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治水史诗》的策划者和组织者
陈世旭
2010年春，《中国治水史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隆重的首发仪式。
这是一部“首次对中国历代治水工程进行一次全景式呈现”的200余万字的鸿篇巨制，邀请了全国56位有影响力的作家参与撰稿，内容囊括了分布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的主要江河水系，以及历代深具影响力的水利工程。
《中国治水史诗》的策划者和组织者之一的程贤章总结说：“这是一次由民间发起的中国文坛规模空前的一次集体写作。”
中国自北魏郦道元编《水经注》后，再没有一部完整的水利史典籍。《中国治水史诗》首次全景呈现中国历代治水工程，得到蒋子龙、李存葆、张炜、叶兆言、张笑天、邓刚、阿成、刘兆林、关仁山、董立勃等全国各省区56位著名作家热情参与，这是中国文坛近年少有的一次规模空前的集体写作。这部集体创作的治水史，集中了全国众多优秀作家，如此强大的阵容，在我国不但解放后不曾有过，历史上也是空白。而由梅州民间组织编撰的这部中国治水史，展示了强大的凝聚力，作为一项文化工程，填补了中国水利史的空白。企业策划、注资，组织者与作者努力不懈，各方面全力投入，无论编者、作家，都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如此和谐协调地完成一项艰巨的文化工程，令人感叹。
如此宏大的一项文化建设工程，源起于程贤章和杨钦欢的一次谈话。在有关的报道中，一个重大决定的产生是那么简捷，却是掷地有声：
“杨钦欢说，中华民族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治水史，只不过中国自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后，再没有一部完整的水利史典籍。”
“程贤章眼睛一亮：好，我来接招！”
杨钦欢，广东梅县人，1952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员。1974年至1983年，在梅县雁洋工程队当工人，任业务队长。1984年至1986年，任梅县第二建筑工程公司经理。1987年至1992年，任梅雁企业集团公司总经理。1993年至2000年8月，任广东梅雁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2000年8月至2007年5月，任广东梅雁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07年5月至2009年9月任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2009年9月至今任广东梅雁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公司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第九届广东省人大代表，第九届、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世界生产率科学院中国分院院士，世界生产率科学院院士。
我在梅州见到杨钦欢先生的时候，最初的感觉是很难把他同上述的种种显赫头衔联系在一起。我的生活与经济、与富有、与这些当事者和拥有者相去甚远，杨先生朴实，低调，步履从容，说话轻声而缓慢，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企业家。《中国治水史诗》从组稿到出版，他出资数百万。这在一个像我这样平庸的落后地区的人看来，多少有一点感情用事的冲动。但在有机会与之长谈之后，我改变了看法。
……
水与生命的起源和人类的生存发展密不可分。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江河湖泊纵横交错，星罗棋布。数千年来，中华民族择水而居，与水为伴，与水相融、与水抗争的历史波澜壮阔、扣人心弦，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国治水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对民族文化的发展壮大起着特殊的影响和作用。西方有人甚至把中国文化笼统地概括为“治水文化”。
