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痴迷于看电视购物，每次看时，下巴总是自然向衣领方向滑落，口水就流了出来。我总是想：我需要什么？最后发现除了刮胡刀我什么都需要。虽然没有那些商品也可以正常地活下来，但只要你看到了电视邮购的广告，就会发现“生活中最需要”的东西，用过了就会“提升生命质量”的东西你们家还没有，并且这些东西是你小半辈子以来没听说过的，例如：不用洗照样干净的抹布；补瓷砖缺口的特殊泥巴；一个星期长高十几公分的矮子乐；除疤的精华液，美腿的去毛霜。它们经过电视的灯光照耀，主持人的隆重介绍，就成了电视明星，只需要寄一笔钱去，明星就飞入寻常百姓家了。
我妈在神志极不清醒的状态下，买回来一个运动脂肪的银色腰带。我和我妈带着崇敬的心情，小心翼翼地围上腰带，紧张地让银色腰带把我们的肥肉抖来抖去。我们诡异地相信，十分钟之后，我们会变成身材火辣，丰胸蜂腰的美少女。十分钟之后，我们把它收进储藏室，再没启用过。
我也邮购过一盒神奇的会变色的彩笔，我缠着我妈说：“买了彩笔，就能自己写贺年卡了，啊，还可以写隐形字，多么有意思啊！”好像没有给某个人寄一张自制的、内藏秘密字迹的贺年卡，我的生活就成了应该用特殊泥巴补的残缺瓷砖。
电视购物的广告总是特别残忍，经常让一对同样丑的双胞胎来作实验，给一个抹紧肤霜，一个不抹。于是，一个人“年轻了十岁”，一个人的脸还是福橘皮，丑妹妹用无比景仰的目光看着姐姐，让看者心酸。还有瘦身产品，从前很肥的当事人用力地把大腿上的肥肉挤得凹凸不平，很得意地让人看她有多肥，真不知道她有什么可得意的。
以后，我看电视购物时，总带着一种奇怪的祥和之气，再也没有想冲进银行抢劫，然后定购一个手柄内藏电晶体收音机的雨伞的冲动，而是安详地叵测广告的真实性：增高鞋的广告，“试用后”的那个人合成的；除疤液的广告是电脑修改过的；怎么擦都不脏的抹布，是每擦一次都换了块新的。我像所有乡下人一样，认定一切电视购物的东西都是假的，只是在主持人手里显得很精致罢了，我奇迹般地认为这一切都是海市蜃楼，所以像一个乞丐对贵妇一样，矜持地对邮购来的高尚生活说：“你不适合我。”
昨天班会课开辩论会，题目很无聊，叫做“电视剧用普通话演好还是用方言演好”。尽管有这样一个深奥的题目，我还是得承认，在没有防暴警察在场的情况下，做这种激烈的，极可能引发骚乱的活动是一件着实危险的事情。小孩儿之间完全不能讲道理，他们只会用耍赖皮的方式边打滚边反驳你：“错了！就是错了我说错了就是错了你还杀了我不成……”
辩论到一半儿，大家都有些晕晕乎乎，忘记辨题是什么了，观众都固执地向对方吐口水，说脏话，一方说完了，另一方总是咬着牙齿，脖子一伸一缩地骂他：“胡说！胡说！”然后一方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这时，总有一个略显清醒地人正义凛然地说：“请对方辨友不要偏离话题。”我这个主持人赶紧在旁边附和，说：“是的是的，都少说几句，和为贵，和为贵。”
辩论会结束的时候，应该评胜负了，我只好说：“今天大家都表现得很好，很和平，两方都赢了，耶！”这并不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辩论会开完之后，总有人面色潮红地来到我的座位上，一手叉腰，一手拍打着我的桌子，口水差点儿吐到我脸上，向我投诉对方的人身攻击，我就很慈祥地对他们说：“好的好的，我一定处理。”
我想起在电视上经常看到小孩儿辩论，他们说到一半总是语塞：“原因有两个，第一是因为……”然后突然窘迫噎住，面红耳赤地不知道说什么，他们不晓得转换话题，就在那个地方窒息而死。
