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中国治水史诗》出版以后
李钟声
春节刚过，程贤章的助手勇芳发来短信，约请我为故乡再写一篇文章，那是一年多前完成《中国治水史诗》后的总结，“希望从评论家的角度去审视该书出版的意义、价值”，“你是这本书组织和整个写作过程的亲历者和参加者，又是评论家，请你来评判总结这本书，老程认为最合适”。本来，《中国治水史诗》自去年夏天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之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首发式，《文艺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等发了许多文章，得到了高度的赞扬和良好的评价。为此，我常常为自己能参与这本书的写作而欣慰。为故乡写作，写故乡梅江60年治水的壮歌，这是多么有意义有价值的事。自己前半生写作过许多报告文学，而2010年的故乡治水篇章，说实话，是人生写作生涯中最难忘的两篇。
想想吧，自解放60年来，我家乡有哪本书进人民大会堂首发呢？又有哪本书能触动全国当代最著名的五六十位作家的神经，为着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的美好梦想，围绕华夏江河治水的话题，作着如此真切动人的多角度和全景式的描绘呢，而这行动不亚于一次大战役。它的计划、蓝图是由故乡梅县的一家民营企业和一位民营企业家最早提出和制订的，它的指挥中心是在故乡梅江河畔的客都大酒店由客家文化人实施的。这是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一项大工程。这项工程，在当地政府的关心下，在全国众多作家的参与努力下，终于在一年内完成。我对这本书的主编程贤章说，这是你人生中一本最有份量最值得纪念的书，也是梅州文化建设中最有价值的书之一。中国的大江大河将会永远铭记：从2009年至2010年，由杨钦欢总策划程贤章实施、中国众多最优秀的作家参与完成的《中国治水史诗》，终于以上下两卷240多万字的鸿篇巨著呈现在读者眼前，显出沉甸甸的分量！
当然，我们今日回顾这些，不仅仅是赞美，更多的是总结，是反思，希望留下关于写作这本书的背景资料，供后人思考。
谈这本书，首先要谈的是策划。因为策划是灵魂，是决定作品形态的主导思想。
“从某种意义说，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治水史，从三皇五帝到现在，哪个明君不以治水而获万民拥戴？”“我们今天讲发展，我们在用水、治水的同时，还要给子孙后代留下绿水。然而，我们呼唤的声音还不够强大，常常被市场的讨价还价声给淹没了。我想求助于我们的历史，弘扬华夏千百年来的治水文化，会不会唤起某些人对历史与未来的良知呢？这就是我要策划此书的初衷。”本书总策划杨钦欢老总的这番话，说得多么到位和深刻。它概括了几千年中国文明发展史。更一针见血地申明出版这本书的目的和动机。
关于杨钦欢老总的总体策划，是与文化人、作家程贤章在偶然的一次“闲谈”中表述的。这是对华夏数千年文明史的精辟论述，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命脉中与水关系的深刻阐发。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现代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人类对大自然的索取变得更多更贪婪，我们的生存环境以及与水的关系问题变得更突出。杨总以其深邃的眼光看到这一点。
