也搜集了两百多张，可惜都没带到台湾来。”
北平的画棚子，每年一过腊八，席棚就都搭起来了，都在东四、西单、鼓楼前一带。其中西单牌楼一处是同懋增、同懋祥两家南纸店搭的，生意兴旺时，晚上点燃两只打汽灯，照耀胜过白昼。样张画挂五层，要哪一张，立刻有人在画案格子里，一抽即得，有条有理。据说这种方法，是从旧式衙门里案卷房学的。北平名小说家耿小的，他小说里歇后语最多，画棚子从搭起来那天他就要去画棚里溜达溜达，凡是有歇后语的年画，他就买回来，作为他写作的资料，而且运用得当并俏皮。
现在栖迟海陬，想起当年残冬岁尾逛画棚子，灯下看画情形，已经是半甲子以前的事了，现在给儿孙辈讲讲说说已经变成老人说古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