那些穿着奇装异服，扮演“无敌金刚”“聪明猴”的小孩总是特别愤怒，前倾着身子着，气急败坏，主持人还总是添油加醋：“说得好，反方被说得无话可说了吧？”还带动观众倒数：五四三二一！哈哈，时间到！反方果真无话可说了。电视上从天降落“哑口无言”四个大字扣在反方的脸上，辩论的小孩儿一定又惊又恐，刹那间全场的人都面目狰狞，连观众台上的爸爸妈妈，也是一样的狞笑嘴脸，那一定是恶梦一样的经历吧。最后慈眉善目的专家评分，这时候的小孩儿既愤怒又憋屈外带不服。
让小孩儿们辩论其实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让他们双方的愤怒值都飙到最高，却只让他们坐在凳子上捏拳头，而不许开打。看到他们气呼呼的脸，我也气呼呼的，让他们打一架吧，让他们大喊一声提着拳头向对方冲过去，打一架的记忆要比辩一论的珍贵多了，而且，今天也是个打架的好天气。
我第一次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那叫一个兴奋，头脑发热，印堂发红，两眼发光，一看就知道跟所犯的事儿跟酒后驾车类似。记者问我：“你的第二本书准备写多少万字？”刚刚能够从一数到一百的我说：“一亿亿万字。”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一直在和一个椅子玩——尝试用不同的姿势和方法扑在上面。其实我平时像个大闺女一样文静，可是接受采访，就退化成了一只活泼的猴子，由此可见：人一见到记者刷刷地往本子上记录，一想到自己的尊容将要通过黑洞洞的镜头，钻进千家万户的电视机，被无数双忽闪的大眼睛瞧着，他的血就往脑子上冲，不知道自己是谁，北在哪儿，就满嘴跑舌头，出豪言，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尤其是在看别人接受采访的时候，我无比坚信一个事实：人是由猴子进化而来的，给个竿就顺着往上爬，后果就是让人看到了逊而又逊的尾巴。
名人吧，也免不了这个俗。这我可看多了。比如“我是演员里面最有文化的人。”“别人一老就歇菜了，我可以演到一百岁。”“我导演的片子不跟中国的比，要到世界上去叫劲。”“我的东西吧，现在的人看不懂，三百年后才有价值。”“我觉得吧，诺贝尔文学奖不给我，那是他们没眼光。”
小孩也不例外。那些和我同行的，所谓的“少年作家”非常之不争气，接受采访时摆出一副政治家的模样，说话阴阳怪调，用我们老师的话说叫做“极有感情”。只见他皱着眉头，像是从1937年起就没笑过，装出一副少年老成的样子，只有抨击学校制度的时候，才有了点儿激烈而愤怒的情绪：“教室像牢房一样”，“作业留得比喜马拉雅山还高”。被人叫一声“天才”就晕了，陷入半疯狂状态：
“老师想让我们成为全才，老师自己应当先成为全才，比如他教完语文就教数学，我们就不会脑子换不过来了……”年轻人嘛，说话没有逻辑是可以原谅的，所以我只打算轻轻地，温柔地教育他一下：数字和汉字就是不一样。你的脑子不能换过来，老师的脑子就能换过来？
少年作家又放话了：“有人打电话说我的这本小说可以得茅盾文学奖……”
我觉得这种话还是少说为好。一因为我这样喜欢嘲笑别人的人，又找到了一个可以嘲笑的话柄子；二是因为茅盾先生听了，一定要在天上打个喷嚏。
我十四岁，电视就是我的生命。我对电视的感情可以用任何一首带着哭腔的苦情歌的歌词来形容，比如“没有你我无法继续”“别离开我求求你”之类的。
有一天我们家电视坏了，黑成一片，没有声音，我爸找了好几拨维修人员来修，把我们家桌子都修坏了，电视还没有修好，摊成了一堆零件。每天吃饭的时候，因为桌子被坏电视占领，我们只好端着碗，蹲在水泥地上吃，听见楼下新闻联播开始时激昂振奋的音乐，而我们家则是一片寂静的咀嚼声，很贫穷凄惨的样子，都可以上《黑镜头》了。
没有电视了以后，忽然多出了很多时间用来吵架，我们家的三个人天天斜着眼睛，互相猜疑是谁搞坏了电视，是谁赚得钱少，买不起新电视。是谁无能，修不了旧电视。我亲爱的父母一致认为是我搞的，因为我是我们家跟电视玩得最好的一个。冤屈之下，我激愤难当，想写一篇关于“电视和家庭和睦关系”的论文，结果“和睦”的“睦”我不会写，只好作罢。
