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峰
这是一部厚重的书：《中国治水史诗》。
这是一部宏大的叙事史诗！
这是一部中华大地的赞歌！
就是这部《中国治水史诗》，流淌在炎黄子孙心灵的那股温暖，流淌在中国大地的血脉亲情，瞬间就是几千里，刹那便是几千年！
我阅读着这部描绘中国治水史诗的巨著时，禁不住赞叹起来，油然而生敬意。
历史与现实的巨大跨越，时间跟空间的激情碰撞；文学和史学的完美交融，叙事与结构的高度糅合；严谨的体例，周密的布局；漫长的跨越，宽阔的视野；一阕阕往事，一帧帧图景……萦绕着怀旧而真挚的情愫，铭刻着坚毅与执着的真诚，让人怦然心动，思绪翩跹。这是历史的长河奔流，这是国人的钢铁意志！全书展示着中国人民的昂扬斗志和坚硬如钢的信心！
汤汤江河，悠悠血脉。水，是上苍的恩赐；水，是大地的精灵；水，是人类的脉动！
中华文明的历程就是伴随着水而起，伴随着水而强，伴随着水而盛。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从鸭绿江、松花江、渭河、钱塘江、珠江、湘江，到海河、淮河、辽河、京杭大运河、黄浦江，再到雅鲁藏布江、澜沧江、都江堰、灵渠、坎儿井……浩浩江河，盈盈江水，就像伸展的树叶脉络一样，滋润着中华文明，孕育着生命灵气。是水，给了生命的尊严；是水，提炼出中国人的情怀。人们膜拜的，是水的高度，水的圣洁，水的滋润和水的包容。大美的中华，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大美的江河。
江河时而驯服，时而张扬，时而无情，时而乖巧，时而暴怒。它既滋润着广袤大地，又任凭着桀骜不驯的性格，冲破堤岸，损毁房屋，破坏庄稼，撕裂大地，令村庄萧条，民不聊生……
治水，是每一个时代所必须面对的严峻的话题，历代君王所必须面对的“政治”！治水，是与上至王侯将相，下至平民百姓利害与共、息息相关的。往事越千年，历代君王治水成则国泰民安，败则汹涌洪水肆虐。故而，每个时代，都有着每个时代的治水史，或者说，中国治水的历史，也折射出中国的沧桑、灿烂和辉煌。
因而，治水，也是国人面临的庞大复杂的课题。
因而，记载功在千秋的中国当代治水史，也就成为中国人不可回避的大事。
治水的历史绵绵不绝，但关于治水的系统历史记载却寥若星辰，继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之后，中国就尚未有一部完整的水利史典籍。这是一种遗憾，也是一种无奈。当回溯中国的治水历史时，这一页页日子的记载是空白的，空白得让人心慌。
人们有理由期待当代中国文学创作中，能出现宏大的治水史诗！
而今，就有人勇敢地站了出来，抛开世俗之偏见，以一往无前的闯劲，以严谨的科学精神，风风火火地编写出两卷本巨著——《中国治水史诗》。
皇皇巨著《中国治水史诗》做到了！《中国治水史诗》勇敢而有魄力地做到了！这部由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题写书名，由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钦欢总策划，由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何建明和原广东省学院院长、著名作家程贤章主编的《中国治水史诗》做到了！
这部巨著的出版，填补了当代中国文学治水题材方面的空白，是一部有鲜明时代意义的史诗式的书典。在这个纷繁复杂、物欲横流的时代，有着越来越多的功利名望和物质金钱的诱惑，有的“文化”变成“快餐”，有的“创作”成为“商品”，深厚的文化积淀成为文化商人的“摇钱树”，而不急功近利，不为名利所诱惑，能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去编写有文学价值、有社会效益的作家，实在少之又少，尤其是对于那些需要跋山涉水，去考察、调查水利工程，吃力不讨好去写“治水”这类冷门书的人，更为难能可贵。
《中国治水史诗》这部巨著，凝聚着许多不为人所知的众多作者和编者的精力和心血以及默默的耕耘，他们就是这样不计较名利，在寂寞而艰苦的道路上，奉献出自己的智慧和经验，为中国的水利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治水史诗》的成功出版，离不开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杨钦欢先生的智慧和谋略，是他率先构思了这部皇皇巨著的框架，又积极付诸实施，还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给予鼎力支持。可以说，没有杨钦欢董事长的远见卓识，没有他的果断决策，就没有《中国治水史诗》的诞生！
杨钦欢是广东梅县雁洋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也是世界生产率科学院终身院士。他是我十分敬佩的企业家。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使广东的乡镇企业风起云涌，把众多乡镇企业家推向时代经济潮头，杨钦欢就是时代的弄潮儿。
