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的题目是采用拿来主义，出自美国学者吉特林（Gitlin）的书名。谈“非典”报道以此开题，是因为这是我们媒介生存的真实环境，看“非典”报道也不能缺少这样的眼光。
全世界在观看，说明凡是地球上的重大事情，均在众目睽睽之下，吉特林称为是强光四射社会，一举一动都难逃逸。既然全世界在观看，每个人当然也在观看全世界。“站在城楼观山景”，或“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与现在相比，都太费劲了。在“第几”“第几”媒体泛滥的今天，人人都有不同的信息渠道，轻轻一揿，无限沟通。恰如法国学者勒莫所做的有趣比喻，社会像一只蛹，“如同蛹的外壳是多细孔的，是内外可以相通的，我们所称的社会实在性也同样具有多细孔，消息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网不断地从一个层面渗透到另一层面，从一个群体渗透到另一群体，从一个角色渗透到另一角色，其结果是不断地改变着社会实在性的内容，以潜在的方式向集体实在性注入幻想，构成活动人群想象的幻想。”当然，莫勒先生所说的“多细孔”和“网”，现在主要是由大众传媒所担任了。按塔克曼（Tuchman）的理论，是大众传媒为现代社会构成了这多细孔的“新闻网”。
非典时期的医护人员“网”的说法实在是好。由于是“网”而不是“毯”，尽管媒介纵横交错，越来越多，穿梭于网眼上的经纬线越来越密，试图覆盖一切新闻，但最终仍是“网”而不是“毯”。“大鱼”不至于漏掉，一网打尽也颇有难处。关键性的问题是，这网撒在何处，如何织就，织补网眼的线（特约记者），张网的力量（记者）和网的骨架（新闻服务机构）怎样分布，不仅关系到在空间上决定了什么地方有新闻，而且也关系到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用塔克曼的原话，新闻网把秩序强加给了全世界。这当然是就宏观而言。具体到每一条新闻，选择现实中的哪些东西，使它们在一个新闻文本中处在何种位置，如何解释等等，更是会影响人们对外界的认识和判断。可见，新闻“网”所网住的是一个与各种信念、价值和行动有关的轮廓，是被建构了的或框架条理化了的世界。由此看来，全世界在观看的，又是主要由大众传媒所引领的世界。可由于大众传媒的数量以及传播技术发展带来信息流通渠道的多元，任何一个大众传媒都不可能一手遮天，任意胡为。所以，全世界在观看，通过多渠道看全世界，看大众媒介所勾画出的全世界，三者之间有一种张力，在动态中它们一起构成当前世界信息交流面貌。我们的“非典”报道，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中出现。
可是，面对“非典”的初起，媒介的表现居然是“失语”，让我们无所看。
不报道或把某些事忽略不计，是新闻“网”中常常出现而且无法避免的现象。既然是“网”，当然不可能把所有事件都撩上来。它就只能像一道躁动不安的探照灯光束，而不是普照大地的阳光，把一个事件从暗处摆到了明处再去照另一个。话虽如此，可照什么不照什么却也有章可循，不便肆意违背。更何况是在全世界观看的年代，你不报道，别人也会报道。所以在今天，凡是重大的事件，凡是与社会、与广大人民群众有密切关联的新闻，凡是广大人民群众应该知晓的事情，总是会被人们所传播、所公开，这也正是俗话说的“纸里包不住火”。对于“非典”事件，媒介一开始是不报道，即通常所说的“压”新闻。
“非典”病例2002年底就先后出现，2003年1月下旬，广东省卫生厅为此作出了疫情通报，可广东和全国媒介基本是沉默无语。直至流言飞布，人心波动，抢购潮涌起，广东媒体才于2月11日正式介入并展开大面积报道，但这也仅仅限于广东。就我们所看到的，在3月13日之前的《人民日报》上，基本就没有“非典”的报道。如果说，因外界事实的无限性和传播时空的有限性而对新闻有所选择是客观条件所致，那么，压新闻却是主观有意所为，体现出对该新闻意义的认识：或无足轻重，或效果不好。可从社会躁动不安乃至媒介最终不得不介入看，媒介对“非典”事件意义的这种认识显然得不到民众的认同。
