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治水史诗》
王光谦
上善若水。
老子的这句古话穿越绵长的历史长河，流淌至今。作为大江大河子孙后代的中国人民，几千年来与水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古有大禹、李冰，后有孙中山、毛泽东，他们的生命与事业均与水有着不解之缘。纵观中国漫长的文明发展史，构成其骨干的重要一脉便是中国治水发展演变史。
自远古时期始先民们便长期遭受着水灾害的侵袭，他们在一次次洪涝灾害中背井离乡、家破人亡，于是，与水之间的漫长斗争就此拉开序幕。谁都未曾想到，这个序幕拉开之后，上演了无数场震天动地的生死之战，挑战人类生命极限的便是水集结成的洪水猛兽。这场没有硝烟却无声地掠夺走无数人生命的战争一直延续到了今天，战场也早已遍布了中国的大江南北。随着文明脚步的逐步推进，人类的治水工程也迈进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个重大的转变理应得到历史的记载。
近期，由叶选平担任总顾问，杨钦欢策划，何建明和程贤章担任主编，众多当代著名作家和专家倾力加盟撰写的《中国治水史诗》巍然诞生，弥补了几千年来中国在系统的治水史书写方面的缺失，同时，蕴涵于其中的重要地理、人文素养和情怀成就了一部辉煌的治水文学史诗。我们在这部200多万字的厚重史书中领略作家们飞扬文采的同时，更能够深刻地感受中国几千年治水史的历史沿革与时代变迁。从其勾画的图景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中国在治水方面的每一步探索与开拓，创新与收获，并长期浸润在数代人民的治水智慧中。
夏朝开启了中国的朝代历史，而夏的建立者禹之所以登上时代的制高点，恰恰是因为其在治水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这足以看出古代先民所受水患之害的深重及对治水要求的迫切。也正因此，在治水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禹跨越了其所处的历史时代，在其身后的几千年里被逐渐神话为一个民族神，大禹治水的传说也便一代代流传下来。“黄河清，圣人出。”这一句流传甚广的民间歌谣也在华夏大地上深扎了根，只是，这种美好的期望长时间内仍旧停留在梦想阶段，水患之害依然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历朝历代涌现出了不少治水功臣，如李冰。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他们所处时代的封建性质，他们治水的终极目的是指向封建王朝统治的。所以说，那时候的治水是为巩固王权服务的。
走过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社会，中国终于走入崭新的时代。毛泽东曾经多次站在黄河大堤上，望着滔天的巨浪，说：“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在一代伟人毛泽东眼里，黄河是与民族自立与尊严紧密相连的。1955年7月18日，中南海怀仁堂。一千多位人民代表倾听了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所作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他向全国人民庄严宣布了在六年内实现“黄河清”的千年夙愿。可以看出，基于人民生命安危的治水工程的地位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人民政府开始将治水作为新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正式纳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宏伟蓝图中。但是黄河水患并没有因为人们美好的主观愿望而就此消退，治水依然是国人的一桩大事，无数人仍然战斗在抗洪第一线，用生命筑起人民的保护层。新世纪以来，治水更是作为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被推到了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位置。因为水已经不仅关乎防洪安全，同时还与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甚至与国家安全都紧密相关。于是，水利由最初的“农业的命脉”被提升到“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再到“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领域”，其所处的地位一步步升级，这也突出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水利建设、民生问题的关切之重。
黄淮卷、长江卷、珠江卷、海河卷、松辽卷、西部卷、东南卷及其他，七卷本的《中国治水史诗》，宏阔地记述了中国自古至今在治水方面所走过的艰辛路程。治水之路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在未知中摸索，在摸索中不断开拓创新，对治水工程的逐步重视以至于今天国家将其提升到关乎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地位，这充分显示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重视，也是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治水方面的具体体现。
虽然大禹是因治水有功而被彪炳史册，但他绝不是第一个治理水患的人。他的父亲鲧曾用“堵”的方法来应对滔滔的洪水，结果自然以失败告终，也因此丧命。大禹面对严酷的现实，从父亲治水失败中总结出宝贵的经验教训，他的身躯行走在山川沟壑间，跋山涉水，披荆斩棘，终于，黄河周边的地质地貌、水文水情在他那里早已了然于胸。在此基础上，他选用疏导的方法来继续父辈未竟的使命。于是，“三过家门而不入”，在他的带领下，治水队伍逐渐摸索并实践出一个崭新的方法，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禹也因此被世代铭记。