最重要的是，有电视的日子里，我可以看电视而不用招呼忽然上门来吃饭的亲戚，假装看不见他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表示他得病以后比得病以前还要身体好，真是很残忍呀。
从前，我最喜欢的运动就是坐在学校奖励的电子秤上面，一边吃瓜子一边目光黯淡地看电视，最好瓜子壳可以啐到地上，还不用我扫。我张着嘴巴换台，电视上有各种变幻的光照在我脸上。没有电视的感觉很寂寞。不对，寂寞是有钱人的把戏，我没有钱寂寞，应该是感觉被抛弃了一样，世界什么都不告诉你，都不给你了，世界全部坏了都不知道，你还在黑屋子没心没肺地咀嚼。
后来我在家里翻出了一只收音机，学着早晨散步的退休老头，把收音机在耳朵上绑着，听听不懂的黄梅戏：“哥哥呀……”听烹饪学校的广告，听“沙沙”的声音，一边听一边笑得苍老无比，感觉提前进入了老年，十分之衰弱。
在我渐渐习惯听收音机的时候，我们家的电视修好了，我写作业时可以照旧斜着眼睛看电视，看减肥的大胖子，表情激动的怨妇，惊惶失措的主持人，久久地目瞪口呆。关上电视，“砰”的一声之后，世界就全部消失了，我不免有恍若隔世的感觉。
我特别喜欢看电视里面的小孩，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变态，自己老了就喜欢看小孩。
地方新闻上经常出现采访小孩的画面，我原先期盼着看到那些中学生惊惶失措，说不出话来挤眉弄眼，旁边还有他的同学大声喊他难听的绰号，结果这种失控画面从来没有出现过，画面上经常是一个正经做作的女孩，穿着很干净的校服，双手背在身后，眼睛看着离地面十公分的空中，不敢看主持人，说话谨慎：“我们要爱护环境，因为我们是环境的小主人……”“二十一世纪是竞争的世纪……”
我忽然想起来小学时我也接受过这样的采访，那是地方台要到学校里采访关于铁路提速的看法，正好抽到我们班。尽管这个话题很怪异，但我们还是很振奋，高兴地互相打听铁路提速是什么，并且一脸痴笑地连续看了好多天的地方新闻，真难看呀真难看。
后来采访人员来了，没有带来美女记者，也没有带来大胡子的导演，只有一个摄影师，我们都紧紧地攥住发言稿。在没人说话的情况下，我徐徐升起，沉着冷静地开始念我的发言稿，摄影师被我吓了一大跳，好半天才把摄影机瞄准我。我低着头喃喃地念着发言稿，老师站在摄影师的那头朝我笑逐颜开道：“抬头看。”
我略带羞涩地抬起头，好像被召见的妃子一样，然而只有一秒钟，我匆匆地瞥了一眼镜头，又赶紧低下头，我终于念完了冗长的发言稿，在坐下来之前，又鼓起勇气抬起头看了一眼镜头，惊恐之下不禁红了脸。
下课之后，同学纷纷掐着我的手，咬牙切齿地我祝贺我可以上电视，说不定还会摊上一个特写呢！第二天晚上我一直在等着地方新闻，每播一条新闻我都以为是自己，但每个都不是，到了最后，播音员说：“下面请收看一组简讯。”没错，是放了我的脸，也只有我自己能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认出电视上那个匆忙坐下的远景是我，是的，我只被放了不到一秒钟，像电视剧上不小心被拍下来的群众演员，剩下的时间里都在放另一个女孩，也在说铁路提速，她比我精神，比我精良，校服比我干净，也敢看镜头，而且竟然知道铁路提速是什么。
每个小孩儿都应该上一次电视，哪怕一秒钟。以后，不断地回放这段录像，直到把包括自己的那条新闻，变成属于自己的故事片。年老的时候看，简直像另一个新生的自己，那个自己是不老的、精良的、一百个好看的。这放录像的活动可以一直延续到八十岁，可以快乐一辈子的。
我一直以为我见过鞠萍姐姐，是在秦皇岛。我游完泳之后走到一个房间里，房间里有三个银门，鞠萍姐姐问我她在哪个门里，我不知道，就哭了起来。然后，鞠萍姐姐出现，百花盛开，雪云散尽，阳光普照，冰川消融，海盗称臣，美人鱼歌唱。