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1984年初，在广东省作协举办“80年代文艺走向研讨会”时，会后，时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杨应彬（笔名杨石，著名散文家）先生请我回广东工作。几经周折，1985年我终于从上海文艺出版社调到广州花城出版社任《花城》杂志负责人。次年春节，广东梅县市（即今梅州市）副市长谢强华（现为广东省人大副主任）、市委组织部长温华光以及著名作家程贤章邀请我回梅县过春节。这是我从上世纪60年代初到上海读书后首次回乡过年。
这次回乡过年，或许是一种缘分，就是我与杨钦欢认识与交往的开始。
在大年初一的早上，谢强华、温华光和程贤章到我下榻的江南大厦拜年，并邀请我到杨钦欢家里拜年。当时杨钦欢住在黄塘的一幢别墅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平易近人，温和睿智，对人总是笑吟吟的，对生活永远充满期待。我记得，他曾说过颇具经典意味的一句话：“生活不一定对我微笑，但我会对生活永远微笑。”他就是这样微笑对待生活，微笑对待人生，微笑创造生活，微笑面向未来！
就这样，我和杨钦欢从相识到相知，至今已经整整25个年头了！在这25年中，我与杨钦欢可谓过从甚密，对他的为人做事了然于心。
杨钦欢是从叶帅家乡梅县雁洋镇起步的。雁洋镇人杰地灵，画山绣水，人才辈出，出现了许多著名的企业和企业家。杨钦欢和广东梅雁集团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杨钦欢在70年代初当过农民，在生产队做过仓管员，开过手扶拖拉机，烧过木炭，记过工分……真所谓田头地尾、灶头锅尾、针头线尾、家头窖尾，这“四头四尾”样样都行！他在人民公社建筑队当队长期间，什么都带头干，事必躬亲，攀高墙，爬楼层，专捡脏活重活危险活干；后来，他作为梅雁集团上市公司的老板，努力实践“梅雁效益，众人得益”的企业理念，这也是公司对股民的承诺；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他参政议政，代表民营企业向政府提出企业界最为关心的一些问题。杨钦欢领导的梅雁集团，在梅州开办了第一家星级宾馆、第一家民营运输公司、第一家超级市场、第一家上市公司，再到高科技产业，直到后来跨进的水电行业，成为全国著名的水电企业。杨钦欢和他的梅雁集团一步一个脚印，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走向全国，走向一流。
当年梅雁集团首席顾问李国豪院士这样评价杨钦欢：“杨总（他对杨钦欢总是用这样尊重的称呼）聪明过人，是很有胆识、很有智慧的企业家。”确实如此，我佩服杨钦欢的智慧和勇气。杨钦欢所组建的梅雁集团，是梅州市第一家经广东省政府批准进行股份制改造的乡镇企业，并于1992年10月改造成功。1993年，国家允许上海、深圳以外的企业向公众发行股票。广东省列出了16家首批备选上市的企业，梅雁集团就在这批名单中。16家企业中，只有“梅雁”是乡镇企业，其雄厚实力可见一斑。1994年9月12日，梅雁集团在上海证交所顺利上市。那天上午，我作为嘉宾，荣幸地参加了梅雁股份上海证交所的上市仪式。
李国豪院士对杨钦欢的赞赏和关爱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因为梅雁集团在上海证交所上市的缘故，杨钦欢与我联系就自然而然多起来。他积极联系上海梅州知识分子联谊会（即现今的上海客家联谊会），并慷慨捐款和提供办公场所。杨钦欢特别尊重上海客家知识界的老前辈，并与在沪梅州籍的世界著名桥梁专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和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李国豪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94年秋，杨钦欢专程到上海拜访李国豪院士，聘请他为梅雁集团首席顾问。曾记得，在杨钦欢来上海之前，请乡贤程力之先生和我与李国豪院士联系，拟聘请他为梅雁集团首席顾问。我原以为李老会婉拒的，因为梅雁集团是粤东山区的乡镇企业，况且李老如果应允的话，会有说不清楚的经济上的“嫌疑”。再者，李老除了担任宝钢等国营大型企业顾问外，从没担任过其他企业的顾问，更不要说是民营企业了！如果李老答应当梅雁集团的首席顾问，将来不知还有多少企业会找上门来呢。我为李老担心。没料到，当李老听说杨钦欢聘请他担任梅雁集团首席顾问时，他欣然答应。事后，我问李老为什么答应？李老笑笑说，一来，是我家乡的企业，能为家乡人做点事情，我当然愿意；二来，杨总创业不易，梅县山区小地方的乡镇企业敢于到大上海闯荡，我也应该鼓励；三来，杨总才华横溢，视野开阔，就是客家山里人说的能“登高望远”，总揽全局。你想，从一个粤东山区小乡镇企业办成大集团公司，并且是梅州第一个到上海来上市的公司，没有胆识和眼光是不敢来的。我还记得在1996年8月18日，李老和夫人林凤棣以及江欢成院士和我一行四人，回到梅州参加嘉应大学“四项庆典活动”时，在宴会上，李老跟曾宪梓博士也谈到杨钦欢，称赞杨钦欢才智过人。曾宪梓博士也深以为然，夸奖“阿欢仔”（曾宪梓当时这样亲切称呼杨钦欢）是从山里走出来的大企业家。
