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梁惠王章句下 “永不加赋”不是善政

齐宣王问曰:“人皆谓我毁明堂。毁诸?已乎?”

孟子对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则勿毁之矣。”

王曰:“王政可得闻与?”

对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诗云:‘哿矣富人,哀此茕独。’”

王曰:“善哉言乎!”

曰:“王如善之,则何为不行?”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

对曰:“昔者公刘好货;诗云:‘乃积乃仓,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故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也,然后可以爰方启行。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对曰:“昔者大王好色,爱厥妃。诗云:‘古公亶甫,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当是时也,内无怨女,外无旷夫。王如好色,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

齐宣王问孟子:“人家都说让我把明堂给拆了。你说我是拆呢,还是不拆?”

明堂是个什么东西,先得解释解释。这是当年周天子东巡的时候盖的接见诸侯的一处场所。现在齐宣王问出这话,潜台词是:天下已经是诸侯各自为政了,周天子也不会再出巡了,明堂也用不着了。有人可能会问:“那齐宣王留着自己用呗。”可是,按照规矩,这明堂还只能天子待着,别人不能用。所以,这么一个干占地方不能用的建筑,是不是干脆拆了算了?

要放在现在,那肯定拆不得,到底是文物啊,更是块发展旅游的招牌。可齐宣王缺乏经济头脑,别人一说,他也觉得是这么回事。而且,拆明堂很可能还有个不好明说的意思——把周天子的标志物给拆了,别在这儿碍眼。这齐国是我齐王最大!

这里提到的明堂,据说到汉朝的时候遗址还在。这会儿齐宣王到底还是难下决心,因为把明堂一拆,就意味着公然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

如果齐宣王问的是孔子,孔子非跟他急。孔子连“八佾舞于庭”都“是可忍孰不可忍”,何况是拆明堂。可毕竟两百年过去,时代不同了,周天子再也没希望扶得起来了,就当没这个人好了。孟子会怎么回答呢?回答说“拆就拆吧,拿废砖瓦还能盖几个公共厕所,也算造福大众”?这不大像大儒说的话。以儒家的传统来看,“不拆”似乎是个比较合理的回答。

可孟子来了一句妙答:“这明堂是天下圣王的殿堂,大王如果要行仁政的话,就留着这东西算了。”

这个回答,首先是建议不拆,但不拆的理由却不是要尊敬周天子,而是说,你齐宣王如果施行仁政一统天下,你就是周天子,那你自然也有资格使用这个明堂。看,孟子这是挑唆齐宣王谋朝篡位呢。

孟子在这方面一贯的逻辑都很简单:不管你什么血统,不管你什么门第,只要你能行仁政,那你就谋朝篡位一统天下好了。这要放在大一统时代,可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思想啊!齐宣王一听,大概有点儿动心,接着问:“仁政是怎么回事,孟老师再给我讲讲。”

孟子说:“从前周文王治理岐山一带,种地的人缴税缴的是全部产量的九分之一,公务员都是世袭的,关卡和市场只做管理却不收税,湖泊不禁止打鱼,一人犯罪不会株连家属。”

齐宣王张大着嘴,“听上去像是天方夜谭啊!”

孟子说:“咱们这时候还没有‘天方夜谭’这个词呢!您听我接着说。世上有四种人最可怜,您知道是哪四种人吗?”

齐宣王挨个数手指头,“地、富、反、坏、右,哦?怎么是五种人,多了一种?”

孟子气结,“不对,是鳏、寡、孤、独,是这四种人。”

“哦,”齐宣王点了点头,“倒是听说过,可这几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孟子解释说:“死了老伴儿的老头儿,叫做鳏,死了老头儿的老婆婆,叫做寡,小孩子没爹叫做孤,老两口儿没娃叫做独。周文王发布政策的时候总是先想到这四种人的利益。《诗经》上说:‘富人的日子不错啦,可怜可怜穷人吧。’”

齐宣王重重点头,“这话说得可真好!”

先不继续翻译,这里有两个问题要谈。一个是“种地的人缴税缴的是全部产量的九分之一”,一个是仁政的税收逻辑。

先说第一个。我这个翻译其实很不准确,当时的实际情况,按照一般的说法,是井田制,简单讲就是把一块地划分成一个“井”字形,这是九个部分,中间那片地是公田,周围八块地是私田。私田的收获归自己,公田的收入要上交。所谓“九分之一”,其实是这个意思,并不是说你种一块地收获了九十斤米要上交十斤。