我一直很坚信这段记忆，并把它作为我一生中最传奇和纯情的经历，天天给别人讲，加入了许多细节，鞠萍姐姐穿的衣服是在儿童专柜买的啦，银门上的装饰啦，讲完之后还说：“神奇吧？我还以为是做梦呢？”后来有一天，我沮丧地发现确实是做梦，这个惊人的发现令我十分痛苦，让我觉得记忆背叛了我。
所有大人都喜欢谈论他们小时候悲惨的历史，语气中还透着得意，他们在爽什么实在令我不得而知。每次我吃饭的时候，我妈就说她小时候没有饭吃，吃土；我买衣服的时候，我妈就说她常年只有一件衣服；我每次洗澡的时候，她就说她做完饭之后在大铁锅里洗澡。每到这时候，我总是假装没听到，免得被她那些越来越骇人听闻的事迹吓倒。
我妈说她冬天的时候没有鞋子穿，冷得把脚放在羊底下，用羊尿来暖，我没有理她，过了一会儿，我妈说：“才怪，我从来没有拿羊尿暖过脚。”我笑道：“就是的，这个故事我也听过，好像是草原英雄小姐妹上的。”我没好意思提醒她，其实她以前给我讲的好多故事，都是《欧阳海之歌》之类的凄惨的少年儿童故事的，根本就不是她自己的。
记忆是最不可靠的。对于自己来说，是宁可信其有；对于听的人来说，是宁可信其无。电视上最喜欢请那些有传奇经历的人口述历史。接受采访的那些人最不愿意怀疑他们的记忆，他们的一生因为仅有的那一点传奇经历而经常被采访，因为不断地讲他们那段传奇经历，讲得自己深信不疑，而且不断地加进去景物描写和心理描写：“我刚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仰头望天：‘真是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然后又挤出两颗眼泪——老人的泪腺总是丰富的，总有两颗泪水在眼眶里蓄着，随时准备煽情——渲染得越多，他们就越坚信，他以为这个记忆是他独有的，是天知地知我知你不知的，所以在他们自己记忆里越来越放肆。
不过，他们还是被我原谅了，我还是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撒谎的记忆让每个人都很高兴：观众很高兴觉得自己融入了天开云散的催眠境界；主持人很高兴得到了一段劲爆的历史；讲述者本人最高兴，可以继续甜蜜地和撒谎的记忆相依为命。
我很羡慕哭得出来的人，我发现他们本质上是很乐观的人，跟我装结巴学瘸子扮飞机的乐观不一样。而像我一样悲观的人，虽然常年郁闷，但是看上去却是晴天不落雨，一点儿也没有要哭的迹象，即使被打了也还是一副痴呆的表情。
我就只好看电视，看一看有没有让我哭的情节，证明我是否正常人，或者说是一个正常得多愁善感的妇女。结果我发现自己果真坚强残忍得像一个男人，经常对着电视喊：“快点儿死快点儿死，再不死我就换台了。”“开枪开枪，打死他！”“被甩了吧！谁叫你脑袋上插一朵粉红涤纶花。”后来我就被我自己震惊了，我完全无法被电视剧本的绝症、失恋、自杀所打动。
我只好使出最后一着，我换台到一个访谈节目，不过我马上就换台到一个访谈节目，我看到主持人很舒服地坐在椅子上，劝说嘉宾：“不要忍着，难受就要发泄出来。”于是众人就期待地看着嘉宾的眼眶，这时候摄影机就把镜头推倒嘉宾的眼睛上，过了好久，嘉宾没哭出来，所有人都略感遗憾，摄影机就照一下嘉宾的手，示意我们“他还是很难过的，你看，他都把自己的手纠结在一起了。”然后才无趣地再把摄影机退回来，当他们又说起另一个哀伤惨烈的经历时，主持人对嘉宾说：“要勇于面对自己不幸的生活。”摄影机再次凑到嘉宾的眼皮底下，他的眼泪终于被逼得飙出来了，这让我松了一口气，主持人得意地递上卫生纸，似乎说：“我们早就知道会这样，我们早就准备好了。”这样摄影机再照到观众席上擦眼泪的人，最后再留一个光明的尾巴，节目圆满成功。