笔者要强调的是，杨总这一观点的提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他长期实践中得出的深刻感受。改革开放30多年来，作为从叶帅故乡雁洋涌现的民营企业家，从梅江河畔出发，他创建出梅州地区第一家股票上市公司。他奋斗了几十年，打拼了几十年，一直都离不开梅江离不开水：他的公司命名为“梅雁水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业是做水电业务，从梅江和它的支流石窟河一直做到广西；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采访他的时候，他正在为故乡修筑江堤，而且至今一直没有停止过，以梅县城为中心，上至水车镇、梅南一线，下达西洋、丙村，百公里江堤固若金汤，加上历年整治许多山塘水库，为此，治水总投资达20多亿元！为写作治水史诗中梅江的篇章，笔者在相隔10多年后的去年采访他时，见他仍然是话很少，烟却一根接一根。他头发花白了，目光却更加深沉，思考也更加成熟。他提出了治水应包含水利和植被、治害和导引等等一系列新理念，治水的目的在于与水和谐相处、科学保护环境，使人民从中受益。20年前，他赚了钱第一个是想到家乡，建水厂花巨资引雁洋水库的水，使家乡村镇农民喝上了自来水。在当地传为佳话。为了封山育林涵养水源，他拿出一笔钱，作为当地山民放弃上山砍柴的补贴，以求育林封山创造一片绿色。总之，看见梅州的山就会想起杨总的身影，看见梅州的水就会想起杨总的性格。水的性格实在是融进了杨总的性格里。他像水一样平和淡泊，润物无声，为家乡默默地付出，作着贡献而悄无声息。这一切，当他在与作家程贤章一次无意聊天时，长期实践的体会睿智的总结与作家灵感的碰撞，终于迸发出智慧之光理论的火花，得出那有力度的深刻的高度概括。
这就是这本书产生的整个背景和立意，是杨钦欢老总的策划思想。
在这一高屋建瓴的立意指挥下，才有布局如此开阔视野如此宽广的构思和选题：从中原的“黄淮卷”、“长江卷”，到北方的“松辽卷”、“海河卷”；从南方形胜的“珠江卷”、“东南卷”，到三江之源的“西部卷”。目光所及，几乎涵盖了华夏的所有江河。新疆沙漠变绿洲、西藏的拉萨河、中俄边境的黑龙江，五指山腹地的万泉河，就连港澳台湾，都在入编之列。时间跨度上下几千年：从大禹治水的传说，到都江堰的不朽工程；从隋炀帝的大运河到充满中华儿女智慧的吐鲁番坎儿井；从深烙“文革”印记的韶山灌渠到最新的汶川堰塞湖，都有丰满动人的描绘。这内中处处洋溢着策划者和主编的深邃眼光、宽广的视野和为中国江河立传写史的精神。
杨总的策划智慧还体现在整个运作成书过程中。他要求写了一辈子文章的程贤章，不要埋头自己写而要组织作家写，要经营文化，要做组织者运作者策划者。要举全国优秀作家之力，做排炮式系列式的大文章。后来的成书也证明，内容如此浩繁巨大包罗960万平方公里涉猎大小百条江河的七卷之作，只有依靠集体的力量集体的智慧才能完成，单靠作家个体是根本无法完成的。
从史诗运作的具体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企业家经营文化的过程。杨总是一个有思想有见地的企业家，这么浩繁地策划这么大的选题，他却举重若轻，交由程贤章和他的助手勇芳、小罗去完成。他投入巨资不求短期的回报。他明白，能够在水利史和文学史上填补两个空白，这种投入很值得。他说，我们今天做的事，要由后人去评说。他了解文化人，了解作家采访的艰辛和写作的甘苦。成书过程中，主编程贤章告诉笔者：对重点稿件，杨总总是亲自审阅，送一篇，看一篇，并要求编辑部对来稿三天内必回复，决定采用即付稿费。对于因为各种原因没有采用的个别约稿，还一再交代要向作者讲明原因，照发稿费。他这种尊重作家劳动，办事利落的风格，给人印象极深。难怪乎有许多作家很忙，也乐意为治水史诗出力，为其写稿。
作为写了一辈子文章的作家，程贤章没有亲自操刀，去负责哪条江河的写作，开初他也许认为有点遗憾，有点舍不得。我们也许认为这与他的性格与风格不符。但今日回头来看，杨总的建议是多么正确：一下子就将一个作家从具体写作，转换成组织、指挥作家群体写作。即从一个单兵作战的个体，上升到统领全局、协调全局的位置。
为此，程贤章作了一回“巡回大使”。2009年“5·12”汶川地震一周年，他踏着灾痕考察映秀和都江堰。面对屹立在滔滔江水中的“鱼嘴”发问：2000多年前建堰何以不倒？李冰父子有何绝招？他在疆独分子乌鲁木齐制造骚乱的大暑天，飞行了4000公里，闯新疆火焰山去考察坎儿井，沉思“在浩渺无边的大沙漠前，高耸入云的雪山下”，“令我向往令我震撼的葡萄园”；他还马不停蹄地走访齐鲁大地，看古运河，看落日中的黄河出海口湿地；他北上长春，足迹遍及哈尔滨、沈阳、大连，踏访黑龙江鸭绿江。他每到一地，用记者的眼和作家的心去观察、体验、感受当地的水土风情，感受生活。他每到一地，还忙着同当地的作家交流、联谊，宣传编“治水史”的目的和设想。力图让杨总的意图为作家们所领会所理解。人行一路，友谊一路，收获一路。新疆的刘亮程，山东的张炜，长春的张笑天，哈尔滨的阿成，沈阳的刘兆林，等等，他们组成强大的写作方阵，给《治水史诗》出了许多主意。