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作为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呼之欲出。
当国内外舆论对中国政治路线的调整有诸多猜测之时，意大利著名记者法拉奇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和邓小平身上。
法拉奇和邓小平进行了两次深入广泛的交流。法拉奇尖锐辛辣，锋芒毕露；邓小平坦诚应对，睿智隽永。双方的“过招”充满急锋应对的率真和畅快。
邓小平的立场毫无疑问代表党和国家，但他的思维方式和使用的语言却属于他自己，因而极富情感和人性化。法拉奇生动的采访内容，把邓小平推向世界潮头，犹如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发出的新时代宣言。
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蓄势待发。虽然当时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还是华国锋，但法拉奇拔云识雾，已敏锐地辨识到中国政坛的核心所在。她两次申请来中国采访邓小平，遗憾的是均遭到拒绝，成为她心中未竟的夙愿。
是时，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要来中国访问。法拉奇偶然得知这个消息后，不禁为之一振：法拉奇的父亲跟佩尔蒂尼是老朋友，法拉奇与其私交也甚好，于是她登门求助佩尔蒂尼，请他向邓小平引荐自己，理由是为佩尔蒂尼访华“做舆论准备”。
佩尔蒂尼盛情难却，也因为法拉奇久负盛名，他径直把电话打到中国大使馆，并为法拉奇“担保”：她是个很严肃的时政记者，对中国非常友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很感兴趣。他着重指出，中方如果能同意法拉奇“独家”采访邓小平，那必将是一件很有益的事。
外交部的报告送到邓小平手里，很快得到批复。
邓小平并不很清楚法拉奇的情况，也不知道她要提出的具体问题。他只收到一个粗线条的采访提纲，主题是：谈谈中国的改革开放。
法拉奇萌发采访的想法后，开始大量收集有关中国的历史资料，研究中国国情。她对中国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历史稔熟在心，对邓小平的历史背景，以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了如指掌。当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发出邀请函时，法拉奇喜出望外，拿到签证后即刻启程。
1980年8月18日，法拉奇抵京，下榻在民族饭店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
8月的北京，正值炎热的盛夏。民族饭店那时尚未改建，二楼东边的房间内都没有空调，只配有一台立式电扇。法拉奇专门挑选了一个没有空调的东向房间，因为一般的外国人都不会住到这边来，有利于对自己的行踪保密。
两位风云人物的历史性聚会。
三天后的上午，人民大会堂。法拉奇和邓小平首次会面。
作为经验丰富的资深记者，法拉奇落座伊始，就把录音机放在茶几上，然后亲切地问邓小平：“明天是您的生日，我首先祝贺您生日快乐！”
邓小平略感惊奇：“我的生日？明天是我的生日吗？”
“是的，邓先生。我是从您的传记里得知的。”
邓小平幽默地笑了：“好吧，如果您这样说，那就算是。我从来不知道我的生日是哪一天。而且，如果明天是我的生日，您也不应该祝贺我，那就意味着我已经76岁了。76岁的人已是江河日下了！”
“邓先生，我父亲也76岁了。但是，如果我对他说76岁的人已是江河日下，他会扇我几记耳光的。”
“他干得好！不过您不会这样对您父亲说的，对吗？”
采访就这样在轻松的氛围中开始了。
法拉奇的提问，首先围绕对毛主席的评价展开。
“过去你们到处都是毛泽东画像，这次我来，只看到了3张毛泽东的画像……”
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拉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帷幕。随着中国拨乱反正的深入，“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先后被纠正，极端的个人崇拜也灰飞烟灭。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对一个领袖的评价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连在一起。
还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背景，就是1980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文件：要求将毛主席画像逐步减少，拆除一些毛主席像和语录牌。
法拉奇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变化。她补充问道：“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呢？”