我虽然在电视机面前笑得十分起劲，但是我想如果我也上这样的节目的话，我也会哭的，压力好大呀！所有的灯光气氛摄影群众都是奔着一个目的去的，不成功便成仁，于是大家就皆大欢喜地都哭了。这种无人幸存的状态是很容易令主持人骄傲起来的，还很容易立下伟大的理想：“我要让每个上节目的嘉宾都哭！”
看完节目之后，我企图使劲地悲怆起来，便开始怀念中午掉到地上的红烧肉，开始大声地哭泣，哭到最后，把自己感动得无趣和疲惫，就睡了一觉，醒来以后，就像电视上演的一样：“什么事也没有啦！”除了哭丑了一点。这时候，我才真正感觉到自己是个正常人，真是功德圆满。
电视上重放《恐龙特急克塞号》：“人间大炮一级准备，二级准备，三极准备——人间大炮，放！”霞光号、红色头盔、还有漂亮的阿尔塔夏公主，让我怀念起从前许多个晚上的六点钟。想起那些唱“咯伎咯伎咯伎咯伎，我们爱你，小一休——”“我们齐心协力开动脑筋打败了格格巫——”“我有许多小秘密，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的快乐的日子；那些可以背出《巴巴爸爸》中所有家庭成员名字的充实的日子；那些《变形金刚》里擎天柱死了，《雪孩子》里雪孩子化了的晚上——真的令人心碎，真诚地感伤的晚上。
国产动画之所以没能吸引我们小孩看下去，那是因为它们自己放不下去了。比如《黑猫警长》，蟑螂开始还谈恋爱来着，登记结婚了，交配之后蟑螂老婆就吃了她的老公。动物世界里的重大事件就是交配，犯案多半是这个动机，破案也多半是这个线索。放到最后，都快成一部色情恐怖片了。加上人们的环保观念变了，不能随便枪毙动物，那个娃娃脸的黑猫警长和一群骑摩托车的白猫战士，就再也演不下去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并不有名的动画片，叫做《小甜甜》，不是那个有名的“有一个女孩叫甜甜，从小生长在孤儿院……”而是一个家里开冰激凌店的小肥囡变身成知名歌星的故事，紫红的卷发，火辣的身材，神奇的魔棒，那是我第一次活生生地看到了……爱情。那时真是震撼。我每天放学，就狂奔回家看电视，最后一集小甜甜不能变身了，我痛苦之极。
还有那些反角。他们常有书上学不着的奇特造句，还有大人不会教的“错误”人生观。比如格格巫：“讨厌，我讨厌这样。”“你这只该，该，该死的猫。”“啊，这里的风景美丽得让人恶心！”“天马流星拳，送你上西天，厕所变花园。”我从《邋遢大王奇遇记》中，知道了我不是世界上最邋遢的人，异常欣喜。吃饭的时候，每吃一口就喜滋滋地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与其说是“小孩可笑的……”还不如说是“大人丧失的……”。怀念过去无所事事的生活，总让今天倍感悲伤，眼看生活疯狂的消逝，却无能为力。把生命浪费在回忆上，其实是一件无奈的幸福。我很欣喜自己每到晚上6点钟，就具有了让记忆如同昨天一样清晰的本领。
我看电视的时候，总是一副严重又严肃的样子，蜷起身子，坚强地忍受电视里的人不断大吼大叫地重复同一句话，唯一的乐趣是抢在演员之前接他们的茬，还是绘声绘色声情并茂的那种，看者无不被我丰沛的感情所动容。
接茬是一件很容易动感情的事情。比如说，当妈妈对女儿说“女儿啊！你也不小了，也该找个婆家”的时候，我就立刻变得娇羞起来，裹在被单里说：“哎唷，娘！人家不要啦，人家要一辈子陪着您。”然后当我准备像电视剧里一样和妈妈卧倒在一起的时候，却总是扑了一个空。当主角冲进雨里的时候，我早就抢在前面，比刚刚得知自己爸爸是谁的主角还要愤怒：“老天哪！这究竟是为什么？”
坏人是一群简单又奇怪的群体，他们总是喜欢无端大笑：“我叫他们求生不得，求死无门，哈哈哈……”然后就乐不可支。但是坏人的台词又惊人地简单，当人们质问：“还有没有王法的时候？”我就代替坏蛋大笑道：“哈哈哈！老子就是王法！”当他们终于快成功的时候，他们虽然可以立即得逞，偏要大声大笑道：“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然后英雄就出现了——谁叫他声音这么大，把英雄引来了呢！