在孟子这个时候,井田制早就被破坏掉了,其中经过过于复杂,而且枯燥无味,这里就不讲了。但值得一谈的是,井田制在后世两千年来一直都是不少人心目中理想的土地制度,所以很多人都很想恢复井田制。最著名的就是篡汉的王莽。其实仔细想一想,王莽这人虽然很招人骂,但他还真是很贴近孟子理想的一个君主,效仿先王行仁政,搞得不亦乐乎。王莽很有理想主义倾向,但他搞土改终究没成功,又接二连三倒大霉,最后成了个失败者。

王莽土改的失败并不影响井田制的光辉。我想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社会贫富差距过大搞的,有人很不满,想搞平均化,不希望富人占有那么多土地而穷人很少有地可种,甚至沦为富人的农奴。但搞平均化得有个说法,所以呢,先王圣贤之道的井田制就呼之欲出了。所以我觉得,井田制的意义不在于实行这种制度本身,更在于对社会畸形贫富差距的不满和对公平的呼吁。后儒在这一点上还是有些响亮的声音的。

宋朝大儒,关学创始人张载,人称横渠先生,就是这么一个人。

提起张载这个名字,一般人可能不大熟悉,我先介绍一下。看过《英雄志》的人应该都记得状元卢云,他还是齐宣王和孟子的山东老乡。卢云有个座右铭,全书之中反复出现过好几次。第一次出现是卢云刚出场不久,那时候他还只是个穷书生,一点儿武功不会,因为性情耿直,被人欺负惨了。卢云痛苦之极,自问读书是为了什么,他仰天高呼着这个问题的答案: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小说里的这一段把气氛烘托得极好,所以卢云这四句一出口,当真震撼人心——是啊,让我们想想,一个真正的读书人,读书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这四件事!当然,现在还有这样高尚情操的读书人很少了,读书无非是为了学一门手艺,好谋个好差使。所以我们更会觉得卢云了不起,觉得这四句话了不起。现在我告诉大家,这四句话不是卢云说的,也不是《英雄志》的作者说的,而是我现在讲到的这位张载说的。这四句话,是张载最出名的名言,张载不是也叫“横渠先生”吗?所以这四句话也被人称做“横渠四句”。如果你是中学生,我劝你一定要把这四句话背熟,等有人问你读书是为了什么,你把小胸脯一挺,“当当当”摆出这四句,掷地有声,多牛!

我前边讲过儒家后学很多都流于“大而无当”,当时我没举例子,现在可以看看了,这位张载张横渠,可不就是这样一位吗?

张载就曾经很想搞搞井田,但他不是王莽,没有那么大的政治力量,而且他大概也觉得这东西恐怕也不容易搞,所以就想先在家乡搞试点,搞几处实验田。这个想法还是不错的,改革嘛,要摸着石头过河,先找个地方试试水深水浅,等没问题了再把经验逐步推广。但是,遗憾的是,张载的井田制试点终究没搞起来。

前面提过的方孝孺也是个井田发烧友,极力鼓吹推行井田制。关于这一点,无论时人还是后人都批评他食古不化。其实人家方孝孺也是有道理的,当时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实在太严重了,要解决这个问题,井田制至少是一项听上去既合理又可行的方案。当然,方孝孺的井田制也没真正实行起来。井田制在周代以后是不是真能恢复,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这个制度只属于那个时候的古代社会,以后的社会,情况复杂多了,井田制确实搞不了了。

但无论是张载还是方孝孺,他们对井田制的热情无疑都来自对社会问题的深切关注,也来自孔孟的井田与平均主义理想。从这一点来说,他们确实继承着先辈的遗志,但时代变了,这谁都没有办法。

井田制是儒家千古以来的一个社会蓝图,谁都觉得它很好,可它只能属于过去。

该说第二个问题了。嗯,先引一段书。孟子总是引《诗经》,引《尚书》,他引我也引。我引的也是个经典,是金庸的《鹿鼎记》——

他沉默半晌,回头向禅房门看了一眼,说道:“老皇爷吩咐我爱惜百姓,永不加赋。这句话你先前也传过给我了,这一次老皇爷又亲口叮嘱,我自然是永不敢忘。”韦小宝问道:“永不加赋是什么东西?”康熙微微一笑,道:“赋就是赋税。明朝那些皇帝穷奢极欲,用兵打仗,钱不够用了,就下旨命老百姓多缴赋税。明朝的官儿又贪污得厉害,皇帝要加赋一千万两,大小官儿至少要多刮二千万两。百姓本来穷得很了,朝廷今年加赋,明年加税,百姓哪里有饭吃?田里收成的谷子麦子,都让做官的拿了去,老百姓眼看全家要饿死,只好起来造反。这叫做官逼民反。”