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可追溯到数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著名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遗址都分布在河流的两岸。黄河与长江的中下游地区，现今发现的古文化遗址最多。
水给人类的祸福远远超过其他自然物，是人类生存最重要的因素和最强大的自然力。我们的祖先在水的哺育下创造着自己的文化，对水的崇拜影响着整个民族的心理。古代中国水崇拜的形式形形色色；历朝历代均将“祭天下名山大川”列为皇帝的重要活动；各地区、各民族也都有自己崇奉的江河之神；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更是治水文化图腾发展的极致。古代的治水文化，直接影响和促成了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先秦诸子的哲学著作中常常可以看到用水的性格特征阐释对宇宙、人生、社会和自我的认识。管子视水为万物的本质，“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孔子说，“夫水，遍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卑下倨句，必循其理，似义；其浩浩不居，似有道；其赴万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绰约微达，似察；以出以入就洁，似善；发源必东，似志。是以君子见大水必观焉”。老子的“上善若水”之说，千百年来代代相传，至今仍被奉为“善”的最高境界。
可以说，水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永恒主题。
从古代先民对水的崇拜、对水的神化中，从古代思想家关于水的经典阐述中，从古代文学创作的千古绝唱中，我们不难领悟治水文化这一载体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所起到的特殊影响和作用。有史以来，中国治水文化生生不息、绵延不绝，既展示了我们亲水、爱水、护水的丰富而生动的艺术情趣，又描绘了我们斗水、治水、驭水的漫长而艰苦的奋斗历程。
再现华夏民族治水的英雄史是我心里埋藏多年的一个大愿。
在我们这个以农为本却又水患经年的东方古国，“治国必先治水”是历代主政者的共识。
中国气候受季候风影响，降水时空分布极度不平衡，因此极易罹遇水患：旱则赤地千里，河流干涸；涝则洪水泛滥，一片汪洋。新中国成立的前100年，长江和黄河水系走向格局巨变，衰落的中国正处于国力的最低谷，昏庸腐败的统治者对治水无心无力，客观上加剧了水患的频率和灾害程度。中国自古以农为本，水患之殇对农林经济的严重破坏，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基础。
1950年，中央防汛总指挥部（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前身）成立。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专门成立“防洪抗旱总指挥部”的国家，从成立至今，该部的总指挥大多由时任国家副总理担任。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民族的历史首先就是一部治水史。自《史记》以后的各朝代正史，都有“水利”专篇，这是西方国家史书中不能想象的。没有哪一个民族生活的地域面临着中国这样频繁的干旱和洪涝灾害，从公元前206年到1949年的2000多年间，共发生较大的洪涝灾害1000余次；没有哪个国家的江河像中国的大江大河这般凶猛，自汉朝到清代的2100年间，长江洪水平均不到10年就有一次大的泛滥，几条大江大河的水灾，直接危及大半个中国，尤其是中国最发达、最富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水利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大计。我国历代都重视水利建设。善治国者，必重水利。历代兴衰同水的涨落息息相关。“治国必先治水”，这是先人留下的遗训。