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媒体力量的影响下，我们进入了一个注重形象塑造的年代。每一个人，无论男女，都会关注自己的形象。作为领导干部，受到现代政治传播学的影响，开始注重自己在媒体面前的言谈举止，以期待获得公众的认可和支持，从政治传播的角度看，这当然是一种进步。
可以说，党政部门的领导干部的形象是政府形象的人格化。领导干部是政府行为的实施者，是沟通行政主体与公众的最重要的活的纽带。因此，在一般公众的心目中，领导干部就是政府形象的缩影，他们的言行不仅代表他们个人，而且代表政府。每一个领导干部也都是政府形象的生动载体。
领导干部的形象作为一种公共形象，不只是外表形象，而是“物理”形象、“形体”形象与“人格”形象、“伦理”形象的统一。前者是指一个人的形体外貌，是后者的物理基础；后者是指一个人多元因素构成的精神品，表现为形象所包蕴的伦理性和评价性，是一种被社会评价、认同的正义性、价值性的东西。从体形、服饰、容貌到发型甚至语言，这些外在的东西往往能直观地给人以强烈的第一印象，因此古今中外的著名领导人大都注意保持一个良好的形体形象。事实上，大凡成功的领导人的公共形象，必然是那种被公众所广泛接纳、广泛认同、广泛信服、广泛拥戴的形象，必然以其真理和人格的力量而具有巨大的心理说服力；而大凡有着“信任危机”的领导人，必然承受人们心理排斥和心理逆反的压力。领导干部的媒体形象之光，最为根本的，是来自于他们内在的人格之美、人性之美、人情之美。
领导干部媒体形象一般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穿着形象。生活中人们强调“第一印象”，而穿着是决定“第一印象”的重要因素。因此，很多领导干部在不同的场合，其服饰会根据客观环境的变化而作出调整。在外交场合往往是西装革履，而深入民间的时候则一身素朴，轻装简行。在媒体报道中我们会发现，国际政坛中的大国领袖们，他们非常重视服饰和外表的策划，在很多政治事件中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布什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当他会见军方将士的时候，经常身着迷彩服，挽起衣袖，给人以干练坚决的印象，塑造了一个“战时总统”、“反恐总统”的形象。
资料链接 APEC峰会上领导人的服饰
自1993年首次召开APEC峰会以来，参加APEC峰会的领导人会穿什么样的传统服饰亮相，成为了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1993年，首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美国召开。会议一开始就决定以非正式的形式进行：不设主题，领导人不带助手，自由交谈。美国时任总统克林顿就穿着牛仔裤，颇具特色。
1994年APEC峰会在印尼茂物举行。印尼总统量体裁衣，为每位领导人送了一件BATTIK(一种蜡染印尼衬衣)，花色各异。
1995年APEC峰会在日本大阪举行。领导人穿着都比较随意。
1996年APEC峰会在菲律宾苏比克举行，菲律宾总统送每位领导人一件“巴隆”(菲国服)。
1997年APEC峰会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加拿大总统克雷蒂安送给出席者每人一件特别的牛皮夹克。
1998年APEC峰会在吉隆坡举行。东道主马来西亚给每位客人送了一件色彩艳丽、极富热带情调的马来衬衫。
1999年APEC峰会在奥克兰举行。领导人的“制服”是由新西兰享誉世界的优质羊毛制成，包括一件帆船茄克、一件长袖马球衬衣及一条黑裤。蓝黑色夹克左胸前绣着的白色羽毛是新西兰国树银蕨树叶的形状。
2000年APEC峰会在文莱举行。各领导人穿的是一种叫“MIB”的衬衫，因为它最具文莱特色。
2001年APEC峰会在上海举行，唐装理所当然成为了此届峰会的领袖服装。
2002年APEC在墨西哥举行。各领袖的服装是墨西哥东南沿海地区印第安人爱穿的一种当地叫“瓜亚贝拉”的白衬衫。“瓜亚贝拉”在墨西哥的近邻古巴很盛行，被称为古巴的“官服”。
2003年APEC峰会在泰国举行。泰国政府为各方首脑制作民族服装的面料为泰丝。这种织入金线的丝绸显示了泰国丝织行业最高超的技术，一直是皇室的专属服装，直到二十世纪才允许平民穿着。
2004年APEC峰会在智利举行，这次领导人在照相时，智利推出的民族服装是传统的套头披肩“查曼多”。据说，这种服装源自智利的“牛仔披风”，每件衣服需要巧妇连续工作四个月时间才能做成。