在首都北京，他们找到了靠山取得更大的收获：中国作协党组书记、作家出版社社长何建明，答应和程贤章一起，出任《中国治水史诗》主编，并商定该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想想吧，程贤章和他的两个助手勇芳、小罗，这一路做了多少工作啊！流了多少汗水啊！一个79岁老人，带着两个徒弟和对山水大地的拳拳之心，冒着酷暑和严寒，踏访全国各地的江河。有人说，整个行程的艰辛、考察的严谨可以媲美当年写《水经注》的郦道元。程贤章不愧为一个作家外交家。考察一路组稿一路势如破竹。创造了围绕一个大主题选编一本书的“程贤章模式”。这种模式，程贤章所以能够实施得游刃有余，得益于他年轻时办过报纸副刊做过长期的记者而后又长期做专业作家。即是他有时是“记者型的作家”、有时又是“作家型的记者”，在这中间能够适时的灵巧地转换。作为记者，他熟悉采访熟悉纪实的运作还熟悉公关；作为作家，他会要求组织的文章更有深度更注重细节更有文采更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而所有这一切，都来源于他的深情投入，来源于他是用心在写作。近80岁的程贤章不会用电脑写作，一辈子习惯用笔杆写作。可以说，笔杆下流淌的是他的心血啊！
这部史诗诞生于梅州，并不是偶然的。梅州是文化之乡，崇文重教，人杰地灵。居住在粤东山区的客家人，世代与山水打交道中有多少苦乐郁积胸中，总要喷发！
为了《中国治水史诗》的写作，笔者曾四赴故乡梅州采访，完成了《梅江在我心上流》和《绿水为弦谱新曲》等篇章。程贤章亲自陪同笔者采访。我们沿着百里梅江，看了许多江堤和水利设施，访问过周章新等县委书记、市、县水利局长和许多普通劳动者，深刻地体会到“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治水史”是一条简明扼要的真理。感谢治水史编辑部、感谢杨总、程贤章给了我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使我得以在40年后用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故乡：带着游子深情的爱，带着17岁前一个学童的记忆，围绕着治水的主题。感谢故乡的父母官和日夜奋战在风雨第一线的水利工作者们。是他们挥彩笔写出了故乡山水的变化和自然界文明的进步，使一个穷乡僻壤的粤东山区县变成林业部的绿化造林模范县，水利部的全国农村改水现场会在这里召开。我在文章里说了，梅江，只是中国江河中的小弟妹。但她确实是中国江河变化的缩影，治水的缩影。我前半生写过不少的报告文学，但是，梅江治水和梅县保水、涵养水源这两篇，是怀着一种特殊的真挚的虔诚的感情来完成的。就如同一位人物画家，曾为世人画过千百幅画，而今却要为母亲画一幅肖像一样，当然是全情投入非比寻常的。所以，我在文末情不自禁地写道：“是的。梅州和梅州山水，是联结海内外游子和客家母亲的脐带。游子不论走到哪里，都会记挂母亲，关注梅州山水。故乡送我的《梅州水利志》放在枕边，将夜夜伴我入眠。”情不自禁地呼唤：“梅江在我心上流！”
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这本书创造的一个经验：编辑部从一开初就定下一个原则，就近组织最著名的作家写身边的江河，是熟悉的母亲河。作家布点的合理，不但大大缩短了写作时间，减少了采访费用，使原定三年完成的书最后一年完成，更重要的是保证了写作质量。
由最熟悉的作家去写他身边最熟悉的江河，正如江西省作协主席陈世旭说的：“我写的是江西的治水。自己当年插队时就在长江中下游，连年抗洪。九八抗洪时，我亲身去过第一钱。今日写江西治水，感受是很深刻也很真切的。”因而，他的《天地英雄气赣鄱云水间——江西治水三章》就写得视野开阔气势恢宏史料翔实真切动人，笔墨点染于数千年时空和一江（长江）五河（赣江、抚河、信河、饶河、修水）注入湖（鄱阳湖）的壮观水系，使作品更真实更立体更亲切更感人。
其他如天津的蒋子龙写海河（《海河水系的沧桑》），上海的赵丽宏写上海（《为了上海母亲河的清澈》），山西的作家焦祖尧写引黄入晋工程（《大河来高原》），西北的作家雪漠写塞上（《石羊河与大凉州》），黑龙江省的阿成写中俄界河黑龙江（《气壮山河的黑龙江》），长期生活在雪山高原的部队作家王宗仁写长江源（《长江源头记》），等等。可以说，90%以上的作品，都是贯彻了“组织最著名的作家写身边最熟悉的江河”这一原则。