抗洪治水具有经常的性质和巨大的规模，成为一种典型的集体行动和公共决策，它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直接关系到历代政权的稳定，是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也是盛世明君的乐事善举。历朝历代的当权者都把“治水”当做严重的政治问题对待，凡有作为有进取心的帝王都直接领导和参与治水。水利曾为中华古文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和享誉世界的四大科技发明一样，建于公元前3世纪的都江堰，被誉为世界水利史的奇迹；总长1000多公里的京杭大运河，曾长时间在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正是依靠水土资源的不断开发，中华民族才得以持续发展。
在数千年艰苦卓绝的治水实践中，中国人经过了极其艰辛的探索，既有过违背自然规律、遭到大自然无情惩罚的深刻教训，也积累了尊重自然规律、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成功经验。实践证明，只有尊重自然规律，不断提高认识自然、把握规律的能力，正确处理好水资源开发利用与节约保护的关系，在防止水对人类伤害的同时防止人类对水的伤害，在满足人类合理用水需求的同时满足维护河湖健康的基本需求，才能促进人与水、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和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水利科学技术一度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有关水利的历史文献汗牛充栋。近代以来，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理论总结水利历史经验的工作逐步展开，并形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交叉渗透的一个边缘学科。这个学科在我国水利建设中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人民在数千年的治水史中，经历了无数的惊涛骇浪，战胜了无数的艰难险阻，创造了无数的英雄业绩，产生了无数的杰出人物。我们今天要编《中国治水史诗》，就是要表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表现人民群众与水相融、与水奋斗的光辉形象，把握中国水利事业的发展大局，凭借翔实可靠的资料，运用生动精彩的笔触，在历史与现实的叙述中，以高昂的激情描绘中华民族治水的理想追求和中国人民为治水而奋战的精神世界，描绘水利大发展的时代人水和谐、科学发展的美好蓝图。
人们对自己国家历史的深入理解，将会促进对于个人与国家、民族之间的关系认识的升华，从而大大增强人们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中国治水史诗》想要完成的是中国水利史一项基础性建设，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水利史方面的重要专著，为总结经验，避免失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提供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中国治水史诗，既是我们中国人从事水利活动轨迹的记载、感情的抒发、思想的积淀，又是我们社会发展进步宝贵的精神动力资源。纵观全国的大江大河，尽览各地的水利设施，水利人创下了巍巍业绩，树起了座座丰碑。在国家有效开展水利建设，使水利真正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的同时，认真汲取传统治水文化历史积淀的精华和养分，积极弘扬中国治水文化，展示水的品格、水的风骨、水的魂魄，讴歌水利事业的丰功伟绩和水利英雄人物的杰出贡献，展示中华民族历代水利人的崇高理想，描绘他们的感人形象，为再现华夏民族治水史谱写一部壮丽的英雄史诗，培养民族精神，提高人民素质，借鉴治水文化的历史经验，挖掘治水文化中人民群众的历史智慧，对于民族进步、社会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所有这些，就是我们策划组织编撰《中国治水史诗》的根本宗旨。