2005年APEC峰会在韩国釜山举行，韩式大褂“图鲁马吉”是此届峰会的领袖服装。
2006年APEC峰会时，领导人们穿上俗称“奥黛”的越南服饰，女士的衣服看起来很像中国旗袍。
2007年悉尼APEC峰会的各领袖会穿什么“民族服装”，主办方一直保持高度神秘。直到各领袖在世界媒体前亮相之时才揭晓：原来澳洲选择了深褐色的皮夹克。
2008年APEC第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各成员国领导人在会后身着南美披风合了影。
第二，职位形象。我国政治生活中，领导干部形象虽然受个性因素影响，但更受职业角色所规范。处在特定的行政环境中，程式化的传统领导干部形象往往会在无形之中发生作用，影响各级领导干部。这就要求领导干部在求同的同时注意求异，在合理的范围内突出自己的个性魅力和政务特色。
第三，工作形象。领导干部在日常行政过程中显现出的行政风格，就是他们的工作形象，亦即政务形象。一般来说，下列风格会影响领导干部的媒体形象：一是抓小失大、事必躬亲的风格；二是违背民意、一意孤行的行为和风格；三是不符合身份、职级的“常识性错误”。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领导抓的事情，事之大小主要是从全局性和方向性角度而言的。
第四，会议形象。现代许多会议都由媒体公开报道，会议不仅是行政过程中重要的行政活动，也是公众了解领导干部风格、能力和形象的通道。会议，既要“会”，也要“议”。有会无议，会而无果，这样的会议必然影响政府及领导干部的媒体形象。该开的会要开，但开一个会就一定要解决一个或几个问题，产生好的效果。当然，会议一定要节约成本，控制质量。同时，要少开会，能不开的尽量不开，能开短会的尽量短，做到少而精。
第五，视察形象。在我国，视察调研是频率很高的行政活动，是展示领导干部形象的重要平台，也是稍不注意就会影响形象的场景。尤其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式的视察调研，前呼后拥、兴师动众式的视察调研，只看亮点、装扮作秀式的视察调研，都会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视察调研都要有主题或“问题”意识，着眼于了解真相、解决实际问题，力避作秀和形式主义。无论是“低调”的深居简出，还是特定情况下的高频出镜，都要从实际出发，做到恰到好处。
第六，言语形象。现代领导干部都应该用民主的手段来行政，重视寻求媒体支持来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而媒体传播虽然没有强迫性，但是它能够通过议程设置左右公众的议题，进而赢得公众的支持。所以通过媒体说服公众，已经成为了新一代领导干部的重要工作。言语形象主要体现在领导干部的讲话和书籍文稿中。在今天的传媒政治时代，领导干部言语形象的重要性，几乎可以不用明说。作为现代的领导者，不仅要会讲话，能够脱离稿子讲，能够随意交流讲，能够如数家珍讲，而且要能够发挥语言的独特魅力，并尽可能能在不同的场合用不同的语言讲。至于书籍文稿，更要体现个人风格，避免千篇一律。
资料链接 乔冠华“义正词严”
1971年，乔冠华率团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一位心怀鬼胎的西方记者恶意提问：“乔先生，你对大会恢复中国席位的决议有什么想法，是否感到突然？”乔冠华义正词严地说：“我一点也不感到突然。用中国的一个成语来说，这叫水到渠成。联合国作为国际机构，总不能把中国这么一个泱泱大国老排斥在外吧。有的国家的外交不是采取现实主义的政策，而是像鸵鸟一样，把身子往沙堆里一钻，便以为自得其乐了！其实呢？它往沙堆里钻得越深，就愈显得它不聪明。臀部还露在外面嘛！”乔冠华的一席话一针见血地批驳了西方某些国家的“鸵鸟外交政策”。
第七，危机形象。领导干部现场反应能力和危机处理能力是自身媒体形象的综合反映，它直接决定着领导干部媒体形象的最终定位。现代社会突发事件防不胜防，事件的破坏力也越来越大，领导干部在突发事件面前的作为，将直接影响公众对他的整体看法。随着世界变动的加快，变动失序的几率在加大，领导干部应该有“危机常态化”的意识。危机既是危险，也是机遇。危机具有集合效应，它能够激励公众放弃分歧，采取统一行动应对危机。此时，如果领导干部身先士卒，公众很容易和他站在一起，从而提升领导干部的号召力。