作品出版了，孩子出生了。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式。
这部作品的问世，是2010年中国出版界的重大事件。从文化积累的角度看，有填补文学史和治水史空白的意义：只要我们系统地读内中的文章，就会觉得，我们从前读过的有关水的历史大都零碎，而《中国治水史诗》在囊括地域的广度和几千年时间的纵深度方面，也都填补了此前的空白。
这是中国作家的一次前沿的集体大写作。他们围绕着一个很有价值的主题：表现中华民族不同地域几千年的治水。可以想象，在其中可以表现的空间是多么大。古人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作家的最大特点是作品以情动人。如果是自然科学家来写这部治水史，也许会把过程平铺直叙一点不漏地写下来。也许会变成枯燥的流水账，内中没有动人的故事，缺乏现场的描写，当然，那也会成为有价值的重要的记事，但肯定不动人。这次程贤章组织的是作家写作，选题气势磅礴，作品富有感情，有故事，有文采。以“长江卷”中的主要篇章《百年梦想——中国几代伟人与长江三峡》为例，可看出这部史诗的特点和分量：这篇作品，时间跨度极长，从公元前五、六亿年造山运动生成长江，到一个世纪前孙中山把目光定格三峡，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王震、江泽民、李鹏如何关注长江、关注三峡；涉及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众多：从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到萨凡奇的《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到1958年的南宁会议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建设三峡工程问题，再到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三峡选坝址工作会议在河北廊坊召开……内中的决策，多么漫长，多么繁复。这些历史，每一段都是一个严肃的课题，需要何建明付出多少精力去调研、权衡、比对，才能拂去历史的风尘，还其本来面目。何建明不愧为驾驭大题材的高手。他用翔实的史料，丰满的事实，形象生动的描写，写出了百年三峡的发展历程，写出了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领袖人物，在三峡筹划建设过程中的谋略，可以从中看到决策者的音容笑貌，看到重大建设项目的发展英姿。像这样的有分量写作难度高的好文章，在其他如“黄淮卷”、“珠江卷”、“海河卷”、“松辽卷”、“西部卷”和“东南卷”中，都能看到。
这部作品除了抓住诸如长江三峡、黄河变清、治淮工程、珠江北江治理、松辽嫩江的变迁、三江五湖、韶山灌区红旗渠、千岛湖填池等著名的大工程骨干工程外，还注意抓了从化的广蓄发电、梅县的植被保护、北疆荒原找水、新丰江万绿湖的保护供水等一系列新领域新课题，宣传了治水的新理念。内中有一篇《堰塞湖泄洪纪实》，是在汶川大地震发生一周年后，组织作家赶写的。这篇纪实，详尽地记录了灾区人民在党中央领导下，决战唐家山，排险泄洪的艰苦卓绝的30个日夜。从胡锦涛、温家宝到省长总指挥，从水电部队、成都空军官兵到现场民工，各种排险方案，各种险情，水在上涨，坝体又管涌，挖土机、推土机争分夺秒，奋战了一个月，终于泄洪成功。这是“中国式的胜利！”这篇纪实的意义在于，它不光以难得的最快的时间最快的速度，真切详尽地记录了汶川抗震救灾堰塞湖排险泄洪这一大事件，再现了处理堰塞湖的千辛万险。同时还有力地说明，中华民族是优秀的在困难面前富有智慧能找到解决办法的民族，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她能在经历无数次的历史灾难中锻炼成长。