……
上述文字，是我在梅州的《中国治水史诗》总编室看到的，这是编辑部的工作人员根据杨钦欢关于《中国治水史诗》的策划思路的历次讲话整理出来的。这些文字虽然已经书面化，但一个纵观历史，胸怀国家，有志向，有修养，有责任感的当代企业家形象依然跃然纸上。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人们是多么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始终怀抱赤子之心的成功人物出现啊。
杨钦欢对《中国治水史诗》的支持远不是停留在数百万的注资，而是几乎到了细致入微的程度。
编撰中国治水史的消息传出，有人讥笑程贤章80岁“摘仙桃”。
杨钦欢拍案叫好：
“太好了，那我们就去把仙桃摘下来。”
“怎么个摘法呢？”
事情一旦要开始，程贤章不由揣摩。
杨钦欢说：“我知道你心里的矛盾，你想你一个人写才过瘾。但我建议你尽可能调动最多的力量。你的资源就是你面对的广大中国作家群。你要联系动员最多全国重量级作家共同投入。你自己最好一篇也不写，把精力投入到组织、联系工作中去。你要学会经营文化。这个仙桃就有希望摘到手里。但，你不能关在办公室里，你要全国跑、全国飞，像你考察都江堰一样到各地考察水利工程。你到哪里考察，就到那里挑选理想的作家写他身边的治水工程。”
程贤章“茅塞顿开”。检讨了自己的“身为作家，总是自以为是，自视太高，认为自己可以包打天下”，当起了“经营文化”的“掌柜”。在全国作家群中，掀起书写中国治水史诗的集体创作高潮。
他选择了“大暑”那天带助手去闯火焰山，去看坎儿井。
杨钦欢迟疑半晌，说：“时间推后一点不好吗？”
当时乌鲁木齐刚发生“7·5”事件。
程贤章义无反顾：“最危险的时候，也是最安全的时候；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国家比什么时候都会更重视乌鲁木齐的安全。‘大暑’飞乌鲁木齐去吐鲁番闯火焰山，本身就是一个‘新闻眼’。我要媒体重视我对编‘治水史’的决心。”
杨钦欢说：“好吧，但一定要注意安全、多多保重。我多派两个年轻人给你，更为稳当一些。”
程贤章提出，《中国治水史诗》总编室应该设在梅州，这对塑造文化梅州形象，对梅州打造文化名城是一大贡献。
杨钦欢立刻说：“客都大酒店给你一套‘大使房’，我交待经理，你去看看满意不满意。”
程贤章看过后回话：
“相当满意。”
“什么时候挂牌？”
“请你选个日子。”
杨钦欢说：“零九年九月九日九时三刻，怎么样？”
程贤章应道：“你是玄机大师！就定这个日子。”
2009年9月9日9时的挂牌仪式，简单隆重。报纸、电视台、网络一连几天密集报道，中国第一部以文学形式褒扬中国历代治水功臣的作品《中国治水史诗》编辑工程进入日常操作程序。
全国各地的稿件纷至沓来，杨钦欢一一过目。
“内蒙古有个打井英雄李团长，不知你们组过稿没有？”
杨钦欢说。
听说组过但迟迟没有答复，杨钦欢当机立断：
“那就另请一位作家去写。”
1932年出生于印尼的程贤章，6岁回国。师范毕业后，到小学教书。1952年，被保送到广西大学读书，次年，回到家乡的梅江中学教书。业余开始了写作。后调到《汕头日报》当记者、编辑，从此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1960年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小说《俏妹子联姻》轰动全国，由此在中国文坛上崭露头角。至今，已出版八部长篇小、二部中短篇小说、二部报告文学集等约计六百多万字的作品。
1996年，从广东文学院院长任上退下来，回到了养育自己成长的家乡——梅州，又潜心客家历史和文化的研究，精心创作《围龙》。1998年春，全方位描述和表现客家人历史的长篇小说《围龙》出版。作品立足于民族大义，植根于史实，全景式地反映了南迁客家人的人文品格、生活及斗争历史。之后，又出版了随笔集《我说〈红楼〉》。2002年，又是程贤章创作的丰收年，这一年他写了15集电视剧和长篇小说《大迁徙》，反映西汉末年开始的历经千年的中原人南迁史。历史小说的创作要求极高，作家不但要有创作才能，还要有通晓的历史知识。程贤章以古稀高龄完成这样一部力作，足见他的毅力和魄力。
程贤章创作的大部分中、短篇小说的原型都是客家的人和事，应用的也都是生动活泼的客家语言，被同行们称为“客家文学的擎旗人”。身为客家人的程贤章感慨老祖先的深厚历史熏陶了他，厚重的客家文化积淀激发了他的创作欲望和冲动。2002年，在台北举行的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上，他荣获“世界客属杰出文化名人”称号。