最容易被我接茬的是女主角的女师父，她和女主角讲话的地方通常是在树林，而且她交代重要的事情从来不看女主角，而是大侧面朝着镜头，我面色凝重地向女主角传递师父的重要思想：“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女主角人生中的重大事件是自杀和生孩子。无论是跳楼和割腕，在男主角赶到的时候，我总会激动地喊道：“你别过来！再过来我就死给你看！”然后立即变换成男声改接男茬：“好好，我不过来，你冷静一些。”而在大声地生了孩子之后，所有电视剧里的各种媒婆在传递“生了个什么”的时候，总是说同一句话：“生了个大胖小子！”
但是“好马也有失蹄的时候”，比如《射雕英雄传》杨康说：“螳螂捕食，黄雀在后——”就是个意外，他接着说：“所以我们要先下手！”——先下手不就被吃黄雀吃了吗？还有“臣妾”和“太监”经常说：“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我按照常规接道：“爱卿但说无妨。”谁料皇上说：“那你就不要讲了！”
接茬真的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不过也仅此而已，只能尝到一点点先知和聪明人的乐趣，更多的是郁闷：我变得疯疯癫癫，忽男忽女，忽好人忽坏蛋，忽皇上忽太监。
杨非雪以失聪者的大嗓门叫道：“方舟，有你的信！”她像搓人民币一样，搓搓信封说：“这么硬，一定有照片。”信封刚刚拆开，她就在我的脑后尖叫起来：“是谢霆锋，谢霆锋给你写信了！”我说：“拜托，你看清楚了，这是谢霆锋的fans寄的。”彩色信纸上，一上一下一大一小印着谢霆锋的两张图片。头发披着，墨镜戴着，白衬衫从第四颗扣子开始扣起，露出小肌肉，挂项链一串。但是，我的脑子里出现的大标题却是：“我本传统”。
给我写信的“友”，是认为谢霆锋很酷，很帅，很叛逆，才把他当偶像的。但是，谢霆锋自己说：“我其实很传统，希望要一个孩子，连自己的女友穿短裙我心里都不舒服。”
后来才发现，艺人们经常被问：“你希望自己的爱情是什么样的？”而回答是类似的，没有人会说：“我喜欢刺激，喜欢狂浪的女生……”即使内心这样想，嘴里依然要说：“其实，我骨子里是很传统的。”骨子里的东西，又没法子拔开看看，只能全凭自己说。对于那些被人误以为很前卫的人来说，“我本传统”是一句很好的广告词，一句可以做大标题的广告词。感动啊感动！原来人家酷酷的模样是装出来的，人家骨子里是传统的呀。酷的时候可以当情人，当女朋友的脸备受岁月摧残的时候，还会把她娶回家。像我妈这样的家庭妇女，说句“我很传统”，就不是新闻了。
我也说过“我本传统”。那时我被一个幻想吓坏了，我以为全世界的人都把我看成一个坏女生，一个叼着牙签走路，狂追有钱的男生，吊儿郎当的女生。我赶紧摇头摆手说：“我坚决反对早恋，我没染过头发，我没穿过乳环，我没在厕所抽过烟。我冤枉啊，我老实啊，其实我很传统啊！”后来，我清醒了，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普通人，而普通人“传统”的尺度要更高很多，我们思想品德书上的标题：“孝敬父母”、“团结友爱”、“热爱集体”、“见义勇为”……哪一样都要做到。而艺人只要说一句“我想要一个孩子”，只要“一个”，还停留在“想”，就可以赢得人们的点头：“嗯，不错嘛，骨子里是个‘传统’的人。”
说来说去，“我本传统”本来就是一句废话。“本”是指的什么年龄啊？可以说我一岁的时候很传统。谁没纯情过？
我觉得自己最近总在做节目，我觉得自己很多次地在镜头前面努力地睁大眼睛。我原本以为会出现一打开电视，所有电视台全部在播放我脸部特写的盛况——结果没有，我从来没有在电视上看到过自己，好不容易有一个节目要播了，我全部的亲戚朋友都守在电视机前面等待着看，却只看到了别人，其凄惨之状完全是我原先想象的盛况的反面。能够使我开心的是，我因为做这几次节目，认识了许多以前没认识过的人，或者说是见识了许多以前只听过名字的人。
