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从1942年开始收集世界各国怕老婆的故事，他认为从中可以找到了解国际问题的钥匙。他发现，来自中国的怕老婆故事有几百个，来自美国、英国、北欧的这种故事也有几百个之多，来自日本和德国的却一个都没有。他因此得出结论：“人类中间这一种怕老婆的低级种子，只能在民主国家繁殖，不会产生在极权国家的土壤上。”次年，他收集到不少意大利的怕老婆故事，由此推断意大利在轴心国不会感到愉快，果然，意大利于是年九月向盟军投降了。
丁日昌做江苏巡抚时，曾认真查禁“淫书”，他开出了一长串书目，从《肉蒲团》、《灯草和尚》、《浓情快史》、《绣榻野史》、《五更尼姑》，到《三言》、《二拍》、《西厢记》、《水浒传》、《红楼梦》。他认为《红楼梦》写尽痴男怨女之情，字面上又决不露一个淫字，而令人心往神驰，这就是所谓“大盗不持干戈”。当苏南战争结束后，刘铭传带亲信将领游览无锡的惠山，当时因躲避战争，山上出家当尼姑的特别多，刘因此饱览秀色。丁日昌知道后，一本正经地劝他：“省三，你现在已经贵为提督了，还这么不检点，难道不怕世人耻笑么？”刘铭传反唇相讥：“丁雨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正经了，想当年你刚到我们军营的时候，到处收罗西洋春宫画册，送给我部下的将校，让大家帮你说好话，保你往上爬，你现在倒忘了。”
林琴南古文情调的译述倾倒过一代人，本人却有怪脾气，他曾九谒崇陵（德宗陵），自称“清室遗民”，而又是赞成共和制度的一人。民国初立，他毅然剪去辫发以为诸老倡。民国六年张勋复辟，他劝告同乡人陈宝琛、郑孝胥，说是此举不仅足以危害国家，且足以危害清室。对自己矛盾的行为，他解释说：“我中过举人，已受前清功名，所以自觉是一个遗民了，我承认我的思想太落伍，但做人的方法不可不如此。”
杨士骧升任直隶总督时，进京陛见。次日便微服到前门外煤市街一家羊肉馆大快朵颐。时当暑日，他光着上身，盘辫于顶，像个寻常百姓那样，食羊肉二簋、锅帖三十枚而出。刚出门口，正看到李经楚驱车经过，李十分惊讶地问杨何以如此？杨士骧说：“当年曾与于晦若来此处消夜，记忆深刻，昨天得知此馆尚存，所以乘兴而来，饱啖而出，不亦快乎！京师羊肉馆虽多，但那些岑楼巍巍、金额煌煌者，不过徒有其表。此处虽止小屋一间，狭隘不洁，而其制作之佳，殆无其匹。君若不信，何不试之？”经楚面有难色。杨士骧说：“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兴之所至，何事不可为，进羊肉馆岂足为辱耶？”两人于是携手入内，复大嚼一番后，共载一车而归。
王闿运性情疏阔，似六朝人物。晚年他宠爱家中一周姓婢妇，带着她周历天下。曾过湖北，突然拜访湖北将军段芝贵，一见段他便对周妪说：“你不是想看段大少爷么，这个便是了！”湖南巡抚陆元鼎曾来拜访他，他辞而不见，陆离去半日后他却租船连追百余里回拜。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他说：“开始不见，因为不敢当；后来远追，以表敬意！”
王闿运自称有帝王之姿，其日记叙述，多用朝廷语气。民国初年的交际场合，人多改穿西装，王却坚持穿前清官服。谭延闿诘之，王答：“国体改，服色未定。吾虽故衣，与子实相等。子西装欧美之服也；吾服满洲服，非吾国章服之旧，非皆外国之服耶？”
李宗吾于蜀地大讲其厚黑学，言其共分三步功夫，一是厚如城墙，黑如煤炭。超初的脸皮，好像一张纸，由分而寸，由尺而丈，和厚如城墙了。最初心的颜色，作乳白状，由乳色而炭色，而青蓝色，再进而就黑如煤炭了。……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深于厚黑的人，任你如何攻打，他一点不动。……第三步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至厚至黑，天上后世，皆以为不厚不黑，这个境界，很不容易达到，只好在古之大圣大贤中去寻求。
章太炎曾撰文痛贬西方人所用之铅笔、钢笔，并考证出中国古代已知使用铅笔，只是后来才衍化为毛笔。他说：“展转蜕变，毫之制造愈良而铅铁遂废不用，欧洲则讫今未改，以笔言之，亦见汉土所用为已进化，而欧洲所用为未进化者也。”