韦小宝点头道:“我明白了,原来明朝百姓造反,倒是做皇帝,做官的不好。”康熙道:“可不是吗?明朝崇祯年间,普天下百姓都没饭吃,所以东也反、西也反。杀平了河南的,陕西的又反;镇压了山西的,四川的又反。这些穷人东流西窜,也不过是为活命。明朝亡在这些穷人手里,他们汉人说是流寇作乱。其实什么乱民流寇,都是给朝廷逼出来的。”韦小宝道:“原来如此。老皇爷要皇上永不加赋,天下就没有流寇了。皇上鸟生鱼汤,铁桶似的江山,万岁万岁万万岁。”康熙道:“尧舜禹汤,谈何容易?不过我们满洲人来做中国皇帝,总得要强过明朝那些无道昏君,才对得起天下百姓。”

看看,康熙要来个“永不加赋”,韦小宝赶紧吹捧他是“鸟生鱼汤”。孟子是满口“鸟生鱼汤”的,也鼓吹民本思想,要让百姓有好日子过。从孟子上段话来看,以前的赋税额还真是很低,关卡和市场还都不收税,不像后来。

终于熬到康熙爷,永不加赋,很仁政吧,很孟子吧?我看到有人评金庸说他把“侠”写到头了,康熙这个“永不加赋”就是最高的“侠”。

但是(无论什么话就怕“但是”),历史上,康熙虽然的确也说过这个“永不加赋”,可“我大清”却没能做到。不过,这只能说明人家反悔了而已,并不能说明清朝皇帝们做得不对。因为,“永不加赋”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意味着与民为善的。

我们一般人的想法里,什么样的政府才是好政府——当然,这是指古代来说——是包青天陈州放粮,是康熙爷永不加赋,事实上,这种想法是比较片面的。

先抛开贪污腐败不谈,就一个国家的财政税收来说,不是税收得少就能代表政府体恤民情,也不是税收高了就意味着苛捐杂税,这都是简单化的理解,失之偏颇。古人也有这种偏颇,比如,古人很早就有过“藏富于民”的主张,认为政府别收太多的税,钱在老百姓手里攥着就挺好,等真有什么军国大事了,就让大家一起出力。司马光当年就是持这个看法的,在这一点上狠狠地攻击王安石的变法。

“藏富于民”听上去很先进,很合理,可问题是,政府的税收水平如果太低,那些公共设施该怎么维持?就看看现在我们身处的城市,修桥铺路都是很花钱的,这些钱主要都是从税收里来。古代有人就指出过,政府某个时候把税收提高一些,拿这些钱解决水利灌溉问题,解决防洪问题,那灾民也就不会那么多了,也省得总是开仓放粮了。

所以说,税收到底是高是低,要在一个合理的尺度上,不能让老百姓接受不了,也不能使政府没有足够的钱去搞公共设施建设。当然,如果是高税收来给皇帝自己穷奢极欲,这另当别论。

然后,又得说到“与时俱进”这个词了,税收额度是要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的,时刻调整在一个最合适的位置,这才是合理的,也是有效的,一味认为藏富于民的政策好,一味认为低税率好过高税率,一味认为“永不加赋”是所谓仁政的,这都不对。

如果往复杂了说,这里还有个权谋问题。如果我是地方官,而且有制定税率的权力的话,我想让老百姓对我感恩戴德,我会怎么做?

如果我把税率定高了,用这些钱做了很多公共设施建设,比如,把防洪工作做好了,以后不会有水灾了。这样呢,肯定没太多人念我的好,还会有不少人嫌我收税高,是个贪官,至于没有水灾了,既然没有了,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可如果我实行低税收,大家一定都高兴,我没钱搞公共设施,那就不搞,等发洪水的时候胡乱张罗张罗,然后开仓放粮。这样一来,我肯定就能得个清官的美名。

如果抛开权谋问题,单纯一点儿来说,低税收还存在着一个深层问题,那就是,低税收的受益者究竟是不是底层老百姓?——这可真不一定呢。地主老财对政府上的税倒是低了,可他们自己向佃农收的税可不一定就跟着低了呀。现代经济学就很注意这个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问题涉及被课税的商品的需求弹性,我们现在虽然说的是古代的事,但是,现代理论讲的税收的“转嫁”和“归宿”这两个问题其实在古代社会就已经存在了——政府想给一些人减税,可这些人并没有得到好处;政府想给一些人(或商品)加税,可加的税却被转嫁到别人头上了。所以,当政府想减轻老百姓的负担、实行减税政策的时候,这些问题都是要想清楚的,不见得减税就是好,加税就是坏,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社会问题是越来越复杂的,孟子总是拿着古代那些相对单纯的社会来比画现实问题,这就经常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但就税率这个问题,《孟子》后文还有讨论,孟老先生也并不坚持绝对的低税率就是好的。

社会真是越来越复杂了,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怎么通过借记卡来交电话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