这是一位认真的、有责任感的、大名鼎鼎的小说家，短篇、中篇、长篇，气势汹汹。拿过数不清的奖，还有着“劳动模范”的称号。他的名篇《俏妹子联姻》，我早年读过。情节、人物、语言、别致、俏皮、清新，让人印象深刻。90年代初，他将自己的6部长篇集于一册，200万字的精装大16开本，厚重沉甸，几乎就是纪念碑了。小说之外他还写了大量报告文学。这些报告文学有着小说家语言的凝练和功力。注重情节，注重细节，注重刻画人物，且思想深刻。看到一篇报道，说他写报告文学之前，采访一次不行，两次、三次……直到把那一块的生活、那个人物吃透。他采访的人物，身份都很特殊。省委书记、省长、市委书记、市长、县委书记、县长、政协主席、人大主任、区委书记、区长、镇长、检察长、开发区老总……这些人物，是广东改革开放的设计师、指挥员、实践者。广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尽得风气之先。程贤章采访和写作报告文学的时候，已经是80年代的中后期，广东的改革已经初见成效。他从采写的所有这些人物身上，了解到全面的战略规划和实施流程，感动和感奋使之一发不可收。多年后，有出版单位请他把这批报告文学结集，他仍然觉得不足，还需要开拓新的领域——城市建设，文化教育，医疗卫生，高速公路，环境保护，农民工……他要全面地记录下那段历史，让这本书成为广东改革开放30年的见证。此时，他已届77岁高龄。
出梅州，跑深圳，下珠海，赴汕头，跑遍了广东省。天气特别冷，好多老人都不出门了，程贤章打着伞，顶风冒雨，去垃圾发电站，污水处理厂，坐公共汽车，爬山中的煤矿矿井。步履蹒跚，却精神抖擞，声音洪亮。常常一身水，一身泥。然后，住在梅州的老家，远避喧闹，整理笔记，写作。不到半年时间，又写出近10万多字。
22年的写作，他记录了广东改革开放30年的历程。
古稀之年的程贤章惜时如金，他有一套特别的理论：人到了老年应该比年轻时做得更多，因为来日太有限。
与杨钦欢一起策划《中国治水史诗》这一年，程贤章78岁。
社会上议论纷纷，七嘴八舌：八旬老人要编“中国治水史”简直是“神话”。
说这话的并不都是无聊的闲人，有些还是挚爱的亲朋，包括儿女。程贤章不能不承认，自己确实是一个高龄作家了。说“体魄”很好，身壮力健，显然大有水分。严重的失眠症已困扰他半个多世纪，无药不眠、无梦不睡，纠缠了他一生。但这并不妨碍他去追求拥有文学新境界的理想。退休回故乡后，依然信誓旦旦，提出一日一千字，一年一本书的“疯子狂言”，至2008年，果真实现。新书出版，显然不比年轻时作品发表或出版时那种“激动万分”，但翻一翻，插进书架，闻着墨香，抿嘴一笑是有的：人生旅途又走过一个驿站。
程贤章对他的身体有一个估计：这一大把年纪，好不到哪里，也坏不到哪里。每次出远门，市里的专家、医生都会劝他体检。他总是回答谢谢，回来再说吧！去新疆、去东北，几万公里天上飞、地下跑，不困倦是不现实的，但他都挺住了。
最相信程贤章“接招”的是杨钦欢。程贤章全心感谢杨钦欢为他提供了一个好平台。《中国治水史诗》的话题提出3天后，他就拿出了组稿编辑方案，某种程度上，那方案就是一份“决心书”。
从严格意义上说，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大多是山水文章，少有治水的篇章。正是这一现象，触发了程贤章与杨钦欢的责任感。
《水经注》出版1000年后，终于有企业家和作家挑起了书写中国治水史的担子。
首先是北京之行。如今，编书、出书已泛滥成灾，政府、学校、社团、个人，都在编书、著书，刊物、书籍有如大堤崩塌涌进的洪水，涌进乡镇与城市，良莠不齐、鱼目混珠。《中国治水史诗》要有众多优秀作家参与，必须有权威媒体的宣传与介入。程贤章找到资深报人、著名学者、文艺理论家缪俊杰，请求帮助。当下，拟就了《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新京报》、《中国青年报》、《文艺报》6家全国权威的报纸负责人和版面负责人的名单。
于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新京报》、《文艺报》、《中国青年报》有关负责人先后来到酒店，大家都异口同声表示支持：“这是功德无量的事，一定要做好。”
京都之行的收获大大出于程贤章的预料。
汶川地震灾后一周年，程贤章带了两位年轻的助手奔赴成都，考察了映秀和都江堰。之所以选择这个日子，是因为自己这个年事已高的记者、作家，因各种原因没有在“5·12”地震发生时，亲自到现场参加救灾。这是对自己的一次救赎。