章太炎曾怀疑孙中山被日本人收买，便将《民报》社悬挂的孙中山照片撕了下来，写道：“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并将撕坏的照片和评语寄给已到香港的孙中山。但是，当有人附和他说“骂得好”的时候，他却马上给那人一记耳光，说：“总理是中国第一等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他？”
《苏报》案发生后，法官曾问章太炎有功名否，章答说：“我双脚落地，便不承认满猪，还说甚么功名呢！”
梁启超提倡新其民以新其政，还倡议成立“知耻学会”，提倡“自诵其耻”。
梁启超酷爱麻将，每于演说之前大战不止，曾说：“予利用博戏时间起腹稿耳。骨牌足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来，较寻常枯索，难易悬殊，屡验屡效，已成习惯。”
1918年，梁启超和蒋百里并辔游欧。回国后，蒋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作序。不料梁的序写得奇长，因为他认为欧洲文艺复兴与清代学术思潮有很多相似之处，遂大加发挥，如江河决止，不可收拾，一写就是8万字，较蒋著篇幅更大。蒋啼笑皆非，只好请梁单独出版，此即《清代学术概论》，其序反倒是蒋所写。后来梁启超又将此书补充至25万字，是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辜鸿铭怪名满天下，他在北大讲英国诗时，对学生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又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洋《离骚》”是指密尔顿的一首长诗。罗家伦等学生在教室里对辜很尊重。“五四”运动时，辜在一日本人办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大骂学生是暴徒，是野蛮。罗家伦受不了，质问辜：“先生，你从前写的《春秋大义》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知‘内中国而外夷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辜气得脸色发青，大眼睛鼓起来，两分钟说不出话，最后站起来拿手敲着讲台说道：“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
辜鸿铭论民主：“古今时代不同，社会制度有变，水涨船高，后来居上，焉能将汤武革命模拟于列宁革命哉。然民主精神固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不论帝王总统主席，凡具民主精神者皆佳，尧、舜、华盛顿、林肯是也，凡无民主精神者俱僭，桀、纣、袁世凯、曹锟是也。所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领导者尤重于制度也。领导者妄，则如恶魔乎。英文‘民主’一字，拆而作‘恶魔’加‘疯狂’而已。今列宁已耳，孰知其后来者如何。”
黄侃常将其老师章太炎比作苏格拉底，将自己比作柏拉图，因为他认为老师的学问博大而散漫，惟自己能整理之；且认为章太炎正像苏格拉底一样根本蔑视美，而自己却风流能事，正如柏拉图般关心物美。后来有一次，章太炎问黄侃：“妇人身上何处最美？”黄侃说：“老师您以为呢？”章太炎说：“以我观之，妇人之美，实在双目。”黄侃笑道：“都说先生痴，据此来看，先生哪里痴呢！”从此，黄侃对章太炎的看法才有所改变。
黄侃有名士怪癖。他住在朋友的屋子里，住得不舒服的时候，想搬家了，就在糊着墙纸的白壁上挥笔写道：“此屋有鬼不可住。”
黄侃在暨南大学任教时，暨大师生人人都须佩戴一枚徽章，独黄侃不肯佩戴。他第一次去上课，被门卫拦住，因为他没有徽章。他说：“我是黄侃！”门卫只管说：“你应该有徽章！”黄侃说：“我就是不爱佩戴那个东西，你不给我进去，我就不进去！”说完掉头就走。最终他成了惟一一个不佩戴徽章而进出校门的人。
