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作为第一部汉译佛典的《四十二章经》早早就出现于汉代，但它的真实性却一直遭到质疑。即便我们忽略这方面的怀疑，也不得不承认汉代的佛经翻译工作并没有什么规模性的进展和比较突出的成绩。但是，根据《后汉书》的记载，东汉政权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两位皇帝之一的汉桓帝就曾经进行过对佛陀的拜祭仪式。
汉桓帝的性格体现出了人性中极为普遍的多神崇拜倾向、偶像崇拜倾向和非理性倾向：信奉道教的汉桓帝以豪华的仪式拜祭太上老君，并且在同一个仪式中也拜祭了佛陀。
饱学的襄楷上书汉桓帝，对后者提出了一针见血的意见，大意是：听说皇宫里供奉着黄老和佛陀，可黄老之道俭朴无为，陛下却欲望多多，杀伐多多，这不是明显违背了黄老之教吗？违背了人家的教导，却希望能够得到人家的保佑，世上哪有这种道理呢？至于佛陀，天神曾经派出美女试探修行中的佛陀，而佛陀对美女根本就不多看一眼，只是说：“不过是红粉骷髅罢了。”佛陀就是这样坚定守一才终于得道的啊。可陛下您呢，把天下顶尖的美女都养在宫里，自己吃的、喝的也都是天下最好的东西，陛下完全和佛陀之道背道而驰，却希望能够得到人家的保佑，世上哪有这种道理呢？
襄楷的话虽然“十分”有理，却“一分”也没有考虑人性——古往今来，拜祭太上老君的人里有几个研读过《道德经》呢？烧香拜佛的人里又有几个研读过佛经呢？
到了晋代，佛经翻译开始多了起来，越来越多的人被这一外来的法门吸引了去，并且惊讶地发现其中蕴涵着无穷的魅力。
这个时代正是玄学兴盛的时代，士大夫阶层好老庄、务清谈，这一个时代的特点对佛教在中土的发展来说成为了一把双刃剑——对老庄的着迷使得人们更容易去亲近和老庄思想有些相似之处的佛教，对清谈的酷爱使得人们对般若之学里复杂的逻辑与玄机产生浓厚的兴趣，但是，佛经也因此而被掺杂进了不少道家色彩，“空”“无”这些佛学概念使另一个语境下的中国译者们很容易把它们和道家思想中相似的概念混淆起来，并且用后者的术语来对译前者——这既给了当时熟悉老庄的人们以一种方便的领悟契机，同时也歪曲了佛陀原本的思想。
时代使然，这一时期的僧侣精英们明显带有哲人色彩，他们的学识、风度和口才为自己塑造了强大的感召力——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终其一生都没能弄清楚佛陀思想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并且还使得错误的认识得到强化之后又继续流传下去。
但佛教如果想要大范围地流传开来，高僧们仅有学识、风度和口才还是远远不够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神通”。从现实情况考察，如果一位僧人拥有了学识、风度和口才，还拥有一分神通的话，那无疑就具有了万众归心的力量，然而，如果只有神通，却并不具备学识、风度和口才的话，这倒也无妨。在传说当中，高僧们几乎永远是和神通联系在一起的，似乎不具备一些神通就不够高僧的资格似的。从这一时期的史料来看，一些著名的高僧除了专心于佛法之外，或多或少地都要承担一些为皇室与权贵的医疗和占卜服务，也就是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担任着皇室与权贵们的编外医生和占卜术士。
崇佛的梁武帝身边就有这样一位宝志（也作“志公”）大师，在他圆寂之后，梁武帝为他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并且亲自撰写悼词，其中有“观往测来，睹微如显”的句子，赞叹宝志大师高超的占卜能力。梁武帝还在宝志大师的墓前兴建了一座用于纪念他的开善精舍，这座开善精舍在后来改朝换代的动荡中一直得到善待，明朝初年因为修建明太祖的孝陵，将之移至钟山东麓，改称为灵谷寺，该处“三绝碑”非常著名：吴道子画的宝志像，李白作的像赞，颜真卿题写，是为“三绝”。
既然后世僧侣们都能够拥有如此神通，那么，佛陀本人的神通广大就更是一件毋庸置疑的事了。而佛家既然认为“人人都有佛性，人人都可成佛”，那不就意味着人人都有可能获得无上的神通吗？于是，修炼成佛之举也就具有了和道教宣扬的“羽化升仙”同样的意义和诱惑力。
《世说新语·排调》里记载了这样一段对话：
何次道常去瓦官寺拜佛，勤快得很。阮思旷便对他说：“您真是志大宇宙、勇迈终古啊！”
何次道很是诧异，问道：“你今天是怎么了？恭维我都恭维得没边了？”
阮思旷答道：“我想求得个地方长官的职位都还很难呢，您却求成佛，这还不够志大宇宙、勇迈终古吗？”
这个故事虽然带有讽刺色彩，却说明了当时很多人对佛的理解——成佛基本上等于成仙。可这又是一个误解，又是人们想当然地把佛理解成了自己心目中、期待中的样子，而不是认识到了佛本来的面目。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的弱点在这里再次发挥了强大的作用——人们只相信他们乐于相信的事物，哪怕被相信的其实只是一个距离真相很远的假相。
那么，什么是佛？
“佛”是我们对佛陀的简称，“佛陀”这个词其实并非是专为释迦牟尼而设的，而是在印度古已有之的，意思是“觉悟的人”。释迦牟尼在这个世界中和我们一样地生老病死，只不过因着他的“觉悟”，他摆脱了生老病死之“苦”，而不是摆脱了生老病死本身——正如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到不贪恋生、不畏惧死，却不可能做到“永生”或“不死”。
当“佛”被塑造成了一尊至高无上的“神”的时候，罗汉、菩萨这些称谓也就自然紧跟着失去了它们原本的意义。当梁武帝在建康城里舍弃皇位、去同泰寺出家的时候，这位“皇帝菩萨”说：“朕之视此，曾不如一芥。”这样看来，在贪、嗔、痴三者当中，梁武帝至少已经消除了贪念，并且给全国上下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虽然他几次舍身同泰寺，却又总被众大臣以巨额金钱“赎”了回来，然后又继续以血腥手段维护着他的皇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