5月15日一早，他们赶到汶川映秀献花默哀，追悼去年地震罹难的亡灵。然后折回都江堰，坐着一辆破旧的“小四轮”，在都江堰市每个角落都走一遍。
这也倒了，那也毁了，而雄伟的2000多岁老人——都江堰，除“鱼嘴”震裂出裂缝外，依然英雄般地屹立在浪花飞卷的岷江中，依然滋润灌溉肥美的成都平原。作为世界水利奇迹，都江堰是多么令人自豪！
2000多年前建堰的水圣有什么绝招？曾经历过六七次大地震始终屹立不倒！都江堰，奇迹、神秘！它有密码吗？有，而且非常公开。大清嘉庆年间权灌县事王梦庚书刻的碑文，高高刻着六个字——“深淘滩低作堰”。这就是李冰建筑都江堰的“密码”。深淘滩，水下多深；低作堰，多低？用什么材料，水下之沟水深浪急，如何在水下淘？没有言说，任后代治水专家，中国、外国、全世界治水专家和人民去猜、去想，密码依然没有破解。
都江堰，从它身边回来后，留下的是崇拜、神秘、功勋、伟业，天地之灵异，宇宙之渺茫，无法破解，依然是一堆符号，密码。
……
从成都夜航桂林，连夜坐车去叩拜灵渠。
桂北一隅的兴安县，因为有了灵渠，有了五星级酒店、高尔夫球场，五光十色的街灯照得这几位夜行者如进入魔幻境界。第二天的大雨，灵渠渡船因水急浪高停摆，一行人撑起雨伞爬山。灵渠把湘江截流一部分，挖渠把水引入60多公里外的漓江，把北去的湘江和东流的珠江沟通。当年，秦始皇建灵渠，就是为他南下的50万兵马解决粮秣辎重问题。战乱早已平息，樯橹灰飞烟灭。但灵渠却沟通了南北经济与文化的交流。“北有长城，南有灵渠”！这鬼斧神工的艰巨工程的灵感也该是来自李冰父子修筑的都江堰吧！
新疆，是那样令程贤章震撼！浩渺无边的大沙漠，高耸入云的皑皑雪山，甜蜜欲滴的葡萄园，以及淳朴勤劳的新疆各族人民，都令他心驰神往。从深圳起飞，好几千公里的直飞，中间没有停留。他素有午睡的习惯。而长达5个小时的飞行，竟忘记疲劳，靠着舷窗俯瞰，飞机翼下展现的雪山，在阳光下闪亮着刺眼的银光。这对经年见不到雪的南方人来说，大暑天的原驰蜡象，令他如痴如醉。
乌鲁木齐。一跨出乌市，便进入茫茫的戈壁滩，全是风化碎石，寸草不生的“黑沙漠”。他从未见过这么辽阔的戈壁滩，茫茫大地寸草不生。
吐鲁番。现存的坎儿井历史约400年，晋代最早修的坎儿井，深埋在吐鲁番地下。人类的智慧真是无穷，吐鲁番年降雨量最多约10毫米，是苍天赐给它雪山的水，水流不远会被蒸发，于是人们修建了坎儿井。挖土的工具原始得很，工程也很艰巨，有沙漠长城之称。坎儿井长流的雪水使荒漠的大沙漠出现了绿洲，出现了盛产瓜果的沙漠江南。
天山天池。沿途是清一色的白杨，高速公路沿河而修，村子面前是草地，靠着公路是清澈湍急的溪流，流水声是沙漠上最迷人的音乐。掬一捧天山天池的水，慢慢吮饮，才知道它是那样无私，无论是谁，都慷慨地给你奉献一掬玉液琼浆。
圣贤辈出的齐鲁大地。
从济南坐车去济宁，主要是考察古运河济宁段现在的通航价值。济宁古老的街道，车子穿越市区，出了城，古运河但见几艘满载货物的木船。河面比较开阔，河水虽不清澈，但却不像别处的运河那样污浊。这景象使程贤章耳目一新。
东营黄河入海口。横跨了小半个山东半岛，一早出发，傍晚才到东营市。黄河造出来一望无际的湿地，到处都盛长着各种不同颜色水草，有灌木，也有芦苇，各种飞鸟和水中的鱼虾，赋予大湿地丰富的生命世界。伟大的母亲河入海之前的泥沙淤积，是慷慨赐给山东人民的无价大礼。东营还远远没有开发，大富大贵的日子还迟迟没有到来。
著名作家张炜，是程贤章山东之行探望的目标之一，也是他在中国文坛为数不多的好友。其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我的田园》《柏慧》《家族》早就脍炙人口，饮誉大江南北。张炜不是纯粹的小说家。他的深沉、他的思想、他的理念，充满哲理与思辨。程贤章把张炜视为文坛的哲人，和贾平凹、苏童、王蒙一样，张炜是他追读的对象。中国文坛，文人自傲，程贤章的偶像不多，但他是张炜的“粉丝”。
谈到编治水史。张炜说：“这个题目太好了，中国需要这样一本书。”约他撰写山东治水。张炜说：“就凭老兄来到山东，我们亲自在济南见面这一点，我工作再忙，也应该写一篇。”
在梅州参加完世界客商大会，程贤章立即赶往深圳飞长春，一上飞机，从机舱门口随手捡起一张当天的《长春晚报》，第一版重要位置一道醒目标题：长春今夜雨夹雪——气温零下3度。而深圳气温32度。当夜飞长春，简直是从火里往冰窖里跳。
鸭绿江离长春不远，早上七时从长春出发，走完高速，便是二级公路。通化山沟有积雪，路牌上显示，该地叫夹皮沟。
