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曾对青年朋友们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鸿章被国人目为卖国贼，朝廷也斥责他办事不力，官员说他丧权辱国，更有不少仁人志士扬言要杀他以雪大耻，惟有全体军机大臣在一份奏折中说：“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
严复曰：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奋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者之见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则乞灵于简策之所流传，师友之所授业。然是二者，必资之其本用之文字无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译，其隔尘弥多，其去真滋远。
严复再曰：其所以必习西文者，因一切科学美术，与夫专门之业，彼族皆已精通，不通西文，吾学断难臻极，一也；中国号无进步，即以其文字与外国大殊，无由互换智识之故。惟通其文字，而后五洲文物事势，可使如在目前，资吾对勘，二也；通西文者，固不必皆人才，而中国后此人才，断无不通西文之理，此言殆不可易，三也；更有异者，中文必求进步，与欲读中国古书，知其微言大义者，往往待西文通达之后而后能之。此亦赫胥黎之言也，四也；且西文即通，无异入新世界，前此教育虽有缺憾，皆可得此为之补苴。大抵20世纪之中国人，不如是者，不得谓之成学。
康有为被光绪召见时，在朝房邂逅荣禄。荣禄说：“法是应该变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么能在短期内变掉呢？”康有为愤然回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变了！”
《革命军》的作者邹容擅治印，留学日本时，有同学请他刻“壮游日本”四字，他马上把石头扔了回去，说：“你仅游了个日本，就觉得很壮了，那些环游地球的，又该如何呢？”
梁启超在北京师范大学授课，有一次发现学生很少，原来有重要的校际篮球比赛，很多学生都跑去看了。梁于是大发牢骚：“做学问不如打球好玩，你们也不是要跟我做学问，不过是要看看梁启超罢了，和动物园的老虎、大象一样，看一两次就够了。不过我并不失望，不要多，只要好，我在时务学堂只有40多个学生，可是出了蔡松坡、范源濂、杨树达，一个顶一个！”
蔡元培坦陈：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达的。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别的群性，抹杀个性。例如，鼓励人民亲善某国，仇视某国；或用甲民族的文化，去同化乙民族。今日的政党，往往有此等政策，若参与教育，便是大害。教育是求远效的，政党的政策是求近功的。……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了。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政党之外。
每值“五四”，北大同学会必会盛宴同学，并奉蔡元培为上宾。年年如此，蔡颇疲惫，一次戏语邻座曰：“吾辈此日真成吃‘五四’饭矣！”
蒋介石说：“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独立的哲学，或有了独立的哲学而不能发扬光大，甚至湮没不彰，那这个国家必无以生存于世界，终要被人灭亡。”
梁漱溟之父梁济于1918年六十大寿前几日投积水潭自尽，遗书有云“为殉清而死”。世人为此震惊不已，就是陈独秀、胡适、徐志摩等新派人物也纷纷表达了由衷的敬意。梁济生前仰慕梁启超，曾五次登门拜谒，并想请他题写扇面，事皆未成。后来梁济偶然看到梁启超给名伶谭鑫培题写的诗句，十分失望。梁济死后，梁启超“感涕至不可抑，深自懊悔”，惊呼：“并世有此人，而我乃不获一见。”然而末代皇帝溥仪，却在晚年的自传中写道：“为了一件黄马褂，为了将来续写家谱时写上清朝的官衔，为了死后一个谥法，那时每天都有人往紫禁城跑，或者从遥远的地方寄来奏折。绰号叫‘梁疯子’的梁巨川，不惜投到北京积水潭的水坑里，用一条性命和泡过水的‘遗折’，换了一个‘贞端’的谥法。”溥仪眼光独到，为人叹服。
彭述之以为马克思主义以外无学问，陈独秀批曰：“此苏联之愚徒也。”
同盟会志在驱逐鞑虏，杨度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满人也是华族，只有弃民族主义而入国家主义，方可力保满蒙藏的广袤疆土。
胡适谈民主：民主政治常常是常识政治，而开明的专制是特别英杰的政治，特别英杰不可必得，而常识比较容易训练。
陈独秀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20世纪新青年也。”
贺麟说：如果把民族复兴理解为单纯的经济振兴，则不惟忽略事实，也不明复兴的要旨，事实上，任何民族复兴的关键还是主体精神价值的张扬。
民国时，王亚南有此语：“专制制度下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哑子，一种是骗子。我看今天的中国就是少数骗子在统治多数哑子”。
梁思成说：“一个东方古国的城市，在建筑上，如果完全失掉自己的艺术特征，在文化表现及观瞻方面都是大可痛心的。因为这事实明显的代表着我们文化的衰落，至于消失的现象。”
吴浊流说：我们的青年，相反地视固有文化等如垃圾，不值一文，放弃而不读，其结果产生无根的思想，像浮萍一样，风一来就摇动，可左可右可前可后，这种现象从哪一角落来看，都是同样的，因为他们没有根，就不能根生大地，也不能根深蒂固发育起来。