还有一件趣事：有一次我到李老住的华山路家里拜访。闲聊中，李老谈到他购买了梅雁股份1000股。我当时顿觉得诧异，问他怎么也买股票？李老哈哈大笑说：“我怎么不能玩股票呢？”接着，他认真地跟我说：“我是梅雁集团的首席顾问，我买梅雁股票是相信梅雁，支持杨总、支持梅雁啊。”李老做事情就是这么认真，他对杨钦欢的信任和支持是这样真诚！当我把此事告诉杨钦欢，他也为李老的举动深受感动，说要好好干事业，报答李老的关爱。同时，李老出于对杨钦欢的信任，特地聘请他为上海梅州知识分子联谊会名誉会长。2005年，李老病逝，杨钦欢闻讯立即打电话给我，说他因公司紧急事情走不开，让我代表他和梅雁集团全体员工送特大鲜花花圈，并叮嘱我问候师母和家人。
杨钦欢不仅是著名企业家，也是博览群书的饱学之士。他每天再忙再累，晚上最少也要抽一个小时读书，几十年来从未间断。他读的书有企业管理、经营谋略方面的，也有文学名著，还有天文地理、历史哲学等著作。他说：“我没什么嗜好，不唱歌跳舞，不打麻将，拒绝纸醉金迷。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看书、看电视。我总是向公司管理层强调学习，自己更要以身作则。我把读书视为每日的必修课，多一点文化和知识，则少一点烦恼和迷茫。我读书喜欢记笔记，听到看到好的随时随地记下来。”记得上世纪80年代时，我从广州回梅州办事，程贤章特地托我带一箱书给杨钦欢，里面有文学、哲学和管理方面的书。我当时十分好奇，觉得一个老板整天忙忙碌碌的，怎么还有时间读书呢？后来，我了解到杨钦欢是读书迷，自学成才。为此，我写了一篇《从杨钦欢读书谈起》的随笔，具体介绍了他读书的情况和对人生的思考，反响颇佳。
杨钦欢在事业上的成功，与他偏爱读书密不可分，所以更能站得高、看得远。梅雁集团在面临激烈竞争的形势下，及时果断地调整产业，在公司遇到筹集资金等困难面前，杨钦欢董事长义无反顾，排除万难，力排众议，坚持以搞水电为主业。为了把治水工程做大做强，公司投入了巨大资金，建设了许多水电站，名震“两广”以及深沪等地，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与此同时，杨钦欢还特别关注治水方面的文化建设。他说，悠悠华夏，泱泱大国，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治水史。从三皇五帝到现在，明君名臣都以治水而获万民拥戴。夏禹的传说、都江堰和灵渠，都记载着当时明君名臣名人的千秋功业。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以来，尚无一部完整理想的治水史书。从严格意义上说，《水经注》其实写的多是记述山水之情，虽也文采风流，但极少写治水的。由于中国缺少一部较完整的治水书典，《水经注》至今仍为许多治水者和迁客骚人视为治水经典。
编写一部中国治水史书成为杨钦欢的强烈愿望。
杨钦欢说，中国太需要一部治水史书了！
是呀，编写一部《中国治水史诗》势在必行！
正如李国豪院士所说的杨钦欢能“登高望远”。此刻，杨钦欢仿佛站在高山之巅，眺望着祖国的山山水水，心里在谋划着一项为世人所不知的重大工程。这重大工程不是他精心策划的梅雁水利工程，而是更大更具有深远影响的“中国治水史诗”伟大工程！
促成《中国治水史诗》这个选题的契机，是程贤章先生到梅雁水利股份有限公司拜访杨钦欢董事长时的一次偶然谈话。
那天是星期天，杨钦欢照例到办公室上班。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杨钦欢是没有节假日的，只不过他在节假日上班时，主要是在办公室里跟朋友、熟人约会，抽烟茗茶，交流情况，互通信息，当然也会处理一些公司的问题。
程贤章到了董事长办公室，老朋友见面，不用客套寒暄，便天南地北地聊起来。
杨钦欢若有所思地说：“在所谓水电开发的双赢决策中，较大的赢方是经济发达地区，而不是落后地区。特别是，征服自然的代价是昂贵的，缺乏经济效益和损害社会与生态环境的……”杨钦欢并不是仅仅从自己公司的经济利益上着想，而是从更为广阔的文化层面进行思考：在中国的治水历史潮流中，都有哪些功绩，哪些遗憾，哪些教训，哪些期望？
程贤章对杨钦欢所言极为赞赏。他觉得杨钦欢既从公司立场上着想，又从国家民族的角度来思考，很有见地。程贤章凭着作家的机敏，觉察到杨钦欢又有新的重要决策了。
不出所料，只见杨钦欢笑着说：“我想在治水方面做文章。”
程贤章深知杨钦欢说的“治水”，绝不是梅雁水利工程的“治水”，而是另有所指。
果然，杨钦欢和盘托出他想编一部“中国治水史诗”的计划。
程贤章情绪激动地连声称好。
此时此刻，两位老朋友的心紧紧联系在一起了！
后来，当这项“治水工程”完工后，在2010年7月4日“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治水史诗》新书首发式”时，杨钦欢深情地说：“作为企业家，我对中国文化无限热爱与崇拜；作为治水企业，我对治水文化情有独钟。”寥寥几句，道出了杨钦欢的心声。
高山流水遇知音。凭着几十年的深交，杨钦欢知道程贤章是最合适的人选，便直截了当地请程贤章挑起重担，并请他找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先生共同担任主编。