初冬的鸭绿江，依然一江碧水。掬一捧鸭绿江水吮一口，洗个脸，心潮涌动。悠久的历史与眼前的现实，有如一幕映画，一幅幅在眼前呈现。鸭绿江的滔滔江水，是程贤章看到过的为数不多的美丽河流。但它因为是国际河流，治水问题更为复杂。期待中国文坛大家张笑天妙笔生花，把美丽的鸭绿江浓墨重彩写一笔。
这次来长春，就是千里迢迢万里远行来叩访张笑天。
张笑天的“意见”让他心生暖意：
“第一，你的亲和力和凝聚力，让全国作家都响应，放下手头的工作，在文坛掀起写治水史的热潮，这不容易；第二，你们的老板杨总，很多作家没见面。他是大智慧，大赢家；第三，这是你送给出版社的一份厚礼，千年一部的治水史，是不是厚礼啊；第四，这部书出版后，一定会政府高兴，读者高兴，作家高兴。”
“谢谢，谢谢笑天如此肯定我们的工作。”
程贤章的感动难以言表。
哈尔滨见阿成。和阿成聊天添增信心。松花江的治水与抗洪，阿成有精彩的描绘。
从哈尔滨飞沈阳见刘兆林，兆林出身于军旅，人很内向，征求他对治水史的意见，他点头说，这是一个好命题，一项大工程，要不，我工作再忙也接受了两个题目，而且完成了。兆林写的辽河，细读了。题目怪怪的，但他在文章里声明，这个题目是他的神来之笔，细看，果然如是。
到大连见邓刚。这个魁伟的汉子一进酒店就带来一阵风。他写稿很认真。稿件传到编辑部后，指名道姓要程贤章立马给他看稿。连夜把稿看完了，程贤章发短信：“大气魄，大手笔，文采飞扬。”
西安之行不算顺利，一没有见到贾平凹。他去北京开会去了。程贤章和他通过电话，他说，他在写长篇，没工夫应付其他任务。陈忠实来酒店看望。他牙龈浮肿，不愿留在酒店吃饭，他介绍了在“浐灞”治水工程的冷梦同志写浐灞治水。
西安之行留下很多的遗憾。西安的渭河在《创业史》里深深刻上了一笔，上世纪1992年他第一次看渭河，水已断流，现在第二次看渭河，沙滩中一股涓涓细流。苍老的渭河看来要大力治理，才有重现青春的希望。无论南方北方，所有江河都进入了苍老期。就像老人须要调养治理，否则，它也会淤塞甚至消失。古老的郑国渠与元代的坎儿井，不都在我们土地上完全消失了吗？
一大早到北京，雪花飞舞，又是双休日，能见到这里的朋友吗？邀请缪俊杰审稿，他能放得下手头的放不下的工作吗？
贴着厚厚的玻璃窗，看外面雪花飞舞，程贤章颇惆怅。
让人欣喜的是缪俊杰最终接受了邀请，答应11月中旬与夫人钟教授双双从北京飞梅州，住下来审稿。
从5月开始，程贤章以78岁的高龄先后考察了四川映秀、都江堰、灵渠等著名治水工程。七月流火，他又飞赴新疆。接下来，京杭大运河的起点、中段、终点，山东黄河入海口、浙江钱塘江、西子湖畔、黄浦江边、苏州河上，松花江、鸭绿江、大连海滨，程贤章一口气跑了个遍。圣诞节前，又去海南考察南渡江与万泉河。至此，他们已在中国西南、西北、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空中飞地下走，行程近5万公里，亲近了黄河、长江、珠江、黑龙江、鸭绿江、松花江、大连港、都江堰、坎儿井、京杭大运河、灵渠、三峡大坝、堰塞湖以及母亲河梅江水系的许多治水工程。
然后是陪同缪俊杰夫妇审稿。
整整10天，缪俊杰夫妇足不出户，阅完一百多万字稿件。他总评语里三句话在南方日报发表：策划有方，编辑卖力，作家认真。有些名家名篇读了令人不忍释手。
元旦前，全部稿件200万字全部到位，等待验收，进入出版。
圣诞平安夜，杨钦欢来到编辑部。
程贤章感慨万千。
为了《中国治水史诗》，他们确实付出了太多。他和助手们几乎走遍了中国。但这一年他们也过得特别充实。三位助手，都很年轻，但他们的工作进步很快，包括与作家联系、验收稿件、打印、复印、阅稿，寄作家稿酬，记编辑日志，整理文档。文的、武的一概“包埋”。上班下班，星期假日，概念模糊。总之，每天不少于12小时的工作时间。市长李嘉指示：既然《中国治水史诗》是在梅州倡议发起的，梅江治水的文章一定要认真写好。程贤章就特地选择李钟声担纲。第一，他是梅州人，自幼在梅江边长大，熟悉梅江，也对梅江有故乡情感。第二，他刚从《南方日报》副总编位子上下来，作为广东省人民政府的参事，多次回故乡考察。第三，他是广东省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曾获范长江新闻奖。高扬主旋律是他创作的基调。李钟声一到梅州，程贤章就紧紧把他盯住。除了自己介绍，提供他所掌握的资料外，无论是人物来访，治水现场采访，他都全程陪同。编辑部定下一个原则：请所有撰写治水史的作家都写他熟悉的治水工程，写他身边的江河，写自己的母亲河。这样，免了花旅费花时间去熟悉，去考察。写起来无疑更顺畅、更逼真、更立体也更动人。原定三年完成的治水史，为什么一年不到就完成了？奇迹出现，原因不少，但撰写文章的作家“布点”合理，是一个重要的原因。2009年是梅雁集团的丰收年，也是编辑部全体人员最自豪的一年。因为，他们即将把一个神话变为现实。程贤章在中国文坛努力了半个世纪，直至快近80高龄的时候，才得到一个经营文化的好平台，碰了一个千年中国文人第一次硬碰的大难题。这一文化伟业，他将永志不忘。