章士钊直言：“防口者，专制之愚策；杀士者，国家之大耻。”
鲁迅亦有名言：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餍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
鲁迅曾这句也很透彻：一个人乏到了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也就难保别人不来打你的嘴巴。
鲁迅在与台静农通信时谈到了诺贝尔：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十分清醒：“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
鲁迅终生的工作是要揭示国民性，他曾说：“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在中国实在算一件难事，因为，已经说过，我们究竟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他有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有诗说自己：“灵台无计逃神矢，我以我血荐轩辕”。
郁达夫谈到鲁迅之死：“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郁达夫参加了鲁迅的葬礼，感慨：“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的一死，使人家看出来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的半绝望的国家。”
俞颂华是中国较早研究中产阶级的学者，他在《论中等阶级》一文中写道：“研西史者辄分社会阶级为四级：一曰僧侣阶级，二曰贵族阶级，三曰中等阶级，四曰劳动阶级或无产阶级。……第三阶级，即所谓中产阶级，其质与量固亦各国不同，惟其分子，包含企业家、银行家，有自由职业者如记者、律师、医师、著作家、教育家等以及其他在各界自谋比较独立自由之生活而不专恃雇主所给工资以资糊口者，皆属之。”他认为，正常社会中的“原动力”，并不是苏联社会的无产阶级，而是他自己笔下“有恒产与恒心”之“中等阶级”。
1930年，罗隆基于《新月》杂志发表《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一文，文中写道：“国民党可以抄写共产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别的党又何尝不可抄国民党的策略，把党放在国上？秦始皇打到了天下，自己做皇帝；刘邦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曹操、司马懿打到了天下，当然亦做皇帝。这就是‘家天下’的故事。国民党革命成功，可以说‘党在国上’，其他的党革命成功，当然亦可以说‘党在国上’。这当然成了持续不断的‘党天下’。”这番论述，与二十七年后储安平因之获罪的“党天下”论前后呼应。
贺麟说：最容易而且最常侵犯学术独立自主的最大力量，当推政治。……真正的学术是人类理智和自由精神的最高体现，所以它不仅不应该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
冯友兰论及：中国家族伦理之道德制度，发达最早。周公典章制度实中国上古文明精华。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
吴宓的《雨僧日记》曾记陈寅恪所谈：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
顾颉刚了论学问：凡是专心研究学问的人，对于政治的兴味一定很淡，这并不是遗落世务，实在一个人只有这一点精神，它既集中于学问，便再不能分心于政治了……学校中人一齐不问政治固然不对，但容许几个对于学问有特别兴味的人专作研究也未始说不过去……使得类似静安先生的人可以安心研究，不再被别的方面所拉拢而作牺牲。
顾颉刚在专门论及王国维的死时说：现在会做文章的人，无形中总给许多人捧作民众的领袖，一切的事情都压到他的头上，直至把他毁坏了而后已。……这种士大夫的清高是害死静安先生的主要之点，他觉得自己读书多，闻见广，自视甚高，就不愿和民众接近了……到现在宁可以身殉辫，这就是他不肯自居于民众，故意立异，装腔作势，以鸣其高傲，以维持其士大夫阶级的尊严的确据。这种思想是我们绝对不能表同情的。
潘光旦善治年谱，孔祥熙想请他证明自己是孔子之后，他毫不客气地回绝道：“对不起，山西没有一家是孔子之后！”
柯劭忞辞参政之职时说：“政出多门，何参之有。”
蒋廷黼曰：研究历史的结果修正了固有的观念。清末一百年间处理中国事务的领导人，不论满汉，并非像过去出版物所渲染的全是坏得不可救药的。……在民族主义革命高潮时期，欲望唤醒国人注意当时事实和情况，指出错误并非全在外国人一方，这真是不可想象的，但我相信中国与列强之间早期的谈判大部分都是错误的闹剧，也就是说我们根本不了解情况。
蒋廷黼曰：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做事极不容易。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相当的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当时没有恭亲王及文祥在京内主持，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动，那么，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还要麻木不仁，好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一样，所以我们要仔细研究这几位时代领袖人物究竟作了些什么事业。