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举重若轻，从容应对：“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对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法拉奇抓住这个话题纵深挖掘，把话题指向毛泽东本人：“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小平对此作了辩证的分析：“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在60年代以前或50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
围绕对毛主席的评价和有关“文化大革命”的主题，法拉奇穷追不舍：“你们在审判‘四人帮’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邓小平说：“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做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
谈到这里，邓小平的面孔严峻起来，他对法拉奇强调性地说了两次：“请你把这句话一定要记下来！”
围绕减少毛主席像以及拆除毛主席纪念堂的问题，邓小平还告诉法拉奇，尽管修建毛主席纪念堂违反了毛主席自己的意愿，但当时做这件事，是从求得稳定来考虑的。“50年代，毛主席提议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中央的高级干部、全国的高级干部差不多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法拉奇又提出了发展“小资本主义”的问题。邓小平答道：“我们的建设方针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
一个个对中国前途和命运十分重大的问题，在法拉奇和邓小平的轻松话语中清晰地勾画而出。邓小平平时会见外宾时，对时间掌握得很准，基本上谈到吃饭前就结束了，但这次却超过了预定时间，仍意犹未尽。
12时10分许，邓小平提议：“到吃饭时间了，肚子要闹革命了。看来你的问题还没问完，我们找时间再谈一次吧！”
这正是法拉奇求之不得的事，她从沙发上站起来，激动地连连点头：“好啊，好啊！”
两天后的8月23日上午，法拉奇再次采访邓小平，话题仍像上一次那么尖锐。
在谈话过程中，法拉奇的问题时常超出想象和预料，比如：“你说在后一段时期毛主席身体不好，但刘少奇被捕入狱以及死在狱中时，毛主席的身体并不坏。当然还有其他的错误，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对过去这段错误要追溯到何时？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呢？”
“你是否能肯定，今后事情的发展更为顺利？你们是否能够达到你们的目的？因为我听说，所谓‘毛主义分子’，就是说文化大革命的支持者仍然存在。”
在法拉奇印象中，斯大林一无是处，而赫鲁晓夫则相反。或许是为了拉近和邓小平的距离，法拉奇提出了一个令整个大厅空气骤紧的问题：“我有一句话，希望您听了不要生气，这不是我说的，西方有人说您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邓小平听到了，这大概是他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但他爽朗地大笑起来，然后平静地说：“在西方，他们称我什么都可以，但赫鲁晓夫我很熟，我个人同他打了10年交道，我是了解这个人的，把我比作赫鲁晓夫是愚蠢的。”
接着，邓小平概括了赫鲁晓夫对中国做的种种坏事，他宽容地说：“看样子，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是达不成协议了。这样吧，你保留你的观点，我保留我的。”
于是，法拉奇把话题转移到邓小平“两次遭贬”以及受到迫害的历史上来：“邓先生，我确实感到困惑，因为一方面您谴责他(指毛主席)，另一方面您又维护他。而且，在他的批准下，您曾经两次被贬下台。”
邓小平纠正说：“不是两次，是三次，也不是毛主席批准的。我这个人经历了三上三下。”他叙说其详：第一次是被王明的左倾路线整下去的；第二次是“文革”初期，林彪和“四人帮”痛恨他；第三次是“四人帮”篡权时又把他打下去。邓小平自嘲性地解释说：“为什么我会三上三下？就是因为我喜欢说点实话。”
“您说话心口如一，任何时候都是这样。一个人经历三上三下而活下来，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很多领导人可能只有一上一下，二上二下，拿破仑也只下了一次。当然您不可能同拿破仑比，也不好比。您经历三上三下而复生，有什么秘密呢？”
邓小平的回答透着直率和诙谐：“没什么秘密。就是有时候他们觉得我还有点用……外国朋友也常问我，怎么能经受这么多的坎坷。我想因为我比较乐观，但这还不全面，全面的回答是，因为在我内心深处，我对毛主席寄予希望，我知道他了解我。”
法拉奇接着说：“但是毛主席并不喜欢您。他说，您耳朵不好，却总挑离他最远的位置坐。也不问他的意见，自行其事。”
邓小平答：“他是说过这些话。不过毛主席也不是针对我一个人说的。他经常说别人不征求他的意见，不听从他的意见。这是因为他有家长作风，听不得不同意见。他后来确实滋长了不健康的、封建主义的作风。如果你不了解这些，你就不会理解为什么会有‘文化革命’。”