不错，民众的窃窃私语而后酿致波澜，与境外媒体和所谓的第五媒体不负责任的传播有关，不过这也恰恰说明在全世界观看背景下我们的失策。它不仅忽略了民众信息渠道的多元，试图以自己的一厢情愿来降低“非典”事件的重要程度，从而导致其他媒体乘虚而入，而且更重要的以“失语”形式表现出来的“非典”意义界定，与广大民众对“非典”的切身感受不一致，不被人们所承认。2月11日广东省卫生厅和广州市政府的记者会，以及事后广东媒体的大篇幅报道，在公开层面上是辟谣以正视听，但其背后，又何尝不是对自己“失语”的否定和对民众判断与感受的默认？“非典”是一全新的疫病，在认识上需要一个过程，是导致新闻报道尴尬的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之外，对突发性事件我们的习惯做法是“一慢二看三通过”，先要层层请示，待定下报道的基本调子，才可按此处理。甚至把突发事件报道简单地等同于负面新闻不让公开。此前不久的海城学生豆奶事件，遵循的就是这一原则。这种在过去比较封闭的信息环境中曾经有效，已经在前两年，尤其是浙江千岛湖事件中尽显破绽的传统处理方式，在“全世界在观看”的信息全球化时期，“不仅不利于局面的控制和事情的解决，甚至会削弱党报主流媒体权威报道的公信力，即使事后尽力弥补，群众也将信将疑，可谓事倍功半”。
然后是“失真”。
在4月3日国务院新闻办的记者招待会上，卫生部门负责人为中国“非典”疫情状况做了这样的基本结论：中国局部地区已经有效地控制了非典型肺炎疫情，积累了比较宝贵的预防和治疗经验。因此，到中国来工作、旅游、开会等等是安全的。于是，“中国是安全的”、“欢迎世界各地人士来华旅游”、“各地迎来旅游旺季”等等报道、图片在媒介中纷纷出现，一派风平浪静、莺歌燕舞的景象。这个结论以及顺着这个结论带来的大批报道结果如何，以后发展的事态已经得以证明，无需在此展开。报道的失真，不能说就是故意撒谎。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的记者招待会上认定这是以下的原因造成：一是作为一种疑难病症，确诊不易，有一个过程；二是医院体制造成全面准确统计有困难；三是卫生部疫情统计存在疏漏。可就是如此，关于中国安全——这一所谓负责任的不留任何余地的结论下得也是非常的不负责任。同样令人失望的是，媒介缺少应有的反馈机制以便为政府决策提供依据，相反只能是一味推波助澜。
恰也就是此时，来自不同渠道的关于北京疫情的消息在社会中沸沸扬扬，“从一个层面渗透到另一个层面，从一个群体渗透到另一个群体”，“中国是安全的”现实建构，早被化解得七零八落。当然，都可以把这些称为流言或谣言。即便如此，值得我们深思的也不是谁相信了这些流言，而是产生流言的机制，是什么导致了这些流言的产生和广有市场？在汉语里边，一说谣言就马上联想到虚假。其实不然，否则谁都不会把谣言放在心上。“谣言之所以令人尴尬，就是因为它可能是真实的”。更糟的是，谣言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有人相信这确是一个真实的消息，并认为这个消息很重要”。反击谣言或流言的最佳方式当然是“真实”，可“一个信息的真实性首先是协议一致和委托核实的结果，它不会注明在真假辨伪词典的某一页上，让每个人都能轻而易举地去敲打几下迷你电脑网络就能查出来。真实的概念，核实的概念，是源于社会的一致同意”，只有“群体所认为是真的，那就是真的”。所以，最终能否“扑灭一则谣言的问题归根到底还是一个人的问题，相信什么取决于由谁来说。没有一个可靠的发言人，反谣言的战斗必然导致失败”。这也就是说，社会是否认为这消息是真的，首先在于他们是否相信报告消息的人。消息来源的可信性比消息本身更重要。按此来看，说谣言止于媒介还是简单化了些。媒介能否止住谣言，还要看它是否被社会认为是可信可靠的，是否有“能证明自己可靠性的东西，也就是说必须曾是这样一个人，他每回说的事实都说到了点子上”。如果说，“诚意、透明度及迅速”，是防范谣言必不可少的条件，那么，早期的媒介“失语”，丧失了“迅速”，随之对“非典”疫情判断失误而导致的报道“失真”，使媒介一定程度上又失去了“诚意”和“透明度”。虽然4月20日后形势大为改观，但所带来的被动有目共睹。于“全世界在观看”的眼睛中，媒介的可靠性不可能不被打折扣，至于由此造成的深层次影响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最后是“失度”。
4月20日之后，用翻天覆地来形容媒介并不为过。无论是疫情通报的公开，科学防范知识的散布，还是有关党和政府各项有力措施的报道，媒介都发挥了强大的作用。特别是通过对抗击“非典”中典型人物的宣传，进一步动员起全社会的力量，增强人们的决心和信心方面，更是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应得到全社会的赞许。可是在对这些成绩做出全面肯定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媒介在报道中时有出现的“失度”——过分渲染和煽情。