王先谦深刻地揭示中国学人普遍务虚图名的弊病说：“窃谓中国学人大病，在一空字。理学兴，则舍程、朱而趋陆、王，以程、乐务实也。汉学兴，则低汉而尊宋，以汉学若人也。新学兴，又斥西而守中，以西学尤繁重也。至如究心新学，能人所难，宜无病矣。然日本维新，从制造入，中国求新，从议论入。所务在名，所图在私。言满天下，而无实以继之，则亦仍然一空，终古罔济而已。”
顾维钧曾反复阐述他对于外交谈判的一个基本原则，即否定全胜论。顾说：“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记得一句古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换句话说，坚持原则比只顾局部利益为好。我一向把这句话看作是个人一生中的宝贵箴言，因为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这项箴言不适用于外交，因为国家是永存的，不能玉碎，一个外交家不能因为必须坚持原则而眼看着他的国家趋于毁灭不顾。”
李泽厚《哲学探寻录》中说道：理性的发达使人们以为可以凭依它来设计社会乌托邦，但当列宁和毛泽东把它付诸革命实践时，美丽的图景顿时成为真正乌有之乡，支付大同社会梦的是亿万人的血汗、泪水和仇恨。从而经验主义自由派的稳健、渐进、改良、否定过分依赖理性以及否定社会整体工程设计，反而显得实在和健康。
顾准说：这个人世间永远不会有绝对完善，我们所能做的，永远不过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章乃器在一份3万多字的《根据事实，全面检查》中末尾写到：我对党披肝沥胆，希望党对我推心置腹。……我到现在为止没有希望逃避处分。一个只能为官，不能为民的人，不能不是十足的官僚，他不但当不起一个革命者的称号，而且不配做一个社会主义的公民。……我不能颠倒是非对待别人，也不能泯灭良心来对待自己。
贾植芳坦陈：抗战以后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几乎是吸吮着“五四”新文化的营养成长，又在抗战的炮火中练就，从小就知道独立人格宝贵，有一种藐视一切权威、反抗一切压迫的个人主义冲动。这种冲动在国共两大政治力量对峙的时候，促使他们本能的同情、偏向共产党一边……可到了1949年以后，新政权建立，新的权威开始发生作用的时候，这一代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个人主义的热情与冲动，则成为生在门槛上的芝兰，不能不被锄掉。
老舍在《猫城记》里说：天还是那么黑，星还是那么明，一切还是那么安静，只有亡国之夕的眼睛是闭不牢的。我知道他们是醒着，他们也知道我没睡，但是谁也不说话，舌似乎被毁灭的指给捏住，从此人与国永不许再出声了。世界上又哑了一个文化，它的最后的梦是已经太晚了的自由歌唱。它将永不会再醒过来。它的魂灵只能向地狱里去，因为它生前的记录是历史上的一个污点。
韦君宜评价到知青作家时说：这一群“文化大革命”新一代，后来大多数都成了没有文化的人，有一些在农村里苦读，回来补10年的课，终归差得多。有些人把自己的苦写成小说，如梁晓生、阿城、张抗抗、史铁生、叶辛——现在已经成名。但是他们的小说了里，都写了自己如何受苦，却没有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号召，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自愿变做无知的？所有这些老的、中的、少的，所受的一切委屈，都归之于四人帮，这够了吗？我看是还不够。
周谷城说：他们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哲学家几乎大都在讨论他们那一套制度的弊端，中国学者相反，天天解释优越性。
杨振宁一叹：中国人有时太天真，太理想化，想到永远未来社会需要什么，今天就大干起来，这是不合算的。
曾昭抡说：“不要看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中国知识分子闹事是有传统的，从汉朝的太学生到五四运动，都是学生闹起来的。”
李敖：任何第一流的知识分子，形式上必须是反对型、批评型、异议型的。在寻求真理、维护真理的过程中，从反对、批评着眼，太重要了。……当知识分子却为马屁之先，当政护航，就是最可耻的不务正业。知识分子玩政治，跟流氓打天下一样是一个古老的公式，也是一个腐败的公式。
1957年的多事之秋，冒鹤亭赴北京拜谒毛泽东。临别，毛问：“先生可有言相赠？”冒答：“我身历数朝，只有共产党能使中国强大，这好比雄狮一头，也不免有若干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慎须提防！”
萨孟武曾感慨道：“中国之博士，大多为鸭博士。夫鸭者，能游于水中，而不能捷游；能行于陆上，而不能捷行；能飞于空中，而不能高飞。以鸭之名加于中国之一般博士，不亦宜乎？”他还曾对学生太息道：“中国人之革命者与反革命者均占少数，而占多数者则为‘看革命者’也。”
原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惠浴宇对极左思想给中共带来的破坏有深切陈述，他说：“根据我的体会，人一左，就六亲不认，不再是人。”
雷海宗说：“中国知识分子一言不发的本领在全世界的历史上，可以考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