《中国治水史诗》，在“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治水史”的观点统率下，时间跨度极长，题材和选题都开挖得很深，全书每一卷都洋溢着浓郁的“治水文化”的气息。内中有一篇写灵渠的作品《北有长城南有灵渠》，主编的选题、组稿独具匠心，写得有深度。灵渠，这是2000多年前秦皇朝贯通南北水道的力作，为当年秦兵进军岭南、统一岭南作出过贡献。今日编者不因其完成了历史使命而遗忘它，也不因为被现代南北铁路开通取代失去经济作用而冷落它，相反，作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向我们详细报告了当年为什么要开凿灵渠；开凿灵渠在当年的艰巨地理条件和技术条件；介绍灵渠的重点工程铧嘴和大小天平；详述了引水工程南渠和秦堤；开凿灵渠的人物；灵渠在今日的价值，等等。为我们勾画出“世界上最古老的船闸、最古老的运河、运行时间最久仍完好无损的大坝”。“是世界水利史上独一无二的。”这被郭沫若称之为可以同长城比肩的工程，《治水史诗》又怎么能忽略它呢？像这一类文章，体现出编者和作者慧眼，大大丰富了中华治水文化的内涵和分量，也丰富了《中国治水史诗》的内涵和分量。
《中国治水史诗》是由众多作家集体完成的一部史诗式作品。出版一年来，评论界多只注意到她的文学价值，而忽略了她“史”的价值。笔者认为，这是万万不能忽略的。这也正是笔者在文章的开头，说她填补了两个领域的空白的意思：文学上的空白和治水史料上的空白。只要我们认真读过全书，读过每一卷每一篇章，每条江河的来历、起源；历史上的记载，民间的传说；水文记录，流量，山洪暴发，枯水期；洪旱灾害，历朝历代的建设修浚资料，重大事件，等等。一个个数据点缀其间，翔实而又丰满。其中不乏史料价值和历史价值。这是作家们注重追寻历史从故纸堆中梳理在民间寻找挖掘的收获，表现出作家严谨治史的态度，灌注着作家的大量心血。
我们以写都江堰的《天下奇功都江堰》、写北京的《北京的水》为例，看看作家们给我们提供了多少历史材料，解说世界闻名的工程多么细致多么通俗易懂和深入浅出：描述都江堰，涉及了岷江和成都城的生成来历；成都平原的来历；都江堰的巨大作用，灌溉的州县面积；围绕着这一世界闻名的水利工程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光引述的论著和资料就包括《史记》、《尚书》、《汉书》、《唐书》、《华阳国志·蜀志》、《蜀王本纪》、《水经》、《山海经》等经典，查证和引用的地方志包括了《四川通志》、《蜀中名胜志》、《金堂县志》、《舆地纪胜》等不下数十部。有的是一本经典反复引用多次，不同材枓，信手拈来，作者似有熟读翻烂的感觉。让我们从中看到都江堰深厚的人文积淀和丰富的史料价值。《北京的水》也一样，作家徐坤从历史纵深开掘，写出了作为皇城的北京五大水系的来源，历史上特别是作为帝都后的水利状况，以及解放后水利事业的发展。库容、蓄水量、用水量、缺水差距以及南水北调工程进度等，娓娓道来，数据确凿，十分难得。
从这点来说，《中国治水史诗》的贡献在于，内中的许多篇章，作家们不但为我们了解中国江河湖库，提供了情感上阅读上的审美愉悦，同时，也给我们认识中国江河湖库，提供了系统的庞大的历史数据。每一篇作品，都留下一条江河湖库的详尽的系统的档案资料，留给子孙后代作研究参考。特别高明的是，作家们引用的史料和大量数据，通常都埋藏在他们生动的描写和巧妙的布局里，读来不会觉得枯燥和乏味，而感到有更厚重的史实感。在更加重视环境更加重视水的今天，她不但是我们从事文学的人和宣传工作者、领导干部要读的书，而且有必要号召更多的历史地理学家和水文历史工作者，都来研究这本书，也肯定能从中获益。
关于文学家修史的问题，历史上有过先例，也有过争论。著名的司马迁的《史记》，是文学作品还是记史呢？是审美价值文学价值重要，还是历史价值重要呢？我们认为，凡是历史上留得下来的经典，都应该是二者的统一，历史学家和文学家都反复引用她。也许，文学家太看重作品的生动性而忽略了历史的严谨，而史学家因强调严谨的纪实而无法解决生动问题。我觉得，《中国治水史诗》中最优秀的篇章（这在每一卷里都有），已经在这方面作了很有益的尝试，解决了这一问题。对于他们，无疑都具有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是两者高度的融合和统一。
2011年4月至5月10日于广州，病后。
（李钟声，资深报人，高级编辑，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南方日报》副总编辑兼南方日报出版社总编辑，现任《报告文学》顾问，广东文化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