程贤章感受到了巨大的责任。“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就这样，程贤章爽快地接下了主持编辑《中国治水史诗》的重任。
杨钦欢和程贤章都是客家人。我在想，为什么他们敢下决心和有魄力去承担这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呢？这也许跟客家人与生俱来的一些文化特性有关。客家是一个具有显著特质的汉族特殊民系，也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广阔、影响深远的民系之一。从西晋永嘉之乱开始，中原汉族居民先后五次大举南迁，颠沛流离、长途跋涉，抵达粤赣闽三地交界处定居，与当地民族和睦相处，交融合作，经过千年演化后最终形成相对稳定的客家民系。客家人在千百年来的不断迁徙过程中，形成一种宏观的包容性，也因为对中原文化传承的坚持，使得客家地区保留着“耕读传家，崇文重教”的传统，形成了他们的坚强性格。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涌现出许许多多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如洪秀全、张弼士、孙中山、黄遵宪、丘逢甲、朱德、叶剑英、林风眠、李金发、谢晋元、李国豪……客家地区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作为客家知名人物的杨钦欢和程贤章，并不囿于梅州山区的局限，能够跳出地域的思维，用报告文学的载体，抒写上下五千年中国重大治水工程，如史诗般展现了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与水的关系——伤害、竞争、和谐，既从文学审美的视角揭示了治水之难，也从哲学的高度观照了人与水、社会与自然等关系，具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和现实意义。
《中国治水史诗》的主编之一的程贤章先生，是我的师长，亦是我的老友，正所谓“亦师亦友”也。
从1961年起到2011年，算起来我与程贤章的交往整整半个世纪了！几十年的交往，我对其人品与文品深为敬佩。半个世纪的友谊让我们俩即使通过一个握手，一个拥抱，一个眼神，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读出对方来。
记得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广东梅州中学读高中时，已经开始在《梅江报》、《汕头日报》、《羊城晚报》等发表文章了。当时《汕头日报》记者程贤章就是从来稿中发现了我，把我的处女作《疯狗》刊登在《汕头日报》“韩江水”副刊上的。这一次偶然的机遇，给予了我莫大的鼓舞，开始了我的作家之梦，也奠定了我们永恒的友谊。那年，我考进复旦大学中文系，从此走上了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文学编辑的道路。此后，我也因此而被文艺界称为“三栖作家”。程贤章那次发表我的处女作，影响了我的整个人生道路。对此，我常铭记于心。
大学毕业后，我到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我寓居上海，他住在广州。我们几十年间一直书信往来，交往甚密。我每次到广州组稿，总会到广东作协的文德路拜访他。他见到我格外高兴，一起吃饭，聊天，谈文学和写作，真是“其乐也融融”。
2009年的一个夏夜，我突然接到程贤章的电话，说他到了上海，有要事相商。见了面后，他告诉我，杨钦欢和中国作家协会要编纂一部《中国治水史诗》，拟请各地著名作家撰写各地的重要治水史，他约我写上海苏州河的治理工程。后来由于广东梅州市召开“首届世界客商大会”，市委请我编写两部《客商丛书》，而且要在短短三个月内完成出书，任务繁重紧急，对于程贤章约稿，当时我爱莫能助，心中深感不安。无奈，他只好约请著名作家赵丽宏来写。
那次，程贤章告诉我，他准备从南到北一个一个地方考察和组稿。我顿时有些惊诧。我知道，这是一个重大而极具意义的文化工程。但是，他是一位老作家，精于创作，对编辑和组稿并非他所长。况且，他年岁已高，如此奔波，精力够吗？我劝过他不要过于劳累，可他精力充沛，信心满满。此后，他经常到外地采访时，电话告之我他的具体行程，每每听着他那“年轻”而自信的声音时，我坚信他一定能做好。我知道，程贤章是广东文学界说一不二的鼎鼎有名的“拼命三郎”，虽然年逾花甲，但大凡他下决心做的事，肯定能做成做好的。