同样是治理水患，大禹与其父亲选择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路数，自然收到了截然相反的效果。究其根本，大禹是在充分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在对区域地质、水文、水情等有了细致的了解和分析的基础上，进而选择了以“疏导”为核心理念的治水之法。这是其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这在当时来说是合理的，也是科学的。而今，我们所面临的治水环境已经与远古时期有了很大的不同，应该说形势变得更复杂、任务变得更艰巨了，这更考验着当代人的智慧。
应该看到，时代走到今天，治水采取的已经不再是先前“万人会战”式、集体粗放式的治水策略，而是呼唤更符合时代要求的治水新方法的诞生。同时也应看到，新时代人们面临的水患已经不仅仅来自自然洪涝的威胁，而是相当大程度上来自人为原因所导致的用水安全隐患。面对治水新形势新挑战，国人开始积极探索治水新思路、新方法。其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成为新时代治水始终坚持的指导理念。在治水过程中，不再单一强调对水的反抗性治理，而是寻求人与水的和谐共处，既要防御水旱自然灾害，又要保持河湖的生态健康，同时还要规范人类的活动，确保水资源的健康可持续利用。
从《中国治水史诗》中我们能够清晰看到，在具体治水实践中，很多地区都逐渐强化前期的监测预报，并不断完善科学的监测预警机制，重视水文监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高预报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对监测预警的重视体现了现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应用之于抗洪救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不少地区根据自己的区域地质、地势、水文等特点，科学制定水利规划，不断修改和完善本地区的水利规划体系，加快区域重点项目的建设，探索出适合本地区的水利规划新路子。
在这部宏阔的治水史诗巨著中，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不断完善的治水理念的形成，其核心便是生态化、自然化和人性化。而治水理念的不断创新和完善也进一步带出了一个城市的崭新建设范式。
治水除了包括各种水利工程的建设之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便是水利和水资源管理。古代历史上也曾出现一些相关方面的管理章程，如唐朝时制定的《水部式》，对水利管理过程中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
现代以来，中国对水资源的管理方面也逐渐探索出新的管理模式。中央在近年颁布文件，划出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三条红线”，实施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打开了治水的新思路。不少地区响应中央号召，逐步打破旧有的水资源管理体制，探索区域水务一体化和流域统一管理的新方式。在领导层管理方面，有些地区实施了项目法人责任制与行政首长责任制相结合的监管体制，并逐渐开拓出公益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体制创新路子。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也被应用于一些地区，进而建立起事权清晰、行为规范、运行协调、分工明确的管理机制。新的管理机制的建立在对水资源的管理上更突显了科学性、系统性和可持续性。
在水资源管理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便是推进适合我国国情水情的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并逐渐建立权责明确、规范合理、监督有效的执法体系，进一步推进依法管水进程。针对目前出现的工业过度用水及其对水资源的污染现状，国家依法追究了其法律责任，并加强了监管执行力度。在法治完善方面的一个突出例子是《水污染防治法》的全面修改和《刑法》中增加了“惩治环境污染罪”的条款。一些地区组成了“流域水资源保护领导小组”，对水资源利用过程中的行为进行监督，这对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起到了重要屏障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的建成。
《中国治水史诗》全景式地记录了我国治水史上在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制度推进，以及水资源管理的法制化进程。其视角穿越历史，直指当下，高度肯定了几千年治水史取得的成就，同时，对其存在的问题也予以揭示。客观公正的写作原则使这本著作的史学意义尤为凸显。
上善若水。
老子的这句话依旧萦绕在人们耳畔。“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天无。”老子在几千年前给了我们这样的阐释。借用《中国治水史诗》的书写者之一张笑天的话说：与人交往，应怀有水那样博大胸怀，大仁大爱，说话应如水的汛期那样守时守信，为政当如水般清静而治，做事则该像水那样善于发挥作用，行为宛若水一样善于把握天时，这一切都是自然的，本应像水一样与物无争，这才不会出现过失与偏差。几千年的治水史流传下众多英雄与传说，也沉淀着民众的汗水与智慧。而水，也以其独特的气质滋养着与之共存共荣的人类。
《中国治水史诗》见证了中国治水事业的艰难历程，见证了数代人民的不屈抗争。善于开拓、勇于创新的中国人在与水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不断开启民智，逐步探索出和谐、人性的治水之路。同时，治水是一件任重道远的事情，还有更长的路要走，有更多的努力需要付出。寄希望于中国未来的志士们，在前人的成就上，继往开来，谱写新时代的治水史诗！
（王光谦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