陈独秀与彭述之一起被解送南京，途中，陈独秀懵腾大睡，彭述之十分羡慕。晨起，陈独秀说：“吾已半老，别无所求。汝正青春，大有可为。万望勿作他想。”章士钊主动为陈独秀辩护，十分卖力，陈独秀却不领情，说：“律师所云惟其本人观点而已。吾人之政治主张，以吾本人之辩护状为准。”法庭上一片惊叹：“革命家！”一些国民党人呼吁将陈独秀明正典刑，陈泰然自若地说：“不如大辟爽快！”
陈独秀将“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的古箴改作“万恶孝为首，百善淫当先”。
杨度名满天下，谤亦随之。其成名始于业师王闿运，称其“美于文章，妙于言语”。其后尝共康有为、梁启超游，盖一立宪党人。在东京时又与孙中山、黄兴订交，与革命党人来往密切。洪宪帝制时，他是臭名昭著的帝制党人。帝制失败后披发入山修道，数年后复出，秘密为孙中山效力。国共交恶后，他在上海依附杜月笙，暗地里则拼力救助中共党员及家属，并在周恩来的介绍下，秘密加入共产党。真乃一代奇才！
孙中山到北京后病势加重，无法讨论统一计划，北京协和医院的医师均告束手。张静江、胡适之推荐中医。但是孙中山不愿服中药，他说，他本身是医生，他知道现代医药束手时，中医的确有时也能治好疑难病症。他说：“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但是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朋友仍旧一再劝他吃中药，他不忍过于拂逆朋友的好意，最后终于同意了。但是这只没装罗盘的船却始终没有到达彼岸。
金岳霖曾说：“我培养了只做概念游戏，不关心政治，甚至于反动的人。例如殷福生（殷海光）就是我所供给所培养的一个反动分子，他现在在台湾为蒋匪帮服务。”“我宣传逻辑上的纯技术观点，天才教育观点，在这一方面我特别捧王浩，他现在仍然留在美国大学里，为美帝国主义服务。”
1932年夏，刘湘在渝召集二十一军管区教育会议，由刘主持，致词大要为：“我统一四海后，先要发展土产，如荣昌烧酒房的泥金茶壶，隆昌的白猪儿；须不依靠科学亦能致富，闭关亦能自守。”何鲁时为重庆大学理学院长，起立发言说：“国家富强必须依靠科学。如不依靠科学，请问督办今天为何要穿西装呢？”刘登时面红耳赤，随即退席。
茅以升在20世纪30年代以主持建造杭州钱塘江大桥闻名于世，在50年代被迫检讨说：“我于1920年初返国，自此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对于反动统治下的所谓建设，但求能参加促成，而不惜阿附其权势。”他甚至给自己戴上“剥削者”的帽子，说“这种剥削手段，最集中地表现在钱塘江桥工程上，那都是劳动人民的血汗，我因此而得名”。
熊十力和陈铭枢是在南京学佛时结识的好友。熊在大学时，陈一定要每月寄钱30元表示支助。有一次陈的会计忘了寄钱，熊立刻写了封信，上面写了100来个“王八蛋”。陈看了信，马上补寄钱过去。
康有为擅书法，人称“康体”，却惟独不题扇面。有人怪而问之，他说：怕人拿着扇子上厕所，将字薰臭。
陈翔鹤说：郁达夫跟他们多次逛胡同，达夫的方法，是一条胡同、一个班子的慢慢看，先点若干班子的名，然后挑一个姑娘到她屋子里坐坐，或者一个也不挑。有一次，他对一个姑娘说：“让我抱抱吧，我已经有五六个月不亲近女人了！”这个姑娘就向他的怀里坐下去。
鲁迅的脾气是很倔的，曾有鲁迅不愿见者上门求见，鲁迅让保姆告诉来人说他不在，来人却声称他亲见鲁迅回了家才来敲门的，鲁迅大怒，大声向保姆说：“你去告诉他：说我不在是对他客气！”夏衍曾回忆说，鲁迅不喜欢田汉，一次，内山完造在一家闽菜馆欢迎日本左翼作家中的领袖人物藤森成吉，鲁迅、茅盾、田汉、夏衍等人都在座，田汉对藤森成吉大谈自己与日本唯美主义“恶魔”派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交情，鲁迅很反感，鲁迅对夏衍低声说：“看来，又要唱戏了。”鲁迅随即起身退席，给田汉一个很大的难堪。
鲁迅说：中国人很喜欢奇形怪状、鬼鬼祟祟的脾气，爱看古树发光比大麦开花的多，其实大麦开花他向来也没有见过，于是怪胎畸形就成为报章的好材料，替代了生物学常识。
狂飚社的向培良轰击鲁迅：“十六年初，狂飚社与鲁迅先生决裂，那时候，我们的思想已与鲁迅先生渐渐分离。他的性格狷急，睚眦不忘，又不肯下人，所以不知不觉中被人包围，当了偶像，渐渐失去他那温厚的热情，而成了辛辣的讽刺者和四面挥戈的不能自已的斗士。最后，鲁迅先生全部的精力消耗于攻击和防御中，琐屑争斗，猜疑自若，胸襟日益褊狭，与青年日益远离，卒至于凄伤销铄以死。”