在广东文学界，程贤章是一位高产而具有浓厚客家地域特色的作家。他不仅曾主编引领当时时代风骚、引起重大社会影响的《风流人物报》，还在担任广东省文学院院长期间，不拘一格降人才，勇于挑战创新，使广东省的文学创作获得很好成绩。同样，他用创作实绩向世人展示他的实力。在“文革”结束后，他率先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短篇小说《桃花渡》，后来又在《作品》、《花城》、《小说界》、《百花洲》、《电视·电影·文学》等杂志发表许多中、长篇小说，还出版了《彩色的大地》（与廖红球合作）、《神仙·老虎·狗》、《围龙》、《长舌巷》等中、长篇小说，并且获得包括“鲁迅文学奖”在内的许多大奖，他还是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迄今为止，他创作了中、短篇小说四十余篇，报告文学两部，长篇小说十部。我对他了解和熟悉的程度，不只局限于他的人品，更包括他的作品。出于乡情、亲情和友情，也出于对当代文学发展的关注，作为文艺评论家，我对程贤章的创作是十分关注的。只要有程贤章的新作问世，我总是先读为快。我对他的所有作品几乎都写过评论，其中《＜神仙·老虎·狗＞：人生况味的品尝》和《程贤章：客家人与＜围龙＞》等在学术刊物上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国家级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刊物上转载。我在最近由文汇出版社出版的《丘峰文艺论文选（一）》中，收录了评论程贤章作品文章共７篇。程贤章是当代著名的客家文学开拓者，这是毫无疑义的。他所写的大都离不开客家人的生活情状，反映客家人生活习俗与变迁，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明丽的地方色彩，我对他是甚为钦佩的。
当然，使我更为敬佩的是，在创作上，程贤章永远显得年轻，永远充满朝气。
《中国治水史诗》在杨钦欢与何建明、程贤章的组织和真诚的感召下，几经努力，终于组成了强大的编纂队伍：总顾问是叶帅之子、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并且由叶选平题写书名；总策划是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杨钦欢；主编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何建明和著名作家程贤章。著名作家王蒙特地为之题写“上善若水”，鼓励全体人员编写好这部有特殊意义的书。
伴随着编辑和作家团队的不懈努力，《中国治水史诗》的作者队伍就这样一天天壮大起来，以至于最终形成了罕见的著名作家大集合：张炜、刘兆林、雪漠、焦祖尧、王宗仁、赵丽宏、荆歌、陈世旭、张笑天、缪俊杰、谭谈、彭见明、李钟声、沈仁康、何申、李存葆、蒋子龙、徐坤、叶延滨、关仁山、程树榛、南翔、王炳根、谢鲁渤、叶兆言、邓刚、韩作荣，等等，汇集了近百位实力派作家。这些作家中，既有文坛老将，也有文坛新秀；既有全国获奖者，也有青年实力派，由此组成了强大的作者阵容，使《中国治水史诗》有了坚实的创作基础。
如此阵容庞大的著名作家的创作集体，在当今文坛中并不多见。如今，文学的个性化越来越浓，私人的历史和话语更为大众所熟知，但由于个人视野和能力的先天性束缚，近年来，大题材、大事件和大历史的集体创作就愈加稀缺，故而《中国治水史诗》的独特意义和价值便更加凸显出来了。
使我极为感动的是，程贤章年近八旬，还毅然挑起《中国治水史诗》主编的重任。根据杨钦欢先生的建议，程贤章身体力行，不远万里、风尘仆仆，跑遍大江南北，去考察、组稿，他对事业的真诚和执著，不得不令人敬佩。
“5·12”四川汶川大地震灾后一周年，程贤章千里迢迢带着年轻的助手程勇芳等人奔赴成都，考察了映秀镇和都江堰。面对废墟中独自屹立的都江堰，程贤章不禁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也倒了，那也毁了，而雄伟的2000多岁老人——都江堰，除‘鱼嘴’震裂一条条缝外，都江堰依然英雄般地屹立在浪花飞卷的岷江中，依然滋润灌溉肥美的成都平原。都江堰是世界水利奇迹，全世界有良知的人都关注都江堰。你好，英雄的都江堰。虽然‘5·12’汶川地震时你也处于严重震区，但你仍安然无恙地屹立在滚滚的江水中！”他不由得赞叹李冰治水的伟大！
2009年7月24日，吐鲁番，酷热。在当年“7·5”新疆事件尚未平息之际，程贤章不顾个人安危，又带着助手程勇芳等人飞往乌鲁木齐。7月25日，乌鲁木齐，炎热。这是“大暑”的第二天，程贤章就穿越戈壁滩，闯过火焰山，考察了水利工程坎儿井，感受到了维吾尔族同胞的热情。面对坎儿井，他感叹：“坎儿井长流的雪水使荒芜的大沙漠出现了绿洲，出现了盛产瓜果的沙漠江南。所有朝廷任命和流放到新疆的官吏，例如林则徐、左宗棠都对修建坎儿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整整一个夏天，程贤章冒着酷暑，像年轻人一样走南闯北，这是何等感人的“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啊！
2009年冬，刚参加完梅州举办的“首届世界客商大会”的第二天，程贤章就从气温32℃的深圳，飞到零下3℃的长春，可以说一下子从“烤箱”钻进了“冰窟”里，他近八十高龄了，还是那么执著，那么勇往直前，他就是凭着心里涌起的那一股激情而无所畏惧。
程贤章带领考察小分队，按着缜密的计划，走访了济宁段古运河、黄河入海口、钱塘江、京杭大运河、黄浦江、鸭绿江、松花江、渭河等多处治水工程，记录下其所见所闻、所想所思，并以实际行动感染许多著名作家加入写作队伍。
作家们自觉为这项巨大的文化工程添砖加瓦，终于在2009年12月31日之前，作家们都如期陆续寄来稿子，登陆梅州客都大酒店的《中国治水史诗》编辑部。