我见到了春树，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参加某个评选活动，我完全不敢和她说话。她看着活动的宣传稿，她的简介上写着“少女作家”，笑着说：“为什么我的简介上写的是少女作家呀？哦，蒋方舟也是少女作家。”我在人际交往方面一切的薄弱都凸现出来。我试图说话，但是又不知道说什么，然后就只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感觉好像对我们俩共同拥有的称号深表遗憾。
我第二次见到她的时候，同一个饭桌上还有两个少年儿童问题专家，我什么也不敢说，生怕被儿童专家抓到了值得研究的把柄，所以也没有和春树说话。
我再一次见到春树是在不久之后，那回有一大群八十年代出生写东西的人聚集在一起。二十来个年轻人挤在一个屋里，六张床坐了几溜人。我们也没谈什么理想，没谈什么未来，就是谈现在，基本上是以嘲笑美女作家，还有那些比我们红的少年作家为核心话题。春树是我们当中最红的一个，但她是讲述奇闻丑事最多的人，经常是春树讲一个事情，我们一起大声谈笑，然后服务员姐姐就过来敲我们的门，让我们小点声，不要吵着隔壁人休息。
那次见面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春树在后来的时间里一直在看书。她看到我拿着的一本书，觉得还蛮好看的，就一直看它，那本书一部分是关于存在主义代表人物加缪的。后来，在春树的一次采访中，她提到了加缪，我有点儿觉得那是我的功劳。
我还见到了余秋雨。我要和余秋雨一起参加节目，做节目之前，在化妆室里，我怀着殷切的心情热切地企盼着余秋雨的到来。后来，化妆间里进来一个不是很高的中年人，身边跟了三个人——编辑助理和朋友，我假装矜持地看书，眼睛不停地瞄着他，看化妆师在他脸上扑粉化妆。
等到他化完妆很长时间之后，我还是保持矜持，直到有人把我介绍给他，然后化妆室里进行了长久的握手活动，每个人都和每个人握了手。接下来又陷入了沉寂。后来，终于他问我：“你老家在哪？”这是每个人必问我的问题，它经常出现在这样一串问题中：“你几岁？你上几年级？你老家在哪儿？”我老实地回答，并合上书，决定结束装矜持的生涯。
剩下的话题就是关于中国的各个省市了，余秋雨是话题的主角，我以为他会悲愤地对城市现状发感慨，但是他没有，他只是讲了一些笑话，是我在《文化苦旅》中没有见过的。
过了一会儿，节目开始了，余秋雨第一个出场，我第一次发现他是个挺能说话的人，他说话的时候，他说的话又重新像《文化苦旅》了，再加上观众席上有托儿，假装观众在每个问答结束之后都大力鼓掌，让他看起来更像《文化苦旅》了。我第二个上场，我除了极力睁大眼睛，争取在镜头上不会很胖之外，就别无所求了。
接下来又上场了几个大学教授，都是能够一口气说一个小时的人，结果节目做了四五个小时，我在即将饿晕之际，唯一记得的就是余秋雨不断地点头微笑说话，并配合作出以一只手做菜刀切另一只手的动作。到了最后，跟着余秋雨的一个助理不断地说：“大家时间抓紧一点，余秋雨先生马上还要赶去大学生辩论会。”然后余秋雨也点头表示，他确实要参加大专辩论会。在回答问题之前，说：“我马上要参加大专辩论会，时间很紧，但是我还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看起来令人十分之敬仰。
做完节目之后，我忽然发现自己的失误。在节目中，所有人都喊“余老师”“余老师”的时候，我好像是直呼其名“余秋雨”的。但我很快就原谅自己了，因为我的班主任也在现场，我喊她老师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