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尖刻有一部分是跟我母亲学来的吧，有天，我弟弟伸长了腿坐在窗台上，我妈妈捏着一块抹布经过，似笑非笑地说：“马路天使哦！”又一次，她这样讽刺一个总要在小城的所有场合露面的文化馆女老师：“以为自己是亲王呢！”
幸亏我生在上个时代的末尾，还来得及逮住两个时代的交叉点，在资料电影和老画报里看见过亲王，知道这句话的笑点在哪里，也懂得活学活用地把笑点延续下去。后来我住在远离故乡的海边小城，本地的朋友怕我一个人待在家里发闷，有饭局，一律邀我参加，有活动，不论和我沾边不沾边，都叫我去凑热闹，我高兴地去了，却也勇敢地自嘲：“搞得好像某亲王一样。”有我这样的人在，亲王的耳朵根子，大概始终是热的吧，不过，恐怕要不了几年，也就没有人会用他来做比了，那时候，或许会出来一个K先生、M殿下、或者银河2046-Ⅱ型机器人，成为类似状态的代言人。
我们日常的那些隽语、金句、笑话，多半是各种典故的反复利用。来自电影和电视里的尤其多。有次在风景区，有个朋友故意像一只鸟在草地上踱步那样，在树木后面走来走去，并且严肃地、大声地说着：“I lovemy mother land，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 land”，没笑的人，或者是没反应过来，或者是没有看过《庐山恋》。又一次是在电影院里，银幕上是《十面埋伏》，英俊的捕快诚恳地问美丽的小妹：“你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观众席里有人接话：“那就一洗了之嘛！”全场顿时哄堂大笑。还有“我胡汉三回来了”，“高，实在是高”，“做人要厚道”，还有“鬼子进村”那段旋律，甚至我在农村，看见人家的烟囱，手痒痒地想去堵上，大概也是因为《小兵张嘎》。所谓时代的记忆，落实到最终端，或许就是这些四处流传、惹人会心的字与句。
所以，每当有人说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难懂的时候，我就暗自想，其实那也不过是一本典故荟萃吧，所有那些貌似晦涩的句子，需要文学家皓首穷经地加以注释的，什么“灵魂的刽子手”、“身着土黄色军服的哈姆雷特们”、“据说1849年已故女工”，在当时报章上恐怕也不过是寻常，在小酒馆里，也不过是普通人递来送去的玩笑话。
而我们这个时代的字句和最常见的现象，写下来，稍加修饰，在一百年以后，恐怕也就成了一段千古难明的意识流，“死亡的砖”——说的是黑砖窑，“被孩子围绕的超市”——说的是家乐福，而考古学家在一万年以后，面对着废墟墙壁上反复出现的各种数字，困惑地写下无数研究专著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那叫办证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