杨钦欢自是舒心：
“不容易啊！好心的朋友都为我们捏把汗。你们辛苦了。元旦夜我陪你们吃顿慰劳饭。但远不是庆功，我们还须努力不懈，永远低调。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愿望和心态。”
2010年1月，出版社负责人来梅州对《中国治水史诗》文稿进行验收，接受广东、梅州、梅县各报刊、电视、电台媒体的采访，说：这是全体编辑人员、全国五十多位优秀作家，也是梅州人民送给国家、民族的一份文化厚礼！
《中国治水史诗》出版后按原定方案在人民大会堂首发，莅会者有党政军文各界人士，皆交口赞誉：填补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治水史的空白，既有史书承载历史的特点，又有文学生动感人地再现历史的价值。其中较为全面因而最有代表性的是著名作家张笑天发表在《人民日报》的大作：
……
把几千年来，特别是六十年来炎黄子孙治水的可歌可泣的事迹记录下来，这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本该由学界的专家们来完成，但这任务却落到了一批作家肩上，作家虽然在水利专业知识上有缺失，可他们有热情、有认同感，有同老百姓的血脉相连的感情，又不乏艺术想象的翅膀，不经意间能把人带进一个五彩缤纷的水世界，使原本枯燥的水利史，显现出无法排斥的魅力，戴上史与诗的桂冠。我深知他们创作的繁忙，可一经召唤，竟应者云集，纷纷放下手里的工作，或采访，或重走大川大河，到如今，汗水凝固成这部洋洋大观的治水史诗。
……
我对中国的大江大河有天然的情感依恋，并且对那些为规划治理它们、使之造福于人的水利工作者们始终怀有深深的敬意。
……
2008年四月天，我曾受邀参加都江堰的放水节，一个月后发生大地震，连二王庙都严重损毁了，而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宝瓶口等都江堰工程却安然无恙，令人感慨。我当时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了老子的“上善若水”，老子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其实老子是借水喻人，他所说的“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无疑是在告诫人们，其安身立命，也该像水一样，随遇而安，善于处低洼之地，心若止水。
我们对大自然的水索取无度，人类难免遭遇报复。大自然无情又有情，不要让大自然一而再、再而三地惩罚和报复人类了。水是人类的命脉，水脉决定人脉，而人脉是国脉的根本。
除了记录我们一代代人治水的丰功伟绩，如果说《中国治水史诗》能给大家提个醒，这已是额外的收获了。
2009年六月的一天，接到缪俊杰老师从北京来的长途电话，为一部以中国治水史为主题的书组稿，让我写江西一章。缪俊杰老师是我的江西老乡，又是我的大学学长，有诸多专著名世。作为著名学者和文艺评论家，他在人民日报社历任编辑、记者、文艺部负责人的30多年间，对江西文学界颇多关怀，对我个人的帮助也很大。他旦有吩咐，我敢不从命。由此，我有缘见识了几位可尊敬的人。我之忝列《中国治水史诗》的写作队伍，除了因为我几十年在大江大湖的生活经历之外，主要是感动于他们的历史胸怀、国家意识，以及他们深厚的淳朴与热诚。撰稿期间，程贤章老兄两次寄送月饼，知我客居广州，又两次邀我往梅州做客，路经广州时还专程看望，令我受之有愧。值此机会，深表谢意，并祝康寿！
行文至此，不禁想起两句古话。一句是《老子》里说的“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上善”即最好的，最好的处世方法就像水一样善利万物而不争利益；一句是《易传》里说的：“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厚德载物”就是以深厚的德泽育人利物。“上善若水”和“厚德载物”含意相似，所以常被放在一块使用，同作为中华美德的一种概括。两句话也历来成为志士仁人崇尚的最高道德境界。现一并借用，以表达我对《中国治水史诗》的策划者和组织者的敬意。
2011年2月16日于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