面对近百位名作家的稿子，杨钦欢和程贤章激动不已。杨钦欢凭着多年读书积累的知识，每篇稿子都认真阅读，他对作家们的辛勤劳动获得的成果感到欣慰。有的稿件因种种原因未能录用，杨钦欢和程贤章都会具体地提出不录用的原因和理由。后来，杨钦欢回忆说：“我在企业里本有许多事要做，很难挤出空闲时间，但觉得这部治水史也是自己策划注资的，我也想从那些著名的治水名君名贤中学点什么，于是每送一篇，我每看一篇，不觉之间已阅读完百余万字。我虽不懂什么文章作法，但我却从那些著名作家的名篇中一睹作家的风采，每位作家都把某项治水工程写得逼真、生动，通俗易懂。把枯燥的历史化成自己的血液和文字，展示了历代名君名臣在各种艰难环境下，如何依靠群众、集中群众智慧把当地的水害化成水利。例如建于秦昭襄王时期由李冰父子设计的都江堰，‘5·12’地震连二王庙都震垮了，而都江堰仍屹立于滚滚的岷江水中，依然灌溉和哺育着川中百姓。它有许多玄机未被今人破释，称为世界奇迹。又如秦始皇建的灵渠，以及在每年只有十毫米雨量干旱沙漠中修建的坎儿井，都表现了中华民族寻找水这一生命之源的大智慧。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进入了治水事业的巅峰，久已淤塞，不断改道的我国江河，给新中国百废待兴建设事业带来重重困难。那时，从北京，从中南海，从毛主席那里发出一道道命令‘一定要把淮河治好’，‘一定要治理黄河’，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共和国伟大缔造者毛泽东还命令长江三峡‘高峡出平湖’。于是就有了何建明的‘五代人治理长江’，叶延滨的‘南水北调’，‘红旗渠’，刘兆林的‘打井英雄李国安’，李林樱的‘堰塞湖’以及冯艺的‘雁鸣柳江’等锦绣华章和高扬主旋律的作品出现。我真说不清楚，我为什么也沉浸于这两百多万字的稿件堆里。从而，我也知道程老、何建明、陈世旭、杨克等作家的勤奋和感召，我激动不已，万分铭感，只有按程老意见，尽可能为他（她）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服务。”
从2009年5月程贤章飞赴四川都江堰地震灾区考察、约稿算起，原本计划3年完成的工程，结果只用了1年时间，到2010年5月，200万字宏大工程的《中国治水史诗》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正如程贤章所说的：这真是“不可思议”！
治水伟业，功在千秋。2010年7月3日，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中国治水史诗》首发式暨研讨会”。会上，许多政界知名人士和著名专家学者参加，大家都为中国能有一部治水史诗而欢欣鼓舞，认为这不仅在中国水利史上留下经典性的史诗，而且开辟了中国水利题材的先河，在当代文学创作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中国治水史诗》总策划、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钦欢，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及程贤章等在会上都作了发言。
程贤章感慨地说：“这本书成功出版，我的感受可谓百感交集。假如当时没有杨总力挺和亲力亲为，能一年完成200万字巨著吗？”
作为作家出版社社长的何建明说：“编这样的鸿篇巨制，动员那么多全国第一线作家参与，连中国作协也未必能在那么短时间完成。这是一部很值得重视的巨作。”何建明还充满期待说：“《中国治水史诗》的编辑出版不会是一个句号，而是梅州‘水文化’的一个全新的起点。”
杨钦欢用“上善若水”这句话来概括，认为通过《中国治水史诗》的创作，让作家们真的心领神会了。他最后说：“‘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我愿用这两句诗，为再现华夏民族治水英雄史写下不朽华章的中国优秀作家感恩致敬。”
以往治水的记载，多是零星的史学描述，或随笔札记，缺乏史实与文学交融的作品，缺乏一脉贯通的系统性，更缺乏从更高层次上的整体思维构架。《中国治水史诗》的出版，迥异于以往历史的平铺直叙的描述，作家们以史料为基础，用文学之笔，去发现，去探索，去描绘，去感触，去思索，去体会中国几千年波澜壮阔的治水历史。《中国治水史诗》因文学而长出飞翔的翅膀，既贴着地面，又腾空高飞，同时赋予人们想象的宽阔空间。
《中国治水史诗》是宏大的治水巨著。全书分为黄淮、长江、珠江、海河、松辽、西部、东南及其他七卷，记述了中国所有大的江河水系和部分重要地方水域治水历史，以及都江堰、灵渠、坎儿井和三峡工程等古今著名的水利工程。如此大规模地、近乎全景式地反映中国历史上宏伟的治水工程，可以说是中国治水史上的首创，给中国治水工程涂抹上浓重的色彩。这是本书的重要特色。
在许多著名作家描述中国治水史的文学作品中，从先贤大禹，到李冰父子；从隋炀帝，到曹瑾、王炽等。作家们拨开历史封尘的记忆，追思过往的激情岁月，往事如烟，那些人事，那些往事，那些苦难，那些细节，虽然岁月流逝，江山易帜，沧海桑田，人事变迁，似乎一切“俱往矣”，但在作家们的笔下，流逝的岁月却永远铭刻着治水者的艰辛与付出，铭记着壮丽山河的绚丽诗篇！