汪晖说：“《鲁迅全集》的每个字上都趴着一位学者。”钱钟书亦引起此种效应，钱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在给黄裳的信中写道：“国内外不乏无聊好事或啖名牟利之辈，欲借弟为敲门之砖，易米之帖。”
熊十力著《十力语要》说：“人谓我孤冷。吾以为人不孤冷到极度，不堪与世谐和。”
新文化运动时，柳亚子响应反孔言论，主张“非孝”，说父子应以兄弟相称。他写诗给儿子柳无忌：“狂言非孝万人骂，我独闻之双耳聪。略分自应呼小友，学书休更效尔公。”他还进一步主张废除伦常，在一首诗中说：“共和已废君臣义，牙彗羞他说五伦。种种要翻千载案，堂堂还我一完人。”
王敬义与李敖性格相近，因多人持此说，故两人虽未谋面，彼此也相知。后来，王到台湾去，得以谋面。李敖问：“喂，他妈的王敬义！”王敬义答：“喂，王八蛋李敖！”
蒋经国曾送给老师吴稚晖一辆人力车，吴当即令他拿来锯子，将车子的两根拉杠锯掉，然后哈哈大笑，把这辆没有拉杠的车身抬到书房里。他懒洋洋地坐了上去，说：“我现在有了一张沙发椅了！”接着他又说：“一个人有四条腿，自己可以走路，何必要别人拉？”吴善隶书，然不喜在墙上张贴字画。他说：“装饰墙壁与其挂字画，不如挂锯子，挂斧子。因为这些东西，是机器的简单代表，可以用来制造物质文明的。”
苏曼殊在长沙任实业学堂舍监，常被学生侮弄。他常背人兀坐，歌哭无常，见人时，目光炯炯直视，数分钟不转瞬，人称他为“苏神经”。他饮食无常度，有时兼人之量，有时数日不食，尤其喜欢巧克力和雪茄烟，曾经把自己的金牙敲下来换糖吃，因此得了个“糖僧”的绰号。他最终死于胃病。
苏曼殊性脱略，不分人己之界。囊空如洗，也从不向友人借贷；若有周济他的，则毫不客气，受而不谢，亦不偿还。曾断炊数日，在床上辗转呻吟，自忘其苦。有友人到，叹曰：“我迟来一步，不意君为饿殍！”为之具炊饭，并赠以百金。他腹饥既解，欣然行于市，见有自行车构制精美，十分喜欢，便买了一辆。又遇到一个乞丐，不食已三日，便倾余囊相赠。数日后，那位友人又去看他，只见他偃卧呻吟如故，不禁大为诧异，以为他在绝食自弃。了解情况后，友人埋怨道：“你不会骑自行车，为何要买？”他答道：“无他，从心所欲而已。”友人无奈，只好派一个仆人来照顾他。
冯友兰的习惯是，每次上课前都面无表情地坐在讲台后，呆望同学们一二分钟，然后才开始上课，脸上也开始有了笑容。
林纾说：“凡人必有野蛮之体魄，而后有文明之精神。”
某次，潘光旦批评罗隆基文章不通，罗急道：“我的文章怎么会不通，我父亲是举人！”潘说：“你父亲是举人有什么了不起，我父亲是翰林！”
美国女作家项美丽撰写《宋氏三姊妹》，特地采访宋庆龄。宋拒绝见她，说她是《纽约客》的撰稿人，而《纽约客》是消闲文学刊物，不够前进。
孙中山被称作“孙大炮”，意为理想家。胡适则认为：“孙中山是一门不能轻视的大炮！”被称作“大炮”的还有傅斯年。傅常在国民参政会上抨击弊政，甚至多次要求罢免孔祥熙。蒋介石问他：“你信任我吗？”他答：“我绝对信任！但是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说！”蒋介石为之动容，竟罢免了孔祥熙包括行政院长在内的一切实际职务。
齐白石在北平街头看到有人卖署名自己的假画，遂当面加以指责，不料此小贩振振有辞：“凡大画家没有不被造假的，造假越多，说明名气越大。而且这些假画物美价廉，是卖给穷人的；而有钱人自然去买你的真品，对你有什么损失呢？”齐白石为之语塞，再看那些赝品，居然很有章法，于是乎竟然收这个小贩做了徒弟。
蒋廷黼说他第一眼看到北平时，不禁对自己惊呼：“北平真能代表中国伟大的过去，北平证明中国过去是伟大的，看到北平使我感到生为中国人实在值得骄傲。”又说：“北平的土著，具有任何地方人所没有的谦恭态度。他们处事谦恭、客气。无论是拉黄包车的、卖面的、卖馒头的、卖烧饼的……无不如此。”
1946年7月，上海各家舞厅举行全市舞女救济苏北难胞义卖活动，口号是：“义舞！义卖！今晚多跳一支舞，可以多救一条命”；上海浴室业很快也如法炮制，打出了“多洗一次澡，多救一条命”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