天才总是化繁为简，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邓小平的回答举重若轻，删繁就简，很少用行话、套话等远离听众的复杂语言。在表达意见，传递信息的同时，也传递给对方“兴趣”。当法拉奇对邓小平当年在江西的生活表现出好奇，并提问：“您在江西都做些什么？”他回答说：“每天劳动两个小时。”
法拉奇已没有了往日的迷茫，目光透出清冽和坚毅。
法拉奇又问：“当时您是否非常气愤，希望报仇？”
邓小平说：“我这个人从来不大喜欢气愤。因为这是政治问题，没有气愤的必要，气愤也不解决问题。”
而对于给自己的评价，邓小平则显得异常谦虚：“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的一生问心无愧。”
……
4个小时的谈话结束了，邓小平高兴地起身与法拉奇握手告别，法拉奇说出了一句极少对采访对象说的话：“您的讲话精彩极了！”
邓小平在回家的路上，也对工作人员说，“这个记者很有意思，提出来的都是些关键性的问题。”
在3天之内，邓小平先后接受了同一记者的两次采访，这是从来没有先例的。他们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将被收入到后来的《邓小平文选》中。在此后的20多年里，他们的问答内容一直影响着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它还被收入到各种类别的新闻教科书中，被中国新闻学子们奉之为经典。
回到民族饭店的法拉奇兴奋不已。她对服务人员说：“邓小平简直就像我的父亲，我问什么问题他都能容忍。他还如此幽默，使我感到非常亲切！”
由于法拉奇要向西方报纸供稿，所以这次采访她没有使用母语意大利语，而是使用英语。为此，外交部派我国著名翻译家，曾任外交部翻译室主任的施燕华(著名外交家吴建民的夫人)为她做翻译，并请施燕华去北京民族饭店协助整理录音和记录稿。因为双方有“君子协议”：稿件须经中方审阅，但中方保证全文发表。
……
法拉奇尖锐辛辣，锋芒毕露；邓小平坦诚应对，睿智隽永。5227字的邓小平访谈录第一部分，首先发表在1980年8月31日《华盛顿邮报》社论专栏版上。按美国报业的规矩，由于人物访谈只呈现了单方的声音，不能算作“新闻”，而是“评论”的一种形式，只能发表在评论类专版上。
第二天，邓小平访谈的第二部分4991字，与另一篇关于中国金融政策改革的新闻报道组合成专题，发表在《华盛顿邮报》头版。
《邓小平说要清除毛的封建主义错误》的文章题目引起了巨大反响，世界各大报纸纷纷全文转载，有的转载题目改成《世界第一次对这个矮个领导人和他的事业有了全面认识》。有报社评论称“这是邓小平历史性的、出色的答记者问”。“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判毛泽东。但是将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今后的中国将与毛路线诀别，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国际舆论都给予邓小平以极高的评价，中国架起了与世界沟通的新桥。
法拉奇在采访记的前言中说：“我问的所有的问题，包括最尖刻、最无礼的问题，邓都微笑着坦率地予以回答。”她在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非常得意地说，对邓小平的采访是她“一次独一无二、不会再有的经历，在我的‘历史采访者’中，我很少发现如此智慧、如此坦率和如此文雅的，邓小平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后来，她又说：“我所采访的世界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像邓这样坦率、深入地谈论历史问题。”
这次谈话在国内也产生了巨大反响。不久，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因这次采访，对法拉奇有了深刻印象。当他后来在人民大会堂再次接见佩尔蒂尼总统时，真挚地对他说：“你们意大利有一位很伟大的女性，一个很伟大的法拉奇！”法拉奇的采访使中国的影响得到了几何级数的放大。
这篇“杰作”实际上是邓小平同法拉奇共同谋篇挥就的。没有邓小平的非凡智慧和宽广胸怀，法拉奇的独角戏成就不了这篇杰作。政治家应如何面对传媒，如何面对传媒代表公众提出的追问，邓小平作出了杰出的示范。
邓小平作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无疑是职务行为，他的立场毫无疑问代表着国家，是坚定和严肃的。但他的思维方式和使用的语言却极富感情和人性化，有些甚至是新闻记者所具有的。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是引导和影响境内外主流媒体报道的成本最低和最有效的方式，让社会公众分享和理解政府的观点、立场和政策，从而得到广泛的支持，这绝不是一种为博得信任和好感的“技术秀”，而是源于内心深处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只有把说每句话、每件事同整个国家的形象、利益乃至命运联系在一起，才能在交心论理的过程中，增加人格的力量，达到沟通的最高境界。这是个很有意义的现实问题。
1980年9月，法拉奇写信给邓小平，感谢他接受这次采访。在信的末尾，她写道：“这次采访是我的夙愿。我曾担心语言障碍会妨碍我实现这一梦想，后来我发现担心是多余的。”
（资料来源：《法拉奇》，新华出版社2007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