抚今忆昔，感慨万千。时间在记忆，茫茫苍山，浩浩江河，历史也在翻阅水利年轮，检视奔腾江河给人类驯服后带来的奇迹。在近代、当代的治水伟业中，作家们以有力而浓重的笔墨，描绘了几代伟人的形象：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参与新中国治水的文臣武将，他们胸怀大略，治国治水，指点江山，挥洒自如，为国家民族，为大好河山，为安邦富国，作家们作了生动自然的描述，写下了一曲曲永世难忘的壮丽诗篇。
不仅如此，在这部书的篇章中，还有着浓重的文学色彩，让人感到真实自然，雄浑有力。作品既有鲜明的人物形象，又有深刻的时代反思；既有不同时代的烙印，又有当代治水的鲜明特征；不仅有广为人知的著名治水事件、著名治水人物的全新的诠释，而且更重要的是，书中对那些默默无闻但却影响治水历史事件的小人物，也进行点点滴滴的描绘，写得生动质朴，栩栩如生。像立志在长江上“作文章”的“小人物”章鸿钊；把一生献给长江水利事业的科学家张光斗；务实而不改其志的林一山；带着几十年的盼望，与治水大军为伴的王作秀；在海河泛滥中被洪水围困、死里逃生的张连璧、叶道纶；守护淮河、忠于职守的基层干部戴业成、李守义；葛木初的九死一生的水中历险；科技工作者赖纯久的舍富贵、从水电的坚定，等等。这些草根人物的形象，在作家们的笔下鲜活起来，他们是治水史上的普通人，虽然没有石破天惊的丰功伟绩，但他们就像河边的小草，坚忍不拔、百折不挠地与天斗，与地斗，与水斗，他们是治水大业的原动力！作家们浓墨重彩地抒写出这些普通人的精神风貌，给中国治水历史画出色彩斑斓的文学风景，不禁让后人为之敬佩。正是这些草根人物的执著追求并且为之献身，他们平凡而伟大的事迹激励着许许多多的治水人，更激励着以此为毕生事业的后来者。
诚然，就是这样普普通通的人，点点滴滴的事，在中国悠久的治水史上，烙下了深深的印痕。《中国治水史诗》众多作家生动地记述了这些人的事迹，使中国漫长而艰巨的治水历程，变得波澜壮阔，熠熠生辉。
《中国治水史诗》的独特之处，还在于它深沉的社会性和人生思索。本书提供了人们对治水与民生、治水与强国等反思空间，还包括对中国文明进程的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以及如何总结历代王侯将相、平民百姓治水的历程、经验，吸取教训，达到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与长治久安，并从历代治水得失中获得深刻的启示。可以这样毫不夸张地说，《中国治水史诗》将中国几千年来治水的经验和教训加以展示，雄浑厚重，意义非凡。
《中国治水史诗》既有跌宕起伏、生动激越的治水故事，又有详尽周详、绘声绘色的治水工程的具体描述，不仅予人以美的享受，还予人以启迪、深思。值得注意的是，书中不但描绘人类与自然的激烈竞争乃至生死搏击的悲壮美，还展示了人类与自然的互融互补的和谐美，在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生态学、自然学等方面提供了值得学习与借鉴的经验与教训，显示出非凡的社会价值。
文学与历史的交融，人类与自然的互补，让人更真切地触摸到那时空背后的社会真实。这是《中国治水史诗》又一个重要特色。当过往的一切都烟消云散，只尘封在人们记忆中与典籍中时，唯独有一种东西却在干涸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并且枝繁叶茂——那便是关于历代治水的一个个激情悲壮的故事，关于治水的一次次争斗纠纷，关于治水的一本本经典文字，还有关于治水的一块块字迹剥落的丰碑。它们记载着治水的历史，记载着治水的沧桑，记载着过去那些日日夜夜的欢乐与苦难人生！这正如著名作家雪漠说的：“《中国治水史诗》便为我们展示了一次不朽的可能。我相信，只要人类存在，只要中华民族存在，这部史诗蕴含的精神便会永恒。它承载的治水文化，它记录的某个群体的努力，它倡导的某种精神，便会依托文学这种形式流传下去。”
是的，《中国治水史诗》不仅弥补了中国水利史上的空白，丰富了中国文学创作的宝库，而且提供很高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它将与世长存！
在哲学上，偶然与必然有着相关性，有些乍看上去是偶然的事情，却隐藏着某种必然性，反之亦然。
《中国治水史诗》从构思到出版，乍一看，似乎是“突发奇想”，其实是杨钦欢在长期实践中思考的结晶。杨钦欢长期扎根基层，深耕基层，尤其是近年来在广东、广西等地建造水电站过程中，深知农民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推而广之，也知道中国农村最为迫切需要的是什么。他认为，农业是国家之本，农村是国家的根基。国家要立足于不败之地，就要搞好农村和农民工作，而水利是农村和农民的命脉，因而也是国家的根本命脉。大力搞好治水工作，关系到立国之本的民生大计。基于这一点，杨钦欢认识到，治水不仅要有“硬”的水利工程，还要有“软”的文化工程，要让全民认识到治水为立国之本的重要性，才能达到更好的社会效果。基于这一点认识，他才下定决心组织编写出这套史诗性巨著来。