随便打开电视或一张报纸，什么“战争”、“应急保卫战”、“舍生忘死”、“筑起铜墙铁壁”、“勇闯非典病区”、“围追堵截”、“火线入党”等等，几乎到处都是。这种比喻性的说法，其好处是可以突出气氛，但无疑也会引起紧张和焦虑，后者恰恰是我们面对“非典”这种人类尚未完全认识的疫病，很容易产生而又必须避免的。
失度，在对医务人员的报道上更是触目惊心。按理说，“救死扶伤”本就是医生护士的天职，钟南山说：“我们不上，谁上？”就是用朴素的语言道出了这一职业精神和追求。当然，由于“非典”的特殊性，使得医生护士面临前所未有的危险，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远远超出了对这一职业所具风险的预期心理承受能力。尤其在早期不明病情的情况下，他们没有退缩，临危不惧，在艰难情况下以顽强的毅力和勇气，以超负荷的付出甚至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来探索救治规律。这当然十分值得赞颂，而且也必然受到全社会的敬重。然而，我们却毫无理由把救治“非典”诠释成一场“生死离别”，时不时让人闻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味道。这到底是医生护士的真实感受还是媒介自身的刻意营造？
5月17日央视“面对面”栏目采访香港卫生署署长陈冯富珍，陈说作为个人，对“非典”不害怕，做医生是不害怕的，因为选择了这个职业。害怕的是医务人员的感染，影响了团队的士气。言外之意，也就因此影响了整个救治。这才是一个医务人员真实心态和应有的胸襟。我们的媒体可真正理解了第一线的医生护士？“人最畏惧的是接触不熟悉的事物”，“人总是避免接触陌生的东西，在夜晚或在黑暗中，由于出乎意料的接触而受到的惊吓都会上升到一种恐怖情绪。”当媒介上出现的具有专业知识的医务人员，对上一线救治“非典”似乎都是舍生取义一般，那又如何让普通的民众消除恐惧心理，相信“非典”是可防可治？当那种“探密式”的传染病区报道频频出现，又怎能使民众不对似乎从重重严密封锁中出来的治愈者乃至医务人员抱有戒心？抗击“非典”需要信念，这信念是建立在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建立在对科学救治的理解和信心基础上的，既不是靠激情的鼓荡，也不是靠情感的演绎。况且由于各地疫情不一，医务人员所面临的压力和危险也各异，一窝蜂用同样的力度尽情歌唱赞颂，其必要性也让人怀疑。很欣赏一条新闻的标题，叫“有一种力量叫平静”，假如少一些过分地热情喧哗，以平静、客观、理智的报道来体现中国人的那种自信、坚定和处惊不乱，是不是更符合“依靠科学，战胜非典”的含义？
报道中所出现的“失语、失真、失度”，既有媒介操作上的问题，但更多的是表明关于这种突发性事件报道的观念、机制乃至政策规定有待改善。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也许没有比“科学”两字所出现的频率更高的了。在一个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中，科学不只是医疗诊断，也不只是防治知识。媒介如何应对、反映同样是科学。在“全世界在观看”的新情景中，能否尊重这个科学，与时俱进，改变那些传统的但在目前已落后的东西，不仅仅关系媒介的威信，也与我们国家在全世界的形象密切相关。温家宝总理在致“科技活动周”的信中说，“非典”的发生，既是一场灾难，也是对我们民族的一次考验和锻炼。一个伟大和智慧的民族，从灾难中一定会学到比平时多得多的东西，一定会懂得比平时多得多的道理，一定会掌握比平时多得多的科学。因此，在总结“非典”报道的基础上，根据“全世界在观看”的基本状况，按照新闻传播和宣传的科学规律，参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召集有关方面人士，对“非典”报道做一全面的总结并为以后如何应对此类事件，重新制定合理的科学的原则和章程，其重要性和必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若真能如此，我们不仅能从容不迫应付突发性事件，更重要的是可以保持主动，使我们的媒介在为“全世界观看”和“观看全世界”中发挥自己应有作用。
（资料来源：《新闻记者》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