事情果真如此。中央领导非常重视农村建设中的水利问题。2011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正式公布。这是新世纪以来的第八个中央一号文件，也是新中国成立62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首次系统部署水利改革发展全面工作的决定。文件出台了一系列针对性强、覆盖面广、含金量高的新政策、新举措。
《中国治水史诗》的出版，正与2011年中央第一号文件所提及的诸多水利政策精神不谋而合。这说明中央领导体察民意，下了农村工作的“及时雨”。“好雨知时节”，这将滋润万物生长，促进国富民强，是推进中国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的新举措。而早在两年前，杨钦欢就组织出版《中国治水史诗》，这不是他“先知先觉”，而是杨钦欢从基层实践中悟出的哲理，也体现出他“登高望远”的前瞻性。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生态之基；水利是现代农业建设不可或缺的首要条件，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替代的基础支撑，是生态环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统，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加快水利改革发展，不仅事关农业农村发展，而且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仅关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而且关系到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这是第一次在我们党的重要文件中全面深刻阐述水利在现代农业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中的重要地位；第一次将水利提升到关系经济安全、生态安全、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第一次鲜明提出水利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基础性、战略性。
中央对水利工作给予这样高的定位，是对我国基本国情和基本水情的准确把握，是对长期治水经验的提炼总结，是对水利发展阶段特征的科学判断，是我们党对水利认识的又一次重大飞跃。对统一全党思想，凝聚全社会治水兴水力量，加快水利发展与改革，必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明确水利的战略地位，是关系水利长远发展的根本问题，也是制定政策的基本依据。不同的历史时期，党和国家对水利的地位作用有不同的论断。早在1934年，毛泽东同志提出“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改革开放至上世纪末，国家明确水利是“国民经济和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进入新世纪，中央与时俱进地提出“水资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水资源形势深刻变化，水安全状况日趋严峻，水利的内涵不断丰富，水利对全局的影响更为重大，地位更加凸显。
从《中国治水史诗》的组织与出版可以看出杨钦欢“胸有成竹”、“意在笔先”的谋略，正如何建明所说的：“杨钦欢更多的是从国家的‘文化战略’和‘文化理念’的更高层面去看待这件事，他以客家企业家独有的胸怀尊重作家，让作家的价值得到充分体现，从而赢得了大家鼎力相助，共襄文化盛举。”
正是《中国治水史诗》的前瞻性，使得它的出版更具时代意义和重要文献价值。《中国治水史诗》以其所涉时间的悠长，空间的广大，沿治水史的线络，书写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无疑，它是大文化的积淀。这正是我中华民族为全球文化交出的一个可经世流传的文本。从这一点看，《中国治水史诗》的实施者们，是“文化自觉”的先行者，其成功的意义可谓高而深远。它的出版，正反映出中国许许多多关心水利、情系水利、奉献水利人们的心声，激荡起了历史的回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中国治水史诗，也是一部“适合时宜”的书。
著名诗人周克玉上将发表在《文艺报》上的一首《贺中国治水史诗出版》诗写道：“百位诗仙著水经，程门杨将领旗旌。戎禹蜀郡惊梦喜，大吕黄钟遗世倾。疏凿贯通利万众，道遵势顺循者荣。古来经验堪珍贵，要知功效在践行。”周克玉将军的贺诗对《中国治水史诗》的总策划杨钦欢，主编何建明、程贤章和作家们的努力作了高度的评价，对治水“史书”的意义作了充分的肯定和概括。
感谢杨钦欢先生、何建明先生和程贤章先生的努力，让我读到了盼望已久的史书。
我赞叹《中国治水史诗》。
我推崇《中国治水史诗》。
因为，我喜欢这部《中国治水史诗》！
2011年4月29日晨毕于上海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